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中华人民共和国69年:纪念非正常逝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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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30

*“心灵之旅”节目从1998年8月2日开播至今,现在请听最后一集*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

“心灵之旅”节目从1998年8月2日开播到现在,与听众朋友共同度过二十年零两个月时间。因为10月1日我就退休了,今天请听“心灵之旅”节目的最后一集。

*中华人民和国成立69周年,回顾69年前那时、那地、那声音*

今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和国成立69周年。

69年前的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群如潮,红旗招展。

(录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片断>

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

(现场录音)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现场录音)腰鼓声,

歌曲“解放区的天”: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百姓用欢呼和锣鼓迎来中共政权,69年里又付出多少生命代价!*

老百姓用欢呼和锣鼓,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政权。
69年后的今天,人们回顾中共建立政权后的历史,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很难回避历次政治运动和各种“国策”、“政策”对自己人生际遇的影响,也会提到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亲人、朋友,或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幼。由于中共长期对真实记录与报道的封杀,五星红旗下到底有多少人在激烈的斗争中或无声无息中被剥夺了生命,至今没有确切的数字。

作家曹长青先生三年多以前发表文章,题为《中国成立以来杀人记录——不能忘记,不能饶恕》。曹长青先生通过各方资料的汇集和自己的研究,认为中共建政以来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八千万。曹长青先生这里所说的非正常死亡,没有包括至少多达三亿六千万在强制计划生育中被虐杀的胎儿和婴儿。

以下请听几位研究者分别就他们的研究范围,谈谈这69年里的一些非正常死亡。

*阮铭:“三年大饥荒”和“文革”是毛泽东生前对老百姓损害最大的时期*

曾经参与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后在台湾淡江大学任教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阮铭先生接受我采访时谈到,毛泽东时代“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对老百姓的损害和其间的非正常死亡。

阮铭:“毛泽东生平对老百姓损害最大的,一个就是‘三年大饥荒’,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在历史上是不可以原谅的。

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不但牺牲了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实际上牺牲更多的是老百姓,特别是1968年的武斗,牺牲了多少老百姓!
‘大饥荒 ’主要是饿死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中最根本的就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到现在, 统计数字中共也没有公布,现在估计有两、三千万人,当然也有估计到四千多万的。”

*丁抒:“大跃进”的“大饥荒”究竟饿死多少人,难以准确计算*

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授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著有《阳谋》和《人祸》两部书的丁抒博士公布了有关“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中国大陆饿死人数的研究报告。

丁抒:“‘大跃进’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真实的死亡人数很难准确计算,因为当时在死亡数字上弄虚作假是普遍现象。那时候,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本地区死人的情况。下属向他请示‘饿死人的数字是不是可以少报一点?’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告,结果不但受到了上边的表扬,而且死人的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因而各省上报国家统计局的死亡数字,已经是缩了水的。

当时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贾启允说:‘全国各级统计部门都在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下工作,统计数字直接受到各级党政领导人主观随意性影响,计划部门可以修改统计数字,统计数字很难搞得准确。由此可见,全国各地真实的死亡人数很难准确计算。’”

*丁抒:几个饿死人较多的省份、地区*

安徽省——
丁抒教授谈到当时几个饿死人较多的省份。

丁抒:“安徽作家张万舒曾经这样记述‘一九六零年,虽然风调雨顺,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个县1961年的统计,共减少了四十多万人。’
1990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人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其中有一个人民公社,每三个人死了两个。’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的时候,曾经对无为县最早实行‘供给制’大加夸奖,可是就在一年以后,无为县竟成了人间地狱,该县饿死约二十万人。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中就死了一个。

北京大学现在一位教授当时在全椒中学读书,1995年他对友人回忆道‘我1960年上初中时,是在县城上学,每月有三十斤口粮,而我的养父母在我上初中时都饿死了。我家所在的村是个大村,村里至少饿死了三分之一。我的同龄伙伴,没(在县城)上学的,差不多都不在了。’
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凡是在县城里上中学的,都有定量口粮,所以饿不死,而没有上学在村里的,差不多都饿死了。

