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假话也就是说谎的同义语，一个人喜欢说谎，他的人格就值得怀疑，且不谈能不能作为共产党员了。说假话成为一种风气的话，那实在是非常危险，非常糟糕的情况：上下交相欺瞒，拍马吹牛者升官重用，报刊报喜不报忧，假话连篇；工作报告则千篇一律：“好”字当头，缺点错误永远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尔虞我诈，谁也信不过谁；统计报表弄虚作假，多加一个零也无人查纠，人们早把老老实实扔在九天云外了。于是形成了：“出门说虚话，开会说大话，逢人说假话，夫妻说悄悄话”的格局。
一个人偶尔说句假话，其害有限，一家报纸专门登载“形势一片大好，今后越来越好”的报道和文章，读者一看它是说假话的，不信它那一套，故其害也是有限的。唯有全党全国持续了十几年维护说一桩假话。即有关树立大寨红旗一事，实在是集说假话之大成，蔚为大观，其有害之后果称得上祸国殃民，贻患无穷，乃近代史上之一大笑话，决非虚语也！
《人民日报》评论员为此写了篇《说假话者戒》，《山西日报》则发表了《抓典型上的严重教训》，揭露所谓大寨红旗所造成的危害，总算让全国人民看到了昔阳县和大寨红旗的“底牌”。——原来昔阳和大寨这些年来是靠说假话过日子的。
回头来想想，过去若干年中我党为了维持这面骗人的红旗，浪费了多少人力财力，浪费了多少笔墨纸张，真是难以统计，即以动员各地干部到大寨去朝圣（外宾参观，电影厂、报社记者、作家、诗人去访问不计在内）总有一百万人以上，每人的路费伙食，误工损失以平均二百元计，这笔开支就是庞大的数字。本来，用全国的财力物力培植昔阳大寨作为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样板”，让人见到了展览的实物“模型”，也未始不可。我们的毛病是：还要号召全国的人民公社学大寨，哪个公社干部不“真”学，就要挨批挨斗或下台。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全国几亿农民就大干起移山、开河、铲平草原、砍伐森林，在山脊上种水稻等等劳民伤财的蠢事。各地破坏山林草场，破坏生态平衡皆在“学大寨”的名义下猛烈地施行了。这个损失，较之培植一面大寨红旗不知要大几百几千倍。我所写的小说《伤心沟（代序）》（刊于一九八O年六月《上海文学》），就是记录了江南地区由于照搬学大寨，各县各公社到处挖河，破坏了农田和地下水的真实故事。我在一九七九年初到了那条“伤心沟”附近，那里的农民敢怒而不敢言，谁要提出“疑问”和不满，就是破坏学大寨运动，就是不可宽恕的一大罪状。用专政手段维系一面“红旗”不倒，也可说是那个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一大发明。
为着捧抬这个说假话的典型，国家拨款几千万元造了高级宾馆，另外又拨款几千万元给社员造了近代化的“居民点”。每个星期要用大型客机运送副食品到大寨；仅仅西水东调工程一项，扔进去的人民币即达五千万元。竭全国之力，喂肥一个生产大队和一个县，而这个县的农民生活并没有显著的改善，他们天天应付“流大汗，要苦战”的无休止的无效劳动。
大寨大队既然被宣传得这么好，已经快进入共产主义了。可是迄今为止，我们只看到有关大寨红旗的纪录电影（因为纪录电影只拍弄虚作假的表面），还没有一部有关大寨的故事片和话剧。这是什么缘故呢？现在我才知道其中的底蕴。原来凡去大寨参观访问的人，规定一律不得与社员接触，理由是：参观的人太多，怕耽误社员的田间劳动。而作家写电影和话剧，一定要深入到农民中去，否则就写不出，真要写出来也不会比纪录电影高明。由于上级有了这个严格的规定，所以文艺家只能从报纸上看到大寨社员的豪言壮语，顶多可以凑合写几行诗歌。这个事实也证明：“歌德派”的文艺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作家不肯远离实际讲假话。这个事实还表明：中国农民虽老实，正因为他们老实，就要说真话。说真话岂不要戳破这面“红旗”了？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下道命令：外面来的任何人，都不准许跟农民讲话。把大寨的社员锁在密封箱裹。为什么大寨的假红旗树立了这么些年不倒。主要的是有神一般的领袖呵护它，其次，不能不归功于这道禁令。
大寨这面红旗的多年行骗，最终揭穿了，它不是什么全国农业发展方向的典型，而是弄虚作假、瞒上欺下、劳民伤财、封建家长制的典型。
