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庸人自扰,法大于国?从恐怖份子闹剧看德国僵化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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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拉登与萨米

宾拉登的保镖萨米遣返与否的案子让德国的政界和媒体吵翻了天。图/作者取自springng.com

一般人对德国人泛泛的印象和评价是“严谨”,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肤浅看法。但是德国人喜欢较真的特性却一点儿不假。“正确”(Korrekt)这个词很重要,却也很可怕,我就亲身体会到它的荒诞性。多年前我在眼科医生那里得了配方,在眼镜店配了一副眼镜,觉得不舒服,一戴上就天旋地转。去找医生理论,这位来自前东德的女医生仔细验光之后说,没有问题呀,一切都正常,眼睛度数和眼镜的配置合拍,都是对的。我说,但是我戴上眼镜就头晕,是否可以将度数调低一些,她摇着一头染成金色的头发,睁大碧蓝的眼睛瞪着我说,不可以,那样是“不正确”的,就此拒绝了我的要求,令我哭笑不得。

“低端人口”难民潮

若是一般的“正确”坚持,那还可以忍耐,也许应当尊重,但是碰到“政治正确”或者“道德正确”就很头疼了。德国近年来的难民问题就卷入了这样的漩涡。二战之后,德国社会在占领的四强督导下开始运作“去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并且在民间也相当彻底地进行认罪反思,此时基督教文化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忏悔意识深入人心。直到今天,在面对潮水一般涌来的阿拉伯地区和北非的难民时,德国人往往说,我们当初在纳粹的恐怖统治下,也有很多人流亡海外,他们都受到外国的庇护,今天咱们比较富足,也应当帮助逃难的人。

这种思维看似很高尚,但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欧洲如何能承受这么大批的战争和经济难民?整个社会的负担增加,加上涌进来的多半是来自伊斯兰地区的“低端人口”,所谓“低端”是指没有教育和技能的人,他们即便被接纳到西方民主国家,也往往不会利用新环境提供的机会,好好上进融入社会。可能是文化和民族性的不同,中国的“低端人口”虽贫穷,但是勤劳刻苦,努力求生存和上进,是值得尊敬和保护的群体,而欧洲的难民有相当部分有着无法逆转的习性,没有勤劳独立的习惯,成为新社会沉重的负担。

西方法律的虚伪性

我在科隆的州法院担任义务性的陪审法官,经常经手的都是新移民的犯罪案件,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移民,来了多年,依然不学习德语,没有一技之长,平日里小偷小摸,贩卖毒品,屡教不改。审理一个这样的小案子,需要一名法官,两名陪审,一名检察官,被告总配有一名辩护律师,若是外国人,还得配翻译,加上记录员,也就是6名有知识的高薪人员来侍候一个小毛贼,一般贩少量毒品的被告,总是判刑很轻,多半是警告,然后假释。这些人刚出法庭就又到街角去继续干那营生。

有一回我们审理一名摩洛哥的小贼,他被抓抓放放一共7次,我耐不住了,跟法官抱怨判得太轻,我没空侍候这种社会渣子。法官回答我的,竟然是:我们走的是“正确”的法律程序,无法重判,把这种人送进监狱有何意义?真真是罚钱没钱,要命有一条,但是人命很珍贵,法律和执法人无论如何要保护人的权利和生命。

还有一些性侵犯的案子,对于强奸犯或性侵者,他们的律师总是提出犯案者有不幸的童年,幼时造成的严重心理伤害,使得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他们往往不能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这类罪犯,只要不涉人命,常被轻判,两三年牢狱,加上假释,等于在狱中晃一圈又出来,再次作案,再次伤害无辜的妇孺。西方的法律有时候让我这个不具法眼的凡人只能摇头,我往往感觉德国法律极具虚伪性,总是极力保护罪犯的权利,而不是保护受害者或为他们讨回公道的。

宾拉登的保镖萨米戏弄德国法治

最近几个月来有另外一个案子,闹得朝野不得安宁,媒体日日渲染,这又是个典型的具有“德国特色”的法律案件。萨米A(Sami A)来自突尼斯,他1997年来到德国波鸿大学注册,三年后到阿富汗接受军事训练,并且成为宾拉登的保镖。

宾拉登于2011年被美军在巴基斯坦击毙后,萨米返回德国。他跟一名德国女子结婚,育有三个孩子,每个月都能拿到1200欧元的社会福利金。萨米属于倾向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教义的萨拉菲派(Salafismus),这是逊尼派穆斯林中极为保守极端的一支。911对美国的恐怖突袭就是跟此派直接有关联,据说萨米跟当时参与911 恐袭的恐怖份子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德国的联邦宪法保卫局一直在监视萨米的行动,他虽然常在萨拉菲的清真寺里发表煽动言论,鼓动青年人报效阿拉及圣战,但是个人并无刑事犯罪记录。这样一个人不算是危害社会安全的因子吗?他应不应当被遣返自己的母国?德国社会讨论了多年,但是法院不能判他,因为证据不足。

因此萨米能在德国“安居”,但并不“乐业”,显然此君没有正式工作,否则不会每个月能得到社会福利金。他居住的北莱茵州的法院数次认为这个伊斯兰极端份子,对社会是个潜在的危险因素,想将他遣返回突尼斯。但是前些年突尼斯的独裁者本阿里当权,萨米通过法律途径提出要求,不能将他遣返的理由是:如果他回去后,有可能受到迫害及酷刑。

