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录音整理）
我觉得胜平的很多想法都不对，要批评都不知从何说起。说太子党这批人最不装孙子？我们曾见过“文革”中，他们的老子被打倒的时候，哪个太子党敢起来仗义执言，敢反对中央？除了林立果之外一个都没有！他们做的就是接受，就是认栽。文革初期，联动反过一阵子，因为那时候他们还压根不相信会整到他们的老子的头上来，等后来发现果然就是要整他们的老子，他们也就蔫了。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视剧把毛去世之后呼唤邓小平出山按在高干子弟身上，就是胡编。我们都是过来人。文革那么多年，特别是“四五”邓小平被打倒，毛去世之后，邓复出之前，照理说是太子党最该活跃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有头有脸的太子党站出来。习近平也好，薄熙来也好，陈元也好，查查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他们当年要是有点反抗的表现，今天不知道会吹到什么程度了。没办法，吹不出来，因为没有啊。
正如索尔仁尼琴在谈到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时讲过的那样：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刻，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送惩办。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是多么不值钱。
文革就是中共高干的“官场现形记”。哪一个高干敢仗义执言反对毛泽东，说毛就是错的？他们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表示：主席我可没反你，我可是忠心耿耿。林彪出了事，也是他们赶快跳出来表忠心：“林彪才是奸臣呐，我们才是忠于你的呐”，赶紧趁这个机会让自己复出。说邓小平“死不认错”？实际上有错的时候他不认错，没错的时候他还使劲认呢。文革的时候老毛整他，你看他怎么不认错啊？要他认什么就认什么，还信誓旦旦永不翻案。因为他们只认权势，有权势的时候横得很，失去权势的时候就怂了。
胜平说共产党的统治一定要稳住，这是一个前提。但我觉得，从共产党历史来看，有这个前提，一切都没法谈，而且一定是出现最坏的结果。毛搞“大跃进”死了那么多万人，到1960年他也不得不做让步，让所谓的务实派出来收拾局面。他不敢开党代表大会，但老不开又说不过去，就在1962年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好处就是不用表决，不用改选，不影响他的权力，但得有个交代，他被迫做了一点假惺惺的检讨，刘少奇就说了些厉害的话。这是62年1月份开的会，当时毛的威信在党内降到最低点，而刘少奇的威望非常高。可不到半年，到了62年的8、9月份，北戴河会议形势就转变了，毛把形势扭转了，他利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说：我们不谈别的，就谈共产党会不会垮台，垮台就是让国民党来嘛。这话一说出来，那些党的干部全都懵了，他们也得考虑一下，党犯了那么大错误，死了几千万人，我们要是真改，改得起吗？本来大家都以为要发扬民主，要进一步纠正先前的错误，可毛泽东这么一说，全都不敢吭气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犯的罪恶太大，恐怕改不起，改不起就要下台，下台了谁来？国民党来！谁敢让国民党上来啊？且不说历史上两党的血海深仇，更重要的是他们很清楚，在夺权之后，共产党对前政敌的迫害是极其残酷的，所以必须要坚持错误，党的权力绝对不能动摇，蛮不讲理，要改也就改到这为止了，绝对不能再进一步地改。所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牛鬼蛇神一起出来，千百万人头落地”等吓人话都出来了。虽然很多人不像毛那么横，那么恶，但他们是党的人，他们把党的权力置于首位，没人敢突破这个禁忌，有的是自作多情把自己划在党里。1962年以后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在对人民，也是对他的党犯了那么大的过错之后，反而权威达到顶峰，到头来毛把刘少奇这帮人一个一个地收拾，都打成“走资派”整了一个遍。
我们谈到中国民主，说什么公民社会、市场经济、中产阶级是必要前提，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你看苏联、东欧和蒙古是怎么变化的，蒙古就是典型的反例。蒙古当年政治转型和民主化的时候，有什么公民社会、市场经济、中产阶级啊？他们那时的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都比中国差得多，说转就转了。
你看我们的八十年代是怎么走过来的？谈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有宪法没宪政，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发现经验的过程。对西方建立起来的宪政，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只觉得要抄过来，但自己又没有经历过那个过程。当年苏联和东欧为什么在1989年一阵风似地全都转过去了？就是因为共产党几十年的专政让大家从反面经历到那个过程，包括老干部自己都发现，他们那套专制到时候会整到自己头上来。捱整的人原来都整过人。文革前夕，周扬说：“当年批判胡风的时候，胡风就讲过：‘从批判胡风起，中国文坛将进入中世纪’。现在我老想着这句话”。可当年你周扬怎么不早想到这句话呢？因为当年你是整别人的，不会设身处地想到会威胁到我。刘少奇整别人的时候也没想到会整到自己头上来，结果共产国家居然把极权专制这个逻辑演变得如此彻底，因为一般的专制是不会演变得这么彻底的。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是整倒别人之后必定会整到自己，而中国居然就搞得那么彻底，这就给几乎所有人自作自受，痛定思痛的经验教训。这种经验使大家才知道，权力是该限制的，权利是应该保护的。苏联、东欧、蒙古就是这样转变的。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全社会都有自由化的愿望，如果不是六四也就转变过去了。今天要转变反而比当年更困难。
八十年代是中国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因为那时朝野之间有很广泛的和解。那时，高干子弟和平民子弟也走得最近。80年我们搞竞选，刘源在北京师院也出来竞选，发誓中国一定要搞民主，还举例说他们一家人在文革中死了四个，六个坐牢。在“文化热”，“丛书热”中，象李盛平、陈子明他们的华夏文库编委会，邓朴方还是挂名的负责人。
八九民运初期，四二六社论说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大家都嗤之以鼻，因为大家都认为不会动乱。现在要说发生动乱，不少人就信了。这不全是共产党洗脑的结果。这也是因为大家都感到，今天的中国远比当年更不和谐，官民矛盾更深，朝野之间更多敌意，社会更不公正。
历史情况冯胜平讲得也不对，说共产党就是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赢了天下，哪有这么回事啊。曾经一度共产党想靠“打土豪，分田地”的方法赢得民心，结果招致很多人的反感，不得不废掉这一条，改成减租减息。因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是一样的，私有观念根深蒂固，没有多少人认为剥夺别人的私有财产是对的，除非被认为是不义之财。共产党搞共产都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才实行的，都不是老百姓自发搞起来的。
说今天中国的老百姓仇富，光想着怎么再来一场“打土豪分田地”也是不对的。他们不是因为你富就仇恨你，是因为你的富来路不正。他们不是想再来一次共产，他们是想要回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过去共产党搞革命，是非法地剥夺人家的合法财产；现在我们提出要清算，是合法地剥夺你非法得来的资产。
马克思发明了剩余价值理论，发明了剥削理论，共产党是凭着这套理论去共人家的产。现在这套理论早已彻底破产了。最近，法国学者皮克提的书《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很畅销，引起很多争论。皮克提说现在世界贫富太悬殊，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对富人多收税。这个方案好不好，可行不可行暂且不说，但收税就是承认富人的财产是正当的。这就和马克思提出的“剥夺剥夺者”的办法根本不同。从这点看，历史还是有点进步的。
2014年9月8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