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21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令关注中国改革前途的人大失所望,作为对海内外对中国政府进一步推进改革要求的回应,习近平的方案是:“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网上立即有人传神地将此话概括为“不改、不改、坚决不改”。
拒绝进一步改革显然是中国执政党当前的既定方针,那个外交部女发言人在回应外界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改革的要求时,再次鹦鹉学舌,重复了习的讲话,并且自以为得意地搬出“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作为支持习近平拒绝改革观点的论据,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习近平拒绝进一步推进改革的立场首先表现在通篇讲话中扬毛抑邓的基调上,为了提高毛的历史地位,习不惜将毛的极左政策装扮成四十年改革发展的根本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这与历史事实完全相反,事实上,正是毛的荒谬政策,将四十年前的中国变成全世界最为贫穷和最具压制性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结的那些所谓的改革经验,根本不是中国近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任何稍有历史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不难理解这一点。例如,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僵死的教条在改革开放以前便已经统治着中国,他们正是造成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
再者,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人民刻苦耐劳的美德,这些虽然在中国的发展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他们同样无法解释中国近四十年的发展,因为这些已经存在于中国社会数千年,这些因素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些同样无法避免中国社会滑向崩溃的边缘。
要想真正理解中国近四十年的发展,我们需要看一看近四十年来有哪些新的因素?
与四十年以前的中国发展要素和环境比较,在中国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一是中国私人经济的重新出现和发展;二是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并且从中享受了巨大的红利。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基本上消灭了城乡民营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才重新起步,按照中国自己的统计,截止2017年底,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可以说,没有民营经济,根本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二个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通过快速增加的进出口贸易、外国投资和对外技术交流,中国得已实现经济技术发展中的后发优势。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对比的一个十分显著的区别。假如中国继续毛泽东的锁国政策,中国的高速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
私营经济的重新出现和发展以及外国的资本进入,是中国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中国企业的所有者都是政府,而就在单一所有者的情况下,不存在真正的交换,只有政府的计划和分配,因此也不存在真正市场。而没有市场,资源就不可能出现有效配置,当然也不可能出现高速增长。
习近平执政以来,全面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钳制,中国出现了大面积的国进民退。执政者对民营经济的敌视政策,完全出于“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之类的教条,是一种扼杀经济活力的行为。他的盲目的扩张政策终止了友好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使得中国过早地失去了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习近平在讲话中刻意回避和淡化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一方面是出于愚昧的政治教条,另一方面也不无掩饰他执政以来的失误。如此看来,他没有、也不可能拿出带领中国走出政治、经济和国际困境的措施。可以预见,他的固执一定会给未来的中国带来更大的困难。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