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贻春:王朝循环原因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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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现象,它是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相连系的,尤其是与王朝的形成体制紧密相关的。历史上无数的暴君之所以能够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其深刻的原因无不存在于王朝的腐朽制度之中。换言之,正是腐朽的王朝制度,决定了暴君的必然产生。

然而,王朝的生成与发展、衰败与消亡,既孕育在广褒的中华大地上,又来源于广大的民众之中。进一步说,正是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决定了王朝制度循环往复的历史命运。王朝制度不过是中国人民传统观念的外延而已。所以,批判君主制,不能不批判王朝制;而批判王朝制,又不能不深刻地挖掘隐藏于民众之中的陈腐的皇权意识以及这种意识的派生物——官本位意识。这个问题不予揭露,不予清算,那么,根本就无法触动王朝体制的来源。而王朝制的来源不彻底地予以根除,那就不会抑制住皇帝和不叫皇帝的主席或总书记等的连绵不绝的生成,我们就只能在皇帝们和不叫皇帝的主席或总书记等的淫威之下朝不保夕地、所谓幸福地生活下去了,但这却是在深沉的无意识之中对自我人格的否定,亦即以自我权利的牺牲为代价来换取动物般的、形尸走肉的生活。人的自我异化成就了大大小小的皇帝们的赫赫功勋和辉煌霸业,成就了王朝循环的光怪陆离的奇妙景观。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存在。

(1)中国农民人口众多。中国是为小农经济思想的汪洋大海所淹没的一块大陆。中国是世上仅存的若干个原始部落之一。

五千年来,中国人口的基本构成成份是农民。农民由于其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方式所决定,在自然力面前通常束手无策,只能祈盼自然保佑以抑制洪水泛滥,以解除干旱等等。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农民向来是处于屈从地位的。这种居于次要地位的农民在观念上就认定了自然界所具有的、非人力所能把握和超越的主要地位,并认为这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于是农民以其特有的跪拜方式呼吁上天的恩惠和冥冥之中神灵的保佑。这种对于自然的祈求表现在社会生活方式上,就衍变成了希望有个万能的君主能够统御四海、指挥八荒,率领万众一心一意向前进。

经济上的贫困导致政治上的独立缺乏症,亦即人格贫血症。人与自己相异化,人不能决定自我的命运,人不能具有自我应有的价值,人必须依赖于人的本质之外的一切而生存而发展,人必须或者是听命于天、或者是听命于天授的君主。总之,经济上不独立,政治上根本就不能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从而人格也就不能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实现。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小农经济思想就是如此这般地禁锢着中国人民的灵魂,同时也禁锢着中国人民的身体的。贫困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民不能不如此这般地以屈辱的方式盼望着为明君或者为昏君所愚弄,所蹂躏。

贫困造成落后,贫困造成愚昧,愚昧造成野蛮,而王朝正是以其野蛮的形式维持自身的罪恶统治的。这一点不能不是人性中野蛮部分的充分显露。王朝只能在野蛮人民中间才能行得通。换言之,野蛮的人民造成了野蛮的王朝制度,正像落后的人民可能或必然选择落后的社会制度一样,而我们这个民族几乎是两者兼而有之,所以落后而野蛮的王朝制度及其连绵不绝的循环也就是势所难免的了。

与世界先进的民族相比,无论从思想观念上,还是从社会制度上,还是从经济制度上,总之无论从什么地方进行比较,我们都有极其巨大的差距,我们都得需要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赶得上人家目前的状况。忽视这一点,正中王朝之下怀,这也是王朝所能采取的极其可笑的驼鸟政策之一,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好地愚民。

愚民以其英勇牺牲的代价建立了落后的王朝制度,王朝制度建立后以无所不用其极的专制独裁手段反过来制造了成百万上千万的愚民。愚民于是感觉到终于找到了“人民的大救星”,而“人民的大救星”却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欺诈手段使愚民们乖乖地就范,甘心情愿地跟着他的路线走,甘心情愿地为他上刀山、下火海、抛头颅、洒热血。

中华民族的愚民们于是视现存的王朝制度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制度,视一切非正常的不合理的社会存在为正常而合理的,视那些为民鼓与呼的人为“疯子”,“精神病”;视人的基本权利为毫无价值的无稽之谈。除了生存权,即喘口气的权利,即猪权之外,还需要其他任何的人权吗?愚民们如斯说,也如斯去做。剥夺自我的言论权、思想权、集会结社权等等,愚民们通过剥夺所谓极少数人的类似权利而把自己所应有的一切权利统统地拱手相让给朝庭,让朝庭去定夺是非标准,让朝庭去怜悯、去发善心、去发慈悲。其结果如何,早已为历史和现实所一一证实,在此就不必一一赘述了。

愚民者,精神贫乏者,精神空虚症患者,亦即物质的普遍穷困所导致的精神丧失者。形式上作为人存在,其实质是等于没有头脑、亦即丧失了独立思想的仅存躯壳而已。鲁迅先生对于这些中华民族的愚民向来取一个态度,那就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

