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拉登的保镖萨米遣返与否的案子让德国的政界和媒体吵翻了天。图／作者取自springng.com
一般人对德国人泛泛的印象和评价是“严谨”，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肤浅看法。但是德国人喜欢较真的特性却一点儿不假。“正确”（Korrekt）这个词很重要，却也很可怕，我就亲身体会到它的荒诞性。多年前我在眼科医生那里得了配方，在眼镜店配了一副眼镜，觉得不舒服，一戴上就天旋地转。去找医生理论，这位来自前东德的女医生仔细验光之后说，没有问题呀，一切都正常，眼睛度数和眼镜的配置合拍，都是对的。我说，但是我戴上眼镜就头晕，是否可以将度数调低一些，她摇着一头染成金色的头发，睁大碧蓝的眼睛瞪着我说，不可以，那样是“不正确”的，就此拒绝了我的要求，令我哭笑不得。
“低端人口”难民潮
若是一般的“正确”坚持，那还可以忍耐，也许应当尊重，但是碰到“政治正确”或者“道德正确”就很头疼了。德国近年来的难民问题就卷入了这样的漩涡。二战之后，德国社会在占领的四强督导下开始运作“去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并且在民间也相当彻底地进行认罪反思，此时基督教文化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忏悔意识深入人心。直到今天，在面对潮水一般涌来的阿拉伯地区和北非的难民时，德国人往往说，我们当初在纳粹的恐怖统治下，也有很多人流亡海外，他们都受到外国的庇护，今天咱们比较富足，也应当帮助逃难的人。
这种思维看似很高尚，但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欧洲如何能承受这么大批的战争和经济难民？整个社会的负担增加，加上涌进来的多半是来自伊斯兰地区的“低端人口”，所谓“低端”是指没有教育和技能的人，他们即便被接纳到西方民主国家，也往往不会利用新环境提供的机会，好好上进融入社会。可能是文化和民族性的不同，中国的“低端人口”虽贫穷，但是勤劳刻苦，努力求生存和上进，是值得尊敬和保护的群体，而欧洲的难民有相当部分有着无法逆转的习性，没有勤劳独立的习惯，成为新社会沉重的负担。
西方法律的虚伪性
我在科隆的州法院担任义务性的陪审法官，经常经手的都是新移民的犯罪案件，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移民，来了多年，依然不学习德语，没有一技之长，平日里小偷小摸，贩卖毒品，屡教不改。审理一个这样的小案子，需要一名法官，两名陪审，一名检察官，被告总配有一名辩护律师，若是外国人，还得配翻译，加上记录员，也就是6名有知识的高薪人员来侍候一个小毛贼，一般贩少量毒品的被告，总是判刑很轻，多半是警告，然后假释。这些人刚出法庭就又到街角去继续干那营生。
有一回我们审理一名摩洛哥的小贼，他被抓抓放放一共7次，我耐不住了，跟法官抱怨判得太轻，我没空侍候这种社会渣子。法官回答我的，竟然是：我们走的是“正确”的法律程序，无法重判，把这种人送进监狱有何意义？真真是罚钱没钱，要命有一条，但是人命很珍贵，法律和执法人无论如何要保护人的权利和生命。
还有一些性侵犯的案子，对于强奸犯或性侵者，他们的律师总是提出犯案者有不幸的童年，幼时造成的严重心理伤害，使得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他们往往不能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这类罪犯，只要不涉人命，常被轻判，两三年牢狱，加上假释，等于在狱中晃一圈又出来，再次作案，再次伤害无辜的妇孺。西方的法律有时候让我这个不具法眼的凡人只能摇头，我往往感觉德国法律极具虚伪性，总是极力保护罪犯的权利，而不是保护受害者或为他们讨回公道的。
宾拉登的保镖萨米戏弄德国法治
最近几个月来有另外一个案子，闹得朝野不得安宁，媒体日日渲染，这又是个典型的具有“德国特色”的法律案件。萨米A（Sami A）来自突尼斯，他1997年来到德国波鸿大学注册，三年后到阿富汗接受军事训练，并且成为宾拉登的保镖。
宾拉登于2011年被美军在巴基斯坦击毙后，萨米返回德国。他跟一名德国女子结婚，育有三个孩子，每个月都能拿到1200欧元的社会福利金。萨米属于倾向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教义的萨拉菲派（Salafismus），这是逊尼派穆斯林中极为保守极端的一支。911对美国的恐怖突袭就是跟此派直接有关联，据说萨米跟当时参与911 恐袭的恐怖份子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德国的联邦宪法保卫局一直在监视萨米的行动，他虽然常在萨拉菲的清真寺里发表煽动言论，鼓动青年人报效阿拉及圣战，但是个人并无刑事犯罪记录。这样一个人不算是危害社会安全的因子吗？他应不应当被遣返自己的母国？德国社会讨论了多年，但是法院不能判他，因为证据不足。