当然，这个大骗局之发生、发展以及最后它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正是我党的路线从主观唯心的指导方针、盲目的极左走向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方针的长过程。毛主席讲过：“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又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大寨红旗的大事宣传，开头只是听听汇报，决策人并没有去过大寨，而不老实的人为了迎合领袖之所好，便揑造一些花团锦簇的甜言蜜语，可见仅仅依靠一个感官（耳朵）便做出判断，就一定会走上唯心的独断的错误估计，“左”倾思潮的特征之一就是无限上纲，它有两种不同表现形式：一种是把个别的轻微的差错（有的还不能算差错），提高到政治路线斗争的高度，敌我矛盾的高度；一种就是听到一点子好的苗子，就夸张为“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啦，是什么“中国式的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的道路”啦等等。关于最早确定全国学大寨，也就是后面一种无限上纲的思维方法促成的。再加之一九五八年后的浮夸风，一直视为“三面红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敢说个“不”字，不是罢官就是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于是昔阳县的这面红旗便应运而生了。正因为指导方针（即“路线”错了），下面树立的所谓“典型”也一定错。至少总得掺假。所以说，大寨假红旗的出现及其红得发紫，它不是孤立的，它是神化领袖，封建家长制，愚昧落后，上下说假话以及宣传工作上的浮夸等合成的产物。这里不妨可以这么说：“路线是纲，纲错目乱。”而党中央决定停止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并公布了昔阳县六年来虚报粮食产量两亿七千万斤，就是最重要的拨乱反正，这是从唯心论的自欺欺人走向唯物主义实事求事的伟大的转变。大寨的“底牌”一露，压在全国农民心中的一块大石搬掉了，党中央以最大的勇气做出榜样：敢于揭穿全国大力宣扬的大骗局，鼓励了说真话，惩罚了说假话者。从此说假话者要吃不开了，这对于纠正党员的不正之风，树立说真话的优良作风是极为重要的。
由此我倒悟出了有关文艺界还在争论着的问题，即有一些人规定社会主义文学主要是“歌德”——描写社会光明面。他们一看到某些作品揭露我们肌体上的疮疤，就大皱眉头，指责这些作品会叫人民失去信心，看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云云。这些同志用意虽善，其实只是要人们闭眼不看现实，培养人们自满自足，不求进取。比如昔阳县这个已经化脓的疮疤，只有大瞻的揭出其真相（也就是事物的本质），才能推动社会的前进，并制止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如果你还在歌颂这面“红旗”，人民反而对我党失去信心。我党有勇气把大寨的“底牌”揭出来，岂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光明面吗？“歌德派”所害怕的恰是文过饰非的文艺，它跟社会主义文艺是格格不入的。
根据这三年中的实践表明，许多人自己经一手制造了寃、错、假案，要他对被害人平反昭雪是不大舒畅的，有的死命不愿意给受害人平反昭雪；有的则坚持必须在结论里带上一根尾巴，以表明自己当初整人还是有理；有的虽然给被害人平反，但在安排工作上还要刁难一下。过去自己写过假报告，凭假典型而升官的，或者自己靠瞒上欺下制造骗局的，要他们自己来揭穿谎言，较之给被害人平反昭雪还要难得多（这其中有心理上的原因，我对此尚未深入研究过）。为了在党内树立以说真话为荣，说假话为耻的新道德风尚，认真执行《准则》，应该鼓励群众来信来访揭露假报告、假典型，虚报产量和财务开支等等。对自己主动承认过去说了假话，制造了谎言骗局者，不追究个人责任。对于死命捂盖子，压制人民揭露真相，或者此人原是靠说假话起家，一直依靠说假话混日子的人，就得像对待昔阳县某些负责人那样，撤销其公职。
像大寨红旗这个典型，一旦要把真相公之于世，是需要勇气，需要魄力的。因为这个典型非同寻常，许多国家首脑都乘了直升飞机去访问过：过去每年两次广交会还专门设有一个《学大寨》的展览；宣扬大寨的出版物和图片满坑满谷。这个“典型”已在国内外宣传得家喻户晓，简直成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宝”。党中央为了拨乱反正，恢复我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毅然决然连这样的“国宝”都拿出来示众。其它地区和单位，难免也有假动作，瞒上欺下的骗局，其危害之大，影响之深决超不过昔阳县了吧！我们不是应该拿出同样的勇气来，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大大小小的骗局向群众向上级领导机关和盘托出吗？
一九八0年七期《花城》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