(2)迷信皇上,迷信皇权,迷信朝庭,迷信中央,迷信朝庭(中央)所分封的各级大大小小的皇权的代表——迷信各级官僚,于是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

皇帝也可能要干些好事的。历朝历代的皇上都是高喊为臣民着想,为国家社稽着想的口号的。但干好事的皇帝也是最坏的皇帝,正像前此已经指明的那样,有能人的朝庭也是昏庸无能的朝庭。有许多皇上能够“勤政”,但无论他多么“勤政”,他总是个暴君;许多皇上能够廉洁自律,但无论他多么廉洁自律,他所代表的那种朝庭制度总是个绝对腐败堕落的制度。

中国历来把皇帝奉若“神明”,奉若上帝。皇帝金口玉牙,皇帝言出法随,皇帝主宰一切。为什么?因为皇帝是皇权的掌握者,谁掌握了皇权,谁就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最高领导权。皇权作为国家政权的最高领导权,不受任何力量所辖制,却是辖制一切的力量;不受任何权力所支配,却是支配一切的力量。谁对皇权有任何质疑,谁就是对于国家安全、稳定和秩序的毫无疑义的破坏;谁对皇权有任何违逆,谁就是对于国家和人民普遍意志的违逆和蔑视,因此就要被绳之以法,施以重刑乃至于杀无赦。从这种意义上讲,皇权是国家的代表,同时也是臣民的代表,皇权与人民的普遍意志相同一。皇帝由于其皇权的这种特殊代表的无可剥夺的地位而受到万民景仰、万民拥戴,万民于是乎每每见到或想到皇帝时都无不以山呼“万岁万万岁”来表达自己极尽效忠之感情。

对于皇权的这种迷信具体化到迷信皇权的各级代表的——亦即由皇权所分封的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吏的身上。凡是朝庭命官,都是皇权分封的皇帝之代表。因此尊重和爱戴皇帝(到了近代,就成为“主席”或“委员长”或“总书记”等名称),就不能不尊重和爱戴与我们离得更近的、直接管理我们、直接统治我们的各级领导,亦即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为我们所司空见惯的各个级别的大大小小的皇帝们。不服从小皇帝的领导,也就是对于朝庭的蔑视,对于皇帝的赫赫神威的蔑视,所以小皇帝,亦即各级领导都具有处理这些朝庭判逆者们的行政处置权或司法处置权。而皇权的各级代表一经当上了什么“长”,无论他是高官的家奴抑或是被重用而给予破格提拔的更高级别长官的仆从,无论他适合还是不适合他所肩负的行政职位,无论他有能力还是充分地无能,都感觉到自己很是惬意,自命不凡,于是有权也就有了能力。这种“权力本位”的观念,成了国家行政官僚阶级的基本观念。

“权力本位”就是“有权便有一切、无权便丧失一切”(林彪语)。因为有权,才有能力,才有水平;而没有权力,便一切都谈不上,一切都没有。其实,权力是人的非本质存在。人的本质存在是他的特殊性,亦即与他人所具有的不同的能力。倘若去掉某个官吏的职务的称谓,他到底能干什么,就是他的本质存在,而他的官阶之大小,名称之显赫,并不以同权力者的能力相一致。在王朝制度下,能力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其应有的地位,相反资历倒在权力的分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靠年头也能混个几品几品的大官当当,或混个不够几品几品的小官当当。

似乎有了权力也就有了能力,“权力本位”的观念就是这样看问题的。其实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错误的乃至反动的观念。有权力并不等于有能力,特别是在王朝制度下,昏庸无能者掌握权力且掌握大权力者比比皆是,这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有其位而无其能,有其权而无与之相称的素质,这是王朝制度中官吏执政的显著特点之一。

官吏中普遍盛行的“权力本位”观念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衍生和牢不可破,其原因存在于广大愚民的牢不可破的“官本位”之中。皇权深深地扎根于民众的头脑之中,“官本位”作为皇权的派生物也同样地深深地扎根于民众的头脑之中。“官本位”观念不破,“权力本位”观念也就必然地牢不可破,朝庭制度也就会一如既往地发挥其必然发挥的作用。

“官本位”就是认定首长总是正确的,首长掌权总是合理的,首长总是英明的。换言之,无论谁做首长,无论他以什么方式做首长,无论这个首长说什么,平民百姓只能有紧紧跟从的必然性,而决不可能有提出任何质疑的现实性。总之,谁当官,就信服谁,就迷信谁;谁有权,就跟定谁,就依赖谁。

“官本位”毫无原则地以权力为座标,以权力为方向,以权力为标准。作为愚民的观念,“官本位”使人的异化程度达到了极限,亦即使人的非人状态达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换言之,“官本位”观念使人的现实存在以奴隶的本质为存在形式。总之,“官本位”使愚民奴隶化。