这位教授还说‘我上中学的时候,路边全是死人,有的还有气,没人管,有的村人都死光了。’”

甘肃省——
丁抒:“1986年时的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
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实际上,甘肃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一百三十万,接近二百万。”

河南省、山东省——

丁抒:“当时,河南有几个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信阳事件。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但这与各县分别披露的数字不符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饿死了四千人。六个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接近五十万人。而在信阳地区,这样的县、市还有九个。

1960年11月12日,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到达信阳。调查五个月以后,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

山东的情形与河南差不多,饿死人在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之间。”

贵州省——

丁抒博士的报告中说“被称为革命圣地的遵义成了人间地狱。”
丁抒:“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以1935年1月中共在此地开会,毛泽东夺得领导权而闻名。但是,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以后,遵义地区却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的饿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绝,成堆成堆地埋人。遵义县仅仅在1960年内就死了七万一千八百多人。
1960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一听说,立即下令收回,可是晚了一步。所以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

四月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曾经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七月三日,省委书记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当李景膺亲自去遵义处理‘遵义事件’时,只是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遵义党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省计委副主任。”

四川省——

丁抒:“‘天府之国’四川死人最多。四川是‘大跃进’人祸危害最烈、灾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的时候,曾经兴致勃勃地驱车到莲花村和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清水秀呦’。拜都江堰所赐,灌县两千年来一直旱涝保收,就在这个从来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四万人饿死,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

1958年3月16日,毛泽东曾经视察过郫县红光合作社。‘红光社,开红花,毛主席到了我们的家…’这是当时郫县乃至全四川的学童都得会背诵的歌谣。可是两年以后,就是这个红光社,人口竟减少了一千二百四十五人!占该社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多少唱过《毛主席到了我们家》的学童,成了毛泽东人祸的牺牲品,活活被饿死!

1959年曾经宣布粮食要平均亩产万斤的富顺县,饿死十万余人,每七个人中就死了一个。长江三峡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每六个半人里就饿死一个人。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里就死了一个。四川荣县六十万人口,有四分之一饿死在那场空前的大饥荒中…
全国的人口,四川第一,非正常死亡人口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省份。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八百一十万,每九个人里就死了一个。”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丁抒先生说,‘鱼米之乡’一样饿死人。他以1958年曾经放出‘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全国头号‘高产卫星’的环江县为例。

丁抒:“环江县1960年饿死了三万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居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在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

江苏省——
丁抒:“从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在石臼湖与固城湖之间,有个很富庶的高淳县。从1959年上半年起,高淳就已发生了严重的饿死人事件,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自赴高澄调查后,回到南京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哪!’

长江北边的江都县,这个富庶的水乡,三年间饿死了三万八千四百人。江苏北面的高邮县,饿死了三万七千多人,其中一万七千多是儿童。全国到处饿死人,哪个省都不例外。”

黑龙江省——

丁抒:“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当时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在虎林县兴华村劳动。据他回忆,1960年秋收前后,村中就开始死人。他说‘有一个同我一起驾牛车拉草回来的老汉,第二天没有起来,躺在炕上走了。有一个同我很谈得来的老头,去世前只说‘我想喝一碗稠稀饭’。1961年年初,我离开兴华村时,村中已经饿死了二、三十人。’

北京通县——
丁抒:”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郊区农民是被牺牲的一群。从天安门前的长安街向东,出了城就是通县,县委第一书记刘柘事后这样承认说‘当时,通县的大镇永乐店有‘三多’,坟头多,坟上白纸钱多,穿白鞋的多。’”

*丁抒:引用历年学者公布的数字*

丁抒:“首次提及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数字’的是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他说当时‘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1993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办的学术刊物《社会》刊登了一篇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公布了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为依据分析的结果——‘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人’。

1996年英国记者贝克出版的《饿鬼》这本书里说,中国当时‘至少有三千万人饥饿致死’。
我又根据中国政府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重新作了计算,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三年大饥荒’中至少饿死了三千万人。”

