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一、如何理解个人崇拜?
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于何时?
三、个人崇拜是如何营造起来的?
四、“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个人崇拜的重要标志
五、“毛泽东思想” 到底是什么?
【注释】

个人崇拜问题在中国已谈论了50年,在中年以上的人群中几乎早已到了无人不晓的地步,现在还来谈它似乎有点多余。其实不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从来就有分歧,认识并没统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很大的亏,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但并未吸取教训,以致于到现在造神造假运动还盛行不衰,因此仍有必要将个人崇拜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实际上始于“延安整风”时期。笔者经历过“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本文的讨论既是对相关问题研究的结果,也结合了当年对“整风”运动观察的体会。

一、如何理解个人崇拜?

中国1999年版的《辞海》对个人崇拜的定义是:“神化个别人物并加以盲目崇拜的现象。”应该说,这一定义并没有错,只是定义后面的释文不尽完善。比如释文说,“一切剥削阶级都利用它作为愚弄和欺骗人民群众的工具[1]”,这一说法违反史实,因为“被剥削阶级”也经常利用个人崇拜,农民起义领袖就是如此。如果以过去和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无产阶级专政,以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为资产阶级专政,那么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反而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吃个人崇拜的亏要大得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和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这既包括所有这些国家对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包括各国内部的专制独裁及个人崇拜。所以我们这里谈的崇拜,更多地属于国家体制问题,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也是个人崇拜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被实际上列为禁区的原因。

个人崇拜是个外来语,有时也被译成个人迷信。这里所说的崇拜(cult),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崇拜祖先、崇拜名人等含义,而是指对崇拜对象的神化、迷信和政治伦理上的狂热追随、组织活动上的盲目服从,此外还有巫术治病、会道门、邪教等含义[2]。但在中文里,似乎个人崇拜一词负面的含义弱一些,而个人迷信一词的负面含义则严重得多,为政者往往依据政治上的需要而选用不同的词。例如在讨论和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领袖形象,胡乔木就特别提出,“决议稿中把个人迷信改为个人崇拜,后者是马克思的原话,八大也是这样用的,不宜用个人迷信代替,因含义不同。[3]”至于究竟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含义有什么不同,他没有说。其实,胡乔木声称“马克思的原话”是“个人迷信”而不是“个人崇拜”,不过是一种故意曲解。马克思并不懂汉语,如果最早将马克思使用的这一德文或英文词翻译成中文的译者选用了“个人迷信”这个中文词汇,那么“个人迷信”不就成了马克思的“原话”了吗?虽然现代汉语里出现了“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两个平行的可以互换的词组,为政者有时出于政治需要在不同的场合时而用这个,时而用那个,但这两个中文词在英、德、俄等外文里对应的是同一个词,从中文译成外文时,中文的“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只能译成外文中的同一个名词。

据我所知,在中国个人崇拜(或译为“个人迷信”)的提法盛行于上一世纪的50年代,是由苏联传到中国的。1951年至1955年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任研究室主任,对当时的情况稍知道一些。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报刊就开始从理论上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提到个人崇拜问题,同年7月起开始公开批判和反对党的宣传中的个人崇拜。当时中国驻苏使馆研究室在张闻天大使的指导下,及时注意到这一动向,随即由萧扬执笔写了一篇“苏联宣传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被中宣部摘登于翌年的《宣教动态》第3、4期上。此后研究室又连续就苏联舆论大反个人崇拜的动向给国内写了“情况反映”和研究报告,有几份还由张闻天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署名报送党中央。这就在国内引起了重大反响。毛泽东于1954年4月28日就“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一文作了批示[4],刘少奇将此文以中央文件或中办文件的形式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阅读。从此,中国的报刊也开始谈论起个人崇拜的问题了。

应当说明的是,我们一开始就将俄文中的这个词译作个人崇拜。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用的也是个人崇拜这个中文词[5]。然而,当中共中央开始就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发表意见时却改用了“个人迷信”这个中文词。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公开后,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其中后者系胡乔木起草[6]),文中涉及对斯大林的评价时用的就是“个人迷信”这一表述,此后直到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斯大林问题”时,仍然是用这个词。中国官方对斯大林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用不同的词,对斯大林用“个人迷信”,对毛泽东则改用“个人崇拜”,虽然显得亲疏不同,实际上两者的含义并无区别。这也说明,中国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继续保留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

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说法”,并把崇拜和尊敬、信仰、服从等混淆在一起[7],他公开声称:“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8]”毛泽东为个人崇拜辩护,其实就是为了维护对他本人的崇拜。这一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其错误之处已为此后直到“文革”时期的宣传和实践所证明。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一言既出,个人崇拜就先在党的领导层后在全国舆论界大行其道。就在“成都会议”上,个人崇拜的积极制造者之一陈伯达听了毛的插话后立即说,“个人崇拜如果按这个定义,全部是正确的。[9]”而作为“封疆大吏”的柯庆施和陶铸等在发言中竟提出这样的口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胡乔木后来回忆,“这是成都会议上正式提的口号,当时就没人敢反对,提出者后来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那时李锐对这一提法不以为然,去向毛泽东反映,但毛却用“他们是有所指的”之托词搪塞了过去[10]。正是在这个口号(迷信和盲从)所体现的政治环境里,毛泽东掀起了“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使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饿死数千万人这样的空前灾难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这种惨剧也证明了“个人崇拜是正确的”这一“说法”的荒谬。

现在,虽然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还颇盛行,但敢于说个人崇拜完全正确的人却已经没有勇气公开站出来了。然而,个人崇拜的研究在中国仍属禁区,所以国内这方面的材料不多,有些谈及这个问题的著述,也大多说不清楚。例如涉及这一问题的书有《走向神坛的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11],但它们并未回答毛泽东究竟是何时“走向”、“走下”“神坛”的,更未解释怎样才算“走向”或者“走下”……新近故去的党史专家冯建辉写了《走出个人崇拜》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认为在建国初期没有形成个人崇拜,而是到60年代以后才“愈演愈烈”。后来牧惠在《随笔》杂志上发表了“如何‘走出’?”一文,不同意这一说法,但承认这是国内“头一本探讨这类问题的书”[12]。这既说明国内这方面研究的薄弱,也说明至今还未明确什么是个人崇拜的特征和标志。

国外有关个人崇拜的研究很活跃。最近墨西哥的一家刊物发表了一篇题为“领袖的真实与神话”的文章,作者自称“研究了学术与实践中存在的有关领袖的350种理论……澄清了社会生活中有关领袖的一些最普遍的神话”[13],他们认为,领袖神话往往把领袖说成是天生的天才人物,有常人没有的超凡本领和魅力,可控制和操作一切等等。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外国的相关研究,即便是分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可能也未必完全合乎中国的实际。因为国际共运和中国当代的个人崇拜,固然与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过或至今还存在的个人崇拜有许多共同点,但又有它们自己的特征,这与它信奉或宣布信奉马、恩、列、斯的理论是分不开的。对这些理论不太了解、又缺少档案可查且无实践体会的人,是不大容易研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其中的某些奥妙的。这也是一些研究者(包括中国人在内)总是说不清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起源和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个人虽然很早就开始作一点理论方面的工作,但多属一知半解,而且对党史又远非内行,所以下面试图归纳的几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标志或突出特点,只能是管窥蠡测之见,抛砖引玉而已。在我看来,这些特征或标志主要有或必须具备如下几条:

一是对领袖的神化、迷信、盲从和狂热追随。为此,被崇拜者本人和他的崇拜者及其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就要把崇拜对象宣传得一贯正确、无比英明和伟大,还要为他隐恶扬善、伪造历史、贪人之功、诿他之过、拔高“伟人”、矮化别人等等。

二是被崇拜对象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实际上所谓的个人崇拜就是对个人权力的崇拜。权力是个人崇拜的主要基础,小权可造成小崇拜,大权能造成大的崇拜,没权则闹不成,象汉朝的刘盆子和伪满的溥仪就只能充当傀儡。共产党里的被崇拜对象必须拥有最高的党、政、军权,特别是人事权,对一切人(主要是干部)可以任免奖惩以至生杀予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礼记》上说的“百众以畏,万民以服”,使臣民把信服和畏惧结合成思维和行为的习惯定式。否则,纵有天大的本领也难以成为被崇拜的对象。

