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我所痛心的是,刘小枫身上那种中国文人的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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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刘小枫的根本分歧,我觉得是他后期说的很多话不真实,我跟他没有很多的交往。前期,我很欣赏他,特别是他跟蒋庆的那种分歧,他跟蒋庆其实也是好朋友、同窗、同门,但蒋庆后来转向国学,而且是那样的一种国学,纯粹政治化的东西,我们有时开会,他老是讽刺蒋庆。他很聪明的,一句话说出来,觉得就是我们的心里话,所以我是很欣赏他的。他早期的一些著作我也很看好,如《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

但到了《拯救与逍遥》,我已经开始有些不太同意了,我准备与他讨论一番的,后来没进行,主要是自己也忙,再加上他那个东西很大,要从头说起,不是一两句可以说清楚的。再后来,越来越觉得他走向另一条路了。当时,就是萌萌还在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一条战线上的,不单是交情上,而且在学术上,在思想上,还都是同道。

记得当时萌萌发起读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要求我们每人要写一篇评论,最后就我写了一篇,周国平写了一篇,他们也都答应了,但后来都没写,也是很遗憾的事。当然各人有各人的事情。所以当年其实都是朋友,刘小枫也是。

后来刘小枫有很多转向,又到基督教,基督教也可以,基督教的精神,不管他信不信宗教,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个我不管,人家说他是文化基督徒,这没关系,只要他把基督教的精神传过来,也不错。虽然我不信基督教,但我觉得基督教的精神可以弥补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东西,虽然对刘小枫的介绍有些不敢苟同,就是他那种用中国文人的心情去体会基督教的爱,这个我不太赞同。

基督教有很多种,天主教可能跟他更合拍一些,但是新教不是那么黏糊的,刘小枫是很黏糊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都还可以理解,都没有什么,而且很可爱。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 2012/2013 年的国父论,当然他也有前面的铺垫,从廖平、康有为,卡尔施密特,列奥斯特劳斯,特别是施密特,这种完全政治化甚至是法西斯的东西,只讲分清敌我,不讲是非对错,这不是一个学者应该关注的事情,我觉得他有点走偏了,也可能文人的劣根性,他就带有文人气质。

文人气质在我的语汇里不是一个褒义词,中国人的劣根性在文人气质里表现的非常透彻,就是这种自作多情和自以为纯洁。

但是他早年我都还可以理解,也还欣赏,《拯救与逍遥》我非常欣赏,这几个概念抓得非常准,他凭感觉能抓住西方的拯救和中国的逍遥,非常准,几个字就概括了,我觉得他感觉特别准。还有他发表的一些文章,有些我都很欣赏。但他对鲁迅的那种批评,我是不能接受的。鲁迅对文人的批评恰好走出中国文人情结中的一个标志。

鲁迅是很看不起文人的,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文人,我也有同感,我对鲁迅是很认同的,但他对鲁迅没法理解,我觉得这恐怕有点问题,但是也仅仅是问题而已,这个都可以讨论的。

但是,国父论这个东西就必须认真对待了,这篇文章原来也是家琪发给我的,我接到看了以后,马上给他回了一封信,感觉这恐怕不行,这需要认真对待一下。家琪不做声,家琪有他的原则,但是我觉得在思想界,这必须要表个态,所以就花了十来天写了一篇文章。

在网上发了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我也没有想到。我知道会有反响,但没料到会有那么大的反响。因为有很多年轻人是他的粉丝,所以后来我几次采访我都反复说刘小枫很有才气的,其实我那个文章里头其实也讲到了,我说对刘小枫的这种变化我感到“痛心”,这么有才华的一个学术界标杆性人物,居然落到了为文革的这种东西去辩护,觉得太痛心了。

我要思考的是这是为什么,这是归结到中国文人这种劣根性。中国有句老话“一为文人,便不足观”,就是一成为文人就没什么可说的,文人无行。所以我后来有一系列的怪论:自先秦就是“百家争宠”,中国文人的劣根性就表现在这里,百家争宠,不管你是什么观点,最终是为了争宠,以便获得权力。

中国文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走出这个文人情结。不要去争宠,迎合什么东西,捞一点什么话语权之类的东西,有什么意思?你还不如做点扎实的学问。但是刘小枫这个还是属于文人的范畴。

当然,我也有文人的一面,但我超出了文人的范畴,我用哲学超出了文人。刘小枫是喜欢哲学的,他也文人,当年是文艺青年,他至今还是文学青年,你让他讲哲学,他是讲不了的。所以我说他关心政治哲学,完全走错门了,不应该关心政治学,你去搞基督教都可以,你搞文学比较什么都可以,你不要涉及政治,也不要涉及哲学。你要搞政治,你的心太软;你要涉及哲学你必须要有长期的训练;你谈学理,你必须得有学理上的训练,这个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他完全是搞错了。他突然关心起政治来了。当然他本来可能就有这个情结,研究什么施密特、尼采,权力意志都包含有这个,文人“学而优则仕”嘛。

但是你不要直接的去跟政治挂钩,你谈一谈别的都可以,你谈孙中山、毛泽东做啥,不是你谈的,你守住你的那一块地,是很好的学问家,也是很好的思想家,他有思想的,《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的真》《沉重的肉身》,这些书名都很好的,都非常有意义,大有深意的,我都很欣赏他,不管他里面写的什么,我可以不同意他,但就这题目,抓住问题了。

还有,我信批判主义,首先就是自我批判,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为我是文革式的大批判,尽批判别人,不批判自己,这是误解。每个中国人,中国的文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从自我批判开始,来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是我对当今文化界的一个总体期盼。

一个人如果没有自我批判精神,至少你要象巴金、韦君宜那样有自我反省,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希望,你会衰落,越来越衰落,甚至灭亡。

我就是想绝地反击,死里求生,中国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能不能避免象埃及文化那样的绝路,埃及文化已经灭亡了,现在我们要考古学来挖掘,来考证埃及文化和印第安玛雅文化,中国千万不能像那样。那就要靠我们这些人有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精神,来超越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当我们的考古学者,第一个考古对象是自己。

我当然也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虽然我家里不是什么书香门第,我父母是革命干部,满脑子五四青年的那些东西,革命传统的东西,但是仍然是中国文化。只要我看书、识字、想问题、用汉字,就是中国文化,就要反省。

所以我提出新批判主义,首先就提出批判自已,当然我提出批判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不当自己了,我还是自己,我还是中国人,但是要有一个反省精神。

中国人要有这一点,而中国知识分子最缺的就是这一点。你不应该把自己变成西方人,我也基本上没有出过国,也不想成为西方人,我就是中国人,应该是一个有反省精神的中国人。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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