*丁抒:文革“红色恐怖”,死亡人数最集中的第一个时期*

丁抒博士说到“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者。

丁抒:“‘文革’中死人有几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66年的‘红色恐怖’,从六月到八月那一段,伴随着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黑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来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棒和皮带。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杀的,应该不下十万人。”

*丁抒:中国史、世界史上空前的自杀高峰*

丁抒:“更多的人自杀了。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还从不曾有过如此多的人在那么大的范围内,用那么多的法子结束自己的生命。

8月24日,作家老舍在(北京)太平湖投水自杀。接着,许多人选择在太平湖了结了自己。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估计‘文革’初期自杀的人数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

*丁抒博士:“文革武斗”是“文革”非正常死亡第二波高峰*

丁抒:“1967至1968年的‘武斗’,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有的地方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引起当地军队镇压,造成大批伤亡。武斗需要武器,许多情况是在军队支持下明抢暗送,半送半夺,或者干脆就开放兵器库任意拿。

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军队发枪支持武斗——

丁抒:“所以,毛泽东1872年6月2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时候对客人解释说‘武斗,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周恩来在旁边解释‘名义是抢枪,实际上是发枪。’

“文革”武斗虐杀俘虏——

丁抒:“虐待俘虏是‘文革’中武斗的一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一部分是被虐杀的战俘。比如,河北雄县三十八军支持的那一派,动用大炮攻打对立面。攻克对方据点后,将妇孺用铁丝串起来,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从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
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乱杀俘虏二百八十六人,包括用长矛杀戮,用刀砍,用石头砸,用枪打,以及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自己炸死。安康县甚至在一次审讯中活埋了十三个人。

武斗使人变野,视人命如草芥——

武斗使人变野,视人命如草芥。四川内江市竟然有人因为与人交换毛主席像章而发生争执,拉响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二人,炸伤四十九人。

两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该在三十万以上。”

*丁抒博士:清理阶级队伍——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

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县有一百人死于“清理阶级队伍”——

丁抒:“1968年至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有一百多人死于‘清理阶级队伍’。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几个大案子,每个案子都死了相当多的人。”

内蒙抓“内人党”——

丁抒:“1968年2月4日,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和关押,其中四分之三是蒙古族人。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被整死的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

江西省万年县“群众专政指挥部”酷刑——

丁抒:“按照毛泽东‘专政是群众专政’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所谓‘群众专政指挥部’。以江西万年县为例,‘群众专政指挥部’所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坐喷气式、铜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袄、太阳曝晒等数十种。

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蔑为现行反革命,被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

据县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整死的人数多于武斗和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粗略估计,死于‘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人数应当在五十万以上。”

*丁抒博士“一打三反”——“文革”期间另一个死人高潮*

丁抒:“1970年代‘一打三反’运动是另一个‘文革’期间死人的高潮,是当局所谓‘依法’枪决反革命分子的高潮,也是文革十年间官方杀人的集中期。所以,‘文革’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1970年代‘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的七十人中,一九七零年判处的就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零年判处的就有二十二人。”

枪决“反革命分子”之前使其发不出声音——

丁抒:“枪决‘反革命分子’之前,使其发不出声音的作法在全国大行其道。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为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枪毙,在押往刑场前,他的喉管被割断。
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之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的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音来。当局在枪毙辽宁省女干部张志新前,也割断了她的喉管。

狱中晨四点拉铃,放“样板戏”,用手点人拉去杀——

丁抒:“据被诬为‘里通外国’的画家韩美林回忆他当时在安徽淮南市,监狱中一杀人,就清晨四点钟拉铃,然后几个高音喇叭同时播放样板戏,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用手一个个点):‘你!’,‘你!’,‘你!’,而后是惊天动地人的哭叫,随着是一阵慑人魂魄的枪声。”

文革期间三场运动非正常死亡数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

丁抒:“‘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这三场运动,一个连着一个,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群众被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成千上万人被致伤、致残、致死。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

以上谈的仅仅是‘文革’中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概而论之,‘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在二百万,或许高达三百万。”