“官本位”浸入社会生活,使社会政治化,政治社会化,同时使社会官僚化,亦即社会的一切以官吏的言行为中心,以官吏的言行为标准,以官吏的意志为意志。凡是官吏所认定了的,都必定是毋庸置疑地正确。就官吏而言,下级必须听命于上级。上级的职位因为上级官吏的空缺(因退休、病故或调离等原因)而成为下级官吏争先恐后的目标,唯权是夺,并且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唯权是夺(或花钱买官、或以种种措辞排斥具有可能被上级看中的同类型的权力追遂者,以打小报告或曰密报而显示自己的耿耿忠心者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官本位”的观念使一切向着权力的掌握者靠拢,使一切成为权力的附属物,甚至知识、技术、科学也难逃官本位所带来的厄运。汉朝伟大的科学家、地震仪和指南车的发明家张衡是通过成为朝庭命官而显示其固有的能力的,同时朝庭对于知识和才能的尊重并不是为他提供进一步发明和创造的更为有利的条件,而是通过任命发明家或科学家为行政级别的官僚,例如几品几品的顶戴或什么什么“长”等等来显示对科学技术、对知识和才能的尊重的。知识被严重地扭曲了它固有的秉性,科学成为权力的奴婢,技术成为权力卑躬屈膝的玩物。准确地说,知识与自己的本质相异化,科学由于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而丧失了存在的价值,技术由于其屈辱的地位而不可能获得全面的和彻底的发展。官本位使知识、技术乃至科学遭到了根本的贬值。换言之,权力比知识、技术、科学更有作用、更有实力、更有价值,因此也更为人们所青睐。作为结果,所有的知识分子,亦即专业技术人员甚至科学家,都希望通过科学研究的成果而实现其政治上搞它个一官半职的目的。科研成果在科学研究者的眼里不是目的,而是化为邀宠和晋升的某种手段;而知识分子不是以其学术立身于世,相反却要以官阶之大小为其安身立命之本,为评价自我价值的几乎唯一的和至关重要的尺度。如果“相对论”的提出者、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出生在王朝循环不已的中国,他可能以夭折其科学探索和学术研究为代价而成为一个省长或部长级别的大官;如果爱迪生在王朝体制下谋求自身的发展,他也许会中断自身的发明创造而去邀宠权力的掌握者以求得官职上晋升的机会。一个能在物质的领域里发明创造千百种精致的机器和产品的人,为什么在权力方面就不能谋求高升的机遇呢?为什么就不能成为顶戴花翎的拥有者呢?王朝政治制度就是以这种方式向人民显示权力本位的力量的,而人民竟也以“官本位”的观念去为这种腐朽的“权力本位”观念作以似乎合情合理的解释。

“官本位”观念使社会分工不能各司其职,也就是破坏了作为社会历史进步重要标志的分工职能。阻断了社会分工职能,也就是阻断了专家生成的机会,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专家在社会进步中所可能和必然发挥的无可取代的作用。专家行政化,专家不独立,专家不成其为专家,专家成为自身的非本质存在。总之,馈乏专家、没有专家已成为王朝制度的一个特点。专家不能蜂涌而出。与其辛苦钻研几十年,板橙一坐十年冷,莫不如投机钻营当县令、当处长、当科长。

“官本位”观念与现代化的人才观相敌对。人才,也就是有学、有才、有志之士,也就是能够以自己的专业与特长奉献于社会并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回报的人士。而有学、有才、有志之士,决非一朝一夕的努力所使成,而是由无数个艰苦的探索之岁月所造就。因此,尊重和爱护他们,决不是仅仅尊重和爱护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尊重和爱护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至少是尊重和爱护他们所掌握着的那一部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官本位”却仅仅尊重和爱护甚至迷信一纸“委任状”就可以得以升迁的那些官吏,并视这些官吏为无所不能的人才,亦即谁有权谁就是人才,谁没有权谁就不是人才。可以说,这是一种十分荒谬的观念,这是已经为所有的王朝制度所一再地证明了的腐朽不堪的观念。

官吏的“权力本位”与民众的“官本位”两种观念的结合,必然生成官吏的“拍脑袋决策”的普遍现象,必然使随心所欲的,根据领导者个人喜怒哀恶的性格等等而作出的所有决定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与正确的性质,同时也具有所谓的伟大的意义。

“权力本位”与“官本位”两种观念的结合,使社会上存在的创造力、想象力和一切潜力受到相当大程度乃至极大程度的遏制。能人受到非议、受到排挤、受到贬斥,与其有能力、有知识、有才学,莫不如有个好关系,有个好靠山、有个好庇护伞。能人普遍地不得志,能人处处碰壁,能人不能施展其才干,能人于是无能。

