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对“911”的叫好声体现出现代化思路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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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
上海大学教授

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了恐怖分子袭击事件,数架载着乘客的民航飞机被劫持并被当成袭击建筑物的“活体炸弹”,两幢摩天大楼整体坍塌,数千人在袭击中丧生。此后美国攻击了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阿富汗塔里班政权。次日,在上海大学文科的一个180余人的课堂上,我请学生们就此事发表自己的看法。没想到,他们中的80%表示幸灾乐祸,说这回总算出了一口气;还有10%的人表示与己无关,没必要关心;只有一位同学对美国平民的伤亡表示同情。如果说,此刻之前我只是因美国遭受劫难而同情那里的民众,那么,学生们表达看法后,我的心痛则是绝望于我的同胞的冷酷和无情了。这种心痛更为彻骨──课堂里的这群大学生是怎么了?不仅如此,许多大学教师(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看法也与这群学生一样。当我回到办公室时,一些教师正兴高采烈地谈论著昨晚发生的暴行,丝毫也未觉得那种暴行是不义的。当时在中国,这种态度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人们通过这样的态度表达了对美国的痛恨和对祖国的热爱。可是,如果国人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爱中国,我们的中国还有希望吗?中国一旦在世界上屹立起来了真的有意义吗?美国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即便有人恨美国,也不妨碍他同情无辜死难的平民啊。

人类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类可以越过自己的血缘、功利去爱和自己无关的事物(大地、天空、树木、昆虫、鸟兽、他人等);也可以越过一己恩怨去爱自己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如果说,文明始于对生命的同情、对暴力的憎恨,始于人类通过对话、交流获得与对手的和解,而不是通过消灭异己来获得“大一统”;那么也可以说,我们的国人在这方面还处于尚未开化的境地。我们的教育种了多少仇恨在国人心中,他们长期被“斗争意识”野蛮化,失去了对无辜者的同情、对死难者的怜悯、对同类的仁爱,失去了起码的是非感──这才是真正的恐怖。

从更深层次去认识,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思路中发现一些线索。近代以来,国人一向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向老师学习是为了打败老师”。这种只讲策略和目的不讲道义的“非道德主义现代化思路”实际上一直主宰着20世纪的中国社会,使社会的现代化向着两个方向背道而驰,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军事的强大、综合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的嫉与恨也与日俱增。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在精神上是由“爱国主义”及与之配套的“反帝国主义”两个支柱支撑起来的。在国人的心目中,爱国就必须反帝,只有反帝才能爱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仇恨就来自于这种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20世纪后半叶成长起来的国人都是在这种恨的教育中长大的。通过关于“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相对立”之理论的解说,以及国内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的直观教育,对许多国人来说,这种仇恨变成了一种不加思索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于是,对西方的嫉妒演变成了社会“现代化”的动力,而爱国情绪往往在更大程度上是由“恨(西方)”这种负面情绪来支撑的。这样就不难理解,国人为什么会失去对美国死难平民的起码的同情心。同样的思维模式也影响到一些中国学者对全球化的认知。当人们习惯于东西方二元对立这种把国内的阶级斗争观念放大到国际范围的思维,以这种眼光来看待地球上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他们就不可能接受“地球村”的观念,而会把全球化理解为西方跨国资本剥削中国、西方强势文化侵入中国的机会和借口。如果世界上再出现一股反西方的恐怖势力,国人很可能还是会把同情交给又一位“拉登”。

从思想文化的渊源来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现代化道路的影响是当前不少学者反对全球化、仇视西方的认识基础。马克思早就预言过有限的民族文化的消亡,当下的全球化正证明着这种预言,并预示了一种超越有限文化的“全球文化”诞生的可能。在这种背景下,是超越民族文化的视野,致力于“多文化对话”以及“全球文化”的建构,还是拘泥于过去那种“弘扬民族文化”的狭隘的文化发展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的一种挑战。全球化作为一种价值观,不仅仅意味着建立世界化共同市场的经济观念,更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把人权置于国家之上的世界主义的人本观念,包含了重新确立人和地球的关系(反人类中心主义)、重新确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反国家中心、主权中心)、重新确立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反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等思想内涵,甚至还包含了对人神关系(呼吁世界范围内的宗教现代化改革)的重新理解。所有这些,既与意识形态相矛盾,也与中国学者的思想传统及眼前见识相抵牾。

