胡乔木号称党内第一理论家,但实质却是维护共产党领袖权威以及僵化教条的御用文人。1983年,胡乔木与邓力群联手发动“清除精神污染”, 由于当时领导人胡耀邦的反对,只坚持了28天就无疾而终。加之他们俩前后一系列左行左为,被触角灵敏的香港媒体分别封赠“左王”、“左将”。中共当然习惯性嗤鼻为“反共势力诬蔑”。不过,真相是一切正义的基石,对历史对人物的品评都得以史实为据。“左王”、“左将”并非情绪性扣帽,出处凿凿,“帽”出有据。

(1982年的胡乔木,网络图片)

“左王”语录

1983年5月14日,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1912~1992)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竭力为毛泽东整死刘少奇、彭德怀开脱:

在革命胜利以前,毛主席跟刘少奇共事的时间比较短。他们的关系始终不是很亲密的。相反,毛主席和彭德怀是长期共事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过很长时间的合作……毛主席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比较缺少充分宽容的美德。这是他跟许多同志发生一些不愉快关系的因素。当然,其他同志也都有个人的缺点。你刚才说的三位同志,都是自尊心很强的。……拿彭德怀来说,他在1959年曾写了一封署名的信给毛泽东,批评1958年所实行的办法。这封信今天看起来还是相当委婉。但如果他采取其他方式的话,可能不至于导致后来那种不幸的结局。因为毛泽东同志的自尊心过于强烈,很不容易接受哪怕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委婉的批评、含蓄的批评,他觉得这是对他领导地位的挑战,也是对他整个思想路线的挑战。彭德怀采取的方式和选择的时机都是不幸的。因为毛泽东同志和中央许多同志正在纠正1958年的错误。在平心静气时,他对这些错误是能够承认、能够改正的。……如果彭德怀注意提意见的方式,这次会议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这就如同一个人有了伤口,伤口正愈合的时候,最好不要去接触它。应该让它自己愈合,那么伤口是可以自己愈合的。但如果接触得不好,特别是接触时带有刺激性,就会引起受伤人的暴怒。……彭德怀同志是一个正直的人,但与人相处比较粗鲁,对他不满意的人是不少的。另方面,大多数党的干部不愿意在这样困难的时候造成内部分歧,不愿意在这样的时候损害毛主席的威信,造成一大批人对毛主席的攻击。

……文化大革命是一种非常离奇的局面,这是后人以及外人很难理解的。[①]

歪曲事实

护短首先从歪曲事实开始。毛刘1943年开始共事,至1966年共23年,还是“比较短”吗?再则,“共事短”能成为“有失亲密”并整死对方的理由吗?

更不能看的是:居然将1959年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的责任推给彭德怀!胡乔木说庐山会议原本“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摧毁这种可能性的不是毛而是彭吗?庐山会议从前期的“纠左”到7月23日的“批右”不是老毛一手逆转?还讲不讲一点起码逻辑?还有没有一点起码良知?胡乔木出于中共不能批毛的政治需求,硬就如此颠倒黑白、不顾事实!

毛泽东恶意整死刘少奇、彭德怀,还是缺少“充分宽容的美德”吗?毛泽东的“自尊心”强,其他人的“自尊心很强”就成为缺点吗?难道只准老毛一人自尊心强?胡乔木既然理解毛泽东的“自尊心很强”,为什么不理解刘少奇、彭德怀的自尊心?对毛一个标准,对刘彭又一标准,还讲不讲一点标准的统一性?批评矛盾不对准主要責任的毛泽东,反面高标准严要求为民鼓呼的彭德怀?就算彭德怀递信时机不合适,就该得到“反党”罪名直至被整死的下场吗?与毛泽东的卑鄙残忍相比,“递信时机”还值得一提吗?

2014年,李锐先生评胡乔木:

他的一些文章有许多不大符合事实、强词夺理之处。

胡乔木有“两面性”,或者用另一种说法,他是“士”和“仕”相结合、既统一、又矛盾、常反复的人物。

听说乔木临终时,对一些事有所反思,说他写的党史(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很多是不实事求是的。因此,在给他开追悼会时,降低了规格。[②]

“很难理解”

很清楚,为了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中共强行护毛挺旗,为老毛遮丑就是为中共卸责。胡乔木不愧为“中共中央一支笔”,很有点思维能力,不仅将责任推给受害方,还说“后人以及外人很难理解文革”,似乎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情况、才有“正确”评判的资格。

国事非家事,国务非家务,后人外人当然有权一轮轮评议。所谓“很难理解”,无非是中共你们自己。对广大国人来说,毛泽东发动文革不就是要打倒刘少奇吗?不就是为掩盖“大跃进饥荒”饿死四千多万人吗?毛不肯下“罪己诏”,不就是硬将错误进行到底吗!这有什么“很难理解”?所谓“很难理解”,实为你们自己“不愿理解”——不愿按事实理解,而要国人按你们的“四项基本原则”理解中共理解文革,这才是真正的“很难理解”。

大跃进、大饥荒、黑文革,胡乔木一路亲历,当然知道其间来龙去脉、是非曲折,但为一党私利,只能顾头不顾脚了。同时,如此笨拙护毛,说明中共实在没招了,只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国人会接受胡乔木的指鹿为马吗?会真正“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会认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历史当然不能由“演出者”自评。胡乔木1930年入团,1932年转党,1940年在延安《中国青年》发表〈上蒋委员长书〉,得到毛泽东垂青,1941年揽为秘书,毛誉胡乔木“思想改造得最好、灵魂最美”的知识分子典型。[③]

1949年后,胡乔木兼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代表毛泽东掌管意识形态,忠实执行毛旨(从批判影片《武训传》到1964年杭州西湖毁坟再到文革),一生与毛紧紧捆绑,护主即护己,屁股坐在什么位置,不是很清楚吗?按说,他才应该回避自评(利益攸关),居然倒过来指说别人外人无资格评议中共,国人后人能接受这样的逻辑吗?

胡乔木现象

墓志铭最终是自己刻的,胡乔木如此这般演出,加上他为邓炮制“四项基本原则”、卖力拱倒胡耀邦……也就为自己刻下无法拭改的墓碑——左王。老实说,掷帽“左王”还算客气的,“左棍”更为恰当。比如周扬在“文革”后的大彻大悟和忏悔态度赢得了许多人的谅解与尊重,但是他因为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做了“关于人道主义”的报告,被却被胡乔木轮动左棍狠狠批判,整得郁郁而死。所以这拨为毛洗地者更准确的历史评语,应是“助纣为虐”、“自甘殉葬”。出来混,当然要还的。

宁要党性不要人性,宁要党识不顾常识,成了数代赤士最具标记的共性。因此,识别此类人物(包括当代大小“五毛”)也就有了一柄刻度精准的标尺:谁在颠倒是非有违常识,谁就有五毛嫌疑。

王沪宁(1955~ ),“今天的胡乔木”,他的表演如何?会不会再演“胡乔木现象”?以他迄今为止的演出,好像并未“致君尧舜上”,很难避免党性决定的共性——为中共政治服务的特有尴尬。

10/31/2019 Princeton

注释:

[①]《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213~214。

[②]盛禹九:〈复杂多面的胡乔木——同李锐谈话录〉,《炎黄春秋》(北京)2014年第2期,页32~33、35。

[③]盛禹九:〈复杂多面的胡乔木——同李锐谈话录〉,《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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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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