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溯源之一
官修党史中“光辉灿烂”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所谓“四十周年”，是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的。
根据中共官修党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以下历史性的伟大成就：
其一，“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意即：中共幡然悔悟，从此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不再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使命，转而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工作重心。
其二，“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是完全照搬遵义会议官方史学而做的史评。意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中共的领袖地位，恰如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1989年六四事件之际，邓小平自创“核心”说，于是，上述说法有了二代升级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其三，“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意即：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或者制定、决定了（最起码，也要暗示、默许了）某一些（甚或某一系列）“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
其四，“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这是典型的马屁语言，意即：对与错、好与坏，以三中全会为界限，历史的进步、时代的变迁，以三中全会为里程碑，中共的存亡、中国的命运，以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简言之，“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邓小平亲自吹嘘十一届三中全会
很长一段时间里，三中全会成为中共政治正确的代名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固定短语，其含义几乎等同于“改革开放时代”。叫响这个短语的，正是邓小平本人。
邓小平不厌其烦、不下二十次提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里，邓小平如是说：
“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制定了各方面的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
“（三中全会的）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六四事件发生，声誉和形象遭到重挫的邓小平仍然强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许）变。”
“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
九二南巡的时候，邓小平发下宏大誓愿：“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一百年不许变”，“一百年不动摇”。
邓之所谓“基本路线”，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上提出、邓小平特别满意的一个关于“基本路线”的概括性提法。
毛、邓讲到时间，姿态都有点张狂，尺度都有点离谱，好像自己就是上帝。毛泽东的时间概念特别不靠谱，动辄以千年、万年计。毛确实说过，阶级斗争要搞一万年；毛亲口向尼克松承诺，台湾问题可以一千年以后再解决（希望习近平先生遵守毛泽东的承诺）。邓小平虽不如毛泽东张狂，但也明显高估了自己百年之后的剩余影响力：“一百年”那么久，“基本路线”管得过来吗？
事实上，邓小平死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渐失传，最近几年，已被另一个固定短语“十八大以来”所取代。“一百年不许变”泡汤了，习氏“新时代”敲响了邓氏改革开放的丧钟。中共目前正在精心展开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与其说是纪念，不如说是祭奠。
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发动农村体制改革
我一直不大同意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改革开放起点的观点。这不是要贬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功绩，只是希望客观公正地呈现历史的真实面貌。
事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讨论、制定、通过有关“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更没有阐述或确立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或思想，甚至压根儿就没有特别提到过“改革”或“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共通过了四份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之外的另三份文件毫无改革气息，强调现行农村体制（即“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必须“稳定不变”，甚至还明确宣布：“不要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破题”这一广泛流行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当年年底从安徽小岗村自发启动的土地承包制改革毫无关系。农村的体制改革是在广大农民自发反抗毛式体制，万里、赵紫阳等省级官员包庇、默许本省农民违法进行反体制试验一年多之后，才获得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的暧昧认可，到1982年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才终于获得了合法地位，名正言顺地向全国推行。但这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年多之后的事情了。
“工作重心转移”和“对外开放”乃是华国锋的功劳
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对外开放”策略，则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已经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提出并实施。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华主席、党中央”就将四届人大所确定的“四个现代化”提升为国家战略。1977年中共召开十一大，“英明领袖华主席”正式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束”，“形势大好，人心思治”，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并将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日期定在“本世纪内”。虽未明言，但心照不宣：“党的中心工作”将不再是“阶级斗争”、“继续革命”，也不是深揭猛批“四人帮”，而是经济建设、“四个现代化”。“党的工作重心”事实上已经悄然转移。
1977年下半年至1978年初，华国锋雄心勃勃，提出“大量引进”、“全面跃进”。他要搞“十来个大庆”、“二十几个鞍钢”、“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华国锋不顾李先念等保守派的反对，坚持将其经济发展目标、对外开放策略在五届人大上“向全世界宣布”。那时，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对华的领袖地位尚无挑战之意，邓亲赴日本促成宝钢项目，表明其赞成华国锋的内外战略。
华国锋不仅十分急切地向有着多年改革经验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打开门户，对日本、西欧，也只有引进、利用之意，绝无仇恨、对抗之心。在华国锋全面主政那两年，中国对待发达国家的基调有二，一是羡慕、友善，二是引进、开放，1978年11月王震访问英国，发现自己的工资仅为英国环卫工人工资的1/6，这位后来的对外鹰派对英国现状赞不绝口，竟然吹捧英国为“理想中的共产主义”。1980年华国锋以元首之尊一年两访日本（第二次专为大平正芳吊丧，令大平家族及日本国民感佩至深），此为中日关系史上绝无仅有之事，可见华氏虽治党治国之术远不及毛邓，但其对内对外宽仁厚德、坦诚仗义，谦谦君子之风，则为毛邓所不及。
简言之，所谓“工作重心转移”、“对外开放”并非三中全会之功，早在华国锋时期就已经不在话下，不成问题。后来，华国锋的政治对手——主要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严词抨击华氏对外开放政策为“洋跃进”，华氏倒台，此为五条罪状之一。同样的思路，同样的事情，在邓则为功，在华则为过，公然双标，官修党史就是这么势利。
综上，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其实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党史编撰。那么，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被人们普遍视为改革开放的源头呢？欲知其详，请看本文续篇《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什么——改革开放溯源之二》。
2018/11/30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13/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