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中共必须革除“国营公害”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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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水满大河宽”

渎职官僚主义必会重犯

冯英子在“论主”一文中引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上海港东昌、高阳、新华、复兴等装卸公司,在仓库中有外国进口货物二三三0件,重达三三一吨,如果用五吨卡车装,需二八0多辆才能拉完,这么多货物竟然无人认领,岂不奇哉怪也。”他接着说:“外汇这个东西。一分一厘,全靠国人的血汗,得来不易,奈何取之尽锱铢,弃之如泥沙?丢一万元比丢一分钱还容易。我想。那位喊”我们不要了“的同志,如果要他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一元钱来,就不会如此轻松慷慨。”(引自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后由“海外版”转载)事实上,大中城市海陆码头同样的积压无主进口物资的事习以为常。不久前,北京车站也发现大批进口的紧俏物资,电视新闻还放了现场录象;去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报道过西安车站有两百多批货物无人认领,许多货物因保管不善已成废物。

在提出双增双节的伟大号召之际,揭发这一类既反“增”又反“节”。而是在那里从事化宝为废的破坏性劳动,中共领导人对此当然很恼火,小民闻之也都感到义愤填膺,中央负责同志责成运输部门一件一件查明“主人”的下落追究其官僚主义渎职的责任。这些都是必要的,通常的处理办法,不久将抓住几个元凶拿出来惩戒示众,(一般都是抓几个执行吏开刀)这也是应有之义。我在这里做一次不祥的预言,不要多久,同样的“渎职官僚主义”又会重犯,在仓库码头积压的进口物资数字,一定不会减少。

为什么我敢于跟你打睹,作出如此令人丧气的预言,因为我知道,发生这种化宝为废的蠢事,非仅官僚主义的一种毛病所致,必须综合治理。加之近年对于官僚主义帽子的警诫效用日渐淡化,就好比开的清凉油治头痛,并不解决问题,这顶帽子在中共官员的心目中已失去威慑和警诫作用,甚至还不如“不正之风”这顶帽子给人的刺激性大。

私欲都在“公”上动脑筋

这类事频频发生,禁而不止,是什么缘故呢“论主”的文中的两句话,即“我们的官员丢公家一万元不会心痛,要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一元钱就不会如此慷慨了。”这个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公有制社会里,化公为私,假公济私,重私轻公,损公肥私这个心态的覆盖面就很大,过去总说是少数人,个别的人,这种故意缩小现实中的矛盾是不可信的。由于中共当局历来不承认“私心”是客观的广泛的存在,以为不断的改造思想和批判个人主义就可以培养大公无私,毫不利己的高尚品德,而且还把斗私批修作为一项政治运动来推行,事实怎么样?私心似乎赶入地下,但它变幻成不同的表现形式透过地表表面开起花来。“私”字消除不了,正证明私人利益有其客观存在的合理性,不是一个政党,几个德育博士可以批倒的。

按照社会发展的进程,用行政或军事力量改变这种进程,或跳过历史的阶段,那么在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二公,在实际生活和意识潜流中,私的观念,追求个人利益的欲望仍然顽强地存在,它而且会时时与抑制它的侵夺它的社会制度对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法则在这里还是管用的,而指望用道德和行政手段斗私批修来巩固公有制,是无能为力的。不是中国人不会处理个人与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事实上是中共的意识形态首脑历来蔑视人民的个人利益和生活要求,始终没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和国家三者的关系。

非法的条件下私心和个人占有欲便以变形的方式出现,因为公有制既是全民所有,人人是主人,国家财富人人有份,因此有私欲的人都到“公”字身上动脑筋,拔他的毛,剥他的皮,并没有羞耻感。

世风日下模范党员更少

私心重的有权者首先在“公”字头上捞一票,形成先富起来的集团,平时大喊大公无私,毫不利己的道学家也在其中;以损公肥私之辈惩治损公肥私的下属,其不能彻底和温柔敦厚那是必然的。而手中无权的工人,有一部份手长的就实行了以厂喂(为)家,家里缺啥就到厂里拿啥。真正两袖清风洁身自好的干部不是没有,随着世风日下,这样的模范日渐减少,现在报纸表扬的共产党干部,品德标准已大为降低,拒绝吃请,不接后门送来的私物和受贿,本是正派人应有的品质,现变得难能可贵了。