“权力本位”与“官本位”两种观念的结合,使人类最可宝贵的也极为丰富的自身资源——人类的智力资源不能得到合理、深入而广泛的开掘与利用,使得这一无价财富遭到了普遍的、广泛而深入的浪费。在所有的资源中最有历史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不能得到行之有效的合理配置,从而使人才的浪费通过其观念而形成社会化的状态。须知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但“权力本位”与“官本位”却使这种浪费在不知不觉的政治化中消融于无所事事的碌碌无为之中,于是出现了社会的普遍的无为之状态,但取而代之的乃是堕落的种种表现、不思进取的种种表现和麻木不仁的种种表现。

(3)以闭关锁国为特征,全方位地自我封闭;以开放门户为标志,进行局部的、因而也是有范围的、有限定的交流与开放,亦即不完整地开放。

五千年来的历代王朝基本上采取自我封闭的国策,亦即拒绝接受外来的东西,唯我独尊、唯我自大。拒绝接受外来的一切先进的事物,拒绝接受非中华正统的一切其他非正统的东西,成为王朝以及王朝所统治的华夏文明的基本路线。

这种鸵鸟似的自我封闭政策为什么能够成为所有王朝的共同特点,确实需要加以认真的研究和剖析。这种政策也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外延及其思想的扩大了的反映。

独门独院、用栅拦或围墙所环绕的小农家居扩大到国家的方式,就成为绵延几千里之遥的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每一个诸侯国都是以类似的围墙或城堡进行自我认定的。这种用围墙自我认定的方式也就是自我封闭的方式,也就是用隔离的手段使自我与外界分开的方式。换言之,也就是把自我围困在一定狭隘范围内进行有限活动的方式。各诸侯国的霸主们可以在这种狭隘的各自分封的疆域里称王称霸,而且还以相互吞并、相互蚕食的方式扩大自己希望攫取的更为广大的疆域。到了秦王朝,秦王赢政更是以“四海归一”的大一统的统治方式修筑了国家的围墙。这种国家的围墙——万里长城,其实也就是小农庭院经济的无穷尽的扩大而已。然而再广大的庭院经济方式也毕竟脱离不了庭院经济的本质特征,亦即自我封闭并与外界隔绝的特征。

诚然,护墙或围拦有利于自我保护,有利于不受他人的干扰和侵害,但这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过是防君子而不可能防小人,防备那些根本无意于进入的人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企望进入的人。准确地说,围墙不过是进行自我安慰的一块挡箭牌而已。大大小小的围墙、形形色色的围墙、古代的围墙、近代的围墙、现代的围墙、看得见的围墙和看不见的围墙,不但把中华民族的身体围了起来,而且也把中华民族的灵魂围了起来,把中华民族整个地、全方位地围了起来。

用时髦的话来讲,这就叫做“条块分割”、“地方保护主义”。所谓“条条”,就是行业分割,此行业不与彼行业相沟通、相联系、相合作;所谓“块块”,就是地区分割,此地区与彼地区老死不相往来,单纯从各自的经济利益出发而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措施,这也叫做所谓的“诸侯经济”。如此等等的“条条块块”、“诸侯经济”,也就是不同形式的、大小不等的围墙或栅栏,从而破坏了世界的一体性,破坏了人民的同一性或曰共性。

用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去丈量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从而从根本上忽视了人类自身所具有的普遍的特点;用渺小的“国家主义”观点去考虑社会的历史发展状况,于是产生了忽视并排斥外来世界所刮来的新鲜空气等种种不良之表现。把什么都要围起来,把什么都要框起来,把什么都要限制起来,甚至科学、技术和一切知识都得在被围困的状态中,在被束缚的状态中,这又如何去谋求自身所谓的发展和进步呢?

应该看到,知识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有的秉赋。知识是人的人化的最重要标志。换言之,知识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诚如古希腊哲学家亚理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的那样:“人类的欲望就在于求知”,人类应当掌握一切应予掌握的知识和才干,亦即没有一种知识是人类所不应该掌握的。对知识设置重重栅栏和围墙,使知识不能自由自在地实现自己探求一切事物和一切存在的本质及形式这一神圣的使命。规定知识所应探寻的所谓疆界,为知识铺设花样繁多的形色怪异的禁区,如此等等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正是依靠上述的杀手□和品种齐全的桎梏对知识从事着全面的围剿和歼灭。有疆界的知识、有限定的知识也就是不完整的知识,就是有欠缺的知识,因而也就丧失了知识的完整性和知识的深刻性。换言之,知识的本质也就不复存在了。

知识无疆界,宇宙有多么宽广、多么博大,知识也就应当有多么宽广、多么博大;科学无疆界,科学不应当也决不允许被划定在某个狭隘的领域里去发展自己,科学更不属于某个民族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的私利,科学就其本质而言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成为人类文明共同发展、共同兴盛的象征;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也无疆界,作为距离人们日常生活更为切近的、能够带来更舒适、更方便的生活方式的技术应用已经造福于人类的全体了,今后将在更大的程度上继续发挥其造福人类的作用。

人类的本质不应该存在任何栅栏、围墙、疆界,但人类却偏偏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地建造诸多人为的、作茧自缚的自我摧残和自我否定的桎梏和枷锁、手铐和脚镣。人类竟不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彻底地解放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岂不悲哉?

