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读2013年1月24日的《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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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周,我恢复了购买《南方周末》的习惯,以一种微不足道的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即支持一份颇有知识分子气质的报纸。

关于“知识分子”,我几乎无法从脸谱化的汉语语境中找出一种严肃而准确的定义,在关于这个词的相对应的描绘中是“臭老九”还是缩水的“公知”更能厘清问题?

在此处,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著名的文化批评家萨义德的一段论述有着针对性:“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的议题。”

以如是理想的知识分子观观之,南方报人是有限的知识分子角色。但即便这样,他们的决心、勇气和使命感仍在不久前民众的热烈声援中得到了宽容的认可。

作为生活在天朝之内的一名知识分子,我参与了这场声援运动,知识分子的这面大旗不应也不可倒下。当权者有能力打击甚至彻底击败知识分子,就如史上的焚书坑儒,党锢之祸,东林喋血,反右运动那般。凡胎肉体的知识分子本身软弱无力,却代表了一种精神,或曰“浩然之正气”。知识分子的溃败,知识分子精神与职能的弃守,必然导致社会的知识力量和道德力量的衰退和丧失,社会的动荡也就为期不远。想一想错乱的秦末、汉末、明末以及文革梦魇中都发生了什么吧。

如果南方报人仅是一般意义上忧国忧民的国家主义者,在我这已具自觉意识的少数群体成员面前也便显得黯然。长久以来,我一直能从南方的自由主义者那里感受到善意,在他们身上时常有普罗米修斯的魂灵的示显,一种为全人类的普适的献身的精神,比如那篇导致长平挂冠而去的《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内,如果底层关怀止步于那些少数群体前,那这种“关怀”也便残缺和不真实。当少数民族只能以华服丽装、载歌载舞的固有姿态出现在宏大的政治叙事之中,而在现实里反遭虚化;当少数民族不能像多数民族的成员那样吁求理所当然的公正,少数的权利、认同、语言被一一否定,而主流制度机构没有严守中立,在或明或暗地偏向多数群体的利益和认同时;少数群体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主感受到伤害,便是公开的秘密。这样的社会不能称之为健康。

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里,少数群体的权利主张会被视作对国家构建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公正的回应,这不但不会损害统一的国家认同,反而是对失衡的国家构建的一种有效补救。

2012,世界没有像预言中那样轰然结束,但这个日益逼仄的世界却常常给我即将结束的感觉。

别了,沾染了太多愤怒与绝望情绪的沉重的2012。

2013年1月24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的“写作”一版上我读到两篇文章:《大毛拉摆擂台》、《我的父亲马三立十周年祭》。

与那位在天津卫说了一辈子相声的回族老艺人相比,运动健将大毛拉可谓是昙花一现、默默无闻。新疆作家周涛用一篇笔力老道的散文重现大毛拉平凡生命中最辉煌的一瞬,亦可谓用心良苦。那张报纸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如此几天过后留在我心底印象最深的不是大毛拉在擂台上的矫健身影,而是在他落拓南疆小县十余年后周涛的一次探访。昔日不苟言笑酷似政治家的大毛拉竟已如跑堂的一般卑微。

“自古而然,虎落平川被犬欺,掉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啊。但是他还是不服这口气,自古而然就是应该的吗?他最后当着大毛拉的面对两个体委领导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你们算什么啊,只不过是苍头小吏,他——大毛拉才是人物,那是大英雄啊,千万人里不一定出一个的大英雄!善待人家吧,也算对得起那个五千年的文明!’

两位领导听了,愣住。那表情是’怎么不对路啊’.“

这不对路的一番陈辞重又拉近了我与这位有棱角的新疆作家的心理距离。75过后,看过他的一篇文字,那真是霸气外露。我想提笔抗言,却又无端放弃,那可是写过《哈拉沙尔随笔》的人啊。

正如老先生自己所说,他是一切民族的史诗的崇拜者。他善于记述那些消失在大历史视野中的人们。在《哈拉沙尔随笔》中,他写出了一个民族的忧郁,也写出了这个民族灿若红花的血气。

“爱整洁,爱花。回族人即使是被追杀得十之不剩一二,从他们的故乡河州、湟水历尽艰辛、受尽冤苦来到这焉耆,也不肯苟且地生、肮脏地活……这是一支怎样顽强地热爱生活的人们哪!血一样鲜艳的红花灿烂盛开在每一家回民的庭院时,花便不是一件仅供观赏的玩物,而成了一种精神,一种不屈不挠、令人钦佩的生活态度!”

面对这位身兼中国传统侠义精神和现代人道主义情怀的为文者,我只能够高山仰止,无复以言。此时,在一个少数民族被媒体普遍漠视或脸谱化的时代,《南方周末》选择这样一位作家的新疆往事题材的动人随笔刊登,其中的喻义也应不言自明。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2013年1月28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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