三是实行一元化领导和人治。个人崇拜不仅绝对排斥民主政治,也使“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流于形式,甚至成为口头上的虚词。因为个人崇拜归根结底是个体制问题,它在政治方面实际上是封建皇权专制主义:朕即党、朕即国家。作为党国领袖,他可以独断专行,让整个社会生活跟着他的意志转;他的想法和行为不讲法度,无规矩可循,使其他领导人及各级干部以揣摸他的意图为第一要务,民众则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随大流,都只能盲目跟着走。

四是推行普遍的蒙昧主义,轻视知识文化、禁止言论自由、取消干部民众的知情权。建立个人崇拜只能利用、加深以致于制造群众的愚昧,因而不重视发展教育,不普及科学,轻视知识分子,提倡少读书以致于不读书,遍设禁区,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对领导人的活动严格保密。很明显,如果民众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民主意识增强了,又能了解领导人的活动和国家大事,个人崇拜就很难建立起来了。试想,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饿殍遍野的困难时期,若民众知道领导者一方面大造豪华别墅等奢侈情况,一方面又弄虚作假,宣传领导者如何与群众同甘共苦,民众会有何感想?如果民众洞悉领导者的政治活动以及家庭和生活情况,他们会心悦诚服吗?

五是允许和鼓励各种迷信言行和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宣传和仪式。例如喊“万岁”、“万寿无疆”、“人民大救星”等口号;夸大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宣传没有“大救星”的拯救,“中国人民现在还在黑暗中徘徊”云云;或者学了领袖的观点甚至只是语录,人们立刻就能创造出奇迹、实现各种发明创造等;此外还推行宗教式的活动,如广修庙宇(名曰“纪念馆”之类)、对“革命圣地”的“朝拜”“瞻仰”等,更不用说“早请示、晚汇报”及其他弄神弄鬼的事了。

六是还必须有一系列制度的配套和结合,包括党领导一切的一党专政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或变相终身制,各级干部的委任制或变相委任制、“传宗接代”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严格的等级制和法定、非法定的特权制等等。

关于个人崇拜的特征,还可举出一些。上面所列几点也不一定准确,甚至还相互重叠,但这都不妨碍我们对个人崇拜的定性和研究。

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于何时?

毛泽东曾经推行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是错误的和有害的,这在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已是铁板上钉钉,没人能否认的了。然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究竟起于何时,其为害程度有多大,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却仍然存在着重大争论,实质上这两个问题是一回事,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时期说得短一些,无非是要淡化它的为害程度。所以也可以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底延续了多久,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国内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政治上最具“权威性”的当属中央决议上的说法了,正式的党史教科书自然不会越雷池一步。

关于个人崇拜开始的时间,中央决议上的提法虽不十分明确,但意思是指1956年以后。它在讲到“文革”前10年的党史时说,“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14]”。按照这层意思来理解,既然在“这个时期”(50年代上半期)个人崇拜才刚刚开始“逐步发展”,可见以前是没有个人崇拜的。于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始(并且是逐渐地开始)于1956或1957年的说法,就在党史界占据主流地位了。全部官方的党史教科书和多数民间的党史著述都持此说,其中不少还断然否定此前存在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仅如此,有些书籍和文章甚至还大讲建国初期毛泽东的谦虚谨慎和民主作风[15],其根据无非是毛泽东的个别言论以及毛曾一度允许其他领导人提不同意见。还有些人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定在上一世纪60年代,有的甚至说只是产生于“文革”时期,而且完全是林彪、“四人帮”所为。

强调建国初期毛泽东十分谦虚谨慎的人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毛泽东50年代曾“力排众议,坚持不提‘毛泽东思想’[16]”。“坚持不提毛泽东思想”,确系毛泽东当时的“想法”,但他并未“力排”实际上不曾存在的“众议”。至于毛泽东那时为何有如此“想法”,中共党史权威胡乔木有非常明确的解释:“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上提了的,他们刊用时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17]”当时,不只是苏联对中共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采取如此态度,整个国际共运阵营都是追随苏联的;何况,国际共运阵营内已经发生过批判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将南斯拉夫排除在国际共运之外的先例,毛泽东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才产生了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念头。他在1950年8月19日写给政治局的信中提出,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选》第二卷时就正式建议作若干修改,“政治局委员都圈阅同意”。这些“修改”中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凡有“毛泽东思想”的用语一律删去;二是“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确指示的份量,原来一些地方没有提斯大林名字的,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几处还增加了他的引语。[18]”

毛泽东建国后是否确实“谦虚谨慎”、“率先垂范”[19}呢?要了解这一点,应根据以他个人意志决定(政治局多数成员改变态度表示支持)的重大历史事件来判断。这样的事例包括支持朝鲜战争、放弃《共同纲领》、实行“穷过渡”(从尚未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贫穷落后状态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些事例基本上都否定了所谓毛泽东建国后“谦虚谨慎”的说法。再从下面的两个小例子来看,毛曾“谦虚谨慎”的说法也不攻自破。其一是在中共中央1950年颁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毛泽东自己加上了“毛主席万岁”一条[20](正式发布时定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21])。其二是在1953年9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上,民主人士梁漱溟批评中共革命胜利后“忘掉”了农村、不重视提高农民地位和改善农民生活,毛泽东以党和国家主席之尊多次用近乎破口大骂的方式批判梁漱溟,并正式表示,“我声明,确是‘拒谏’”[22]。事实上,正是靠农民运动起家、在同梁漱溟的论战中自称“代表农民”的毛泽东,用“统购统销”特别是“户口制”的办法,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变成不能进城的“二等国民”,制造了城乡隔离的制度壁垒,人为地阻碍了现代文明重要条件之一的城市化进程和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等社会目标。这一切所造成的恶果十分明显。从30年后梁漱溟带有自责性的话──“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看来,在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当面争论一事上,梁漱溟的“雅量”显然比毛泽东高得多。单就这两件事而言,能说毛泽东建国初期是“谦虚谨慎、率先垂范”吗?

那么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究竟起于何时呢?寻根溯源,查证找据,还只能定在“延安整风”时期。若以上面提到的有关个人崇拜的种种特征来衡量,“延安整风”不但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正式开始,而且为中共的个人崇拜体制奠定了牢固基础。

中共建党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曾保持了不突出领导者个人的政治传统。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事实上的领袖地位已经确定,但并不巩固,也未公开,在延安讲演或见报时,毛与其他书记处成员一样,一律被称为党的领袖之一。所以一直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1942年听陈云报告时说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时,还觉得“特别新鲜,因为在此之前邓力群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23]”。

然而,从1940年起,情况就逐渐发生了变化,中共以往的不突出领导者个人的传统被打破了;而“延安整风”之后,中共就把这个传统彻底抛弃了。1940年在延安成立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陈云担任校长,该校规定了“泽东日”,从此开始了对毛泽东个人的宣传,而且不断升温。最早是王明1940年5月3日在“泽东青年干校”开学典礼上作了吹捧毛泽东的讲演,题为“学习毛泽东”。此稿经毛看过后刊登在《新中华报》上,文中除称毛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外,还第一次给毛加上了“伟大的理论家”的头衔[24]。此后,在延安地区宣传和歌颂毛泽东的文章和新闻就日渐增多,在这方面比较活跃的是张如心。他在1941年3月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说毛的言论和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一个月后他又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25],此后张如心就被调任毛泽东的个人秘书。1942年2月18日和19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又连载了张如心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进一步谈到“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这个名词。同年7月1日,远在晋察冀的邓拓也著文论及“毛泽东主义”。

总之,自从1940年中共党内打破了不突出领导者个人的传统后,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宣传就日益普遍。在这些宣传中,以后人们常用的“领袖”、“导师”、“舵手”等称呼和“一贯正确”以及其他夸功掩过的阿谀之词不断出现,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蔚然成风。中共发动“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就是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因此这场政治运动不可避免地在中国皇权主义传统和国际影响下制造出个人崇拜。可以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出现有很大的必然性。

三、个人崇拜是如何营造起来的?

