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不断重温毛泽东反动时代的文艺作品，习上台不久就吹捧被文学界早已唾弃的《创业史》，他根本没搞清楚，柳青在这部小说中歌颂的合作化正是至少3750万农民在饥荒中饿死的死亡之路，改革开放几十年人民唾弃的就是毛泽东的那一套。习妻彭丽媛模仿毛妻江青，又领衔重排延安歌剧《白毛女》，重温毛泽东鼓吹的阶级斗争，歌颂暴力革命的历史。2018年十月重新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洪湖赤卫队》，然后又端出来灌输给海外侨界，先到澳大利亚推广。《洪湖赤卫队》是一部1958年由湖北歌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歌剧，1961年拍成电影，曾经在当时的中国风靡一时，有过一定的群众基础。在文革期间因为所谓贺龙反革命兵变的问题，此剧被作为毒草受到严厉批判，江青四人帮覆灭以后，贺龙又获平反，影片《洪湖赤卫队》再度上映，新世纪以来又一再重拍电视剧。澳大利亚的华侨开始抵制这类红色暴力文艺作品，我们也来详细地对这部作品开展一次认真的分析和批判。
违背历史真相的编造
洪湖赤卫队说的是三十年代当地的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给人民带来了什么？根据地的人民生活怎么样，党的宣传历来语焉不详。我们不妨仔细想想，红军和苏维埃政权都不是生产单位，干部战士都要穿衣吃饭，靠谁来养活？靠根据地人民养活。赋税是很重的。延安时期，有农民诅咒“毛泽东该当天雷劈死”，原因就是赋税过重，天怒人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里找不到根据地人民安居乐业的内容，而农民“反水”（即背弃逃亡）的记录倒不少。红军要扩大地盘，就要扩大红军（扩红），就要动员更多的壮丁当兵，不肯当，就是反革命，抓起来！（参看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录》）。洪湖地区属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更是极左恐怖的地区。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我失娇杨君失柳”，柳指的就是柳直荀。此人也是共产党员，李淑一的夫婿。可是他不是被国民党所杀害，而是被共产党自己人杀害的。死在何处？就在洪湖地区。为什么被杀？就是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心底还有一条道德底线。他“不赞成土改侵害中农的利益，不赞成杀地主全家，不赞成把中农赶出苏区……”结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党委书记夏曦就下令将他处决了。与他同时受害的是90%的连以上红军干部，当地红军原有两万人，经过“肃反”清洗，竟“减员”到五千人。杀人杀得湖水都变了颜色。
（《李淑一：50年追寻柳直荀的死因》）。从柳直荀的“不同意见”里可以知道，当地的地主富农和中农遭到了怎样的杀戮和驱遣，满门杀绝，绑票勒索，分田分产，赶出家乡，……，即使是贫苦农民，也怕“扩红”，当了红军，甚至当了干部也难保活命。夏曦是1934年10月被撤职的，（两年后溺水而死）。这时的中央红军已经开始北上逃窜了。贺龙率部转战进出洪湖地区，一共才两年左右，根据地的真相就是如此水深火热。哪里像《洪湖水浪打浪》里写的：“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马克思在评价太平天国的时候曾经说过，太平天国给人民带来的惊恐远比统治者给他们带来的惊恐更可怕。共产党给洪湖根据地人民造成的危害也比国民党更可怕。
贺龙贺英的历史面目
长期以来，贺龙的身世历史，经过文革的反复起落，已不再是历史机密。贺龙出身于湖南省桑植县山区的农户，与绿林切不断血肉联系。姐姐贺英不裹足，做农活，不同于一般女性。20岁嫁给表兄谷绩庭。此人因有命案上山落草，率领拜把兄弟啸聚山林。湘西丛山峻岭，涧深林密，民风彪悍。谷某被害身亡之后，压寨夫人贺英披挂上阵成为女头领。她从小就敢作敢为，所以能折服喽罗，指挥若定。传说中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实际上走的也是绿林老路。所不同者，他拥兵自重，约略介入护法护国等政坛事变，后来号称北伐军之一部，其实并未远离山林。一方面携政治势力之威震慑故乡的其它豪强，另一方面又借乡间旧部力量支撑军中权势。先国民党再共产党。陈独秀当年评价说：“湘鄂交界贺龙的第二军，系一色土匪即所谓贺大哥的旧部，人数根本不能确定，这个‘红军’向来就没有一点党及农民组织的关系”。从土匪到军阀的经历，涉及贺龙的大吃大喝，妻妾成群，应是真实的情况；官兵平等是比较晚期才逐渐向正规红军靠拢的。他正式婚姻的妻室先后已有五名。文革中揭露贺龙是大土匪的材料说贺龙自己讲过，他的小老婆坐在一起竟有一大桌。表面上说《洪湖赤卫队》取材于贺龙贺英的革命历史，实际上除了韩英的名字有一点谐音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交集。有谁敢把压寨夫人的言行种种套在革命英雄的身上吗？而且贺英本人虽然支持和协助过红军，也确实在反围剿战乱中阵亡，但她的活动并不在洪湖地区。另一名女共产党员钱瑛，曾在洪湖担任过不到一年的根据地书记，如有什么特别经历，绝不会埋没至今。剧中人韩英的形象完全是理论上刻板单薄的女共产党员，除了坚定不移，没有任何其他人性化的特点。男主角刘闯与她纯为工作同志，没有关系；韩英没有爱情，没有儿女，只是出身贫苦，父亲死于湖霸彭霸天家丁的棍棒，只有母亲正面出场，但是除了“好似钢刀割娘的心肠”几句歌词，再没有更多的交代。韩英所唱的内容，“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仇恨满胸膛”，作为临终嘱托，希望把自己埋在洪湖旁，高坡上，希望看见红军凯旋归，天下的劳苦人民得解放。这一类宣传教条的歌词，后来越来越充塞中国舞台，到了文革时代完全泛滥成灾，当年全靠音乐旋律的衬托，得以传唱流行。如果仅仅是干巴巴的这几句唱词，连看都没人想看。
