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11日，鲍威尔为庆祝考茨基65岁生日写了一篇文章：《考茨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他首先赞扬了考茨基从1883年起，“36年来，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马克思学说的传播、深化和发展上”。“正是考茨基的通俗读物为广大群众打开了接近马克思的大门。”鲍威尔进一步指出，“谁把考茨基只看作理论家，把他的成就只看作是使马克思学说通俗化并使之完善，谁就是还根本没有看到他的本质。因为考茨基的过去和现在都把全部精力献给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无产阶级日常的实践服务，这是他本来的任务。”
鲍威尔在论述了考茨基在理论实践方面的建树后指出：“经验证明考茨基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是正确的。
“如同考茨基当时坚决地同修正主义的时髦理论作斗争一样，今天他也坚决地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时髦理论作斗争。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使无产阶级统治整整一个大国，从而使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受到极大的鼓舞。战争给群众带来的贫困化和革命化到处推动人们模仿俄国十月革命。这样，从群众的情绪中产生出来一种新的时髦理论。这种时髦理论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被环境所迫而釆取的那种斗争手段和组织形式是唯一可能的、唯一能导向目标的、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加以运用的斗争手段和组织形式。其实，那种环境却是极其特殊的、受地点和时间限制的，甚至在俄国当地已经部分地过时了的、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再也不会重复的环境。按照这一时髦理论，俄国的这种方法变成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典，莫斯科是麦加，列宁是先知。考茨基反对这种偶像化。而所有那些总是喜欢梳最时兴发式的人立即起来反对他。……今天那些苏维埃的新领导人因为他不迷信‘苏维埃制度’的神奇力量而咒骂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那些最年青的十月共产党人竟可以辱骂这位老革命家是一个‘社会叛徒’，因为他不愿意走一条从他的根据经济的和历史的认识形成的信念看来必然导致工人阶级不幸失败的道路。但是，这位65岁的人还像他最年青的时候那样不屈不挠和勇于战斗；他的不知疲倦的笔为我们写出一本又一本出色的论战性著作。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他发表了出色的小册子《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他以前那些声讨布尔什维克的论战性著作的续篇。……”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看到欧洲出现了来势猛烈的革命风暴，随即断言西欧资本主义快要寿终正寝，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即将到来。这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导师发出豪言壮语：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接近世界革命。”
“社会革命现时在西欧成熟得非常迅速。美国和英国的情形也是如此。”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为期不远。”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
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发表演说时，喊出了惊人的口号：“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最后的决战！”过了几个月，列宁的预言更加令人吃惊，他豪情万丈地说：“苏维埃运动已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运动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我们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可惜，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缺乏一座桥梁。列宁同志所描绘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壮丽前景，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彩云塑造的海市蜃楼而已。
俄国从资产阶级性质的二月革命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只用了八个月。而曾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赢得唯物主义哲学大师美誉的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却没有正确地分析这个速胜的特殊现象，而是把特殊性看作一般性，认为只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西欧各国无产阶级就可以从战略策略到革命时间进程都会按照十月革命模式，走向革命的“径直的和最简便的道路”。因此，当时列宁估计欧洲革命的进程，大多是用“一月一月”、“一天一天”甚至“一小时一小时”来计算的。直到1921年底，列宁才第一次用“年”为单位，计算“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必然要到来”的进程。
对于十月革命是否具有普遍性，列宁的革命导师普列汉诺夫的评价是正确的，他认为：“德国人不可能去完成将由俄国开始的事业。无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不可能完成这一事业。”
历史已经证明，普列汉诺夫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有惊人的洞悉能力，列宁却沉醉于“把革命最低限度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的迅速胜利美梦中。破坏历史规律的人，终究会被历史嘲笑的。
鲍威尔接着指出：）
考茨基同布尔什维克之间矛盾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二者对社会化这个经济问题的看法不同。布尔什维克首先看到的一项任务是：使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产阶级占有的剩余价值迅速地和全部地归工人阶级所有。为此目的，必须无偿地从迄今的占有者手中没收生产资料并把它们交给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考茨基早在1902年就这个问题的这种幼稚观点提出过警告。他曾设想，如果可以把剩余价值分摊给工人，那么没收剩余价值当然能够使他们的收入增加一倍。但事情并非如此。资本家并不是把剩余价值的一大部分用于他们的个人消费，而是用于扩大和发展他们的企业。如果资本被剥夺，社会则必然担负起现在资本家行使的职能。因而社会就不能把一大部分剩余价值分给工人，而必须把它用来扩大和发展转入他们手中的生产设备。另一大部分剩余价值则必须用来教育后代和维持那些丧失了工作能力的人的生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时间（绝对剩余价值）愈长和劳动生产率（相对剩余价值）愈高，剩余价值则愈多。然而今天，工时大大缩短，大批群众失业，另一些人处于半失业状态，同时，由于战争造成的生产设备的破坏和劳动力的削弱，劳动生产力率较前大大降低。因此，今天的剩余价值无疑比1902年要少得多，所以，今天显著提高工人的实际收入，决不能靠剩余价值的没收，而只能靠生产的提高。从这种认识出发，在考茨基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布尔什维克主义力求立即没收剩余价值，哪怕这种没收只有在持续的、破坏生产的国内战争中才能得到实现也在所不惜；考茨基却认为必须通过不是阻碍生产而是提高生产的方式实现社会化。“
鲍威尔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中对于考茨基上述观点作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