1.“延安整风”政治上的准备

“延安整风”之初,延安的政治气氛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不正常现象。

首先,按照中共的建党原则和党章来看,“延安整风”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整风运动”之发动起于毛泽东个人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而这一报告似乎事先并未经过中央领导集体讨论。像“整风”这样涉及全党、影响全部工作、历时3至4年的大事,理应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章规定每年一次)讨论决定,起码也应经中央全会通过;何况当时大多数六届中央委员和“七大”代表都集中在延安,若举行党代会或中央全会批准“整风”运动之实施,可谓易如反掌,然而当时的党中央似乎“忘”了有此必要。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不管它们是否有权过问,与“整风”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显然未经过它们讨论(例如,毛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没说是代表政治局或书记处,而是“我主张”);有些事即使经过了政治局或书记处,也只是走个形式,仅用其名义而已(实际上“整风”后政治局和书记处均陷于瘫痪状态,于是指定了个如同“文革小组”式的“总学委”来负责“整风”事务)。所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上一再说,“毛主席认为”(而不是党中央“认为”),进行“整风”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云云[26]。显然,整个“整风运动”的部署、变化,如学文件、写笔记、查历史、搞“抢救”等,无一不跟着毛泽东的思路走。可以说,“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具体领导的,它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为毛的独断专行、以人划线和个人说了算奠定了基础。

其次,原先筹备中的中共“七大”的会期一拖再拖,以致各地选出的代表滞留延安长达3到5年,而拖延“七大”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这些代表参加“整风”和“抢救”(整人或挨整)。这种做法不但违背党章党规,违背“共产国际”关于“迅速召开七大”和“不应花很长时间争论过去10年内战的问题”之指示[27],也违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有关决定和“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开“七大”的决议。当时中共中央的解释是:“为了确保七大开得成功,毛主席认为有必要……统一全党的认识。[28]”也就是说,中共“七大”何时开、如何开、谁能参加,不决定于中央全会或大会筹委会,而是毛个人说了算,他认为要什么时候开就只能什么时候开;若代表们的“认识”未“统一”到毛泽东满意的程度,“七大”就不能开“成功”。

再次,党内高层出现了一系列违背党规和党纪的不正常组织设置和人事安排。例如设立了架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总学委会”,并在其下设立垂直系统,于是由延安派向各地的“钦差大臣满天飞”。例如,彭真当时连候补中央委员的资格都不具备,却被任命为全党高干“整风”重点单位中央党校的主管,他还取代政治局委员陈云而成了中组部长,甚至负责“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和某些人事安排,并列席政治局、书记处等所有中央会议。原先在中央无任何地位的高岗,则突然成了西北局书记,与彭真一样成为“总学委”成员和“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委员,经常列席各种中央会议,人称“西北王”。

2.“延安整风”运动的目的:推行新的蒙昧主义和培养崇拜领袖的驯服工具

“延安整风”并非“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推行新的蒙昧主义,培养一种个人崇拜与盲目服从的精神。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都反对盲目服从,主张独立思考,提倡批判精神,所以当时延安的《整风文献》根本不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整风”学习中从不强调学习马、恩著作,而是以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为中心学习材料。延安“马列学院”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在1940年前后就改变了讲授内容,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而是以讲《联共党史》为主,马、恩著作只不过作为参考资料而已。延安的学校也大多从1940年起把马列主义课程改为《联共党史》课程了。马克思曾经对他的女儿说过,他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29]。而“延安整风”学习所强调的却是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尤其是反对“自由主义”和查禁小广播。毛泽东说,“马、恩、列、斯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30]等,这种把经典理论视为只能信守不能怀疑的看法,显然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王若水生前在一篇题为“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的文章中提到:“整风运动在起初,可以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因为它所反对的是以王明等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31]”这种看法其实是并不合乎实际情况的以讹传讹。王若水以及其他许多人类似的看法,显然是受长期以来党史编纂学关于“延安整风”是清算王明路线、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这一后来才有但并不正确的说法的影响。

事实上,“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一再申明自己忠于“共产国际”并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并非虚应故事。“延安整风”开始后,在重大问题上,中共中央一直是及时向“共产国际”请示汇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国际”的指示大多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在纠正毛泽东某些“左”的错误和冒险倾向,如制止国共关系破裂、缓和“整风”斗争、刹住“抢救”运动等问题上,“共产国际”都起了积极作用。“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整风文献》中,除了中共自己的材料外,主要部份就是斯大林的理论(以《联共党史》为代表),还有“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文章。众所周知,“共产国际”实际上代表着苏共和斯大林的意志,中共既然在“延安整风”中组织大规模的学习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文章,当然不可能以“反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为目的。

至于说“延安整风”是为了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大约也是解放后的党史编纂学才提出来的。参加过“延安整风”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但在延安,就是在这次“整风”后的解放战争时期,也没听说过有个所谓的“王明路线”。在“延安整风”过程中,根本就没有“王明路线”这个概念;直到“延安整风”之后的1943年底,中共中央才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在极小范围内提过王明、博古的“宗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32],但这一说法并未传达给延安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至于所谓的10年内战中的“王明路线”和“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这样的提法,是50年代编辑《毛选》时修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才逐渐定型的。

“延安整风”远离“五四”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继承和发展了红军时期轻视书本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党内只要集中和纪律,反对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思想自由。按照中共领导层当时的看法,知识多了,思想就会变得复杂,不如工农干部那样思想简单,容易领导和指挥。这也是后来干脆说“书读得愈多愈蠢”、“知识愈多愈反动”的根子。

从“延安整风”学习的文件内容和当时的实际作法以及事后的发展来看,这次“整风”其实就是要把延安以及党内的一切党员干部培养成崇拜领袖的驯服工具。恰如李维汉所说:“整风的主要收获是教育了两代人,两层干部[33](指红军到达陕北前的老干部和此后参加革命的新干部)。”事实也确实如此。经过“延安整风”,中共党内的个人崇拜体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稳固地建立起来了。新老干部中,不说全部,起码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崇拜毛泽东和“听毛主席的话”的驯服工具。这从一件小事中就可看得出来:“延安整风”前我们在生活会上批评某人有自高自大的毛病时,往往说他以“老子天下第五自居”,意思是马、恩、列、斯下来就数他了;但“延安整风”后就改成了“老子天下第六”,即斯大林下面还有个毛泽东。

3.“延安整风”的结果: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授予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权力

“延安整风”后,党内建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原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因为在“整风”运动中帮助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整风”后在1943年3月的中央机构调整中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内第二把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说:“毛主席的关怀,不仅说明对少奇同志的深厚情谊,更说明对少奇同志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34]”换言之,中央高层的人事安排其实成了毛泽东个人说了算。当时,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是奉毛泽东之命取代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去主管中宣部工作的;而政治局委员、原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却只能在并非中央委员的贺龙底下任个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和王稼祥则于1944年分别被安排担任各管几个人的“政治材料室”主任和“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35]。张闻天倒还全身心投入地干了一年多,写出了若干研究报告。王稼祥也许因身体不好或思想不通,据说一直未到任。同为政治局委员的周恩来、彭德怀,回到延安参加“整风”,主要是清算他们的历史旧账,让他们检查,这两人从未在“整风”中担任任何重要职务。诸如此类的人事安排,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完全正常的。

还有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中共“七大”候选人的提名和选举。在酝酿候选人名单时著名将领陈赓提出:薄一波是从监狱办“自新”手续出来的,当党员可以,当候补中委不合适,建议从候选人名单中去掉。他的意见反映给毛泽东。毛说:“为什么不可以当正式中委?提候补中委就不妥。”毛的这个意见被传达给参加“七大”的各地代表团,结果薄一波反而改为正式中委候选人并顺利当选[36]。

