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之父容闳）
先驱容闳，用“西学东渐”这个充满诗意的词汇作为自传《我在中国与美国的生活》中文版的书名。其中包涵着一股意味深长隐喻：西学如和风细雨，潜入东方古老文明，使其重获新生，柔和、漫长而渐次深入，就象杜甫的千古名句，当醒来时，已焕然一新。
回顾中国的古文明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代：秦始皇建制之前的列国时代，及秦始皇建制后的大一统王朝时代。很多有识之士将先秦视为这古老文明的黄金时期，认为这是一段类似封建制的历史阶段，天下奉一位象征意义上的共主为尊，实施贵族政治，在政治、思想、种族和文化上都存在着多元并存的事实，也默认多元化是天经地义的公理。
中山国、楚国这些国家明显在种族和文化上异于华夏，就连商、周天子的华夏身份也非常可疑，先秦的世界并不按种族和文化来区分高低内外。孔夫子作为当时的学派之一，认为显贵荣位应该来自道德号召力，失德也就失去了正当性，虽然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统治权由道德转化而来的思想，一直持续不断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无论乐观派学者对先秦奉上多少赞美之词，都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他们口中的多元化贵族秩序，并没有在历史上站住脚跟。“八百诸侯”逐渐兼并为一系列小型的王朝，这些小王朝内部，国君与职业官僚“士大夫”这个阶层结成统治联盟，取代了旧的贵族政治；对外，则以相互吞并为目的。
相互吞并的局面使政府的职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过去，封国的本质是宗教或礼仪性质的祭祀共同体，以姓氏相区别，政府存在的最大意义是维护宗庙祭祀。因此主要需要一些精通礼仪规范和音乐演奏的人。而现在，政府要做的是灭他人之国或者免于被灭，它需要获得军事动员能力、更充沛的财政、组织更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换言之，政府即国家，成功地将其治下人力、物力资源掌握在手中，使自身利益获得最大化，即意味着国家的成功，反之则是国家的失败。这种王朝逻辑成了中国历史的基调，一种类似现代法西斯主义的学派应运而生，并主导了后世2000多年。
法家有两条脉络，一脉是商鞅所推广的严刑峻律，刑律由政府制定，全社会必须遵守，治下之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更没有参于其制定、评估其善恶和监督其执行的一丝空间。另一脉是申不害所倡导的“术”，研究如何控制和驾驭人，包括君王如何驾驭他的官僚体制，上司如何驾驭下级，政府如何驾驭万民。“商君之法与申不害之术”，目的都在于使政府利益最大化，其后果是给政府制造利益的同时也对万民形成了严酷的压迫。这两者的运行逻辑存在着矛盾：“法”要求一旦颁布就严格执行，而“术”讲究根据政治需要随时作出灵活改变。这对矛盾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后果，就是法令形同虚设，统治者不仅自枉其法，且朝令昔改；老百姓则拼命地动用民间智慧来躲避王法的制裁。大部份时候是躲得过去的：私了、行贿、逃亡……这些手段成功的可能性和收效都远远比对簿公堂更乐观，两千多年下来，它成功地使整个民族对法律和规则充满轻蔑、畏惧和抵触心态，哪怕是律令中相对公正的那一部份。人们认为法律是用来坑害自己而不是保护自己的，而且大可不必当一回事，这的确符合大部份实情。
法术在统治端最终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政府颁布许多律令（大部份情况下自相矛盾），平时基本处于荒废状态，有需要的时候再挑出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来打击需要打击的对象。受害者想用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来自辩几乎是不可能的，采取哪条不由他说了算！
秦始皇倚仗法术“横扫六合”，随后他的王朝迅速崩溃，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预见到，对王朝而言，治下之民是比外敌更大、更根本的敌人。他的继承者汉帝国并不想象项羽等六国遗民们那样变更王朝体制，向分封时代回归。汲取了秦的失败，汉帝国的统治者们小心翼翼地摸索一套防范治下之民之法。
墨索里尼说：“法西斯政党先行动，再寻找理论支持。”秦帝国拥有强大的行动能力，却缺少理论支持，或者说，他只有暴行而没有对暴行的文饰，帝国建立在赤裸裸的强权上。秦始皇垄断了全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法令，却未能垄断思想、文化、道德裁判、伦理解释，这给他的王朝留下了祸根。
（汉武帝独尊儒术，是比秦始皇坑儒大得多的思想犯罪）
汉帝国比墨索里尼早2000年就已经参悟了真谛，到汉武帝时期，他们成功地把孔夫子的道德说教和韩非、李斯的法术揉合在一起。孔夫子以为统治权来自道德，但他至少有两个致命的问题未能给出答案：第一是谁有资格来作出道德评判？第二是道德底线的标准由谁来划出？这两个根本缺失注定孔夫子完全无法自言其说。孔夫子本人倾向于用一套据说是西周传下来礼数来衡量尺度，如果他的逻辑可以站得住脚的话，那么现代人按《周礼》编一套AI，一定会成为史上最完美的儒家道德君子，大可将其拥上皇位，Google公司也会成为挽救儒学的救星。
人们抓住孔夫子的bug，将道德标准的制定权和道德审判权都授予了同一个机构――法术的制造者和执行者――政府（或者说是政争中的胜利者）。情况变得越来越有趣，孔夫子认为根据道德高低，人们应该在天子－诸侯－公卿－普通人构成的等级社会里各安其位，他似乎倾向于认为应该先有道德再有权位，但他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这种毫无逻辑的伪问题也根本不可能说得清楚；汉家的法术士们，如今可以先夺取权位再给自己贴上道德标签了，如此一来，皇帝-百官-士人-黔首这套统治与被统治关系金字塔被赋予了道德意义，皇帝不再无时无刻依赖强大的统御能力。他从虚无飘渺的“天”那里获得神圣的统治合法性，至是他是否合格，只有“天”知道，说白了就是由皇帝的吹鼓手们说了算。
尽管汉帝国在严酷方面较秦毫不失色，却成功地洗白为一个“仁慈”的朝代。最有讽刺性的例子是杨广和李世民这对冤家，他们有相似的经历，相似的身份，相似的气质，相当的才干和野心，甚至同样干过逼父、杀害兄弟的事，事后还都抢走了兄弟们的女人。失败者杨广被说成是纵容奸侫、自取灭亡的荒淫暴君；而李世民却是个任用贤良的千古圣明天子。二人在历史上完全相反的形象，可以肯定不是来自于“天”，而是来自吹鼓手们的笔。
这套外儒内法的秩序，说得更直观一些就是将法家的暴政和权谋术涂抹上一层儒家的道德词藻。它被称为“儒教”秩序，既非儒学也非宗教，而是特指中国这种在所有领域都高度一元化，将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宗教揉为一团的杂面窝头式的秩序。这套秩序带有极大的虚伪性，它颁布的诸多制度很难获得真正的支持，五花八门的潜规则在其下大行其道。在中国，如果一位上官要求下属遵守制度章程，十有八九会被当成装13犯。它又极度保守、顽固，以治下之民为头号假想敌，不停地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物碾碎、扼杀。从内部生出改革力量异常困难，外部的其它文明又距离中国太过于遥远，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缺少文明碰撞的火花，只能封闭在单一秩序下反复攫取，其必然后果就是越来越僵化，失去与不同文明交流的能力。
两千年来，中国周边只有一些弱小的文明，根本无力发起挑战，但到了十九世纪，境况大不同了。“西学东渐”，决不会象容闳梦想中那般柔和。
原创：枕上星翰 修戈待袍泽 2018-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