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乡关何处——序郭金牛诗集《纸上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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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现实的诡谲诗意,时时凝聚在造词上。例如,“农民工”。这个词,在中国谁不耳熟能详?可当我在国外说起,老外们却一脸茫然:什么是农民工?细想想,这个词确实造得突兀:农民和工人,一乡村一城市,本来隔行如隔山,现在就那么直接“堆”(该发第三声)在了一起,它是什么意思?既农又工?半农半工?时农时工?农、工之间,全无语法关联。我猜,这让老外们的想象,变得颇为浪漫:田野中,人们身着工作服,背后是绿树,远山,地平线。嘿,说白了,就像一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文革宣传画。

“农民工”的造词者,虽然语法观念淡薄,却显然直觉敏锐。这个词,如此简洁而直接地,一把抓住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变迁。“农民”——“工”,一个词,一部浓缩的历史。它包含了凋敝在身后的乡村,冷硬陌生的城市,低廉得令人乍舌的工资,千万颗盲目茫然流亡的内心。对亲历者,甚至“历史”一词都太轻飘飘了,它必须换成血泪、生死、沧桑,才能接近于传达那内涵。一种延续数千年的生存方式,在短短几十年里,被彻底抹去。一个渗透过无数代人的文化,在一代人眼前,猝然烟消云散。整个过去被一刀切下,埋进水泥地面和林立的楼群深处。只有一双留着记忆的内心眼睛,能看见那“昨天”。每个人,正如这片土地,只能生吞活剥地咽下这变化。让一切口腔来不及品味的,交给身体、内脏去品味。由是,沧桑的深度,正在一个人之内、一生之内。我画在“农民”和“工”之间那个破折号,是一条地平线、生死线,虚虚细细悬起,倒挂着无数无家可归的鬼魂。

郭金牛就是这鬼魂之一。他使用网名“冲动的钻石”,直到获得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第一部诗集奖。网名几乎等于匿名,这反而更好。我们看不见诗人时,却真正看见了诗——“某位”农民工的诗。他的声音,因此袅袅飘出当代中国无名者、无声者的茫茫人海,使“他们”发出了声音。《庞大的单数》,诗题就有一幅图像,或甚至一部纪录片的片头。昏暗(出工前或下工后?)中黑压压的人群,每个有个人形,却模模糊糊辨认不出面孔,就那么无边无际地站着(或活着)。那么多单数,无边无际时,只剩下一个总数。一种无意义的重量,压在被抽空了的个体上,不仅形成巨大的反差,干脆轻轻把他们抹去。和这种越庞大越不在的处境比,是否连存在的痛苦,也像一种奢侈了?再看诗:

一个人穿过一个省,一个省,又一个省
一个人上了一列火车,一辆大巴,又上了一辆黑中巴
下一站

这么多“一”,速写白描般让我们看见了那“一个”农民工的经历:离开故乡,北漂或南漂,从火车换大巴换中巴,惶惑的眼里,只有一个个“下一站”,可那意味着什么?希望?幻灭?闯出的天下?虚掷的青春?或什么都不是,仅仅一张警告你不该存在的“暂住证”?

祖国,给我办了一张暂住证
祖国,接纳我缴交的暂住费

诗句如此简捷,一个“祖国”,已把那无数“我”只能暂住、还得为此缴费的酸甜苦辣写透了。“我”该感激这张暂住证、也感激能被接纳缴交暂住费吗?暂住在哪?这城市?这国度?这生命?诗没有说,不必说。你读下去,就知道结论了:

哎呀。那时突击清查暂住证。
北方的李妹,一个人站在南方睡衣不整
北方的李妹,抱着一朵破碎的菊花
北方的李妹,挂在一棵榕树下

轻轻地。仿佛,骨肉无斤两。

是的,“我”应当庆幸,和李妹比,还能暂时住下,不必被逼上吊。暂住意味着可能打工,无论工资多微薄,那意味着可能还上亲友们攒凑的“盘缠”,不辜负他们眼巴巴的盼望。诗里说了:“车票尽头/ 二叔,幺舅,李妹,红兵哥和春枝/ 眼里/ 落下许多风沙。/ 薄命的人呀,走在纸上”。“纸”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寄回家的信纸?还是活人为鬼魂烧的冥纸?又或是接住所有亡灵的一首诗?“命如纸薄”是中国古话,但在这里,被二十一世纪狠狠翻新了。那个“李妹”,最普通的姓氏,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却如一根针,刺进“庞大的单数”们最疼处——比贫穷可怕得多,是命运。一种沦落到底的耻辱,借一张薄薄的暂住证,就能压碎一个生命。