“工业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具有两重性。资本家领导社会劳动过程，但他同时又剥削工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把资本家从企业中赶出去，是为了把社会劳动过程从剥削中解放出来。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就失去了把个体的劳动集合起来加以组织和监督的企业领导者了。如果工人阶级不能亲自承担领导、组织和监督它的劳动的这些职能，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导致社会劳动过程的全面破坏和瓦解。资本主义并没有使工人群众有机会去获得领导和组织社会劳动所必需的知识、经验和能力。但资本主义却从工人阶级中分离出‘特种的雇佣工人’（马克思语），它以资本的名义执行着领导和组织劳动的职能，并以资本的名义在劳动过程中进行指挥。只有当无产阶级利用这种特殊类型的雇佣工人为它效劳的时候，它自己才能担负起领导和组织它的劳动的职能。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使社会劳动过程在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以后不致停顿并继续发展下去。
“这一先决条件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并没有实现。很多经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离开了他们的岗位。他们有的是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自愿这样做的。常常是工人们迫使他们这样做的，因为工人们不再愿意服从不久前还以资本的名义向他们发号施令的人。但是，那些在工厂里坚持下来的人员的作用受到了阻碍，这一方面是由于工厂的集体管理机构的经常干预，这些管理机构不给负责的工厂领导人员必要的行动自由，从而扼杀了他们工作的兴趣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工厂官僚充满不信任态度的工人们的反对。因此国家化的企业就缺少那些内行的和具有足够威信的领导，而没有这样的领导，任何社会劳动过程都不可能进行。”
（考茨基和鲍威尔都对资产阶级持温和态度，其用意是为了保护生产力，使社会劳动过程能正常进行。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改造社会结构，使剥削阶级逐渐消灭，更可以使无产阶级的利益最大化。“通过这种方式，‘对剥夺者的剥夺’将在不破坏生产的情况下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完成”。鲍威尔在文中充满不平地指出：‘这就是他今天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提出的、我们打算在实践中运用的那种方法。然而，考茨基却因此成了’社会（主义）叛徒‘！“
鲍威尔接着继续阐述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
布尔什维克实行的那种突然的用暴力剥夺的方法需要专政和恐怖。考茨基的方法不仅同民主制并行不悖，它还要以民主制为前提，这是因为这种方法要防止旷日持久的内战给生产造成混乱，于是考茨基在1902年的著作（《社会革命》）中宣称充分实现民主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首先”，考茨基当时这样开始他的描述：“首先不言而喻的是无产阶级将补做资产阶级延误了的事情。要铲除一切封建残余，实现资产阶级也一度维护过的民主纲领。要把普选权给予一切社会团体，要给予充分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考茨基继续阐述说：无产阶级要实行民主的地方管理，使教会同国家分离，废除军国主义，使教育制度民主化。所以，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普选的统治，不是取消而是实行出版自由，不是建立红军，而是建立民主的民兵，这就是考茨基1902年的纲领。今天，考茨基提出同样的纲领来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相对抗。
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恐怖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取消出版自由始终是它的第一格言。相反，考茨基的民主社会主义则要求充分的思想自由。如果说，社会恰恰在必须解决巨大的任务时，即在它需要具有最大的思想灵活性时，不应当僵化的话，那么它就需要个人精神活动的充分自由，需耍批评的充分自由。因此，报刊和图书出版不应当由国家来垄断，否则它们就会成为当时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党的统治工具了。所以考茨基在1902年要求“物质生产上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今天，考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施加于精神生产的暴政而大力捍卫的就是这种精神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
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能改善无产阶级的境况，因为它不能提高而只会破坏生产。所以它必然使无产阶级失望。“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必然同无产阶级发生矛盾，因此它必然要垮台。但是如果社会主义不严格地同布尔什维克主义划清界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失败终究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如果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听任右派社会党人一手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那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失败就会成为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把革命的社会主义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严格地鲜明地区别开来，是革命社会主义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考茨基之所以对革命社会主义的未来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正是因为他作为几十年来革命社会主义的领袖领导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找不到同一信仰下的人群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观念鸿沟一一马克思主义信徒之间的歧见。宗教信仰者虽然也有不同的派别，但并未导致这一派将另一派革出教门的现象。而马克思主义的派别，特别是一些激进分子，在攻击对方时却持有一种有我无你，坚决要把“叛徒”清除出门户的立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就是这种典型。但同属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社会民主党人虽然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但胸怀却比布尔什维克党人显得宽广。他们常常并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人是敌人。奥托。鲍威尔指出：“考茨基之所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因为他确信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一种错误的、导致失败的方法，是因为他要用其他的更可靠的方法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尽管存在着种种策略上的意见分歧，但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考茨基当然跟列宁是站在一起的；无可置疑，我们大家，布尔什维克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都是站在战壕的同一边的。”
问题是列宁并不是这么认为的。他给第二国际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扣了很多帽子，如：胆小鬼，空谈家，书呆子，傻瓜，懦夫，十分近视的庸人，政治上的叛徒，市侩，庸俗的自由主义者，伪君子，资产阶级的奴仆，无赖之徒，娼妓，等等。人们可以从这个帽子作坊里形形色的帽子中看到列宁作为店主是不是太过分了。考茨基如果将这种人也当作同一战壕的战友是不是太糊涂了。）
（未完待续）
一一苏联政治笑话（26）
一位苏联犹太人来到边防签证处，发誓说他不想到以色列去。他抱怨道：“但是我家里的人想要去，我所有的亲属也都想去。”
签证处官员说：“那么让他们去吧。你就留下吧。”
那人说道：“不行啊！我是他们中唯一的犹太人。”
2018-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