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知
一、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二、关于农民与知识分子问题
三、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与世界文艺问题
四、关于艺术源泉与创作过程问题
【注释】
【参考文献】
胡风是1949年以后第一个因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而饱尝文字狱之苦的著名文艺理论家。1950年代中期他上书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表达自己对文艺方面问题的观点，结果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之“元凶”，投入监狱关押长达近四分之一世纪，一大批知识分子被牵连在内而长期遭受迫害。文艺理论家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存在着一些差异，而无意“改悔”的胡风恰好遇到毛泽东需要发起对知识分子的整肃运动，以便建立一个“只能有一个声音，让一个人思想[1]”的社会。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究竟存在着哪些分歧呢？这是本文欲回答的问题。
一、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在文艺与政治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上，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历来都旗帜鲜明地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性和工具性，他很少考虑和顾及文艺自身的特质和发展规律，更毫不隐瞒地否定文艺自身的独立性。毛泽东早在1940年代初期发表的、1949年以后近30年中被奉为文艺界“圣经”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曾明确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2]”毛还借列宁的话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3]”毛泽东强调：“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4]”显然，毛泽东所确认的不仅仅是文艺的政治属性问题，而且还非常重视文艺的政治功利性，即把文艺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来使用。从这一需要出发，毛泽东在《讲话》中鲜明地提出，“文艺批评”要服务于看管文艺，防止文艺蜕变成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5]。他强调：“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6]”毛泽东实际上是要求作家、艺术家们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在此前提下注意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从而使其“艺术品”达到“有力量”，成为政治的“好工具”。在毛泽东看来，文艺离开了政治斗争和党派需要，就成为了多余。
而作为文艺理论家的胡风不仅始终反对将文艺降低为政治的附庸，而且在自己的论著中也从来不同意“政治标准第一”的文艺批评原则，胡风始终强调的是“社会学与美学原则相统一[7]”的批评方法。他认为：“文学与政治的联结（矛盾与统一）问题，实质上就是创作与生活，或者说创作实践与生活实践的联结问题。[8]”在胡风心目中，“创作”离开了“生活”便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生活”离开了“创作”便会永远只是一口处在“原生态”的或者遍身尽是青苔旧痕的古井。依胡风的理解，文学与政治彼此完全不存在谁主谁从、谁尊谁卑、谁高谁低的问题；而且，文艺与政治“合为一体”的唯一条件和标准就是文艺真实地反映社会和历史，文艺应当“在革命的思想照明下面反映出历史现实底内容和发展趋向，由这来为政治开路，推动政治前进。[9]”他不赞同文艺成为“权变的政治战术的应付”。
胡风在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一问题上，虽然也明显地有其鲜明、狭隘的阶级（党派）情感、阶级（党派）立场和阶级（党派）观点，但他希望文艺不要异化成党派政治斗争一时一事之利的吹鼓手，也不要异化为政治领袖包装自己的遮羞布和剪除“异类”的刀枪。正是出于对脆弱不堪而又横遭强暴的文艺的本能呵护，胡风对那种“一切都简简单单地依仗政治”，完全忽视“文艺底专门特点”，完全忽视“文艺实践是一种劳动，这种劳动有它的基本条件和特殊规律[10]”的错误乃至荒唐做法，总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抵制，直至付出沉痛的代价！
二、关于农民与知识分子问题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终生都十分重视农民和农民运动。早在20年代他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11]”他为当时的农民运动拍手叫好：“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12]”到了30、40年代，毛泽东更是强调：“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13]”“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14]”
