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饥饿是如何引发变革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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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四十年前农村往事录

万里说,只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除掉瞎指挥,就可以增产10%以上。

20年后,万里在回忆安徽农村改革的过程时,强调了他对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这一条的重视。他说:

我曾经说过,只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除掉瞎指挥,就可以增产10%以上。这一点,原来在″六条“中经营管理那一条里只提了一句,后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就建议把它分出来,单独写了一条。生产队的自主权包括:生产的自主权,分配的自主权,劳动力支配的自主权等。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它种什么,怎么种,都要由上面决定;生产的东西,甚至吃多少口粮,也要由上面来规定,那农民还有什么积极性?我感到人民公社实际上是把农民当作″奴隶”了,使他们失去了生产自主权,产品自主权,极大地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当时不能公开说,因为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开始后,我发表了一点意见。我说,从安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主要是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机械化问题,农民没有积极性就没有了一切。″一大二公“、″穷过渡”、“大概工”这一套,不仅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相反,恰恰是打击、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必须在经济上使他们得到实惠,在政治上切实保证他们的民主权利,所以要特别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有一次,他还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向农民要粮要款,但并不管你种什么。我们可倒好,怎么种,要管;农民生产的产品分配,也要管;吃多少口粮,也要拿到省委会上来讨论。农民的种植权、产品支配权,我们全管了,农民还有什么权利?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他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以至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痛!”

新华社一位记者在上海农村采访,发现这样一件怪事:郊区一个公社有几亩杂交水稻,10月17日就收割完毕,田地空着,下一步该种什么呢?社员群众等着上级领导安排。有人发牢骚说,现在农民越来越不会种田了,干什么都得听书记的:大队书记听公社书记的,公社书记听县委书记的,整个县好像只有县委书记一个人会种田。

拿种植安排来说,当时上海市有关部门向各县区下达的年度生产计划,除了规定各县打多少粮食外,还对粮、棉、油等作物的种植面积作了具体规定。县区、公社又根据上级规定的面积指标层层往下分摊。摊到生产队,这块地种什么,那块地种什么,就给安排得死死的。不仅种植计划是这样,连增产措施也是如此。何时施肥、打药、灌溉,上面都有规定。这样,生产队、社员还有什么种田的自主权呢?这就必然出现瞎指挥。……

这位记者大发感慨:农民真的不会种田吗?完全不是。上海市嘉定县徐行公社粮食亩产有的曾达到二千多斤。这个公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依靠农民种田。他们组织了一个20人的″老农顾问团“,出主意,当参谋,对夺取粮食丰收起了重大作用。上海郊区一批高产的公社、生产队都采取类似的做法。

1978年,安徽发生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全省大部分地区,连续八九个月基本无雨,受灾农田六千多万亩。安徽省委于9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万里在会上指出:″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经过讨论,安徽省委果断地作出了”借地给农民种麦“的决定。具体做法是:将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社员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分配统购粮任务。

省委作出这个决定是经过激烈斗争的。有人认为,借地度荒是不相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借地“调动出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的说,为什么借给社员能种,集体就不能种呢?这是以″借地度荒”为名,搞分田单干,是方向路线问题。

万里说,我们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耕种,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总的原则是,不管集体还是个体,只要是把可以种麦种菜的土地都种上,就比撂荒好。不管是集体种的还是个体种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

安徽省委这一决定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秋种的积极性。秋种迅速超额完成了任务,不仅大田作物种齐了,连沟坎地边也种上了油菜、蚕豆和小麦。据当年估计,全省因此增加秋种面积达一千多万亩。……有人将此与“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作一对比,感慨万千。他们说,当年如果敢于放开农民的手脚,给他们创造条件,让农民各自想办法种保命粮,绝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安徽省委的这一决定,不仅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自救积极性,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同时也使农民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框,打通了道路。在这年″借地种麦”之后,不少地方悄悄地搞起生产队分队、分组,“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等联产计酬的生产方式。