*陈光诚:数以亿计在强制计划生育中被虐杀的胎儿、婴儿*

听众朋友!在以往谈及中共建政以来非正常死亡的时候,很少谈到那些因强制计划生育而被虐杀的胎儿、婴儿和连带被波及失去生命的母亲,或其他亲人。

现在在美国天主教大学等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国盲人人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先生多年反对强制计划生育,并且作过大量调查研究。

陈光诚先生说:“这个邪恶的反人类政策是从1979年开始,算起来有39年了。中共曾经通过卫计委有一个公开的说法,说他们这三十几年的计划生育在中国一共虐杀了三点六亿多胎儿。这个数字当然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在现实当中我相信数字远远比这个要大。因为有很多数字……因为这个政策死亡的都没有被统计进去,这个(数字)只是被他们通过强制堕胎杀掉的这些孩子。”

*陈光诚:不被准许出生的生命和他们被株连戕害的亲人们*

陈光诚:“事实上中共在执行这个邪恶政策的时候由于推行株连的政策,所以就导致了很多怀孕夫妇的亲人也遭到株连,有些也就搭上命的,经常听到。除此以外,中共在强制执行这个政策的过程中,有时也对怀孕的妇女……甚至她家里的人……比如说,他要你去堕胎你不去,有的就开着拖车或者大型拖拉机,就把你的房子拴上钢丝绳拉倒,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以为中共你总不能把我砸死在里边吧。但现实中还真就有这样的事情,你不出来,中共他就把房子拉倒,家人就被砸死在房子里……

像这样的一些人的死亡,完全就不在共产党公布的这个数字里。

还有的直接就去抓别人,抓她的亲戚,‘因为你的亲人违反计划生育,那我就把你也抓起来’。别人就觉得’你凭什么抓我呀?这又不是我的事情!’然后就反抗,反抗过程中被中共整死的也时常会听说。”

*陈光诚:“暴力计生”如何残杀在母腹中生存三个月以内的胎儿*

陈光诚:“中共对自己统计的这超过三点六亿孩子的虐杀方法,描述起来当然是非常残忍的。

一般怀孕三个月以下的妇女被强制拖到‘计生委’以后,就逼着她们签署一份《知情同意决定书》。然后就通过一个专门堕胎的机器插到妇女的子宫里把孩子搅碎,然后吸出来。”

*陈光诚:“暴力计生”如何残杀已在母腹中生存三至六个月的胎儿*

陈光诚:“一般来说,超过三个月以上的孩子他们就采取一种叫‘引产’,就是打针。当然这个方法也有不一样,有的是打催生针把孩子催下来,有的直接把毒药打到孩子头上,让孩子在胎里就死了,然后再生下来。”

*陈光诚:“暴力计生”如何残杀在母腹中生存六个月以后离开母腹还活着的婴儿*

陈光诚:“对于(怀孕月份)更大的,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超过六个月的孩子一般都能活,有时就直接采取催生。催下来孩子还活着,医院再采取手段把孩子杀掉。比如有的孩子生下来,医生或护士不给把他嘴里的东西清出来,然后装到塑料袋里把口系上闷死他。有的孩子生命力非常强,生下来你不给他清理,他自己也喘气了,肺(的功能)也打开了。这个时候‘计生’们就会采取一些……比如说,抓着孩子的头,抓住孩子的身体一拧,把脖子拧断了,孩子就死了。有的就头朝下扔到一个水缸里淹死。还有一个非常残忍。事先弄一个小小的、浅浅的有点像盆子那样的东西,里边放一些酒精,孩子如果比较大被催生下来还活着,就把孩子的脸、鼻子嘴往酒精里一按,一下子就呛死了,那是非常非常残忍……”

*陈光诚:母亲怀胎数月后,看一出生即被虐杀的孩子被摆在自己身边的心痛*

陈光诚:“共产党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让那些医生护士杀人就觉得是很正常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绝对不能让孩子活着从医院出去’,这就是他们的‘责任’,如果有的人违反了这个,或者说没有做好,那这个医生或者护士受处分,这‘资格’就保不住了。所以这个计划生育办公室对他们要求是非常非常严的。而且没有《准生证》的人到那里都不准接,大人小孩哪怕有危险你都不准接,那就让他们等死吧。