《洪湖赤卫队》的音乐形象
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看过该剧电影的观众说，剧中的音乐就是令人难以忘怀。是的，《洪湖赤卫队》的音乐开创了中国音乐史上的纪录。没有一部歌剧的音乐和演唱达到过这样深入人心的程度。但是这主要不是该剧主题和人物的魅力，而是洪湖地区民间音乐的伟大力量。湖北洪湖原属沔阳县，是鄂西水乡地区，湖北俗语常说，“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那是历史上穷困多灾的贫困地方。当地的农民和渔民经常逃荒外出，讨饭行乞。剧中的歌词唱道：“身背着三棒鼓哇，流浪么到四方啊，想起哟往年泪汪汪，好不叫人痛断肠！”三棒鼓，莲花落，就是洪湖人民行乞讨饭的谋生手段。正是这样的苦难生活，锤炼出了洪湖人民的音乐舞蹈和说唱绝活。洪湖渔鼓是湖北著名的讲唱曲艺，多少渔鼓的传统唱段催人泪下，彻人心扉。韩英的那几个唱段，仅仅是洪湖传统音乐宝库中的涓滴珠玉而已。
“洪湖水浪打浪”是根据当地民歌《襄河谣》改编而成，饰演韩英的王玉珍又恰恰是沔阳县出身的省歌剧院歌唱演员，乡情、方言和乡土人文功底，令她深得故乡民歌的神韵三昧。《小曲好唱口难开》这样的小曲更是洪湖曲艺歌舞中的小菜一碟。一双竹筷，一枚小碟，伴着扬琴的节奏，竟然就打出了那么清脆激越的拍子，借助身段灵巧的舞步和手势，唱尽洪湖百姓的苦情和怨愤。也是影片中唯一尚有现实主义意义的唱段。
被恐怖暴力扭曲的中国文化
《洪湖赤卫队》原始剧本的作者是今年97岁的鞠盛老先生，是新四军老干部含冤受苦二十馀年。当年他的剧本《洪湖母子》刚交给领导不久，遭逢1957年惨烈的反右斗争。鞠盛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强制劳教后又遣送原籍江苏靖江。集体改编的《洪湖赤卫队》只用了原作中的一小部分。形象直白，情节简单，在剧情和人物方面完全乏善可陈。唯独在音乐语汇方面旋律与人民发生强大的共鸣。《洪湖赤卫队》是中国红色文化的一个怪胎，旋律形象远大于政治主题。人物极其教条干瘪，音乐极其靓丽多彩。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在社会生活和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大量的民间音乐和形成了取之不竭的音乐艺术宝藏，只有很少一部分被专业文化人记录整理出来。中国共产党在割据和抗战时期处于在野状态，常年驻扎农村；建国后，又一再逼迫知识分子下乡改造思想，结果歪打正着，一部分民歌民间音乐竟获得了采风成文的机会。其实还有大量的民歌民谣挂一漏万。数十年来，许多颂毛、颂党、颂军的抒情歌曲，旋律优美、结构成熟，广为人民喜闻乐见，绝大多数都是由民歌民间音乐改编而成的。全世界的民歌都以情歌恋曲为最大宗，一般都占总数的七至八成。只要把情歌中的情郎妹子缱绻相思改成爱主席、爱党、爱解放军就是这种创作的基本套路。所谓“红太阳歌曲”和大量“红歌”就是这样产生的。民歌中还有田歌（劳动号子）、苦歌（洪湖水浪打浪的原曲《襄河曲》本是水患悲歌）、喜歌（婚歌）、丧歌、叙事歌……被捧为红色经典的《十送红军》就是根据民歌改编的，非常脱离实际。红军反围剿失利，仓皇撤离，最担心的就是逃兵和走漏消息。为此又滥杀无辜。（参看《邱会作回忆录》）。哪里还容得下姑嫂妹子儿女情长一唱三叹，岂不贻误军机？总而言之，民间文化宝库是人民文化的宝贵遗产，长期以来被用来歌颂暴力革命和暴力政权，是对民族文化的亵渎，是民族音乐瑰宝几十年不幸的明珠投暗。《洪湖赤卫队》正是民族音乐不幸遭遇的典型案例。
现在人人都知道，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一场文化的空前浩劫。红卫兵是打人杀人疯狂虐待的凶手。可是还有不少人并没有想到，赤卫队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赤卫队就是红卫兵队，翻成英文就是同一个词组red guards (guerrilla)。所不同者，红卫兵是毛泽东支持倡导的，有周恩来、叶剑英、谢富治在他们暴行的背后暗中撑腰；洪湖赤卫队则是民国统治下的非法暴力武装，既杀地主富农，又杀红军指战员，是三十年代的红卫兵恐怖游击队。湘鄂西红色根据地短短两年多的阶段，洪湖人民饱经拉锯折磨的苦难，共产党人的血腥历史，不配享有洪湖人民的音乐精品。《洪湖赤卫队》是中华民族文化在当代典型的扭曲表现。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希望看到的是中华文化的自由表达和纯真表现。如果《洪湖赤卫队》仍然在海外上演，尊崇普世价值的中国人应该将洪湖的历史真相告诉子女后代和国际友人。
2018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