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世界杯期间，我和一些朋友一边看球，一边打赌取乐。结果我输了好多香烟啤酒鸭头，以及两顿饭，只赢了一套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余英时文集。待世界杯结束，盘点战果，我表示认赌服输，有人却说：你赚了。当时算了算，新版余英时文集，一套十二卷，原价639元，八折足可到手，哪怕照原价来算，还不够两顿饭钱呢。不想三个月后，我发现自己真赚了，那一纸禁令，使余英时等人的著作洛阳纸贵，如今余英时文集的市场价当在2000元左右，据说在淘宝最高标到49999元(当然这是一种行为艺术)。这使我在为禁令愤怒、悲伤之余，略有一丝苦涩的欣慰。在此特别鸣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禁令传出之后，当当网反应神速，制作了一个页面，名曰“那些即将买不到的书”，该页面列出了余英时、梁文道、许知远、茅于轼、野夫、张千帆、徐晓、九把刀等8位作者74本书，大大方便了读者的选购。由此可见三点，第一，禁令沦为了促销手段;第二，禁令沦为了推荐书目，官方要禁什么书，民众就读什么书;第三，禁令备受讥嘲，形同虚设，就连当当这样的正经电商，都不把官方的文件放在眼里。
说到拿禁令来促销，想起叶灵凤先生钩沉的一个典故：爱尔兰一向有“自由邦”之称，1937年，“自由邦”公布了一份禁书目录，含书籍695种，期刊11种，这可便宜了英国的旧书商，他们公然打出广告：“此书在爱尔兰自由邦被禁。”这些书随之成为畅销书。
1945年，叶灵凤写《关于禁书的笑话》，举了三个当时的案例：其一，一位青年因读鲁迅《呐喊》而锒铛入狱，竟被枪决;其二，检察官患“恐红症”，只要书籍封面为红色即行查禁，理由是封面红色，其内容必然涉“红”;其三，马寅初的一本经济学著作遭禁，理由是马寅初和马克思都姓马，都搞经济学。
我可以补充一些台湾戒严时期的禁书故事：海关禁书，十分无厘头，常闹笑话，如马克斯·韦伯的作品，被当作卡尔·马克思的作品，中国古籍《毛诗》，被当作“毛泽东的诗”，皆遭查没;金庸的武侠小说，一度都是禁书，只能改头换面出版，如《射雕英雄传》，有人认为在嘲讽蒋介石，出版之时遂改名《大漠英雄传》，《倚天屠龙记》改名《至尊刀》，署名“欧阳生”，《侠客行》改名《漂泊英雄传》，署名“古龙”，《笑傲江湖》改名《独孤九剑》(或《一剑光寒十四州》)，署名“司马翎”……
叶灵凤先生是研究禁书的名家，他感慨：“关于禁书的笑话是写不完的，因为这制度本身乃是一个笑话的泉源。”他曾在香港一家报纸开专栏，名曰“禁书史话”，当时香港还有书报检查制度，这个专栏常常遭到删削，只能留白。连谈论禁书历史的文字都成了“禁书”，实在让人笑掉大牙。
只是这样的笑声，不免含泪;禁书虽然滋生了许多笑话，就其本身而言，绝对是一大悲剧。以禁书来促销，终究属于特例;在大多时代，一本书被禁了，也许从此湮灭无闻，消失于知识与历史的视界。更可怕的是，禁书不仅是对书籍的摧残，对知识的压迫，还可能造成对头脑的禁锢，对人身的伤害。如海涅所言：“哪里焚书，哪里也会把人扔进火堆。”所以秦始皇焚书的同时，还要坑儒，权力者禁书的同时，还要抓人，余英时、九把刀遭禁，郭玉闪、寇延丁则被抓。
中国的禁书史，与中国的专制史一样漫长，同理，对禁书的反抗，与对专制的反抗一样坚忍。不妨说，哪里有禁书，哪里就有“雪夜杜门读禁书”，哪里有禁令，哪里就有对禁令的蔑视、规避与消解。从长远来看，公权力的剪刀手与书籍、读者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必将以前者的失败而告终。这不仅因为，禁书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周作人语)，更是因为，知识、观念与思想，不比人身，无法囚禁、灭绝，对知识的向往，正如对自由的向往，同样无法禁绝。有人列举了一份曾经被禁、后来畅销全球的书单，包括《洛丽塔》、《1984》、《日瓦戈医生》等名著。说到底，你可以在一些时间禁止所有书籍，你可以在所有时间禁止一些书籍，你却无法在所有时间禁止所有书籍。你可以扼杀花朵，却无法阻止春天;你可以杀光所有的鸡，然而天终究会亮。
对禁令的反抗，是对知识的追求，更是对自由的捍卫。作为一个读书人与写书人，我最爱绍兴新青年书店制作的马克杯上所铭刻的那句箴言，姑且借花献佛，献给十二岁的宁波枫林晚书店：
“阅读必叫人得自由。”
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