当时,安徽农村发生的变革受到一些责难。有人说安徽省委搞的“六条”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在搞″变相单干″,”复辟资本主义“,是″反对农业学大寨”。有的地方甚至发表文章公开批评万里和安徽的做法。对此,万里非常气愤。他说,我们没有大寨那样的条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没有“阳关道”可走,只好走″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结论来的……靠”开小灶“、″吃偏饭″培养起来的典型谁能学得了!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们说你是”极左“的样板。我们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万里还公开宣布安徽省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他要求全省各级干部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从自己的现有条件出发。他说,当前我们的实际,首先是要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解放快30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饭,还有大批群众外出讨饭,这能说得过去吗?……

1978年的万里,大义凛然,义正辞严,敢说敢做,无畏不惧。他居然敢说″人民公社实际上是把农民当作奴隶了“,真是胆大包天!这要是倒退三年那还得了!作为一名封疆大吏,万里在当时之所以会有气壮山河之豪情,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清楚地知道当今朝廷有他坚强的后台一一邓小平。

万里在安徽敢于甩开膀子大干,其魄力来自上下两方:上面中央有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给他撑腰,下面有千百万农村干部群众为他助威。万里本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吃了不少苦头,对“极左”路线深恶痛绝。当他主政安徽,对农村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农民生活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后,旧仇新恨,迸然勃发,遂起改天换地之决心,誓将旧貌换新颜。他洞悉农民苦于人民公社桎梏久矣,人心思变,人心向往自由,毅然决然与旧体制决裂,顺应民心,抛弃“农业学大寨”之陈规,从“借地度荒”开始,进一步走向“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使广大农民挣脱束缚,走向温饱之路。

由执政党内开明之士主导“落实党的农村政策”虽然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但它的隐患显而易见一一“开明之士”在党内凤毛麟角且多以黯然下台为结局,而“党的好政策”常常是风云变幻大王旗,说变就变。民众的福祉系于此那可是朝夕难测,令人担忧。农民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代言人,没有能代表自己利益的自治社团,成为“农奴”受强权摆布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当年中国农村流传这样一句民谣:“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上面给大家说了万里先生是如何让农民吃上大米的事;下面再简要介绍赵紫阳先生如何让农民吃到粮食的事。该书以《“十二条”一一四川农村改革的序曲》为题报道了四川省农村改革开放中发生的事情:

七十年代末的四川省人口占全国十分之一,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十年文革加上20年的“极左”路线,使四川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文革前四川省尚有粮食调出,文革后期则无粮可调,1976年还调进12亿斤。

1978年4月,记者来到四川,访问了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他心情沉重地说:“四川自古就称为天府之国,可是经过多年来的折腾,现在可以说是全国最穷的省之一了。四川农民,尤其是山区农民生活之苦,超出人们的想像。就是因为太穷,多少四川姑娘被拐卖到全国各地。据省里几个部门估算,这几年有39万四川姑娘被拐卖出去……”

好像是要给他的话作注脚似的,在采访他的前后我们遇到几件事,至今难忘。我们前往四川时,其中的一位是从石家庄出发乘京成快车去成都的。他上车后见到满满一车厢四川青年妇女,由几位民警带着。她们都是近几年被拐卖到河北农村,经四川、河北两地政府搭救出来,这是要坐火车回四川老家的。按说,被救出来回家应当庆幸,可是开车时车上车下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喊。原来她们到河北后大都成家生了孩子,人回去了,孩子得留给男方。这一走就是骨肉分离,天各一方,生离死别。妈妈在车上哭,孩子在车下嚎,连几个民警都热泪盈眶了。这是贫困造成的一幕人间悲剧!

在采访完赵紫阳之后,记者从成都坐火车下乡去,在候车室遇见一位解放军连队指导员。他听说我们是新华社记者时,便与我们交谈起来。他说,到了他们村里、家里一看,哪是人过的日子?几个战友家里除了一张木床外,没有一件家具。有的没有粮食吃了,连女人的衣裳都遮不住身体。有的战士母亲因此竟不能出来见我;有的老人病倒在床,没钱看病。有位战友的父亲留我吃饭,跑遍全村,最后又跑到邻村才借来半把挂面。我看见他跑了半天的脚,一双鞋前面露了脚趾,后面露了脚跟……我回到部队怎么向我的战友说啊!平时,他们谁也没向我说过一声家庭困难,都是一心当好兵的好战友啊!“说到最后,这位青年军人竟痛哭失声,热泪满面。

是什么原因使“天府之国”的农业陷入停滞、连年下降的境地?