上述这个社会病态同样流行于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共同的公有制的特点是公有经济。尽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极重要的一条,他认为“变生产手段的个人占有为全民所有制,就可以消灭阶级,大大发展生产力”;并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剥夺资本家对生产手段的私人占有。”这一条科学预言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苏联经过七十年,中国则经过三十七年的社会实践,都证明马克思的这条原理是有害的,行不通的。这从德国的东西两区,朝鲜的地分南北,在分隔状态中各自进行了三四十年的两种不同制度的竞赛,同样证明着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比不上资本主义的优越。这个评判结果已被世界经济学界公认。

但是,马克思的另一条原理,即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决定着什么样的思想,这一原理是正确的、科学的。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产生同一的损公肥私的心态,它的根源恰恰来源于这几个都实行全民制的经济模式。

我们不妨跟实行生产手段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对照,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决不会发生上述的变宝为废的蠢事,资本家和资本代理人在支出一元钱都得精打细算,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官僚主义与他无缘,他们也有浪费,大都浪费在高消费的个人享受上,在生产、流通过程中则天天在注意双增双节,用不着国务院三令五申,也用不着政工人员累得舌敝唇焦。上海、北京等城市,店员到点急着下班,常常忘了关电灯,甚至忘了关上大门;小偷偷公家的东西如入无人之境,人们戏称曰快乐的窃贼;厂商的物资被盗,主管人员大都不去报案,公安局捉住窃贼,通知失主具函去领回失物,结果厂方却拒绝去领回,说是早作了损耗入了账,有一家报纸报道这一类怪现象,用一副对联作标题:快乐的窃贼,豪爽的失主,此类荒诞故事在西方国家决不会发生。

国有制使人懒惰

西方几个大国,也曾在几个重要的大企业里,如铁路、民航、电报电话公司等等实行国有制的试点。英、法两国是在工党、社会党执政时期施行公有制的,经过近二十年的试点,发现这里面的职工也都染上了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流行病,干活松松垮垮,浪费严重,抱着皇帝女儿不愁嫁的观念,自高自大,不求改进,技术陈旧,以致依赖国家银行补贴巨额亏损,有恃无恐,这样就使国营大企业竞争不过同业中小型和大企业。英国保守党戴卓尔夫人的连任,倒并不保守,不是某种主义的信徒,她只信仰自由的“戴卓尔主义”。她的竞选纲领中富有吸引力的一条就是把国营的企业逐步改为私人所有;法国的新任总理舒拉克所以能当选,就得力于他提出了跟英国戴卓尔夫人同样的纲领。他领导的党办的报纸,与密特朗辩论时说:“国有制使人懒惰,私人经营使人勤奋。”这个口号确实道出了现代的大势所趋。据说,与西方国家的事实进行横比,在中国就有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帽子的危险。上述这一系列铁的事实,中共当局恐怕听不进去,那么,我们就举大陆自身的纵向对比来证明[公之害].先看农村的经济改革,把人民公社的集体大呼隆改为个人与家庭承包,从此无论农业、副业、手工业,后来发展到建立乡镇工业,都蓬勃发展。被埋没长期的农民的潜在力量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不到两年就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以人民公社生产队解体之日作为两个时代的分界线,即使无文化的普通农民也会告诉你:一切为公和一大二公可把俺们害苦了,党中央允许个人经营,个人利益才救活了我们。全体农民富了,国家与社会也同步得益。前期一切为公,就像一场恶梦,后期以私为本,则家给人足。前期的官方口号,叫做大河有水小河满,结果弄得大河水枯小河干;后期的口号,改成小河水满大河宽,共同富裕看今天。中国共产党这步棋是走对了。

大吃大喝白吃白喝

我们再看自一九八四年把由小工商业的全民制改为个人与集体租赁。自租赁合同生效那天为分界线,同一店面,座落在同一地段,人还是那几个同样素质的人,这个店本是靠补贴渡日,月月亏损,服务态度又差,改为租赁关系,一下子就变得门庭若市,盈利翻两番或翻得更多,这种一经出租,便起死回生的事实,对每个租赁事业都经历了一场革命,老实说,是革“公”字的命,革大锅饭的命。报刊上解释租赁制是否改变了全民所有制,还声明房屋、设备、地皮仍是全民的,这是为了安抚那些把公有制看成圣物的老保守们的心。

