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刘小枫的根本分歧，我觉得是他后期说的很多话不真实，我跟他没有很多的交往。前期，我很欣赏他，特别是他跟蒋庆的那种分歧，他跟蒋庆其实也是好朋友、同窗、同门，但蒋庆后来转向国学，而且是那样的一种国学，纯粹政治化的东西，我们有时开会，他老是讽刺蒋庆。他很聪明的，一句话说出来，觉得就是我们的心里话，所以我是很欣赏他的。他早期的一些著作我也很看好，如《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
但到了《拯救与逍遥》，我已经开始有些不太同意了，我准备与他讨论一番的，后来没进行，主要是自己也忙，再加上他那个东西很大，要从头说起，不是一两句可以说清楚的。再后来，越来越觉得他走向另一条路了。当时，就是萌萌还在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一条战线上的，不单是交情上，而且在学术上，在思想上，还都是同道。
记得当时萌萌发起读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要求我们每人要写一篇评论，最后就我写了一篇，周国平写了一篇，他们也都答应了，但后来都没写，也是很遗憾的事。当然各人有各人的事情。所以当年其实都是朋友，刘小枫也是。
后来刘小枫有很多转向，又到基督教，基督教也可以，基督教的精神，不管他信不信宗教，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个我不管，人家说他是文化基督徒，这没关系，只要他把基督教的精神传过来，也不错。虽然我不信基督教，但我觉得基督教的精神可以弥补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东西，虽然对刘小枫的介绍有些不敢苟同，就是他那种用中国文人的心情去体会基督教的爱，这个我不太赞同。
基督教有很多种，天主教可能跟他更合拍一些，但是新教不是那么黏糊的，刘小枫是很黏糊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都还可以理解，都没有什么，而且很可爱。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 2012/2013 年的国父论，当然他也有前面的铺垫，从廖平、康有为，卡尔施密特，列奥斯特劳斯，特别是施密特，这种完全政治化甚至是法西斯的东西，只讲分清敌我，不讲是非对错，这不是一个学者应该关注的事情，我觉得他有点走偏了，也可能文人的劣根性，他就带有文人气质。
文人气质在我的语汇里不是一个褒义词，中国人的劣根性在文人气质里表现的非常透彻，就是这种自作多情和自以为纯洁。
但是他早年我都还可以理解，也还欣赏，《拯救与逍遥》我非常欣赏，这几个概念抓得非常准，他凭感觉能抓住西方的拯救和中国的逍遥，非常准，几个字就概括了，我觉得他感觉特别准。还有他发表的一些文章，有些我都很欣赏。但他对鲁迅的那种批评，我是不能接受的。鲁迅对文人的批评恰好走出中国文人情结中的一个标志。
鲁迅是很看不起文人的，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文人，我也有同感，我对鲁迅是很认同的，但他对鲁迅没法理解，我觉得这恐怕有点问题，但是也仅仅是问题而已，这个都可以讨论的。
但是，国父论这个东西就必须认真对待了，这篇文章原来也是家琪发给我的，我接到看了以后，马上给他回了一封信，感觉这恐怕不行，这需要认真对待一下。家琪不做声，家琪有他的原则，但是我觉得在思想界，这必须要表个态，所以就花了十来天写了一篇文章。
在网上发了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我也没有想到。我知道会有反响，但没料到会有那么大的反响。因为有很多年轻人是他的粉丝，所以后来我几次采访我都反复说刘小枫很有才气的，其实我那个文章里头其实也讲到了，我说对刘小枫的这种变化我感到“痛心”，这么有才华的一个学术界标杆性人物，居然落到了为文革的这种东西去辩护，觉得太痛心了。
我要思考的是这是为什么，这是归结到中国文人这种劣根性。中国有句老话“一为文人，便不足观”，就是一成为文人就没什么可说的，文人无行。所以我后来有一系列的怪论：自先秦就是“百家争宠”，中国文人的劣根性就表现在这里，百家争宠，不管你是什么观点，最终是为了争宠，以便获得权力。
中国文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走出这个文人情结。不要去争宠，迎合什么东西，捞一点什么话语权之类的东西，有什么意思？你还不如做点扎实的学问。但是刘小枫这个还是属于文人的范畴。
当然，我也有文人的一面，但我超出了文人的范畴，我用哲学超出了文人。刘小枫是喜欢哲学的，他也文人，当年是文艺青年，他至今还是文学青年，你让他讲哲学，他是讲不了的。所以我说他关心政治哲学，完全走错门了，不应该关心政治学，你去搞基督教都可以，你搞文学比较什么都可以，你不要涉及政治，也不要涉及哲学。你要搞政治，你的心太软；你要涉及哲学你必须要有长期的训练；你谈学理，你必须得有学理上的训练，这个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他完全是搞错了。他突然关心起政治来了。当然他本来可能就有这个情结，研究什么施密特、尼采，权力意志都包含有这个，文人“学而优则仕”嘛。
但是你不要直接的去跟政治挂钩，你谈一谈别的都可以，你谈孙中山、毛泽东做啥，不是你谈的，你守住你的那一块地，是很好的学问家，也是很好的思想家，他有思想的，《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的真》《沉重的肉身》，这些书名都很好的，都非常有意义，大有深意的，我都很欣赏他，不管他里面写的什么，我可以不同意他，但就这题目，抓住问题了。
还有，我信批判主义，首先就是自我批判，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为我是文革式的大批判，尽批判别人，不批判自己，这是误解。每个中国人，中国的文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从自我批判开始，来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是我对当今文化界的一个总体期盼。
一个人如果没有自我批判精神，至少你要象巴金、韦君宜那样有自我反省，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希望，你会衰落，越来越衰落，甚至灭亡。
我就是想绝地反击，死里求生，中国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能不能避免象埃及文化那样的绝路，埃及文化已经灭亡了，现在我们要考古学来挖掘，来考证埃及文化和印第安玛雅文化，中国千万不能像那样。那就要靠我们这些人有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精神，来超越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当我们的考古学者，第一个考古对象是自己。
我当然也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虽然我家里不是什么书香门第，我父母是革命干部，满脑子五四青年的那些东西，革命传统的东西，但是仍然是中国文化。只要我看书、识字、想问题、用汉字，就是中国文化，就要反省。
所以我提出新批判主义，首先就提出批判自已，当然我提出批判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不当自己了，我还是自己，我还是中国人，但是要有一个反省精神。
中国人要有这一点，而中国知识分子最缺的就是这一点。你不应该把自己变成西方人，我也基本上没有出过国，也不想成为西方人，我就是中国人，应该是一个有反省精神的中国人。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