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子:我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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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杂志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要我介绍一下我的家庭生活。我跟王若望结婚已有八个年头,这些年中,有欢乐,有波涛汹涌,有日常琐事,也有激烈的争吵,正如一堆乱麻,不知从何说起。加之中国的风俗,妻子把家庭私生活公诸于众,总不大好意思,除非妻子成了“未亡人”,才写点怀念文章。我看了报刊上一些追怀“先夫”的文章,看完以后,还得用猜谜法猜出作者大概是遗孀。要我写活着的男人,又得拉开蒙在家庭玻璃窗上的窗帘,对我来说,实在是个“难题”。

跟王若望说明了我的苦恼,他倒是鼓励我,说:“你有好写好,有坏写坏,这就不怕人家说你为王某树碑立传了。至于不便写活人,这也是过去的禁区,如今应该打破。正好比我们的报刊只在某些人物死了以后才突然发现他的价值,活着的时候得了什么病并无人过问,死了才一下子重如泰山,这种风气也得一并打破才对。”他这个人呀,一开口就是杂文笔调。

婚后,我俩曾讨论改革旧的夫妻称谓,我反对被对方称“老婆”,这叫法太俗气,而且把“青春”往老朽方面靠拢,我也不情愿。至于称呼老爱人,老伴、皆因有“老”字,都不讨喜欢。最后通过,对我,以略去姓单叫名字为亲切;而我则叫他老乡,因他是我同乡。所以本文乃称他为老乡,这儿的“老”字是老少通用的。

我同他相处十九年中,发现他预测政治气候和给人算命有相当的准确性。我记得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风起云涌,到处煽起疯狂之际,他在跟我的一次谈话中说:“你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去的蒺藜决长不出粮食。我国工业不久就要出现衰退的。”果然,不幸而言中。他还说:“旧市委唯一留下来的革命派马天水,他是怎么”革命“的呢?从他的名字里可以看出,是靠拍张春桥,江青的”马“屁上了”天“,你看吧,最后会跳进黄埔江”水“里。”我最初还以为他是开了一次危险的玩笑,搞拆字算命呢,当造反派号召牛棚里的老干部写材料揭发黑市委的领导人,他没写市委其它人,只写了一份揭发马天水的大字报。不久马天水结合进刚成立的革委会,这份大字报又退了回来,指出王若望反动透顶,包庇陈,曹,专门攻击在台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又给老乡增添了一条“用心恶毒”的罪状。回头看看,老乡的预测可不是文字游戏咧。

“四人帮”粉碎了,大家都很高兴。不久,上边发下一个文件,说凡攻击过领袖和有过诋毁文化大革命言论的,一律不予复查和平反。当时我跟老乡都感到失望,而老乡竭力安慰我:“这一纸文件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不要重视它”。

没过几天,大家争着去看一场电影,电影是周恩来逝世的纪录片。因为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致悼词的是邓小平同志,大家主要想看看电影里有没有邓小平的形象出现。我们去看了这部电影,一直没出现邓小平念悼词的镜头。观众情绪显得沮丧,还有的人中途退了场。我们看完出场后,老乡情绪低落,悄悄地说:“为什么把邓小平的镜头剪掉?简直等于宣布自己跟”四人帮“站到一块去了。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这是思想感情的问题。华国锋在台上不会长的,他不是政治家。”有了第二个事实材料,他才作出上述的推断。果然,又给他猜中了。不过他预测自己的命运却大都是不灵的,好几次我都发现他自己上当了。另外,言多必失,他好发表意见,也会有出错的时候,老朋友们都劝他要谨慎,现在他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了。

在日常生活中,老乡和蔼可亲,谈吐富于幽默感,来访者往往乘兴而来,尽兴而归。他也有埋怨。一天,接待过一批又一批,送走了全部客人后,他说:“侬看,今天又没爬格子”。来访者中,大部分是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的朋友,但也有少数人确实没有时间观念,事无巨细,一谈就是老半天。对这些客人,老乡还是耐下心来听完。假如那客人来得太勤,老乡会拿一些读物请对方阅读,他旁若无人地伏案写他的东西。还有一种人——从前整过他的人,偶尔也来找他协商些事,不知是他忘了旧日恩恩怨怨,还是心胸豁达,不咎既往,他一律以礼相待,客观评价,弄得我们旁观者也无可奈何。他说:“我与曹操不一样,”宁使天下人负我,休教我负天下人“嘛。从逻辑学讲,整过我的人再找上门来,足以证明他已认识了这个事实:被他整过的人原来是他可信赖的朋友,我还计较什么呢?”