中国的传统哲学是没有本体论关怀的,而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却大行其道,这也与中国宗教信仰上的多神偶像崇拜相关。所以,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家族之爱、忠君爱国,却没有对世界之爱;有对等级的崇仰和热衷,却没有对平等和自由的挚爱,而没有后者作为基础,就难以理解全球化所暗含的价值观前提。20世纪里中国思想界走得最高远的人是鲁迅,但鲁迅并未走出中国思想的最高境界“虚无”,他的怀疑、绝望、厌恨、“痛打落水狗”等思想就是例证;而从整体上看,现代中国始终未出现类似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种教人以面对全人类的爱、悲悯、同情的超越的文学家、思想家,现代的中国有的是那种主张阶级斗争的作家、歌颂暴力革命的作家、赞美战争的学者,却没有一个像托尔斯泰那样能超越一国文化的有限视野、用世界(超越)宗教精神来关照地球和人类的思想者。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精神,表面上看是在反传统的基础上铸就的,但骨子里却是另一回事。例如,古代白话文学的代表作《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在当今民间社会里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而近年来这些作品的电视剧制作和播映及其受广泛欢迎的程度,就更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传播效果。在《三国演义》的世界里,只有对智慧的信仰、对策略阴谋的夸耀、对人与人之间“义气”的歌颂,却没有对终极的道德真理的信仰;《水浒传》则充满了对暴力的热衷,血腥描写比比皆是,一个“义”字掩盖了多少冤魂的屈死和所谓“英雄”的嗜血本性。其实,《水浒传》中的“英雄”们所杀的人中到底有多少是恶贯满盈的贪官污吏呢?实在少得可怜,“英雄”们多的不过是嗜血的本能和草菅人命的凶性而已。从这些民间传统文化价值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历来缺乏诸如“爱”和“同情”等宗教情怀,也一向对“暴力”有所偏爱,这样就自然谈不上在文化传统中形成对“暴力”的批判能力。而中国现代“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和发扬了这些传统文化价值,那种重视权术、信仰暴力的精神因而被转化成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精神资源,在“革命思维”、“反帝思维”的形成中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当代文化并未从根本上与几千年帝制赖以依托的落后文化的病态性、暴力性、权术性分道扬镳。

“911”之后,国外的电视新闻中出现了阿拉伯国家一些民众弹冠相庆的片段,接着就是中国出租车司机在镜头面前大吼“炸得好”的镜头。当时正有一组中国记者受美国新闻署之邀赴美访问,他们看到“911”新闻时竟然有人表示高兴。对这样的情形我一点也不惊讶。被《水浒传》式的视野所局限的国人,再受到阶级斗争、“革命需要”和反帝教育的灌输,很容易变得“热爱斗争”;而从民国时期的内战到文革的内斗,更是形像地锻造了国人的暴力思维。在大多数国人的意识中,“痛打落水狗”、“把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消灭阶级敌人”、“让敌人永世不得翻身”等等举动,似乎永远是正义的;而在国家至上、政府至上的教育下,为了国家和政府的需要,民众付出代价甚至生命似乎也天经地义。因此,为了一群羊可以牺牲“草原小姐妹”的生命,为了一个“主义”当然也可以牺牲许多无辜百姓的生命了。惯于“敌我思维”的人连本国民众的生命都不珍惜,怎会关心他国人民的生命?

有一位中国学者撰文认为,“911”的源头是西方现代性思潮,因为西方的现代性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它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把世界看成是敌对的、斗争的。这位作者没真正看清,“911”的发动者根本就不是什么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者,而是极端的东方原教旨主义者,恰恰是属于未被西方式“现代性”感染的人。韦伯很好地论证了西方现代性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源流关系,所以真正的对西方现代性行为逻辑的解释实际上要到基督教文化中去寻找。西方现代性,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性思想的源头,是基督教伦理思想笼罩之下的个人主义,而不是那种主张“对立”、“斗争”的个人主义。如果读过《圣经》就会发现,基督是用“兄弟之伦”来规范整个世界的,他要所有的人都以弟兄相称,他为自己的门徒洗脚,就是为了让自己的门徒知道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兄弟,要互相示爱,因而基督思想中天然地包含着平等博爱的内容。而儒教则是以“父子之伦”来规范世界的,孔子把一切人伦都看作是“父子之伦”的衍生,因而提倡以“孝”治天下。“父子之伦”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没有平等自由的伦理,这种伦理不以博爱为原则,而是以等级主义的服从为原则。儒家的“仁爱”思想主要包含的是对血缘关系(国家、民族、家族的爱)的认同,是有条件的,因而儒家文化区的知识分子后来也很容易接受“阶级”学说。所以,中国人不大容易理解美国精神中的基督性,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了。