按照德国法律,不能将一个哪怕是在德国犯了罪的人,送回母国虎口——假如他回去可能受酷刑或判死罪。根据这个理由,萨米逍遥法外多年。2011年突尼斯的独裁者下台,本来此时德国法院可以遣返萨米,但是此人很会折腾,开始跟法庭打持久战,法院两次三番想判遣返,都碍于“当事人可能在本国受到酷刑”而无法下手,案子搁置。到了2014年联邦移民及难民事务局终于取消了“遣返禁令”,此时是“送瘟神”的最佳时机,但是萨米又递交上诉,再度获胜。最近此案又走马灯似地被提审,7月间北威州格尔森基尔辛市(Gelsenkirche)的法院依然判“禁止遣返”,但是萨米居住的波鸿市一不做而不休趁着判决书未下达的空隙,将此君押上飞机,将他送回老家突尼斯去也。

萨米

萨米来自突尼斯,他1997年来到德国波鸿大学注册,后到阿富汗接受军事训练,并且成为宾拉登的保镖。图/作者取自www.bz-berlin.de

庸人自扰的法律让犯罪者笑掉大牙

“瘟神”送走,人心大快,一个祸患加蛀虫终于被摆脱了,连北莱茵州的内政部长和移民部长都说,将一个威胁公共安全的危险份子遣返是对的,因为法院的判决既要合法也要照顾到民众的心理和承受能力。谁知这件事触动了傲慢的法律人士的职业神经,纷纷站出来抗议,说是行政干预了司法,遣返萨米是违法的。最后北莱茵州高级行政法庭发出指示:“遣返萨米是违法行为,因为不能保证当事人返回本国不受酷刑,现在责成政府将萨米接回德国,一切费用由执行遣返的波鸿市承担。”媒体报导,有可能萨米还能控告此次行动对他造成的身心伤害,可以要求德国赔偿。

这个判决一出炉,居然所有政治家都纷纷“政治正确”地表态说,德国是个法治国家,法高于行政,法院的判决是最高的,是高于政治的,承认遣返是错误行为,因为前提是并不知道当事人是否会受到酷刑,法院要求执事者承担责任。就连梅克尔总理也出面说,政治要服从司法。

事实上,萨米于7月13日被送回突尼斯后,根本没有被那里的政府逮捕,更别说受到酷刑,大约他每日逍遥地在街边咖啡馆喝咖啡,看德国新闻里对他的报导,读到德国的政界和媒体吵翻了天,不同政党相互指责,要求对方道歉,竟敢违反法院“不遣返”的决策,将人送回老家,他一定抚掌大笑说,还是阿拉高明,这些基督教的虚假面具竟让老子扯了下来,德国人的愚蠢简直让人笑掉大牙,感谢司法机构的“正确”,让他能逍遥法“内”,居然当个恐怖份子还能跟德国社会卯劲儿。

好在,据说突尼斯那边不会允许萨米离境,而德国方面即使派专机去“迎接”也会扑空。不过这场庸人自扰的戏暂时还陷于僵局中,不会有什么动静。但是德国司法界确实是让人看了笑话,那些法律界的“一贯正确”的人士,可能还认为他们维护了德国法律的尊严。

自由世界提供恐怖主义温床

1997年萨米到波鸿鲁尔大学读书,那时候笔者还在该校任教直到2000年,中午时分常跟学生一道在餐厅午餐喝咖啡,往往旁边的餐桌上有八九上十名中东模样的男青年,高谈阔论,言辞激烈,口沫横飞,一脸凶相,我当时就对其他人说,他们说的话虽然听不懂,但是可以感觉到话里是带刀子的,他们的神情简直是要立地杀人一般的激动。

据专家们说波鸿是一个极端伊斯兰份子的基地,许多所谓的穆斯林难民聚集到此,享受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甚至社会福利。911发生时,我在华盛顿工作,当时回想在波鸿大学的情景,就感觉自由世界对极端份子敞开大门,不但没有办法引导他们转向到自由主义的方向,反而提供了他们孕育发展极端原教旨的温床,那些来到西方世界的穆斯林都是成年人,他们的思想都已经定型,不可能逆转,只会利用自由的环境和法治国家的法律缝隙来扩散他们偏激的思想,甚至采取极端和恐怖的行为来打击西方社会。

欧洲这几年来经常遭受到恐怖份子的无端袭击,或是扔掷炸弹,持刀枪杀人,或是开卡车撞人伤人,死难的人都是跟作案者毫无关系的冤死鬼。伊斯兰极端份子在自己的国家穷无立锥,跑到西方国家,享受到言论自由,获得尊重,享受福利,不但不思感激,反而鑚了自由的空隙,举起屠刀,胡乱杀人,这种人的人性何在?任何宗教能将一个信徒引入如此狭窄黑暗的深渊,那么这个宗教是很有问题的。

今夏的萨米事件好似一场仲夏夜之梦,是西方国家的法治和人权的恶梦,穆斯林极端份子从萨米事件又得到了巨大的启发和鼓舞,他们知道只要牵动了自以为是的西方人的那条神经,触动他们的“正义”、“正确”的认知和所谓的逻辑思维,那么阿拉真主在西方世界还有许多的回旋余地和空间呢。

《民报》【欧洲之声】2018-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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