以上事例说明,从“延安整风”开始,党内路线、政策的正确与否只能以对毛泽东的态度划线排队,紧跟毛的就是正确的,与毛意见不同就算犯了错误。“延安整风”刚结束时,包括刘少奇等书记处成员在内,凡有不同意见,倒还允许提出来,但如果毛不同意,即使多数人有不同意见,也只好放弃。但建国以后的一切重大事件特别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表明,整个中央委员会都变成了毛的驯服工具。毛泽东的权威实际上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皇帝。

“延安整风”除了在组织上作出“一元化”的决定外,还做出授予毛泽东有独断专行特权的安排。1943年3月,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党中央在关于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的决定中规定,作为主席的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虽然说大政方针由政治局讨论,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权”只涉及日常工作,实际上此后大事不都是毛泽东乾纲独断吗?刘少奇这一旨在制造个人崇拜的建议不但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而且也直接违反不久前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字号(3){37],为党的领袖在党内的独断专行披上了组织制度上合法的外衣,从而使全党服从于一人,正式开创了个人崇拜的党内领导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之间已不再平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纪律也自然失效。如果在某一问题上多数政治局委员和毛泽东有不同意见,总是多数人放弃自己的意见,跟着毛泽东走。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当毛泽东对大家有所不满时,就带着党章和宪法来参加会,说是要维护他的发言权,把大家训了一顿,竟没有一个人敢于顶撞;而当刘少奇在“文革”时也拿着宪法、声称他是国家主席,以此对抗“造反派”的批斗,却丝毫未起作用,他终于作了个人崇拜体制下的殉道者。陈云曾经设问:“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笔者注:意为敢于提不同意见),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他认为,即便如此仍然是毛占据绝对控制地位。他解释说:“反‘冒进’不是一次实践吗?中央同志全都参加了,毛来了个反‘反冒进’,结果搞得鸦雀无声了。[38]”

4.“延安整风”后建立起严格的舆论控制和保密制度

个人崇拜所要求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严格的舆论控制和保密制度。不但领袖和领导集团的活动以至日常生活都处于神秘状态,而且有关党国大事、国内外形势的报导和评论都要层层把关,社会新闻则实际上被取消。例如,1942年4月10日延安的《解放日报》第二版曾刊登一条“党校一学生失恋自杀”的消息,因此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39]。其实,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刚在延安创办时还保留了普通媒体的一些特点,人们从中不但可以知道不少信息,而且还可看到一些不同意见的争鸣,国际消息也比较多。我就是每天风雨无阻地到报社门口看报上有关苏德战争进展的报导的。可是“延安整风”后情况大变。毛泽东在报上看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后拍案大怒,“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当即打电话,要求报社深刻检查。[40]”于是决定让《解放日报》改版,从此报纸成了名副其实的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主要功能不再是为大众提供各方面信息的传媒。那时报上连篇累牍的刊登关于“整风”的报导,还有对王实味等人以及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再就是一些文人和知识分子的检讨。再往后就是“肃反”与“抢救”运动的报道充斥报端。例如,在官方党史学一再重复毛泽东下令停止“抢救”运动[41]后的一个多月,1943年9月21、22日的《解放日报》还连续刊登了“延安县开展防奸运动”,“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万恶罪行”的报导。当时并没听说毛泽东看了诸如此类的消息后发脾气或拍桌子,反倒是绥德地委组织的宣讲团被邀请到延安给一些机关学校作报告。我就在延安的中央大礼堂听过绥德师范、米脂中学来的一些小孩们的“坦白、控诉”,并且看到台上坐着中央首长。

“整风”后,除《解放日报》外,延安地区的其他报刊基本上都停刊了,连各单位“整风”开始时出的墙报也都消失了。因为先前党中央发出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号召,实际上很快就被收回,变成了“以言定罪”,随意发言起码是属于挨批的“自由主义”或“小广播”。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党和政府接受舆论监督,相反却是由党中央直接掌管和监督舆论导向,并组织人马审查一切新闻报道。按当时的规定,报纸的通讯员由党委设置,有关各地的消息报道原则上也必须经当地党委同意[42]。在加紧控制报纸(当时无广播,一切新闻均靠报纸)的同时,延安唯一的出版社“解放社”不仅不再印行各种期刊和一般书籍,而且连马、恩、列、斯的著作也停止出版,只印有关“整风”学习的文件和材料。在此还需要说明的是,“整风”开始不久,特别是开展“审干肃反”(“抢救”运动)后,前几年很活跃的各种学习和学术活动及其组织形式如讨论会、上大课、研究会等即完全停止了。从此,延安的生动活泼时期宣告结束,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坚持强调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被“舆论一律”所替代。

舆论控制必须辅之以严格的保密制度,这也是现代个人崇拜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在个人崇拜的后面必然隐藏着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些信息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个人崇拜也就坍塌了。斯大林当年在苏联被崇拜得胜过神仙,他死的时候莫斯科简直是哭声震天,为向他的遗体告别而拥挤到踩死不少人的地步。但经过苏共“二十大”揭露他不下于历史上任何独裁者的专制暴虐、杀人如麻的真相后,人们对他的崇拜急转直下,等到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尸体搬出列宁墓埋葬别处时,在人民当中竟未引起任何波动。同样,如果中共的许多档案未被销毁,能公诸于世,恐怕中共党史就只能重写了。

以“延安整风”而论,一开始就弄得很神秘。上层“整风”当时就是在严格保密中进行的。1941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就明确规定:“确能遵守组织纪律,未经允许,不得将学习中涉及党内秘密的争论或结论向外宣布”,否则就不能编入学习组[43]。所以象我这样的从头到尾都参加了延安“普遍整风”的中下级一般干部,不但在当时、就是到了现在也不大了解上层“整风”的情况,即使作专门研究,有些问题也还是弄不清楚,更不用说当时未参加过“整风”的人和后世的人们了。大家对“延安整风”的了解只能参照党史教科书上所言。甚至有些过来人,包括“审干”、“肃反”中被长期关押和受刑的人,也都误信“抢救”运动是所谓“康生发动和执行的,毛泽东发现后及时作了纠正”。

可见,现代的个人崇拜,特别是过去和现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个人崇拜,必须对许多问题严格保密、设置禁区。“延安整风”中叫得最响的是”实事求是”,但那时却对中央苏区的反“AB团”和“富田事变”,对长征结束后西路军的被歼等历史真相,或者避而不谈或者伪造历史。这种口头大讲“实事求是”、实践中并不实事求是的传统,倒是一直继承了下来。不但在“延安整风”中就搞一些并不实事求是(如“无限上纲”)的批判和斗争(特别是开展“抢救”运动),而且建国后哪些重大举措又是实事求是的?又有多少不是在瞒天过海?例如至今仍说造成惨绝人寰的“三年困难”的原因有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等,就是不提饿死了多少人和人吃人的现象。还有,为什么不敢设“文革博物馆”,无非是因为它有碍个人崇拜。

5.“延安整风”:通过神化毛泽东而形成个人崇拜

“延安整风”中形成个人崇拜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开始了对毛泽东的神化,进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属于封建蒙昧主义的欢呼歌颂,如喊万岁、唱《东方红》之类,而且还不断升温,变成一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必须遵守和履行的仪式,最后达到宗教狂热的程度。

在封建专制时代,“万岁”是皇帝的专称,任何人都不能乱喊。到了近代,特别是推翻封建王朝以后,“万岁”也可用于对被拥护的党派与事业的欢呼,如“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万岁”等。但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个人用“万岁”的,我只知道毛泽东早年崇拜陈独秀时写过“我祝陈君万岁[44]”,也有人对崇拜或谄媚对象用过“万岁”(如康生对王明),但均属个别现象,并未普遍化。“整风”前,我在延安的5、6年里并未听过开会时对某个领导人喊万岁。只是1943年“整风”结束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才迅速传遍延安。据李雪峰回忆,彭真说是他第一个喊的[45]。从彭真当时的地位和后来职务的升迁看,这是完全可能的。那时彭真主持的中央党校集中了延安地区六分之一的干部,包括大批高干和文化人,彭真振臂一呼“万岁”,各机关学校自然群起仿效。从此,在中共领导的地方,“万岁”一词就只能属于毛泽东一人了,情形与称呼封建社会的皇帝一样。