人类的伟大在于能够以人的方式进行独立自主的思想,思想的本质在于冲破各种牢笼的束缚而进行前所未有的超越,包括超越思想本身,因此为思想设置禁区,亦即规定什么可以思想,什么不可以思想,什么思想才是正确的,什么思想必定是错误的等等,无异于是对于思想的人类进行精神上的毫无人道的判刑和流放乃至杀戮,同时也是对于人类固有的思想之秉赋进行草菅人命的讨伐和围歼。思想在泱泱的中华大地上业已悲鸣了五千年之久,且以被历代王朝查禁的书目的形式化为滚滚而来的黑暗的浓烟。这种悲剧历史的尘灰,飘荡在现实广大的土壤上,也飘荡在笔者悲鸣不已的心灵深处。

思想的本质是毫无栅栏、毫无设防、毫无疆界可言的。思想无限界,思想如浩瀚无垠的宇宙一样宽广而浩瀚,且无边无际。思想无禁区,思想的力量在于打破一切貌似有理的禁区。思想无权威,思想无神明,思想无主宰,思想绝对地独立,思想绝对地自由,思想拒绝一切非本质存在的强加,思想只认定本质存在的应有价值。思想的伟大在于能够批判并论证一切“伟大”的思想并瞻望未来地进行创造和发明。思想善于抛弃并继承历史性的思想而生成思想的未来学。思想在无情地否定一切专制思想的过程中谋求民主的可贵价值并确立其价值。思想绝对地民主,思想的过程亦即人类自身的不断解放的过程,思想的结果也就是社会的全面进步之结果。思想不能一元,一元的思想是强权的思想,也是专制的思想。思想必定以其缤纷多彩的形式呈现其自身的可贵之价值。

中国历代王朝就其本质而言与思想的本质格格不入,水火不能相容。即便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个“百家争鸣”的局面,也是因为各诸侯列国的王朝不能自保方能得以形成思想的多元。但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仅有的短暂过程,不足以代表历史的漫长路程。思想的不开放,且为形形色色的名目所限定,严重阻碍了华夏文明的滚滚奔腾的浩荡之流。

中国历史基本上是个自封闭的王朝体系,但也有过几次对外开放门户、加强与周边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规模的举动。然而,即便对外开放,也要按照王朝的自身规定,仅限于宗教等文化领域里的有选择地借鉴,而不是无条件地、全面地和完整地博采众长,亦即不是采取全方位的拿来主义政策。倘若稍有不利于王朝的任何“泊来品”,无论是宗教也好,还是文化典藉也好,王朝随时随地都可能收回成命,或焚或砸,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必欲格杀勿论这些大逆不道的“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想文化。与西域各国进行交往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唐玄奘出使印度,鉴真和尚东渡扶桑等等,其声势可谓大矣,其影响可谓远矣,但可惜的是,这些活动并不能带给王朝体制下面的民众以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解放。换言之,上述的所有活动都是在王朝的制度下按照王朝的旨意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是钦定的‘官方“活动,对于民间的经济文化活动诚然是个新鲜的乃至于别开生面的促进,但构不成应有的全面的自我更新,构不成民众应有的思想解放。

到了近代,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意识到了外夷的坚船利炮的威力,提出要向西方列国学习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所不曾掌握的各种技术和知识,但朝庭同时也规定,只可学习技术和先进的物质层面的知识,而对于外国的思想文化一概地拒斥为“异端邪说”,并武断地认为这种“异端邪说”远不如中华文化的精粹“四书五经”,远不如先祖所创制的各种陈规陋见。在被迫“开放门户”的条件下,腐朽的王朝还仍然恋恋不舍其思想文化的固有的专制状态,仍然一如既往地采取不完整地、割裂地学习西方列国思想文化的方式。

作为一百多年前清王朝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慈禧太后也允诺可以修铁路,可以进行各种经济方面的改革,可以派人到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却不允许任何“异端邪说”的输入,因为这些被叫做“异端邪说”的外国的先进的思想文化正是王朝所惊恐不已的、对王朝制度构成危害的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这种局部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开放虽然延续了经年久月,但终究没有抵挡住历史进步的巨大车轮的向前滚动,清王朝终究是灭亡了。但清王朝的灭亡并没有彻底拆除历代王朝所建立的各种形式的栅栏、围墙和疆域的界碑。万里长城依旧像蛇一样地盘据在泱泱的中华大地上,更盘踞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人类应当以全方位的开放的态势汲纳八面来风,不仅仅是经济,还有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科学技术,还有思想观念和文化制度。信息应当共享,信息不应当堵塞。信息应当交流以使之更加丰富,以汇成信息的汪洋大海。如此这般,人类生活的意义才能被真正地确定。人为地割裂和曲解信息,与人类固有的秉性不符,也与地球村的运行方式不符。迄今为止,地球已有四十五亿年的的历史了,而有生命的历史也有四十亿年。史前人类的诞生是在二百五十万年以前,然而人类历史的真正开始,是以出现文字为标志的,在中国已近五千年了。但即使有了文字,五千年来,人类对自己的真正把握才发端于几百年前:三百年前,人类才知道血液是循环的;一百年前,人类才知道生物是进化的;数十年前,人类才知道生命的遗传方式,对于生命的认识才被现代的人类提到议事日程。对于大脑的活动机理的研究,还尚未取得具有实质意义的卓有成效的进展;人类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还有层出不穷的极限;人类在对于自我认识方面,还从来没有达到过尽善尽美的程度。因此,人类的自我封闭无异于自残自杀的罪恶行为,而王朝恰恰是这种种罪恶发端的万恶之源,是罪魁祸首。

