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帝国:诗歌的监狱——读李必丰狱中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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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认为,诗人与帝国是对峙的。

帝国视令人窒息的精神控制为正常,诗人却挣扎着试图拥有一块独立的精神净土;帝国建立强大的专制机器以便奴役,诗人却视自由为生命;帝国营造墓地般的肃穆和整齐划一,诗歌却是生命多样性的最有力的证据。只有伪诗歌、伪诗人才会献媚权力、依附帝国,而失去精神自由的“诗句”,只是一行行廉价的华丽铅字而已。

因此,帝国并不愿意承认“诗人”的存在,它只承认体制内的“文学工作者”,这样的文学侍从的角色自古有之,成为一种数千年的传统,对那些缺乏精神底色的小文人构成致命诱惑。

有人需要被豢养,有人需要被承认。但真正的诗人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指认。当布罗茨基被以“社会寄生虫”罪押上布拉格帝国的法庭时,法官们曾对他自称“诗人”,发出一阵阵粗俗的哄笑。他们问他,是谁承认你的?却未料到布罗茨基以一种诗人在逻辑上的超凡能力回答道:也并没有人承认我为人类啊?!是啊,这是不言自明的。

但在帝国眼中,一切都需要许可!服装、语言、思想……一切的一切皆有规定的样式,一旦违背了,便会打上危险、反动、极端、恐怖……种种标签,人们不得不时时处处体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以致化入了他们自觉的潜意识。

在北朝鲜,金二世不喜欢女人穿长裤,长裤便成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女人们的禁忌;在西朝鲜某地,“面纱”则成为女人的原罪,到处树立着骇人的警告牌子——戴面纱者不被允许进入社区、机关、医院等公共场所。

1949年后的大陆社会,文化被简单地以“新”与“旧”加以切割,知识分子经历着痛苦的政治改造,无论男女老幼,人人背诵“老三篇”,毛式语言成为社会上竞相模仿的标准。以语言为技艺和表达手段的诗人们,则出现分化,有人陷于难言的沉默,更多人则是努力唱颂歌,不惜放弃文学的标准。冯至便在其1958年出版的诗集《西郊集》的后记中如此表白:“这些诗在质量上也是粗糙的,但是比起我解放前的诗,我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即使如此,拿着鞭子在后面督阵的文学官僚还嫌不够,在1956年3月的中国作协会议上,周扬就明确地向艾青这位在解放前写过《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前左翼诗人提出了“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的问题。不能歌唱,便只有流放北疆。在流放地长大的艾青的儿子没有因此而变得驯顺,反而更加叛逆,近日以一首《傻伯夷》摇滚开唱,指天骂地,快意恩仇,虽不算阳春白雪,倒和“愤怒出诗人”一语有着精神上的联系。

诗人本应在批判现实中出离愤怒,诗人本不应在日益无序和沉沦的社会中将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当作自己的卖点。诗歌不是个人游戏,它理应担负人类伟大灵魂对其的需求。

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这一系列苏俄文学史上的诗歌殉道者的名字,至今闪耀着十字的辉光。他们或死于枪杀,或亡于集中营,或陨于自戕,或一生坎坷,但他们以自己的存在与书写铸就的不屈的俄罗斯魂魄,却令一个民族不致在精神上跌倒后,再也无法爬起。

所以,李必丰在我视野中的出现,令我于沉痛中,也获得对这个人间的某种的希望:那么多人在意识到现实的荒诞之后,逃避了,麻木了,犬儒了,可还是有人能在至痛中清醒着、倾诉着,为荒诞吞噬,也义无反顾地背负起荒诞加于的不可承受之重!

重!抑或痛?

当听到那些政治受难者的故事时,我会本能地感到恐惧与绝望。“人类一直被一个法则分成两个物种:那些知道而不说的人;那些说而不知道的人。”(米沃什语)大多数时候,我一直装聋作哑地扮演前一种角色,直到心灵里爆发出怒吼。

李必丰的遭遇挑战着人类忍耐的极限,他是诗人,他坚持良知,备受苦难,一次次逃亡、落狱,也不改其志。他的朋友廖亦武说,他曾被缅北的游击队捕获,像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以致阴囊受损……

“人在被推至其处境的极限之后,再次在书面文字中找到最后堡垒,用来抵抗毁灭的孤独。他的文字,不管是精致或笨拙,有韵律或凌乱,都仅仅是由那种想表达的意志所驱使,以此沟通和传达真相。它们是在最可能恶劣的环境下写的,是由贫乏的丶按理说十分危险的手段传播的。这些文字,与有权有势的集团所捏造和维持的谎言相反,那些集团可以动用庞大的技术,并且受到无节制的暴力的保护。”

李必丰的狱中诗作,为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一书中所引用的这段文字,做了最真实的注脚。这段文字本是米沃什从另一部著作——《纳粹占领下被判处死刑者作品(1939——1945)》的摘引,奥斯维辛之后真的不该有诗吗,还是更该有诗的参与与见证?

李必丰:我们的眼睛是两口枯井

眼睛这两口枯井
散乱的目光深处是肥沃的淤泥
曾有爱情的禾苗被泪水的火焰烧尽
我们住在悲伤的另一端
隔着高墙看远处的太阳远处的山
夜里梦见远处的人
用思念的网打捞零散的往事
然后让骨头里长满骨头

读李必丰的诗歌让我想起土耳其当年著名的狱中诗人希克梅特,文字如家信——怀念情人,渴望自由,但又信念坚定!1950年,土耳其当局最终在国际文化界人士的共同呼吁下,释放了这位土耳其共产党人。

诗人在一个国家中的处境,反映了这个国家内部权力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历史无数次地证实,把那些坚持良知者变成受害者,并不能巩固权力的基础,那只会令权力建基于沙滩之上。否定或批判,对任何人或集团都意味着痛苦,但没有否定的痛苦,便没有改变的希望,也就没有未来。通常说来,民主政体是渴望了解民意的;而不是伪造民意——从长远来看,那毫无意义。希望所有人,无论你是有着高贵的家世,还是出身下贱;是手握权柄,还是无权无势,都能在某一刻面对自己的良知,我想这是人类这一物种区别于其它物种的最为重要的特征,良知、同情……这些人类品质把你我相连成一片大陆,而不是一座座相互永不理解的孤岛。

不要试图复兴过往的帝国荣耀,而应尝试着建立崭新的人之国。

人之国不囚禁诗人,更不囚禁良知。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2013年5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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