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见闻,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在一些地区也被“万岁”了一阵,但很快就纠正了。在个别地方还有地方领导人也偶然被喊了“万岁”,一旦发现,就被视为“事故”,当事人会受到批评和处分(调离)。当然,也有人不赞成喊“毛主席万岁”,认为这是封建主义。我知道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建国后仍然坚持这一意见,这或许是毛泽东特别痛恨他们的原因之一。到了后来,在中国不但绝对不能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连不喊或喊得少了也是罪过。“文革”初期,我去农垦部看王震和陈漫远打大字报战,王震揭批陈漫远的罪过之一就是陈开会很少甚至不喊“毛主席万岁”,而王震则是经常喊这一口号。

与“喊万岁”同时兴起的,是对毛泽东的各种“封号”。现在人们多以为关于毛泽东的“四个伟大”是林彪在“文革”中提出的,而毛泽东则斥之为“讨嫌”。其实,在“延安整风”后期,中共党内奉给毛泽东的“伟大”称号比“文革”时期还要多。那时在延安,除了最普通的“伟大领袖”外,还有“伟大的革命舵手[46]”,“不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47]”,“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48]”,以及“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49]”等等。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所有这些极端过火和明显具有个人崇拜色彩的颂扬和称谓,不但没表示过任何“讨嫌”,而且还完全接受。这些“封号”其实都是经过他一再审阅和定稿的,从来没听说过他对此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或自谦的表示。由此也可明白,“文革”中毛泽东对斯诺说喊“四个伟大”“讨嫌”,并不象官方党史学所渲染的那样,是毛泽东谦虚地不赞成这样的称呼,而是毛要消除喊“四个伟大”的林彪的影响。

《东方红》大约也是“延安整风”期间由农民唱出来的,被发现后经文人修词定谱才很快传播开来。农民对领袖有神化和感恩的思想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50]”问题在于,如此明显地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歌词,不但未被制止,反而由党组织广为传播,直到定为一些会议和广播必须有的开始曲。我在国外工作时常遇到出国文工团,他们的节目安排往往以《东方红》开场,最后以《国际歌》终场,先唱毛泽东是红太阳、“他是人民大救星”,后来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这种自相矛盾实在滑稽。然而,这样的歌曲从“延安整风”起在中华大地上却盛行了几十年,竟无人敢质疑,更没有人敢更动分毫。例如,1954年4、5月间,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率文工团访问苏联,节目单开头是《斯大林颂》和《东方红》。由于苏联当时已公开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因此苏方提出不能再唱《斯大林颂》。于是我们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便向张闻天大使反映,既然总政文工团不再唱《斯大林颂》,最好也不唱《东方红》,否则就有点不够礼貌,显得在和苏联闹别扭。张闻天大使完全同意这一意见,并向陈沂提出不唱《东方红》的建议,然而陈沂却坚持要唱,声称演出节目单是经周总理审定的。结果张闻天大使只好直接请示国内,最后得到中宣部和总政的联名复电(据说请示过中央):同意使馆意见。由此可见,文工团出国演出时唱不唱《东方红》,不但一位中国唯一出任大使的政治局委员说了不算,而且连外交部也无权决定,可见问题之大。

到了50年代后期,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宗教仪式变得越来越多。有一件事我的印象很深,1958年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农村时摸过一株棉花,结果这株棉花就被系上红绸飘带,成为来徐水参观的人必须先看的景观。中国仿佛回到了现代野蛮和迷信的时代。

6. 个人崇拜在中共“七大”上的表现

中共“七大”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的。所谓“团结”,是指“七大”期间党内已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全体代表都“团结”在领袖毛泽东的周围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所谓“胜利”,则是指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已“战胜”过去的一切不同意见,树立起绝对的权威,从此将保证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这种提法(适用于后来党的每次大会)本身就有问题,而且隐含着明显的个人崇拜之意。这从大会安排、特别是代表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经过3年多的“整风”和开了近1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之后,党内高层的思想认识已完全统一,所有政治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才召开了“七大”。大会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和具体操持,会议的任务只是在组织上和党章里把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下来。因此,会议的发言内容(都是事先写好并经过审定的)主要就是对毛泽东的歌颂,此外则是许多人的检讨[51]。这些歌颂和检讨大部分有极大的夸张和作假,不少说法已超出尊敬爱戴的范围,明显地是宣扬个人崇拜以至于带有奉承讨好之意。而毛泽东对这些却欣然接受,让大家把一切好事都挂在他的帐上。

例如,张闻天在“七大”的发言中许多地方说的都是过头话,如“我从未想到中国革命有什么残酷性、复杂性、长期性”,这完全不合乎他以往的言论和实践。张闻天提到毛泽东时说:“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52]”这种说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是根本讲不通的。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提出,毛泽东是“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这完全是中共自封的说法。事实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之外从来就没有哪个东方民族承认过这一点。又如,周恩来的发言说,“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中国革命3个历史时期……。[53]”此话完全违背了史实,因为在周恩来讲的这3个时期里,多数时间毛泽东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就在“延安整风”之前,周恩来本人就未接受毛的领导,为此周后来反复检讨过。朱德也在会上说:“我党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得到毛泽东同志这个伟大舵手的指挥,终究越过了各种艰难险阻而前进了。”“24年的历史证明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是完全正确的。[54]”这都是明显的夸大之词。难道毛泽东领导打“AB团”、指挥西路军、发动群众性的“肃反”“抢救”运动也是“完全正确的”?彭德怀在“七大”发言中也用了不少个人崇拜的语言。他说:“从党的全部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55]”

除了会上这些颂扬崇拜的言词外,“七大”前后还刮起了一阵向毛泽东敬献锦旗之风,这些锦旗把中央大礼堂挂得密密麻麻。据说,会后两个月,国民参政会代表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访问延安。毛泽东陪他们参观“七大”会场时,傅斯年看见这些锦旗,脱口说了句“堂哉皇哉!”使毛当场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现在看来,“七大”实在是一次检讨的大会、颂扬的大会、推行个人崇拜的大会和为后来开类似会议立下范式的大会。会上既没有也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或争论,各种报告和所有发言都是早准备好并经过统一审查的,会前就已发到与会者手中,开会时只是台上念、台下看(“七大”时倒还有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和一些临时发言,后来这种情况就很少甚至没有了)。大概连毛泽东也觉得这种会议有点形式主义走过场,所以过了11年才召开中共“八大”。至于中共的“九大”和“十大”的召开,看来只是为了树立林彪和去除林彪,并没有其他什么实质意义,但也被称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由此看来,“七大”在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被无限夸大了,其消极影响至今未得到认真对待,自然也不会引起重视了。

“七大”的这种范式是否有意搬用苏联的作法,不得而知,但“延安整风”中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材料,受苏联的影响则是无疑的。为了对照,这里对以“胜利者代表大会”载入史册的联共(布)“十七大”[56]作一简介。联共“第十七大”于1934年1月举行。这也是一个歌颂的大会,许多人检讨的大会,大搞个人崇拜的大会和斯大林走向权力顶峰的大会。它之所以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已战胜了所有的党内反对派,完全定于一尊,而且这时苏联也宣布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一些建设上的成就。这次大会的基调是庆祝胜利,大力歌颂斯大林,再就是让一些反对派头面人物作检讨。

