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在中国研究院举办的关于冯胜平上书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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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录音整理)

我觉得胜平的很多想法都不对,要批评都不知从何说起。说太子党这批人最不装孙子?我们曾见过“文革”中,他们的老子被打倒的时候,哪个太子党敢起来仗义执言,敢反对中央?除了林立果之外一个都没有!他们做的就是接受,就是认栽。文革初期,联动反过一阵子,因为那时候他们还压根不相信会整到他们的老子的头上来,等后来发现果然就是要整他们的老子,他们也就蔫了。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视剧把毛去世之后呼唤邓小平出山按在高干子弟身上,就是胡编。我们都是过来人。文革那么多年,特别是“四五”邓小平被打倒,毛去世之后,邓复出之前,照理说是太子党最该活跃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有头有脸的太子党站出来。习近平也好,薄熙来也好,陈元也好,查查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他们当年要是有点反抗的表现,今天不知道会吹到什么程度了。没办法,吹不出来,因为没有啊。

正如索尔仁尼琴在谈到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时讲过的那样: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刻,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送惩办。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是多么不值钱。

文革就是中共高干的“官场现形记”。哪一个高干敢仗义执言反对毛泽东,说毛就是错的?他们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表示:主席我可没反你,我可是忠心耿耿。林彪出了事,也是他们赶快跳出来表忠心:“林彪才是奸臣呐,我们才是忠于你的呐”,赶紧趁这个机会让自己复出。说邓小平“死不认错”?实际上有错的时候他不认错,没错的时候他还使劲认呢。文革的时候老毛整他,你看他怎么不认错啊?要他认什么就认什么,还信誓旦旦永不翻案。因为他们只认权势,有权势的时候横得很,失去权势的时候就怂了。

胜平说共产党的统治一定要稳住,这是一个前提。但我觉得,从共产党历史来看,有这个前提,一切都没法谈,而且一定是出现最坏的结果。毛搞“大跃进”死了那么多万人,到1960年他也不得不做让步,让所谓的务实派出来收拾局面。他不敢开党代表大会,但老不开又说不过去,就在1962年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好处就是不用表决,不用改选,不影响他的权力,但得有个交代,他被迫做了一点假惺惺的检讨,刘少奇就说了些厉害的话。这是62年1月份开的会,当时毛的威信在党内降到最低点,而刘少奇的威望非常高。可不到半年,到了62年的8、9月份,北戴河会议形势就转变了,毛把形势扭转了,他利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说:我们不谈别的,就谈共产党会不会垮台,垮台就是让国民党来嘛。这话一说出来,那些党的干部全都懵了,他们也得考虑一下,党犯了那么大错误,死了几千万人,我们要是真改,改得起吗?本来大家都以为要发扬民主,要进一步纠正先前的错误,可毛泽东这么一说,全都不敢吭气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犯的罪恶太大,恐怕改不起,改不起就要下台,下台了谁来?国民党来!谁敢让国民党上来啊?且不说历史上两党的血海深仇,更重要的是他们很清楚,在夺权之后,共产党对前政敌的迫害是极其残酷的,所以必须要坚持错误,党的权力绝对不能动摇,蛮不讲理,要改也就改到这为止了,绝对不能再进一步地改。所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牛鬼蛇神一起出来,千百万人头落地”等吓人话都出来了。虽然很多人不像毛那么横,那么恶,但他们是党的人,他们把党的权力置于首位,没人敢突破这个禁忌,有的是自作多情把自己划在党里。1962年以后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在对人民,也是对他的党犯了那么大的过错之后,反而权威达到顶峰,到头来毛把刘少奇这帮人一个一个地收拾,都打成“走资派”整了一个遍。

我们谈到中国民主,说什么公民社会、市场经济、中产阶级是必要前提,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你看苏联、东欧和蒙古是怎么变化的,蒙古就是典型的反例。蒙古当年政治转型和民主化的时候,有什么公民社会、市场经济、中产阶级啊?他们那时的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都比中国差得多,说转就转了。

你看我们的八十年代是怎么走过来的?谈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有宪法没宪政,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发现经验的过程。对西方建立起来的宪政,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只觉得要抄过来,但自己又没有经历过那个过程。当年苏联和东欧为什么在1989年一阵风似地全都转过去了?就是因为共产党几十年的专政让大家从反面经历到那个过程,包括老干部自己都发现,他们那套专制到时候会整到自己头上来。捱整的人原来都整过人。文革前夕,周扬说:“当年批判胡风的时候,胡风就讲过:‘从批判胡风起,中国文坛将进入中世纪’。现在我老想着这句话”。可当年你周扬怎么不早想到这句话呢?因为当年你是整别人的,不会设身处地想到会威胁到我。刘少奇整别人的时候也没想到会整到自己头上来,结果共产国家居然把极权专制这个逻辑演变得如此彻底,因为一般的专制是不会演变得这么彻底的。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是整倒别人之后必定会整到自己,而中国居然就搞得那么彻底,这就给几乎所有人自作自受,痛定思痛的经验教训。这种经验使大家才知道,权力是该限制的,权利是应该保护的。苏联、东欧、蒙古就是这样转变的。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全社会都有自由化的愿望,如果不是六四也就转变过去了。今天要转变反而比当年更困难。

八十年代是中国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因为那时朝野之间有很广泛的和解。那时,高干子弟和平民子弟也走得最近。80年我们搞竞选,刘源在北京师院也出来竞选,发誓中国一定要搞民主,还举例说他们一家人在文革中死了四个,六个坐牢。在“文化热”,“丛书热”中,象李盛平、陈子明他们的华夏文库编委会,邓朴方还是挂名的负责人。

八九民运初期,四二六社论说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大家都嗤之以鼻,因为大家都认为不会动乱。现在要说发生动乱,不少人就信了。这不全是共产党洗脑的结果。这也是因为大家都感到,今天的中国远比当年更不和谐,官民矛盾更深,朝野之间更多敌意,社会更不公正。

历史情况冯胜平讲得也不对,说共产党就是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赢了天下,哪有这么回事啊。曾经一度共产党想靠“打土豪,分田地”的方法赢得民心,结果招致很多人的反感,不得不废掉这一条,改成减租减息。因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是一样的,私有观念根深蒂固,没有多少人认为剥夺别人的私有财产是对的,除非被认为是不义之财。共产党搞共产都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才实行的,都不是老百姓自发搞起来的。

说今天中国的老百姓仇富,光想着怎么再来一场“打土豪分田地”也是不对的。他们不是因为你富就仇恨你,是因为你的富来路不正。他们不是想再来一次共产,他们是想要回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过去共产党搞革命,是非法地剥夺人家的合法财产;现在我们提出要清算,是合法地剥夺你非法得来的资产。

马克思发明了剩余价值理论,发明了剥削理论,共产党是凭着这套理论去共人家的产。现在这套理论早已彻底破产了。最近,法国学者皮克提的书《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很畅销,引起很多争论。皮克提说现在世界贫富太悬殊,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对富人多收税。这个方案好不好,可行不可行暂且不说,但收税就是承认富人的财产是正当的。这就和马克思提出的“剥夺剥夺者”的办法根本不同。从这点看,历史还是有点进步的。

2014年9月8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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