我曾多次强调,当代中文诗必须写出深度。因为我们直接生存在深刻的现实中,写不深等于没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代中文诗忽悠了世界几十年,天文数字的诗作量中,力作佳作却屈指可数?又一个令人瞠目的反差!说到底,病根很简单:诗人欠缺真经验,诗作欠缺真语言。真经验来自真人生。诗人活得是否到位,端看是否能剖开生存、说出独特敏悟的东西。无数诗作先天是死胎,因为一读便知,那里致命的毛病是空洞。所谓诗意,只在照抄套话,那这首诗压根白写了。要记住的是,诗歌绝非自今日始。每个题材、很可能早被千百位诗人写过,且写得更好,那要自问的就是,我这首诗意义何在?我是否真有话说?是否说出了哪怕一丁点儿更深而新的东西?就是说,真经验只关乎诗思对人生的发现。发现的程度就是经验的深度。郭金牛用《庞大的单数》,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诗,可以无比具体,让你闻到“二叔,幺舅,李妹,红兵哥和春枝”们身上的土腥味,同时极为抽象、甚至形而上。这让我想到我用过的两个命题,一曰“重合的孤独”,一个个孤独,又重合得认不出自己,才够绝对了。二曰“无人称”,明明“有人”,却无力无法指认出那人,一种活生生的被抹煞、被忽略,比简单的无人更惨痛——以此透视存在,我们谁不是农民工?

真语言也与此异曲同工。这里的“真”,相对于肤浅装饰性的“假”。我在国外,常被人问到:你们的意象,和西方的超现实主义,怎么区别?我听得懂那潜台词,当代中文诗,也无非在追随西方早玩过的形式游戏,把别人的老路重走一遍。但也不得不说,我们有不少诗作,该被如此挖苦。那些意象花招,初看令人眼花缭乱,细看词汇都空空搁着,再换也无妨那个“效果”,直到看透早有论者指出的症结:“晦涩得太简单”。这里,死的不是技巧,而是诗本身。一架噪音机器,本来就空有其表。而真语言,是诗歌技巧和深层现实的合一。诗不描述现实,而是打开它,让我们看见一个原本隐藏着的世界,一种我们没发现的深层自我。由是,只谈技巧、风格,离诗还远。一位大诗人的一生,是不停从内向外翻出语言、重建自身的历程。因此,我对那提问的回答是:对不起,请细品,这是玩玩技巧的“超现实”吗?抑或非如此写不能揭示的“深现实”?

郭金牛的农民工经历,很容易让他靠题材讨巧。仅仅“底层”一词,已经有了足够卖点。但什么是“底层”?谁代表“底层”?我注意到,郭金牛对此颇为警觉。对于他,“底层”不是商标,而是思想。谁能钻透自身的处境,触及存在之根,谁就能构建一个“底层”。所以,不是职业,而是生命,让我们每个人都在底层。能否意识到这个底层,写出这个底层,且写出它的深与广,则端看一个人的能力。在诗集《纸上还乡》中,很多“逼近”的白描,让我们认出郭金牛辛酸的自传。这当然精彩。但更难的,他还能“拓展”那经验,以笔力超出一般描写农民工的套话,赋予他(他们)一个深刻包容的世界。我注意到这首奇妙的《罗租村往事》,开头直接写实:

罗租村,工业逼走了水稻,青蛙,鸟

没错,我们都认得出这村子。但接着,不同的声音来了:

李小河咳出黑血
周水稻失去双亲
赵白云患有肺病
陈胜,飞快地装配电子板;吴广,焦虑地操作打桩机;

“罗租村”有多大?“往事”要“往溯”至何处?郭金牛一发不可收拾:

唐,一枝牡丹,过了北宋,过了秦川
她,一身贵气
又过了秦时月,汉时天,至少过了八百里
南宋
以南

怎么,郭金牛要加入过气的“寻根”派?且慢,看啊:

经罗租村。
经街道,经卡点,经迷彩服。
经查暂住证。
经捉人

我在杜甫的诗中,逾墙走了

好一个“经”字!经历的经?经过的经?经常的经?或干脆,《诗经》的经?渺远的和贴近的,抽象的和切实的,典籍的和活生生的,千古传诵的和当下呻吟的——命运,已“经”凝在一起,如血泊,如噩梦。