衣食住行方面,朋友请吃饭,他不落后,几乎有请必到。哪怕用餐时间到了,他也会上门走访,毫不客气地坐下吃饭,也不理会是否给朋友增添麻烦,是否家中要等他开饭。另一方面,他也想不到礼尚往来,很有只进不出的样子。至于穿着,西装革履,或褪了色的上装和布鞋,他都穿着舒服,从不讲究协调配套。只是近来,老乡发现自己黑发比白发要神气得多,主动要我为他染发。他从上影制片厂朋友处取回新产品“染发香波”,于是重新恢复了他的黑发。人家问他何以又返老还童,他轻松地说:“我是给上影厂的染发香波作模特儿咧。”只是有一点不便,乘坐公共车辆时,乘客不大为他让座了。在汽车电车上,有谁刚离座下车,他会一个箭步占到空座位。我有时埋怨他:“你好象这辈子没坐过位子,那么老远的空座你去抢占,何苦来?”他却说:侬看我灵活哦?“他又悄悄说:”可以坐,我就坐,寸权不让。“有时,他坐在里座,但只要看到老者、病人、孕妇站着,他主动让座。让他们走过别人的位子去坐他的座位。我说:”侬抢座第一,让座也第一呀?“他笑笑说:”有积极的抢才有积极的让嘛。“

老乡的坏习惯就是不讲究整洁,是个落拓不羁的文人。他不知道刮胡子,常把袜子丢剩一只,有时,竟将颜色不一的袜子穿出去,有时连裤钮子也忘了扣。袋里的钞票不见了,好几天以后才发现丢了,一点不心疼,还阿Q地说:“贼骨头有福了,刚巧碰着了我这个马大哈。”弄影戏票他倒是热心分子。

不过,有几次到了戏场门口,不是发现早了一天就是过期了。徒劳往返于大上海的东西之间,当时虽懊恼,过后又重犯。

丢了钱他无所谓,但平时老乡对金钱又很看重的。他曾说:“如果有朝一日发给我什么奖金,我不捐献,也不请客;买糖果大家分分我也不干。批评我爱财也不妨,只要爱的不是不义之财。只有社会全体实行供给制,那时候我就不用朝钱看了。”

他还说:“知识分子最清苦,杰出人才患了这种病那种病而不幸早逝的可排成一张名单,如果我们还要求活着的知识分子再刻苦些,甚至不取分文,那么这张名单还会扩大。共产主义风格并不等于一辈子清教徒式地生活吧!”

老乡很看重钱,但又不懂得买东西。有一次我打发他去买酒和醋,关照他在空瓶里拷一斤优质白酒,但一只尚余一两醋的瓶子里添满一瓶醋。他欣然“领命”前去,回来时,他说:“营业员只收我九两酒钱,却收一斤醋价,勿晓得怎么搞的?”我连忙闻闻酒瓶,闻出酸溜溜的酒味,原来醋瓶中含有九两酒,叫我啼笑皆非。结果是,我们各自饮了四两白酒,竟毫无醉意,原因是醋中和了酒精。从此再不敢请他购物,只是偶尔差他下楼倒倒垃圾。

前面写过,老乡见请客不落后,但此公吃东西又极不讲究,一根冷油条泡开水算一碗汤,加上一只面饱,算是一顿午餐。他到西藏去,吃抓羊肉,好多人都不能下咽,他却吃得津津有味,吃得最多。他的省吃俭用,到了使我生气的地步。在家中用水吧,人家洗过脸的水他还去洗,浴缸里放水洗澡,浅得刚刚沾湿脚脖子;挤牙膏刷牙,总是挤老鼠屎那么一点点。他会拣起他人扔掉的塑料袋用水冲冲继续派用场。我分析这些坏习惯是他长期的监狱生活和挑过破烂担子养成的,积习难改(他在西安做地下工作时,从事过卖破烂营生,在他眼中无废品。)

另一方面,他又是个童心末泯的老少年,他不知遗失过多少次手套和眼镜,可从来不曾躭误电台的京剧节目,电视的球类比赛。他爱运动,过去往往拉开饭桌跟孩子打乒乓球;一早起床,拉门框做引体向上或做俯卧撑。去年夏天,我们受广东《花城》出版社《浪潮》编辑部的邀请,去了斗门县白藤湖渡假村,中午那么猛的太阳,在人们午睡正酣的时间,他把李智平,戴厚英,刘征泰,王鲁夫等一个个叫起来,去海滨游泳场游泳。

遇着什么联欢会和余庆节目,不等人家邀请,他总是自动跳出来表演,一句客套话没有,还“命令”听众不喧闹,静听他唱几折京戏。唱得并不吸引人,我常常羞辱他,他却说:[京剧正遇到危机,我要见缝插针地散布京戏的影响。]靠他那几句破嗓子便能振兴京剧,我很怀疑,不过他的态度确是认真的,唉,用心良苦哪!

《家庭》一九八六年第八期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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