毛泽东之所以重视农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农民的支持，“便没有革命”。当然，毛泽东依靠农民所完成的“民主革命”其实与民主关系不大，倒是离专制很近。一方面，毛泽东看到了农民由于遭受压迫和剥削，有着天然的求翻身求解放的愿望，他们在破坏旧秩序的政治斗争中能起主力军的作用；另一方面，毛又回避或故意掩盖农民身上早已渗进肌骨的狭隘、麻木、愚昧、安命等封建毒素，他们事实上也是封建主义的“传承体”，对中国的进步有着无法估量的阻碍、抵耗、甚至危害的作用，因为这些毒素本身就是农民政权的专制独裁制度赖以存在和生长的土壤，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大敌。所以，毛泽东始终只强调应动员、组织、信任和依靠农民，却几乎不谈对农民封建思想意识的教育、批判和改造。这与他终生都十分严厉地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的情形恰好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始终只要求文艺应无条件地歌颂农民，为农民服务，却几乎不提文艺对农民更应具有且必须具有的启蒙和教育作用，而且他明确反对“嘲笑和攻击”“人民”，明确反对“暴露人民[15]”。毛只强调文艺形式必须服从农民的欣赏水平和习惯，根本不考虑这种让文盲和半文盲占主体的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会有什么样的消极演变。
毛泽东出生于农民，终其一生，其生活习惯、品味、潜意识等都未从传统农民的层次里脱胎出来，当他以农民的眼光去看待知识分子时，必然会看不惯，甚至怀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不可名状的嫉妒。他操纵愚昧可骗的农民感到得心应手，而对不那么容易摆布的知识分子自然就谈不上喜欢，更多的可能是讨厌和防范。虽然毛泽东十分清楚，“中国的革命运动，都是从觉悟了的学生青年、知识青年们开始发起的[16]，”知识分子“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17]，”“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8]”，但他始终看不惯并毫不掩饰地鄙薄知识分子。延安时代的毛是力图把知识分子工农兵“化”，以工农兵为模式重铸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和灵魂；1949年以后，毛所发动和领导的“历次运动总是首先整知识分子[19]，”“从党内到党外，从老一代到新一代，各行各业，无日得宁[20]”。
胡风虽然对农民非人般的生活和命运给予深切的同情，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农民所遭受的封建毒害，因而胡风认为，“农民底觉醒，如果不接受民主主义底领导，就不会走上民族解放的大路，自己解放的大路；因为，农民意识本身，是看不清楚历史也看不清楚自己的。[21]”他主张，新民主主义文艺应该是帮助人民“‘从亚细亚的落后’（‘今天的状态’）脱出，接近而且获得现代的思维生活[22]”。他反对文艺对农民只是一味地歌颂甚至美化、却闭口不谈农民的缺陷、农民的封建意识和落后意识。他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封建主义没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样成其为封建主义呢？用快刀切豆腐的办法，以为封建主义和人民是光光净净地各在一边，那决不是咱们这个地球上的事情。[23]”也因此，胡风始终坚决反对文艺只顾宣传、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抗战”，却完全忽视农民“精神奴役的创伤”，完全忽视对农民的封建思想意识的教育和改造的做法。在胡风看来，反帝是民族解放的必由之路，但它并不能代替也不能保证反封建的胜利；换言之，反帝能够保证民族的解放，但决不能保证民族的进步，只有反封建本身才能保证民族的进步。可是，胡风在抗战时期的真知灼见到了1955年都成为他“反人民”、“反党”、“反革命”的根据！胡风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与毛泽东大相径庭。他认为应注意“知识分子底游离性，即所谓知识分子底二重人格[24]”的问题，但强调“知识分子也是人民[25]”。
三、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与世界文艺问题
在对文艺的民族形式和世界文艺问题的看法上，胡风与毛泽东的分歧也十分突出。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文艺只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那么，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工具的无产阶级文艺就必须、也只能无条件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服务了；而“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所以作为政治工具的文艺实际上也就是为农民的革命服务，为农民服务；既然文艺形式必须符合农民的欣赏水平和习惯，而农民的欣赏水平和习惯主要是传统、简单、落后的民族形式，那么无产阶级文艺当然就只能重视、提倡、推广并发展“民族形式”。换言之，毛泽东是主张唯民族形式独尊的。当然，毛泽东之所以对民族形式情有独钟，也与他受中国旧籍浸润既深且重、对中国古典极其偏爱甚至嗜好有密切关系。据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说，在毛泽东居室，他每次去都是“满墙古籍，半榻旧书[26]”。这个经常谆谆告诫全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常置案头的并非马恩典籍，也不是列宁的著作，而是被他整整咀嚼了7遍的《资治通鉴》[27]！在毛的著作里，除了“集体智慧的结晶”《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外，几乎再也找不到马恩著作的直接引文[28]。毛所擅长的无非是“引用古典，介绍古书，使人莫测高深，甘作俘虏”[29]。
从未脱出旧式农民层次的毛泽东对现代文艺和外国文艺既无了解，也没有欣赏能力，而且他还编了一套意识形态方面排斥现代和外国文艺的说词。他的说法是，既然文艺是政治的附庸、工具，那么作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外国文艺及其表现形态当然也就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工具，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又是中国的革命对象，那么对外国文艺当然就只能坚决否定、抵制和排斥了。有趣的是，毛泽东的“反帝”不仅指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而且包括对西方社会的任何文明成果一概否定、排斥与拒绝；而毛泽东的“反封建” 却只要破坏和取代旧的政治秩序，他不但不愿意批判和清除封建主义的文化、观念、文艺形式和统治智慧，而且视《资治通鉴》如珍似宝。也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终生只喜欢、只看重、也只倡导“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0]”，其代表形式就是从陕北流行到全国的“大秧歌”。
