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27期)

六四事件造成了中共上层的大分裂,也造成了红二代的大分裂。对民运持同情支持态度的红二代被边缘化,其余的红二代,有的本来就是力主镇压的强硬派,有的后来也转向强硬派。

在经历了八九民运和苏东波的巨大冲击后,陈云提出让红二代接班——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当局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权贵私有化一发而不可收拾。在中共高官那里,“一家两制”(即子女中,一人当官,一人经商)成为常态,权钱勾结自然不在话下。从那时起,红二代卷土重来。

红二代大举进军政经两界。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大有斩获。由于政界讲究论资排辈,红二代的优势一时间还不明显。尽管在中共高层,已经有不少红二代占据要津;不过要一直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习近平晋升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李克强之前,红二代接班之势才得以显现。

说来这也很有些偶然性。习近平是被江泽民、曾庆红推上大位的。按说习近平和江泽民、曾庆红本来并没有多少渊源,仅仅是因为江泽民、曾庆红不甘心让胡锦涛属意的李克强接任总书记,这才推出习近平。按说在当时,红二代高官中,风头更健的还不是习近平而是薄熙来,但正因为薄熙来太张扬、太咄咄逼人,不像习近平那样平庸、那样貌似无害;再加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上层的人缘好过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这才使得习近平而非薄熙来成为总书记的接班人,由此也埋下了薄熙来与习近平二人间的心结。

“红二代”这个词是在中共十七大后才出现、才流行开的(此前只有“太子党”一词)。讽刺的是,最先以红二代自称,最热衷于以红二代自居的红二代们,主要倒是那些不大得势的红二代。得势的红二代,正因为其得势,正因为其得势是沾了父辈的光,所以不必也不愿再强调自己的红二代身份。反倒是那些不大得势的红二代,例如红二代的各种团体——延安儿女联谊会、将军后代合唱团、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其成员大部分都既没当大官,也没发大财,但是他们又不甘心被别人小看,于是就着意强调他们的出身,强调他们的血统:一方面自认国家之子,宣称要维护红色江山,另一方面则有几分愤世嫉俗,感慨世风日下,痛斥官场腐败。

可以想见,正是这些红二代不甘寂寞,先是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摇旗呐喊,后来又为习近平的“中国梦”喝彩助威。今年二月,这批红二代在北京举行新春团拜会,被称为红二代精神领袖的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在会上发言,高调赞颂“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腐倡廉,向歪风邪气、老虎苍蝇开刀,痛责党内各种腐败关系网以及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大肆宣扬自由化和西方文化思想所造成的思想混乱,要求红二代支持习近平,不打横炮,不帮倒忙,抛弃各种恩恩怨怨,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上述红二代,不论是否身居高位,其共同心态是有强烈的江山意识,于是有人把这种心态叫做强烈的使命感。乍一看去,这和文革初期老红卫兵那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和“老子革命儿接班”的心态是一脉相承,其实两者差异极大。因为在过去这几十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的共产革命理想早已彻底破产。

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处境相似,思想和心态也很相似,今天的红二代则不然。历经几十年的风云变幻,红二代的命运各不相同,早已分化成好几种不同的群体,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别。有一个采访过几十位红二代的口述历史学者发现,如果问他们:回想父亲,眼前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如果有个时间按钮,按下就能回到童年,是否愿意?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会沉入往事,甚至情绪崩溃。

如今的红二代,在政治观点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有主张普适价值的,有维护一党专政的。去年传出的两个红二代——昔日北京四中同学,西纠战友的秦晓与孔丹——发生争执,当众翻脸,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一个红二代,如果他依然坚持当年的共产革命理想,那么,他就应当坚决地反对现行中共政权,因为现行的中共政权早已彻底背叛了当年的共产革命理想;如果他认识到过去那套共产革命理想是错误的,那么,他就应当唾弃一党专政,转向自由民主的普适价值。一个红二代,如果他放弃了当年的共产革命理想,那么,面对被共产革命残害的亿万人民,他深怀愧疚还来不及,怎么还能恬不知耻地继续打着共产革命的招牌,蛮不讲理地继续垄断一党专政的权力,而且还将之视为理所当然呢?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9期(2014年4月18日—5月1日)2014年4月18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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