(4)愚昧的普遍化使罪恶的王朝得以循环;社会的普遍无知使野蛮的王朝制度常常以翻新的花样横行无忌。

无知生成愚昧,暴力生成野蛮,残杀生成罪恶。全社会的普遍无知状态必定要生成全社会的野蛮和罪恶,而王朝正是应运而生的野蛮加罪恶的政治制度。这一建立在无知的普遍性基础之上的王朝制度,又以其反动的本质进一步强化了无知的社会化,社会化的无知促使野蛮与罪恶在王朝的体制下正常而合理。这样极其荒缪的恶性循环,难道要在中华民族的身上一代又一代地复演下去吗?

A.无知使人退化到动物的状态中,无知使人丧失其本质存在,无知使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无知使人必得依赖于外界的力量显示其自身,无知程度与动物化程度成正比,亦即无知程度与野蛮程度成正比。

无知使人是非模糊,无知使人上当受骗,无知使人对王朝的腐朽与没落的本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听之任之,无知使任人宰割的历史不断地重演。

王朝建立在民众普遍的无知基础之上,并依赖于民众的无知而肆意枉为,滥施淫威。历代王朝都对愚民政策乐而忘忧,乐此不彼,作为回报,民众的普遍无知便成全了王朝的反动统治。

无知是由于教育的不发达,是由于教育的不普及。连饭都吃不上,何谈教育?何谈学知识?学文化?穷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能够受到教育的,能够成为有文化、有知识的就人口比例来说是极少数的。教育几乎从来就没有成为大多数人的事业,大多数人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受到教育的权利。文盲者甚多,无知者甚多。

B.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尽管也有许多有文化的人,但他们之所以寻求知识,为的是求取功名利禄,为的是能够在朝庭的庇护下谋取个一官半职。所以,求知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孔夫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知识有了,就可以升官发财,乃至成为丞相大夫,于是乎加冠加冕,进而成为皇室的宗亲,有的成为附马爷,这就叫做“攀龙附凤”。

而这种强烈的依附性使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丧失殆尽,听命于权贵、依附于权贵、按照权贵的指示办一切事情,最终目的是使自己成为新一代的权贵。知识分子由此丧失了作为社会进步力量的本质,也丧失了其独立思考、独立发表思想的基本功能。换言之,官僚化的知识分子由于其强烈的谄媚似的依附性业已不能成其为知识分子。某些或者说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仕途的升迁而找到了一条发财致富的捷径,但却再也找不到作为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价值了。他们从本质的意义上讲不能叫做知识分子,而应叫做有知识的官吏或官僚。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和喉舌,有其不可剥夺的独立性。思想的独立、言论的独立、行动的独立等等特征,是绝然不可或缺的,也是须臾不可或缺的。作为社会的良心,真正的知识分子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敢于同所有的权威相抗衡,敢于冲破种种已往的囿见而进行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作为社会的喉舌,真正的知识分子敢于公开自己的见解,敢于直言进谏,敢于以其特有的方式对社会进行呼吁,对民众进行教育和启蒙。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先进力量,应当引导社会前进,亦即应当担负起领导社会的历史重任。把知识分子视作社会的一般层次的人群,既是王朝对知识的天性具有的轻蔑和否定,也是王朝对人类的基本载体——知识分子的极不严肃极不公正的对待。这种情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了。现代化需要知识分子,中国的繁荣富强需要知识分子,未来需要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应当为中国的现代化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社会的进步常常以知识化的程度为尺度。为着中国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应当逐步地使中国社会知识化,知识社会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取缔任何形式的王朝制度,而中国人民的自我解放也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实现。

C.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必须成为参政议政的主体,必须成为执政的主要力量,这将彻底改变王朝制以武力征服的不良习惯而以理服人,以文治国。由技术官僚执政的现状也应得到彻底改观,由社会学术的研究者执政的时代将是现代化时代的开始。