作为文艺理论家的胡风认为，对于民众的欣赏水平与欣赏习惯不能一味迎合，打破窠臼，丰富并提高民众欣赏的文艺形式以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欣赏力，是文艺本身发展的要求。胡风还强调指出：“文艺，只要是文艺，不能对于大众底落后意识毫无进攻作用，通体都象甜蜜蜜的花生糖一样，连白痴都是高兴接受的。[31]”他一针见血地从文艺所应具的社会功能的角度对文艺提出了基本要求，而且不无嘲讽地严肃批评了那种在文艺界乃至政界占绝对大多数的人们在文艺形式问题上只顾一味迎合民众的欣赏习惯，却完全忽视文艺的启蒙、教化和改造作用的突出问题。胡风还认为，不能把本民族传统的旧形式（民间形式）视作现实或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形式”，甚至不遗余力地予以“提倡”，因为传统的文艺形式本身沾染了大量的封建毒素，是非弃旧图新不可的。他常常提醒并告诫作家们：“不能陶醉于‘优良的传统’而忘记了我们文化底严重的落后，不能陶醉于‘继承’和‘发扬’而忘记了文艺底生命要随着历史要求或历史发展而摆脱应该摆脱的旧的东西，达到应该达到的新的东西；在今天，没有革新是就等于放弃了文艺的。[32]”
胡风还认为，发展并创造文艺的民族形式，必须学习国际革命文艺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国际的东西变成民族的东西”，把“民族的东西变成国际的东西[33]”。他还主张，发展并创造民族形式，必须发扬五四新文艺传统。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一文中，胡风曾这样激情澎湃地评价五四新文艺：五四新文艺“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那不是笼统的‘西欧文艺’，而是：在民主要求底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文艺；在民族解放（即民族战争──引者注）底观点上，争求独立解放的弱小民族文艺；在肯定劳动人民底观点上，想挣脱工钱奴隶底命运的、自然生长的新兴文艺。[34]”
四、关于艺术源泉与创作过程问题
关于艺术源泉问题，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有这样一段在十年“文革”中让文艺工作者人人奉为“至宝”、闭上眼睛就能“颂咏”的“教导”：“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35]”显然，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文学艺术与其创造者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劳动只不过是“流”──从“源”生出的产物而已。而胡风却认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绝不是简单地“挖掘”“ 人民生活”这个“源泉”，没有他们创造性的杰出贡献，无处不在的“人民生活”这个单一的“源泉”里不可能产生丰富多彩的作品来。
由于胡风与毛泽东对艺术源泉看法的分歧，他们对创作过程的看法也自然不同。毛泽东重视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深入，却忽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劳动及其过程。毛泽东认为，一切作家艺术家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其“火热的斗争中去”，“才有可能”进行创作。显然，在毛看来，只有在中共领导下的工农兵的活动才算是“生活”，而其它任何阶级、阶层、党派和社会群体的活动都不能算是“生活”。但是，并没有哪一位作家艺术家生活于世外桃源或真空中，他们谁不是每日在社会生活中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体验着社会的脉搏？他们就日常的接触感受创作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何况，“深入生活”只不过是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一些条件而已，它本身并不能代替创作，缺乏创作能力的人，终日“深入生活”也无法产生受欢迎的作品。毛泽东夸大了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的决定性意义，同时又贬低了作家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以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不过是一个对原始材料“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然后“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过程。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促使作家、艺术家为政治服务，在这个层次上的“文艺”自然就只需要把“工农兵”的思想、情感、立场、秉性、甚至一举一动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当然，作家艺术家要把握生活就离不开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但仅仅凭单向的、冷冰冰的、带有更多的程序化色彩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并不能真实地、真正地把握生活。因为社会生活并不象物理实验室里的实验用材料，而作为生活主体的人更是有血肉、有思想、有情感、有个性、富变化的。作家艺术家们的创作过程决不可能象开采“矿藏”那样地机械，或象化验微量元素那样地标准化，创作过程必然会受到社会生活的触动、影响、感染，不应该成为不带血肉情感的冷冰冰的“物理研究”式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