这只是此诗开端,后面,我们还读到“夏。古典的小木匠…;明。六扇门的捕快(穿迷彩服的?)…;隋一路哭着去樟木头收容所…;晋哥哥/ 他打铁,弹《广陵散》…;清。/ 努尔哈赤的小格格,爱新觉罗的小妹妹/ 小童工”,他们在哪?比成吉思汗帝国还辽阔的罗租村在哪?地址,简单无比:

中国制造

再多的朝代又怎么样?对农民工们,这世界不是太熟悉了吗?所有这些苦楚,不是千百年来,一直被倾诉吗?我们似乎只呈现为那些嘴巴,一开一合,被同一首哀歌咀嚼着——嚼烂了:

一部《诗经》,忧虑一只硕鼠

是的,还得回到《诗经》这个原点。那每吮过一个人,就能把他(她)吸干成“妖”的歌声。这部诗集里,有太多这样的“妖”,他们“随意”进出,不惊动别人,甚至不惊动自己,因为他们除了“无人称”什么都不是:

投水时,随意,哭了一下
祖国没有在意、六个受伤的神没有在意。
——《妖》

我说,《纸上还乡》好在真经验和真语言。其结果,就是拒绝简单化——把一个“深现实”,简化为低级的标语口号,最终既毁了对生存的理解,也毁了诗自身。郭金牛当然诉苦,且诉得痛彻心肺。但同时,他写出的“底层”,却绝不卑贱乞怜,相反,从这些诗中,我们读出了高贵,精彩,讲究——美!独绝的诗思、轻灵的节奏,艳冶的字句,甚至匠心独运的标点,在在把坠入深渊,点化成一条超越之途。这漆黑是发光的!这些诗,是重和轻的绝妙组合。“重”得恐怖:每个日子、整个现实、历史之苍茫、文化之残破,到处走投无路;。又“轻”得撩人:选字行文,珠圆玉润,风格形式,神采飞扬。“重”、“轻”互补,就是一条自我拯救之途。对从二十世纪暴风雨群钻过来的中国人,除此一途哪有他途?当我给《纸上还乡》写授奖辞,以“举重若轻,似轻愈重”谈郭氏轻功时,还以为这是他多年修炼而成。后来才知道,他小五十岁,打工二十余载,“诗龄”却只有几年。如此凌波直悟写作秘诀,不能不称为一个小奇迹!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型?复杂吗?难吗?失望吗?没必要吧?请看郭金牛的启示。中国农民工,藏龙卧虎呀!

《纸上还乡》的核心,在“乡”字上。“一块水泥加一块水泥”(《罗租村往事》)的大地上,我们还有“乡”么?倘若连“乡”本身也无家可归,我们还得了“乡”么?还不了,何处去?我得承认,《纸上还乡》如此似曾相识,郭金牛的广东之漂、农民工们的中国之漂,和我自己的环球漂泊,处境何其贯通!他《夜放图》中的女鬼,说着我的《鬼话》*:“每天都是尽头,而尽头本身又是无尽的”。我们得记住,他写的那些鬼魂,是在一个叫做“全球化”的迷宫中,摸索自己的还乡之路。他用《纸上还乡》一诗写过的富士康工厂里,当代“小格格”们,站在流水线上,手中每天掠过千万块电子板。她们是否也用iPhone?是否知道她们给iPhone在全球创造了怎样的利润?那些天文数字,不会令她们迷路吗?不会令我们迷路吗?这些内蕴的提问,令这部诗集的思想意义,远超出今日中国,而标志了当代世界的困境:当人类只剩下金钱这唯一的意识形态,自私这唯一的人生哲学,玩世这唯一的处世态度,我们都在徘徊,既流离失所,更走投无路!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这两行乡愁丽句,遥隔一千多年,托举起郭金牛《纸上还乡》的意境。但,时间两边,孰先孰后?我觉得,没有先后。同一种诗意中,他们内含着彼此,从对方领悟了自己。回不去故乡时,郭金牛,带着他摔碎了的伙伴,那“飞呀飞。鸟的动作,不可模仿”,却被地球迎面撞上的少年,和无数轮回的“在这栋楼的701 / 占过一个床位/ 吃过东莞米粉”的人生,回来了——

唯有诗。

2014年2月18日,柏林

*《鬼话》,本人散文集的标题。

文章来源:诗托邦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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