因此萨米能在德国“安居”，但并不“乐业”，显然此君没有正式工作，否则不会每个月能得到社会福利金。他居住的北莱茵州的法院数次认为这个伊斯兰极端份子，对社会是个潜在的危险因素，想将他遣返回突尼斯。但是前些年突尼斯的独裁者本阿里当权，萨米通过法律途径提出要求，不能将他遣返的理由是：如果他回去后，有可能受到迫害及酷刑。
按照德国法律，不能将一个哪怕是在德国犯了罪的人，送回母国虎口——假如他回去可能受酷刑或判死罪。根据这个理由，萨米逍遥法外多年。2011年突尼斯的独裁者下台，本来此时德国法院可以遣返萨米，但是此人很会折腾，开始跟法庭打持久战，法院两次三番想判遣返，都碍于“当事人可能在本国受到酷刑”而无法下手，案子搁置。到了2014年联邦移民及难民事务局终于取消了“遣返禁令”，此时是“送瘟神”的最佳时机，但是萨米又递交上诉，再度获胜。最近此案又走马灯似地被提审，7月间北威州格尔森基尔辛市（Gelsenkirche）的法院依然判“禁止遣返”，但是萨米居住的波鸿市一不做而不休趁着判决书未下达的空隙，将此君押上飞机，将他送回老家突尼斯去也。
萨米来自突尼斯，他1997年来到德国波鸿大学注册，后到阿富汗接受军事训练，并且成为宾拉登的保镖。图／作者取自www.bz-berlin.de
庸人自扰的法律让犯罪者笑掉大牙
“瘟神”送走，人心大快，一个祸患加蛀虫终于被摆脱了，连北莱茵州的内政部长和移民部长都说，将一个威胁公共安全的危险份子遣返是对的，因为法院的判决既要合法也要照顾到民众的心理和承受能力。谁知这件事触动了傲慢的法律人士的职业神经，纷纷站出来抗议，说是行政干预了司法，遣返萨米是违法的。最后北莱茵州高级行政法庭发出指示：“遣返萨米是违法行为，因为不能保证当事人返回本国不受酷刑，现在责成政府将萨米接回德国，一切费用由执行遣返的波鸿市承担。”媒体报导，有可能萨米还能控告此次行动对他造成的身心伤害，可以要求德国赔偿。
这个判决一出炉，居然所有政治家都纷纷“政治正确”地表态说，德国是个法治国家，法高于行政，法院的判决是最高的，是高于政治的，承认遣返是错误行为，因为前提是并不知道当事人是否会受到酷刑，法院要求执事者承担责任。就连梅克尔总理也出面说，政治要服从司法。
事实上，萨米于7月13日被送回突尼斯后，根本没有被那里的政府逮捕，更别说受到酷刑，大约他每日逍遥地在街边咖啡馆喝咖啡，看德国新闻里对他的报导，读到德国的政界和媒体吵翻了天，不同政党相互指责，要求对方道歉，竟敢违反法院“不遣返”的决策，将人送回老家，他一定抚掌大笑说，还是阿拉高明，这些基督教的虚假面具竟让老子扯了下来，德国人的愚蠢简直让人笑掉大牙，感谢司法机构的“正确”，让他能逍遥法“内”，居然当个恐怖份子还能跟德国社会卯劲儿。
好在，据说突尼斯那边不会允许萨米离境，而德国方面即使派专机去“迎接”也会扑空。不过这场庸人自扰的戏暂时还陷于僵局中，不会有什么动静。但是德国司法界确实是让人看了笑话，那些法律界的“一贯正确”的人士，可能还认为他们维护了德国法律的尊严。
自由世界提供恐怖主义温床
1997年萨米到波鸿鲁尔大学读书，那时候笔者还在该校任教直到2000年，中午时分常跟学生一道在餐厅午餐喝咖啡，往往旁边的餐桌上有八九上十名中东模样的男青年，高谈阔论，言辞激烈，口沫横飞，一脸凶相，我当时就对其他人说，他们说的话虽然听不懂，但是可以感觉到话里是带刀子的，他们的神情简直是要立地杀人一般的激动。
据专家们说波鸿是一个极端伊斯兰份子的基地，许多所谓的穆斯林难民聚集到此，享受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甚至社会福利。911发生时，我在华盛顿工作，当时回想在波鸿大学的情景，就感觉自由世界对极端份子敞开大门，不但没有办法引导他们转向到自由主义的方向，反而提供了他们孕育发展极端原教旨的温床，那些来到西方世界的穆斯林都是成年人，他们的思想都已经定型，不可能逆转，只会利用自由的环境和法治国家的法律缝隙来扩散他们偏激的思想，甚至采取极端和恐怖的行为来打击西方社会。
欧洲这几年来经常遭受到恐怖份子的无端袭击，或是扔掷炸弹，持刀枪杀人，或是开卡车撞人伤人，死难的人都是跟作案者毫无关系的冤死鬼。伊斯兰极端份子在自己的国家穷无立锥，跑到西方国家，享受到言论自由，获得尊重，享受福利，不但不思感激，反而鑚了自由的空隙，举起屠刀，胡乱杀人，这种人的人性何在？任何宗教能将一个信徒引入如此狭窄黑暗的深渊，那么这个宗教是很有问题的。
今夏的萨米事件好似一场仲夏夜之梦，是西方国家的法治和人权的恶梦，穆斯林极端份子从萨米事件又得到了巨大的启发和鼓舞，他们知道只要牵动了自以为是的西方人的那条神经，触动他们的“正义”、“正确”的认知和所谓的逻辑思维，那么阿拉真主在西方世界还有许多的回旋余地和空间呢。
《民报》【欧洲之声】2018-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