这就是共产党这样一个杀人的政策,其实很多孩子的(母亲)……我调查的时候她们描述,当时把孩子弄下来放在她的床边,那种内心的痛苦,那种纠结是无法忍受的,而且看着那个孩子都长全了,身体……头发都有了,唉呀!……后来共产党在我们调查以后,我把她的资料拿过来准备曝光的时候,共产党又去找她‘我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你别再说了’你说‘这个事是假的’。或者‘我再给你多少钱,你就说这些事都是假的,是陈光诚自己编出来的,他教给我这样说的’。但是人家老百姓并没有按照共产党的做法去做。人家觉得那样做与天理不符吧。”

*陈光诚:那用水桶挑的和用卡车拉的……*

陈光诚:“这样悲惨的事情在当时是非常多的,而且有人给我描述。我听到这么两个描述——

第一个是在医院后面……是我们村书记告诉我的,说他去看一个……当时1980年代最疯狂的时候,把妇女抓去医院完全住不下,整个走廊里靠一边全都搭上长长的铺,(这个我去过、见过)。人都住在那里,住不下了。他说他看完被流产的人就转到医院后面,看到后面……用他的话说就是,小死孩呀,大的小的;长鼻子的,没长鼻子的;长耳朵的,没长耳朵的,各种各样的,就堆在那里。从附近村子里雇一个老头,挑着两个桶,拿这个铁锹把这些孩子都锄起来,扔到桶里,然后用铁锹往下拍拍,拍满了就挑到某个地方去处理掉。

他说,看到这这些以后,他就觉得‘什么人命关天’,什么生命不生命……

后来我在调查的时候,郯城有一个人就告诉我说,实际上在临沂因为这个阶段那么厉害……堕胎的这些孩子就用卡车往外拉,不再用人挑了。”

*陈光诚:”人命关天”理念被颠覆,社会老龄化、独子、失独……几十年难恢复正常*

陈光诚:“ 总之这些都是非常惨无人道的,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中国现在由于这个政策的执行,让人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人命关天’的理念被全部颠覆了。原来觉得,杀人还了得?出人命还了得?现在就无所谓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基本上在社会上就丧失了。

当然社会上其它的问题也相应的就都出来了。比如,社会老龄化啊,独子的问题啊,失独家庭的问题啊……都纷纷涌现出来。我觉得代价可能以后要花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中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以后,能够恢复就不错了。”

*天下兴亡多少事,炎黄子孙志未酬*

听众朋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的时候,回顾中国人民走过的道路,看国人今天的处境,观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长江黄河之水千回百转终归汇入浩瀚的海洋。此时此刻,很想和听众朋友一起听一段由苏叔阳作词,王立平作曲,廖昌永先生演唱的歌曲《江河万古流》。

(演唱录音选段)

“长江流,黄河流,
滔滔岁月无尽头。
天下兴亡多少事,
茫茫我神州。

情悠悠,思悠悠,
炎黄子孙志未酬。
中华自有雄魂在,
江河万古流……”

*主持人张敏致每一位听众的深挚感谢和衷心祝愿*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的最后一集,我是主持人张敏。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在漫长的二十年零两个月时间里,在有干扰和“防火墙”时代,克服各种困难通过短波和网络收听节目,给予我鼓励和支持。

更感谢每一位受访者,尤其是墙内的受访者,冒着风险、承受压力,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说出当下事件的真相……在此请接受我深挚的感谢!

愿已经播出的“心灵之旅”节目和文字稿借助网络多种平台的传播和保存方式,成为留给历史的一份特定时代的证词。

愿中国的新闻自由和宪政民主早日实现!

“心灵之旅”节目的最后一集播送完了。“心灵之旅”节目由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祝各位听众朋友健康平安!阖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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