这次会上对斯大林的赞词和“封号”就倾盆而来,什么“伟大的”、“英明的”、“天才的”、“钢铁般的”,不一而足。这些赞誉不仅来自斯大林的拥护者,也来自他以前的反对者。前者如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他们首先称斯大林为“天才的领袖”;基洛夫说,总书记是“解放我国和全世界劳动者的最伟大的战略家”。一批参加大会的国际共运的领导人,如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库恩·贝拉、威廉·克诺林等,也都宣称斯大林现在不仅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等等。至于被安排在大会发言的一些原反对派的头面人物,则拼命检讨自己并歌颂斯大林。例如布哈林说:“斯大林出色地运用马克思列宁的辩论法,彻底批评了首先是我……提出来右倾思想的一系列理论前提,他做得完全正确。……团结在党的智慧和意志的体现者、党的领导人、党的理论和实践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周围,是每个党员的义务。”而李可夫则说:“他(指斯大林)一开始就十分突出地表现出他是一位领袖和我们的胜利的组织者。”托姆斯基说:“我应该对党说,正因为斯大林是列宁最坚定、最杰出的学生,正因为他的警觉性最高,目光最远大,最坚持不渝地引导党沿着正确的列宁的道路前进,正因为他用沉重有力的手敲打我们,正因为他与反对派的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千锤百炼,正因为这一切,斯大林受到攻击。”季诺维也夫率先把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排在一起。加米涅夫提出了“斯大林时代”这一提法,最后还高呼“我们的领袖和指挥员斯大林同志万岁!”[57]

这些发言与我们“七大”上的一些发言多么相似。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与旧党章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增加了一个说明党的定义、作用和地位的“导言”

。我党“七大”通过的党章与过去党章显著不同的,也是前面加了一个很长的“总纲”。这种雷同大概也不是偶然的。

苏、中两党这两次会虽然都是个人崇拜的开始,但各自的为害和发展还是有所区别。联共“十七大”之后的3、4年内,1,916名参加这次“胜利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就有1,108人被捕被杀,而这些代表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里有98名被逮捕或处决。中共虽然在建国后有过几次清洗,但直到“文革”时期才大量拘捕和“监护”中央委员,致使“八届十二中全会”能出席的委员已不足半数。

四、“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个人崇拜的重要标志

1.“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紧跟毛主席”的产物

在我所能看到的材料中,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是张如心的上述文章,虽然他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含义和“毛泽东思想”并无两样。1943年“七一”前后中共掀起了宣传毛泽东的高潮,刘少奇在7月6日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59]这个提法;两天后又发表了由毛泽东布置并审阅的王稼祥的文章,把这个提法改成了“毛泽东思想”[60]。此后,虽无统一规定,但全党已普遍用起了“毛泽东思想”,直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把它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正式写进党章。刘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许多说明,下了不少定义,但此后在长时间里知道“毛泽东思想”具体内容的人其实并不多见。

“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后,全党确实做到了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和亲身体会,这倒不一定是由于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主要的还是由于明确和牢固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各地干部都“紧跟毛主席”,接受毛泽东的指示,按毛泽东的方针政策办,即使有政策上的不同意见,也会自动或被动地放弃而服从毛泽东。这为解放战争和中共建国后的历史所一再证明。

例如,建国后刘少奇提出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结果3个月内遭到毛泽东3次点名和不点名的批评[61],于是刘少奇就完全放弃原来的设想,转而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实,刘少奇起初的想法并不见得错,后来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反倒越来越多,杨尚昆就是其中一个。杨尚昆曾公开说:“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我看有一定的道理,值得好好研究。社会主义改造没到两年就完成了,太快了。[62]”从此事可以看出,恐怕不是刘少奇违背了他自己不久前在“七大”上全面概括和阐述的“毛泽东思想”,而是他没能跟上毛泽东想法的变化,但他受到毛的批评后就立即放弃自己的原有意见,完全跟着毛泽东的新想法走。这类例子真可谓不胜枚举。

后来中共把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做法解释成“统一全党思想的需要”。例如,胡乔木就说过:“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可是他又说:“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虽然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上提了的,他们刊用时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64]”这些说法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用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究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还是另有别的目的?从胡乔木后面的话可以看出,中共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确实“是对着苏共的”,也就是说,要用这一提法来挑战苏共以及“共产国际”的地位;而中共的“八大”之所以最后并未使用这个提法,无非是由于苏联“拒绝承认”。既然如此,那就表明,提还是不提“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内其实关系并不大,对中国而言也并不是非这样提不可,如果苏联反对,那么中国也可以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由此可见,胡乔木关于“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64]”的说法,并未反映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意图,同时也与史实不符。

事实上,1935年中共“瓦窑堡会议”后,特别是1938年“扩大的六中全会”以后,全党思想已经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战略方针之下,中共中央“长江局”取消后已没有大的分歧,此后直到1945年,无论是中共党员还是军队的人数都成十倍地增长,显然,是否采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并非中共发展壮大的前提。

2.国际共运阵营不接受中共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对活人冠以“主义”或“思想”之名,在100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不曾有过,是中共开了这个先例,提出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在世时坚决反对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对那些滥用“马克思主义”的人,他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65]”正象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他讨厌声望,追求声望的行径更使他愤怒。”“群众的赞美和声望,在马克思看来,是一个走上邪路的证据。”[66]

马克思在回答一位德国党员的问题时也曾明确表示:“我始终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对各国所发来的颂扬,我觉得烦恼,绝不回答,纵有回答,也许只是斥责。[67]”同样,列宁在世时也未自称“列宁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实际的结合称为“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就说过:“列宁主义也是列宁死后别人提的。[68]”斯大林是国际共运中大搞个人崇拜的带头人,但他并不让人提“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思想”,而是以列宁的学生自居。他说过:“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69]”朝鲜的金日成倒是竭力想留点思想遗产和声望的,但也没有提出“金日成主义”或思想,而是发明了一个“主体思想”。其他如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和阿尔巴尼亚的霍查等这些大搞个人崇拜的人,都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同主义或思想连在一起。除中国外,现在大概只有越南提“胡志明思想”,但那是在胡志明逝世之后。根据胡志明的为人,在世时他是不会允许人们有此称谓的。所以,“延安整风”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显然是背离国际共运传统、又超越国际共运阵营各国接受水平的空前之举,结果遭到国际共运的普遍抵制是很自然的。

由于中共提出“毛泽东思想”之后,根本得不到苏联及其影响下的国际共运的承认,毛泽东很快察觉到这一点,只得建议少提以至不提“毛泽东思想”。1948年起毛泽东就一再提出,将“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70]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71]。1950年8月19日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从《历史决议》中一律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提法。1954年12月5日,中宣部还正式下达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明确提出,“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所以在1955年党的“八大”会议及其通过的文件中,再也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党的指导思想”。有人说这是由于毛泽东的谦虚[72],上文已澄清了真相。其实,“延安整风”和筹备“七大”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点也不谦虚,为什么1945年以后他却突然谦虚起来了?“谦虚”一说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3.“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命运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命运大体上经过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延安整风”中提出“毛泽东思想”到“七大”后的那几年,这一时期在党内虽然“毛泽东思想”喊得很响,但中共对“毛泽东思想”既未作系统的研究,也未对其内容作充分的阐述。所以那时人们除了知道毛泽东的部份讲话、文章和词句(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之外,能够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人其实不多,连“毛泽东思想”的权威陈伯达也不过如此。第二个阶段是中共建国前后的10来年,在这一时期中共决定不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从政治话语中消失了,这对国事并没有什么影响。第三个阶段是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共重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而且比以前喊得更响,还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第三个里程碑,似乎是否承认“毛泽东思想”成了辨别国际共运各党各派是否“变修”的标志。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的大灾难。第四个阶段是1981年中共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共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作了比较明确的阐述,但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也事实上被架空了,邓小平的主张和指示(后来被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成了全党工作真正的指导方针,而了解“毛泽东思想”内容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本文对第一、第二个阶段已经作了说明,下面对第三、第四个阶段再简要解释一下。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对苏共及其新领导人赫鲁晓夫观察了一段时间,又打了一些交道,就不再把苏联放在眼里,觉得可以在国际共运阵营里与苏共和赫鲁晓夫一争高下。为此,毛泽东不但想让中国超越苏联,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还想在“世界革命”和反帝活动中起带头作用,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于是中共的许多中央和地方领导人闻风而动,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掀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此过去几年中消失了的“毛泽东思想”重新问世,并且被越捧越高。到了1969年,中共“九大”不仅在“党章”的总纲中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给“毛泽东思想”下了一个新的定义,认为它不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是中共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73],是整个国际共运的指导思想。