不过,租赁户和家庭承包及个体户,面临着一个现实的危险和祸害,就因租赁户和个体户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只是一叶扁舟,周围的公有制和以卫护社会主义利益为宗旨的党政大小机构,像大海包围着它,时时刻刻想从他们身上拔毛,刮皮,吞食它,摊派与敲竹杠日必数起,给庙里烧香,外加纳税担罚,应接不暇,而以公吃私,藉公害私成了中下层官员寻外快填补个人收入的摇钱树,加之上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新生资本家的倔起的左门左课高唱入云,更助长了这股破坏生产力的邪恶势力的胡作非为。如六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所载唐山市一酒家承租人吃尽苦头,八九个政府机关的干部轮流去吃白食,一年之内就吃掉八干元,这种情况带有普遍性。

讲到大吃大喝,政府和纪委曾一再下指示严禁吃请,但下边仍然变着法儿大吃大喝(据一家经济新闻报的统计,一九八六年中根据不完全统计,各地经济部门和政府机关办酒席大吃大喝,吃掉了一个虹桥机场)。这给中上层领导干部藉开会、考察、取经之名旅游名山大川一样,中央几次传下禁令,令行不止。这个问题的病根还是在“公”字头上,因都是用公费,可向国家大老板报销故也。我们考察个体户,家庭承包和租赁户,凡盈利归己,自负盈亏的单位则没有如此种种怪现象。不过,最近广州、西安和京沪等地的万元户和几万元户,忽然也兴起大吃大喝之风,而且挥霍无度。大手大脚,他们倒不是效法“公”字号的不正之风,而是鉴于“左”派得势,报上大批判文章,大骂富者越富,将动摇四项原则之国本云云。生财有道的企业家痛感前景不长,赶快吃吃喝喝,吃光用光,免得将来改变自己阶级成份,原来是这个心有余悸症在起作用,上焉者则得了恐资病。

“公”之害罄竹难书

综上所述,从中可知“公”之害是破坏生产力的主要祸根,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由的公民,控诉“公”之害可以涕泗交流、罄竹难书。当然,有一些特殊的个别的“公”字号机关和企业,如矿山、邮电、民航、外贸、大兴安林业、金融事业、海运和铁路等(事实上也有民办的了),还是应该姓“公”,而这里的“公”未必是害大于利的。所以对“公”的利弊,既不可一刀切,也不可一棍子打死。

这里有一点教训却是深刻的,中共三中全会后,所进行的农村改革和租赁制,发展个体工商业和乡镇民办工业等等,在改变“公”字的一统江山,改变一部份中小企业的公有制方面,事实证明是做得对的。问题在于,当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入,公与私经过这几年的较量,显出公字号的许多弊端和弱点来,而私字头的经济却获得了长远的发展。僵化的被马克思的某些教条束缚住脑袋的老一辈领导人纷纷跑到前台来指手划脚(只是超龄而恋栈不肯下来的少数人),并擒住总书记大兴问罪之师,大呼大叫资本主义复辞了,视西方的文化科技与经济模式为洪水猛兽,企图把中国又拉同老路。这就使大好形势产生了逆转,改革有功的企业家纷纷落马,把三五个宣传西化的知识界改革人士拿出来开刀。并使发财致富尝到了改革甜头的实业家和农民万元户感到前途茫茫,末日来临的悲凉。

凡是研究了世界的潮流趋向,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并有勇气面对现实的人,会从理解“公”之害中探索今后中国的经济改革的道路。

不过有一点是有把握的,如果中共的邓小平、赵紫阳有决心抛弃对生产力发展有害的教条,采纳铁女人戴卓尔夫人并不保守的措施,决心排除极左的顽固保守派的牵制和干扰,不许再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窝里斗,我可以打睹,不必像邓小平自己估计要经历五十至七十年,我可以断言,邓在生前一定能看到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超过周围的邻居。

这一乐观的预测,首先是根据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城镇租赁制的成功的实践,我们自己的经验证明只要找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要点所在,有勇气摆脱旧教条的束缚,以革命的魄力广泛实行民主与自由,分期分批推进经济改革,是可以指日可待的。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

刊于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六日第一四八期《百姓》半月刊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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