D.王朝制以其刺刀加大棒的统治方式使中国远离了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文明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宽容,而王朝却从来就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以明晃晃的刺刀针对着和平请愿的普通民众,以轮舞的大棒劈头盖脸地打向稍有不恭的知识分子。没有道理,只有强权;没有平等对话,只有不平等训斥和不平等说教。王朝制向来以其大肆讨伐和残忍的杀戮而著称于世。不把人当人来对待,动辄就要“从肉体上消灭人民的敌人”(斯大林),直杀得血肉横飞、尸横遍野。如此野蛮之情状恐怕还不会远离我们的记忆罢,尽管我们这个民族是很健忘的。

杀人总是不文明的表现,野蛮的行为方式就是渺视人的生命及其无比宝贵的价值。无论以什么方式和以什么名义,对他人的生命意义的不尊重,同样也是对于自己生命意义的不尊重,杀人的灾祸随时也可能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杀人者常常自己被杀,王朝制正是利用这种轮回的方式使自己江山永固的。一个人成长为人,是极不容易的事情,但破坏乃至毁灭一个人的生命,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王朝制的罪恶正是以轻而易的方式残杀人的生命并以此为其显著的震慑力的。在王朝的制度下,人只能作为手段、作为工具,而决不是目的。王朝及其所代表的江山才是根本,才是目的,这就是王朝之所以野蛮的根源。

反对穷兵黩武,反对草菅人命,就其本质来讲,也就是反对一切类型的野蛮的王朝制。王朝制与野蛮具有天然的同一性,它们是可以互换的同意词。任何王朝都津津乐道于自身武装夺取政权和武装保卫政权的丰功伟绩,任何王朝都不愿放弃征兵讨伐,且劳民伤财的任何一次难得的机遇,有时是御驾亲征,皇帝亲率大军攻城夺地,有时派遣武将按照天子授意创建赫赫战功。总之,一方面,非和平的暴力方式成为王朝制度对外关系的不成文法律。王朝制度在连绵不断的征战中能够卓有成效地转移人民对自身灾难的注意力,使人民在保家卫国,保卫朝庭的江山社稷的伟大事业中淡忘自身的悲惨的遭遇,从而能够同仇敌慨地、雄纠纠、气昂昂地投入到自我牺牲和自我奉献的徒劳无用的征战中。另一方面,王朝制度通过调集全国范围内的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等等空耗于经年久月的战争之中,愈加显示其无可争异的英明决策。

穷兵黩武的王朝以其非文明的、亦即野蛮的方式不但征服了本国人民,而且也征服周边国家的人民;不但征服了人们的肉体,而且把仇杀的罪恶的种子,亦即野蛮的种子,撒进了人们的心田,从而把以某种高尚的名义所进行的惨无人道的讨伐和杀戮当作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把人间最邪恶的悲剧当成自己应尽应份的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职责。

王朝向来以其高尚的名目对人民进行欺诈式的宣传教育,同时又煽动起对于所谓的“敌人”的不共戴天的仇恨,然而无论这些所谓的“人民的敌人”也罢,还是所谓的“坏蛋”也罢,都不过是我们的同类而已,都是血肉之躯的人类而已,只不过他们与我们不在一起吃穿住行,只不过他们有他们独自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等等。不能相信当我们举起屠刀加害于同类时,心理会有何种感受?这难道能称之为文明的人道主义之举吗?这不是赤裸裸的野蛮又是什么?

野蛮,该结束了,而结束野蛮也就是结束王朝的罪恶统治。

(5)由于中产阶级的薄弱,使得中国社会不能呈现出不同的利益主体,因而也缺乏不同利益主体的代表,故而不能形成制约王朝的行之有效的力量。简言之,缺乏或没有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制衡力量、制衡机制,王朝制度也就必定是毫无顾忌地滥施淫威、无所不为且为所欲为。

A.中产阶级是指能够维持自身的温饱并有部分节余的那些人,这是从经济上看;从文化上看,是指能够读书看报且明了事理的那些人。这些人包括知识分子、业主或中小资本家、商人及技术工人等等。从历史上看,这些人加在一起的数量,恐怕都不及普通农民的一少半,都不及普通农民的三分之一,所以人数甚少,根本形不成一种应有的社会力量集团。中产阶级作为比农民进步的力量,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形不成气候,但却是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之后所必然出现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有其特殊性的社会存在,这不是以哪个人、哪个王朝制度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中国历代王朝都不愿看到有什么中产阶级力量的出现,这是出于维护王朝自身的统治所具有的天然的恐惧感所驱使的。

B.历代王朝都采取重农抑商的反动政策。所谓抑商,就是遏制商业的繁荣兴盛,在社会待遇上对商人采取歧视政策。认为商人不劳而获,认为商人剥夺了社会的财富并使社会产生种种形式的不公正。王朝把商人的搞活流通之举视作对稳固的王朝体制的潜在威胁和破坏力量,常常通过非国民待遇的高额税收而迫使商人不能安心地经商或弃商从农,由此而造成了中国社会普遍的停滞状态。