答案是十分明白的。是″极左“路线,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严重挫伤、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1978年4月,赵紫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斩钉截铁般的语气说:“农村要恢复元气,农业生产要发展,现在可行的办法就是落实党的经济政策。为了落实,先要清理,有些不适应新形势了,先放放,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就要拿出来实行。”他说,“现在我们在农村的中心工作就是这一条!”

四川清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把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作为一个重点。具体工作是从搞好1977年的年终分配兑现入手。……

而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最为严重,他们别有用心地把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把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统统搞乱了。全省有相当多的生产队成本无核算,经济不民主,账目不健全,借支超支,乱支乱报,贪污盗窃,铺张浪费,达到惊人的程度。据初步统计,全省仅历年累计的超支欠款一项,就达6.8亿多元,超过全省人民公社两年公共积累的总和,造成一大批生产队多年来分配不能兑现,社员生活困难,生产缺少资金,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所以,四川省委1977年10月就公布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做好1977年分配决算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在增产的基础上,要做到绝大多数社员口粮和收入比去年有所增加,生活有所改善”。并且要求组织社员搞好″小秋收“,允许、鼓励社员从事家庭副业,增加社会产品,增加社员收入,活跃农村市场。11月,又颁布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认真解决人民公社″乱三支”保证分配兑现的紧急通知》。……年终决算的结果,全省大多数地区做到了生产队增产增收、增积累、增储备,社员增分配、增口粮。同1976年相比,全省平均每个社员口粮增加了66斤,现金分配增加了9.6元。

在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要求后,四川省委于1978年2月颁布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提出了目前急需清理和落实的12条农村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有:加强劳动管理;严格财务管理制度;搞好生产计划管理;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坚决保证社员分配兑现;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以粮为纲,开展多种经营;奖励发展耕牛;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积极兴办社队企业;积极而又慎重地对待基本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问题。这个“规定”一经公布,农民奔走相告,都说12条″规定“,条条说到我们心坎上!这一下我们有奔头,有劲头了!

1978年秋收之后,新华社于12月上旬下旬各发了一篇有关四川农业的报道。报道了四川战胜严重干旱,农业全面增产,1978年粮食总产量在上年大增产的基础上又增加二十多亿斤,创造了新纪录;棉、油、糖主要经济作物分别比去年增产8%、12%、20%;蚕茧、茶叶、水果等的产量和生猪圈存数都创历史最高水平。

问起四川战胜干旱夺得丰收的原因,四川人响亮地回答:是党的政策显威力。

“党的政策显威力”,从所展示的情况来看似乎是事实:安徽省委的″六条“和四川省委的”十二条“确实在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改善农民生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党的政策”在1978年的正面作用只是纠正了1958年“党的政策”的错误。现在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农业压根没有“党的政策”又会如何?农民们难道离了“党的政策”就不会种地了吗?或者是有了“党的政策”作指导一亩地年产粮食一千斤,没有了只能年产五百斤?如果这“党的政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根本不知道这是个啥玩意儿的情况下,又该如何解决吃饭问题?

再说说“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中国农业发展造成巨大破坏这个问题。当然,人们有充分依据证实“极左”路线确实给中国农业造成的破坏比自然灾害为甚。问题是,人民公社也好,农业学大寨也好,这些对中国农业只会起促退作用而不会起促进作用的劳什子,它的始作俑者是谁?是″四人帮“吗?从1949到1978,所谓”极左“路线为何能主导中国30年之久?”四人帮“有那么大的神通吗?老实说,所谓”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一条重要前提是毛泽东的去世。没有这个前提条件,任你是万里赵紫阳还是邓小平,谁有能耐”落实党的农村政策“?还不是都乖乖高举”农业学大寨“的红旗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一想到这里,别人有什么感受我不知道,反正我的感受是很庆幸毛泽东没有活到文化大革命中所鼓噪的预计他老人家寿命能达到140岁左右。

但愿上帝保佑中国不要出现第二个“人民的大救星”!

(未完待续)

荀路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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