中国的现代文化缺乏“世界宗教意识”,这里不是指某一宗教,而是指那种把全人类联结起来的团结互爱意识。从这个角度去看,或许可以说,基督教为“世界宗教意识”提供了样板,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人的精神资源是匮乏的。在《三国演义》的水平上,中国人解释美国对以色列的关注时只有一个说法:“美国因在中东的利益拿以色列人当工具”。这种看法完全未考虑到美国人关注以色列的信仰及价值观基础。国人也往往难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会一面轰炸阿富汗、一面空投救济物品。不少国人将此解释为美国政府做秀,是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而打的人道主义幌子。但如果我们换个视角,就会发现美国人的行为可能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圣经《马太福音》“论爱仇敌”一节讲道:“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的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这是古代拿撒勒的耶稣所阐扬的精神,与《水浒》、《三国》之教截然不同。

暴力本来是可以很容易地被区分为正义的暴力和不义的暴力,区分的唯一标准就是行使暴力时对人民、对生命的态度。拉登以及奥马尔对待其追随者的方法是把追随者当做“人肉炸弹”来用,而且使用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杀死手无寸铁的平民。拉登们从来就不把人的生命看成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在这样的“领袖”们看来,只有当人民为了保护“领袖”或打击“领袖”所憎恨的敌人而献身,人民的生命才有了一点用处。于是,这样的“领袖”往往鼓动其追随者用生命去换一座建筑,甚至一门大炮、一辆汽车。对这些“领袖”而言,正义和良心实际上只是幌子,他们为了追求权力而嗜血成性。在中国,正义的暴力和不义的暴力也同样被混淆在一起了:“斗争意识”和暴力思维与对西方的嫉恨情绪相结合,很自然地会导致这样的行为,面对“911”事件时赞美(拉登的)暴力,而看待美国的反塔列班战争时又指斥(美国人的)“暴力”,这种矛盾就是如此而真实地统一在国人的意识中的。

我知道许多国人恨美国及美国人,从他们对“911”事件的态度可以看出,这种恨有多深,以至于许多人希望看到美国平民的死亡。可是,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深仇大恨呢?如果是因为美国人喜欢全球化,不仅把肯德鸡、可口可乐推广到整个世界,而且试图把他们对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解推广到整个世界,他们喜欢管别人家里的事情,那么,即便因此而不满也不致于就乐于看到大量美国平民的无辜牺牲。很多人憎恨美国人,是因为美国在伊拉克、南联盟或阿富汗使用了暴力。但他们却未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在这些国家使用的的暴力不仅是为了人道的目的,而且也使用了尽可能人道的手段。美军并没有用民航机载着无辜的乘客去撞击民用建筑,也不象米洛舍维奇那样驱使民众去做人肉盾牌。美军在阿富汗空袭中使用了很多极其昂贵的远距离精确制导炸弹,数百万美元一枚,而很少使用数百美元一枚的普通炸弹,就是为了要尽可能地少伤及无辜。当美国为阿富汗人民的生命精打细算时,宁可大大加重对本国的经济负担,而美国纳税人并未对此表示任何异议。这与恐怖分子头目奉命把一些劫机小组成员骗上飞机,事先隐瞒让他们去送死的行动目标,形成了鲜明对照。

不过,在美国发动针对塔列班政权的袭击后,我听到的反美之声似乎没有当初“911”发生后对拉登的赞美之声“有力”。这不是因为国人的反美态度有了什么转变,而是因为人们更习惯、更娴熟于使用赞美暴力的语言,却不习惯于使用“反暴力”的、“和平主义”的语言;对他们来说,通过反对暴力来反美要比通过赞美暴力来反美难度大得多。甚至可以说,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现代汉语系统里几乎就没有那种和平主义的语言──在一个缺乏“世界宗教意识”的国度,如何找到一种真正的“和平主义的”、“非暴力”的声音呢?倒是美国人自己说了不少反战的话。“911”之后,面对美国政府的战争举措,美国数十所大学以及一些社会团体纷纷举行反战示威、游行。这正是美国精神的一部份,这个国家是迄今为止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世界性典范,它能容纳多种声音,多种价值观。与之相比较,中国社会中的“斗争思维”将把中国的现代化引向何处呢?中国能在这种思维支配下建设现代文明吗?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2 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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