王朝体制尽可能地贬斥商业作为社会物资财富加速器的职能,否定商业所必然起到的历史进步作用,用种种污蔑不实之词诽谤并打击商人所应具有的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称之为“奸商”,“无奸不商”,“不法商贩”等等。

由于商业在王朝体制下受到极大的限制,大规模的物质流通和随之而来的各种信息的流通就被严重地阻隔和切断,人们只能固守着自己有限的田园从事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耘活动。这一方面造成了民众普遍的自我封闭,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有效而合理的配置,亦即造成了社会物质资料的大量闲置和浪费。正因如此,商人的各种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自身的经营活动始终没有合法化,始终没有得到王朝体制下司法意义上的应有保护;相反地,却受到各种名义的乃至于巧立名目的司法意义的追究和不公正的打家劫舍的待遇,因而商业的衰微也就成为必然趋势,商业的从业人员也就不可能再心存任何饶幸去赚取合理利润了,他们只能放弃商业的经营活动而从事为王朝所允诺的其他经济活动。因此,商人也就不可能作为社会的独立经济集团而显示自身所应具有的价值。

C.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工业,即便有工业,也仅限于农具和兵器的制造方面,而且工业生产基本上以小作坊似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亦即以工厂的形式出现的工业则是在十九世纪末以洋务运动的直接成果而出现的。此前的工业生产方式之简陋,生产器械(农具和兵器)之简陋,都不足以自称为所谓的工业。受到鸦片战争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被迫开放门户,使国人接触到了外国的诸多新鲜事物,尤其是构造繁杂而精巧的各种工业制成品,由此而使国人大开眼界,决心要以实业救国,以技术救国。这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发端,其时间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比西方的工业革命晚了大约两百年之久。

比西方晚了整整两百年之久的中国工业长期以来一直以官办的方式在有限的范围内徘徊,并没有形成工业全国化、全国工业化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全国的城镇人口与广大的农村人口比较起来,仅占极其微弱的少数,亦即城市化的发展也没有形成迅速膨胀的趋势。后期,虽然有许多私人资本参与工业建设,但就其规模和范围来讲,还是极其有限的,中国工业的短暂历史又被其后连绵不断的内耗似的混战所打断。后来的工业发展只是在数量上有所扩张,但却是在低水平的基础上缓慢地前进的,亦即质量并没有过关。

长期以来的落后的工业产业状况使得其大量的从业人员,即工人或曰工人阶级,从事着繁重的、低水平的重复劳动,而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技术层次或文化层次,更谈不上所谓的高新技术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因此,城市的工人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换了个居所的农民而已。这种城市里的“农民”或叫做“工人”的农民,满脑子都是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思想,满脑子都是“官本位”观念、皇权观念等等。所以中国的工人作为城市化的农民,由于其落后的思想方式、由于其并不发达的工业基础所形成的并不发达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不是时代的先进代表,也根本代表不了任何社会的利益主体,而只能作为城市里的愚民受到蛊惑和愚弄,受到利用和驱使。

自从中国有了这么样可怜巴巴的工业之后,其工业也始终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而中国的工人几乎从来没有在近代史上和现代史上发挥过什么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起作用的倒是农民,中国的工人作为中国农民的一部分倒是发挥过程度不同的作用。所以,中国的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说到底不过是“农民革命”、农民起义和农民暴动而已,作为无产阶级的工人阶级几乎从未登上过历史舞台。

而农民革命的直接现实或曰必然结果就是新一轮的王朝的诞生,这是毫不奇怪的事情,这是业已为无数次的历史事实所一再证明了的真理。现代的陈胜吴广们,现代的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们,在登上了权力舞台后毫不客气地以现代的农民思想(农民的思想具有惊人的一贯性,因此现代的农民思想也就是古代的农民思想的现代样板)去指挥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回头查看一下离我们并非遥远的脚印,一切便都昭然若揭了。

D.由于对私有制经济的遏制,所有的王朝都规模不等地取缔人民群众中所具有的天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并使不同的社会利益主体纯净化和单一化。私有制经济,提供了社会多元化的经济基础,进而使不同的利益主体的不同的社会要求合理化。但王朝制度却要求所有的经济利益主体必须以王朝的经济方式,即国家所有制方式为轴心旋转,从而在根本上剥夺了不同经济利益主体存在的可能性。王朝制度与私有制经济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和巨大冲突。

中国历代王朝普遍地实行适合于王朝统治的国家经济所有制。由于是农业国,生产资料以土地为主,而皇室通常是国家土地的几乎唯一的拥有者,各路诸侯的土地分配则由皇帝论功行赏,即便名义上也归诸侯或权贵或后来衍变成的地主所有,但国家却可以随时将它们收归国有(或因战争、或因土地所有者受到族刑或者为更大的官僚所兼并),并且是毫无补偿地收归国有的,因而实际上土地国家所有制就是中国历代王朝,包括现在的红色共产王朝维持其统治的基本内容和方式之一了。

1995.3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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