众所周知,正是在重提“毛泽东思想”并把它越捧越高的年代里,中国发生了一连串严重事件,如“大跃进”、“反右倾”、3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由此自然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倒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在上述严重事件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应该怎样看待“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死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后的“拨乱反正”中,执政党把毛泽东确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改变为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建设的总路线。当时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人认为,要趁自己在世时抓紧评价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特别是要确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其目的十分明显:即便是在“毛泽东思想”被抬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党也从未明确界定过“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经过了“文革”,在党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犯有严重错误的情况下,是否应该把毛在“文革”时期发表的种种言论仍然列入“毛泽东思想”的范围,就更不清楚了。所以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主要起草者之一邓力群说过:“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完备。……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这一次,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贯彻执行的,用概括的语言写出来。[74]”

然而,1981年的这个决议是否就写清楚了,恐怕也很难说。其实,当时就有许多人主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的许多严重错误在“毛泽东思想”中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剔除的。事实上,由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及市场经济,在主要的政策问题上“邓小平理论”已经代替了“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还是坚持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更多的是为了照顾与毛泽东同代的领导人的威信并维持党的意识形态法统。

五、“毛泽东思想” 到底是什么?

1.“毛泽东思想”是如何被剪裁的?

毛泽东在主张不用“毛泽东思想”的年代里曾有如下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著作’字样。[75]”可见毛泽东本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只能出自他本人的著作,并不包含别人的言论观点。斯大林也说过:“叙述列宁主义就是叙述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因而自然和列宁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76]”如此看来,以个人命名的主义或思想只能属于他本人,而不应分属许多人,否则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大堆主义、思想以至责任就都分不清了。1981年中共中央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为“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77]”。可是,一些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外国人倒是从未把毛本人和他的思想区分开。

究竟“毛泽东思想”是否能与毛泽东本人区别开来?毫无疑问这是不行的。“毛泽东思想”当然只能是毛泽东本人的理论和观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集体贡献和集体创作,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因为这个“集体”的外延根本就无法确定。例如,在延安时期当地的民主人士李鼎铭提出了“精兵简政”的主张,毛泽东在讲话中引用了这一观点,此后“精兵简政”就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部份,那么是否可以因此把民主人士李鼎铭也纳入“创作”过“毛泽东思想”的那个“集体”?又如,作为“毛泽东思想”中重要观点的“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主要是陈独秀在党的“二大”上明确提出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则是王明首先提出的,那么是否要承认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和王明因首倡这些重要观点而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创建?如此考证下去,古今中外许多人都对“毛泽东思想”有过贡献,比如,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实事求是”一词就出自《汉书》,并非毛泽东首创,这样来认识“毛泽东思想” 岂不乱了套?

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必然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党是否准备与毛泽东“祸福同当”,承认毛泽东的错误和罪责党的领导集体人人有份?为了避免这一尴尬,中共又发明了中国特有的对“毛泽东思想”的界定方法,即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错误区别开来”。界定一个人的思想体系,能不能只保留正确的部份而将错误的部份去掉?显然,这样做既不合理,也违背科学。倘若如此,世界上的各种主义和思想大都可以被“界定”得完美无缺了。例如,若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论成份去掉,把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机械唯物论因素去掉,这样的“黑格尔思想”和“费尔巴哈思想”自然比较完美,但那也不成其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了。

其实,这种手法也是毛泽东本人所反对的。他晚年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和日本,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78]。胡绳把毛泽东说的“第二件事”诠释成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79],这种说法想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却违背了毛本人的意思。体现毛泽东讲的“第二件事”的相关理论观点,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如果把这些“晚年错误”全盘否定掉,那么“毛泽东思想”也就去掉了一半;如果尊重毛泽东本人的意愿,把这些“晚年错误”视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份,那么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就成了一个讽刺。

中共的前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也意识过这个矛盾。他的说法是:“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有两种形象:一种是长期的中国革命,一直到1957年……另外一种,主要是从60年代以后或者晚一点……我们现在继承第一种形象,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虽然有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80]”其实,这种说法仍然是漏洞百出的。例如,在井岗山时期毛泽东推行了以打击“AB团”为名的“左”倾肃反路线(其作法比斯大林实行的大迫害还早好几年),在“延安整风”时期又再次推行过“肃反”扩大化,这些错误并非毛泽东“晚年”所犯。如果严肃认真地评价毛泽东一生的思想观点,那么就必须承认,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中不仅晚期有严重错误,早期和中期也同样存在很多错误。

然而,目前在中国,为了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居然把它剪裁得与毛泽东成了两张皮;按照这种官方诠释,毛泽东晚年因犯严重错误而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反而是党内其他人在坚持“毛泽东思想”或通过批评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而维护了“毛泽东思想”。这里讲的“晚年错误”在中国通常是指“文化大革命”,其实在“文革”以前毛泽东还有很多严重的错误,如“大跃进”、“反右倾”等,这些60年代以前的错误算不算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份呢?如果不算,那么是不是要把它们归结为毛泽东和整个中央委员会、全国党组织一起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呢?显然,上述诠释只能把“毛泽东思想”越解释越混乱,更谈不上科学性。

2.胡乔木是如何诠释“毛泽东思想”的?

胡乔木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他也认为自己是中国党的理论权威。他在起草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对“毛泽东思想”作过多次阐述。一方面,胡乔木指出,“不能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不要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81]。他认为,

在“文革”时期,“毛泽东那个时候的思想可以说是不正常的,完全是一种冲动,根本没有,说不上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逻辑的思维。”除“文革”外,“当然,毛主席的思想里面也还有一些其他不完全正确的方面。”如“有把马克思主义愈来愈简单化的一种倾向”[82]等。由此可见,胡乔木认为“毛泽东思想”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并列,更不能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他也认为,“毛泽东思想”并“不完全正确”,甚至还有极其错误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胡乔木又表示,“我们还是不要把洗小孩的水和小孩一块倒掉”,“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

胡乔木把毛泽东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剔除后(胡的说法是,“他的错误是违犯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完全正确和纯洁的毛泽东思想”中归纳出3项“基本原则”或“根本精神”,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83]。他的这一看法后来在“历史决议”中表述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胡乔木的这一归纳值得进一步探讨。

首先,“实事求是”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并不是毛泽东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中只属于他的特别的新贡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把“实事求是”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很难讲得通。而从毛泽东的活动实践来看,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打“AB团”、葬送西路军、“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等,还是建国后的“一大二公”、“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大饥荒、“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直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乃至“文化大革命”,恐怕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因此,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和贡献,都是不适当的。

其次,关于“群众路线”,我曾在文章[84]中提到过,这不过是一种工作方法,并不是一种理论上的贡献。何况,这种工作方法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干部凌驾于群众之上。它一方面说,领导干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群众),所有方针政策都是把你们的意见集中起来,经我们制定成政策,再由你们去执行;另一方面又强调,你们应做的一切都是我们要你们干的。这样的工作方法不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也违背“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精神;而且领导干部推行的政策究竟是否体现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也无具体衡量标准。所以,在“群众路线”的名义下实行的政策未必就真的是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的。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充分动员了群众,其实际结果却是带给群众巨大的苦难。象这样的运动到底是集中了广大群众的要求还是出于领导人纯粹主观空想下的决策,恐怕不必深究就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第三,关于“独立自主”,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如此,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毛泽东思想”的独创。事实上中共建国前夕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就把对苏联的“一边倒”列为国策,建国后并未在外交上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在内政方面则从理论到实践都是“走俄国人的路”,一切照搬苏联模式,斯大林在世时中共所有的重大问题都要向他请示汇报。例如,“统一战线”被称为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其实建国后若不是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见,也许中共会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做法把所有民主党派都给解散[85]。照搬苏联模式,这是毛泽东直到晚年还承认的,多年的这种实践至今还留下不少阴影。与“独立自主”的说法相关连,“历史决议”还加上了“自力更生”一词。其实,毛泽东在中共建国后一直强调的“自力更生”不过是闭关锁国的代名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错误的。从理论上讲,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和各国革命需要联合行动[86]。何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化进入了新的阶段,任何国家不对外开放就必然落后。而毛泽东所强调的却是“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87];他还多次讲过,不与美国政府发展关系,不急于和西方国家建交,美国封锁的时间愈久对我们愈有利等等。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闭关自守,导致中共建国后30年里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上原来与自己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后来邓小平承认:“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88]