胡风比较强调作家艺术家的主观努力在文学艺术形成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胡风虽然也说“作家要深入人民……作家要与人民结合[36]”，但他并未象延安时代许多文化人那样随波逐流甚至亦步亦趋地跟着毛泽东把深入工农兵生活抬到至尊至上的位置。
此外，在人物与题材，人性、人道主义与阶级性等方面，胡风的观点也与毛泽东存在着较大分歧。比如在人物塑造上，毛泽东从来主张应刻画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阳光普照下”茁壮成长的、既高大又完美、且光彩照人的工农兵形像，以歌颂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的英明领导和赞美“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保证工农兵“世世代代铭记着您的恩情”，“永远紧跟毛主席，永远紧跟共产党”，“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共产党”。而胡风则认为，作家艺术家在塑造人物形像时必须注意揭示人物“精神奴役的创伤”，以对国民进行启蒙教化，对国民的劣根性起到医治作用，从而促进民族和社会的进步。
笔者希望以上分析能帮助读者深入地理解胡风的学术观点和人格，进而对胡风受政治迫害的真正根源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注释】
[1] 引自李锐的“权力能给人智能吗？”，见李锐的《李锐反“左”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页。
[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第822页。
[3] 出处同上，同页。
[4] 出处同注[2]，同页。
[5] 出处同注[2]，第825页。
[6] 出处同注[2]，第826页。
[7] 见范际燕、钱文亮的《胡风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74页。
[8] 胡风，“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见晓风编的《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283页。
[9]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见《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87页。
[10] 胡风，“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见《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633－634页。
[1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第21页。
[12] 出处同上，第16页。
[1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第653页。}
[14] 出处同上，第652页。
[15] 出处同注[2]，第828页。
[16] 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见《李锐反“左”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39页。
[17]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第604页。
[18]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第581页。
[19] 李锐，“清除‘左’的影响和克服派性”，见《李锐反“左”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65页。
[20] 出处同注[16]， 第142页。
[21] 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见《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341页。
[22] 胡风，“论持久战中的文化运动”，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48页。
[23]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见《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49页。
[24] 出处同上，第282页。
[25] 出处同注[23]，第324页。
[26] 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见《李锐反“左”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9页。
[27] 出处同注[16]，第162页。
[28] 出处同上。
[29] 出处同注[26]，第19页。
[30] 出处同注[2]。
[31] 出处同注[21]，第342页。
[32] 出处同注[10]，第587页。
[33] 出处同注[21]，第312页。
[34] 出处同注[21]，第321-322页。
[35] 出处同注[2]，第817页。
[36] 见《希望》，1945年1月，第1集第1期。
【参考文献】
晓风编，《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胡风，《胡风评论集》（上）、（中）、（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985年出版。
李锐，《李锐反“左”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
范际燕、钱文亮，《胡风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李锐，《三十岁前的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4 Issue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