由此可见,所谓“毛泽东思想”中三大原则之一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恰恰是一个消极面。

3. 对个人关于“毛泽东思想”认识的一点修正

我个人对“毛泽东思想”没有研究,但因为它一直是党的指导思想,所以过去很长时期还是服膺的。随着“大跃进”的失败,我对“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指导作用逐渐产生了一些怀疑。经过“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我对“毛泽东思想”逐渐形成了一个看法,并在“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89]一文中作了如下表述:“毛泽东思想就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政策。”这段话里的第一句当初的意思是想说明“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背景,即它只适用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而不适用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现在看来,这句话中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表述是不准确的。在这点上倒是胡乔木讲得对,他认为,对毛泽东思想下定义,既“不要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代(按即新阶段)”。这大概是由于胡乔木深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不但不精通(连马克思的基本著作都没读过),而且还有些误解(如对“过渡时期”、“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简单化的偏向(例如,毛泽东在延安讲过,对马克思主义,“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也常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胡乔木虽然提出了“不要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就象他在许多问题上往往自相矛盾一样,他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90]这一说法。人们实在看不出这两种说法究竟有什么原则性差别。或许,说“毛泽东思想”是斯大林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之结合,可能更确切一些。有一些人过分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在同胡乔木唱反调,而且也属于不符合实际的拔高[91]。这是在研究“毛泽东思想”上的继续倒退,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个人崇拜影响的表现。

综上所述,笔者现在以为,似乎可以这样来定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政策。这个定义的第一句话把“毛泽东思想”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区别开来了,也说明它的指导作用主要在于革命而不涵盖建设;第二句话显示出农民为革命的基本力量之特点,使“毛泽东思想”不同于完全依靠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也和走城市暴动道路的列宁主义不尽相同。

【注释】
[1] 《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第378页。
[2] 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编的《汉英词典》(1997年版)就只设“个人迷信”条目,意为无须再列“个人崇拜”。还可见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新英汉词典》、刘泽荣主编的《俄汉新辞典》(时代出版社1956年)对cult、КУЛЬТ的中文释义等。
[3]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47页。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84至485页。
[5]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9页。
[6] 见《胡乔木文集》,第3卷。
[7]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至174页。
[8] 出处同上,第200页。
[9] 出处同注[7],第200页。
[10]《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55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216页。
[11] 两书作者分别署名为李银桥、权延赤,但实际上都是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一个人所述。
[12] 《随笔》,2001年第3期。
[13] 《参考消息》,2004年2月2日第9页。
[14]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1至22页。
[15] 例如,我手头就有2002年第5期《炎黄春秋》发表的“建国前后谦虚谨慎的毛泽东”(作者为余广人、于保红)。
[16] 出处同上,系该文的第二个小标题。
[1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1页。
[18] 出处同上,第328至330页。
[19] 出处同注[15]。
[20] 据2003年12月李锐为哈佛大学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的书面发言。2004年1月25日在新华社黄亭子食堂有30到40人(包括我、方实、郭先俅、田绿平、汪丁丁、残雪等)参加的春节聚餐会上,李锐宣读他的这篇发言稿之后曾谈到,毛加写口号一事是1981年讨论“历史决议”时朱德秘书的发言中所讲,他现在还保存着这份“会议简报”。
[21] 见《新华月报》,1950年5月号。
[2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7至115页;戴晴,“梁漱溟与毛泽东”,见《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23] 邓力群,《延安整风以后》,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4] 见1984年《党史通讯》第7期载“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一文,其中指出王明文章经毛泽东看过。除按王明《中共五十年》的记载外,还根据任弼时1945年4月1日的《日记》。
[25] 分别发表在1941年的《共产党人》第16期和《解放》周刊第127期上。
[2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4至205页及其他有关章节。
[27] 王稼祥于1938年、周恩来于1940年曾先后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决定,按党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服从和执行国际的指示和决定。中共中央1940年5月13日致季米特洛夫的信中也已经答应“七大”在1940年9月召开,并表示“这次大会不应该再推迟”,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626页。
[2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6页。
[29] “自白”,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05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和第3卷第803页。
[31] 见王若水2000年12月提交给“中国和东欧知识分子如何应付21世纪的挑战”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此文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4期。
[32] 《延安整风实录》,第415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9页。
[3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495页。
[3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5页。
[35] 《张闻天年谱》,第707页;“邓力群谈张闻天与刘英”,载《张闻天研究文集》,第4集。
[36]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375页。
[37]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1938年11月6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38]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7至138页,“陈云同志的三条意见”。
[3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53至454页。
[4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49页。
[41] 中共中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第790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653页。
[42] 见1942年8月29日政治局会议关于《解放日报》问题的决定以及同年9月9日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
[43] “延安整风运动纪实”,《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195页。
[44] 祝彦,“走近真实的陈独秀”,《百年潮》,2003年第1期。
[45] 参见《百年潮》,1998年第4期第18页。
[46] 陈毅,《新四军抗战始末》,1945年5月1日在“七大”的发言。
[47]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页。
[48] 1945年6月14日《解放日报》社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49] 《任弼时选集》,第383页。
[50]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51]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6页。
[52] 见《张闻天文集》第3卷,第246至263页。
[53] 1945年4月23日在“七大”的发言。
[54] 见1945年5月1日的《解放日报》。
[55] 1945年4月30日在“七大”的发言。
[56]《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解放社1949年初版第407页。
[57] 以上均见(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的《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中译文版,第369至374页(各人发言均据《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58]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503页。
[59]《刘少奇选集》,第300页。
[60]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61]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0、81、99页。
[62] “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1997年3月22日),先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后收入《张闻天研究文集》第4集。
[63]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373页。
[64] 出处同上。
[65]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的信(1890年8月27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
[66] 威廉·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载《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页。
[67] 见弗·梅林的《马克思传》中译本(罗稷南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559页。
[68]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87页。
[69] “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页。
[70] 1948年11月21日审阅共青团文件时给刘少奇等人的信。
[71] 1949年3月13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
[72] 如上引《炎黄春秋》2002年第5期所载“建国前后谦虚谨慎的毛泽东”一文。不过持此说的人很少。
[73] 分别见刘少奇的《论党》和1969年4月14日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
[74] 邓力群,“中央起草历史问题的指导思想”(1981年7月21日),载《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页。
[75] 毛泽东1953年5月24日对军训部部长萧克报送的内务条令等3个草案的批示。
[76]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第1卷第186页。
[7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0页。
[78] 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82页。
[79] 胡绳,“毛泽东一生所作的两件大事──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7日。
[80]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2至83页。
[81] 出处同上,第97页(1980年7月24日的谈话)。
[82] 出处同注[80],第118、123页。
[83] 出处同注[80],第96至101页。
[84] 如“张闻天的民主追求和实践”,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
[85] “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63-264页。
[86]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87] 见《张闻天年谱》(下卷),第1098页,“陈毅传达毛泽东的讲话”。
[8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89] 分别发表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和《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2期。
[90]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7页。
[91] 例如2003年12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毛泽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就属这类。该文提到,“为什么别人没有出来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由他来倡导呢?”这话不合乎事实。即使不算以前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意思相同的言论和实践,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具体提法,也是张闻天和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同时提出的。至于说“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更是违背历史的拔高,除非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这种进一步发展,而人们早已饱尝了这种“发展”的苦果。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5 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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