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文章读后感并记述编“王若望最新言论特辑”经过

这部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可分为三部份,第一部份是王若望先生在八五、八六、八七年初在国内报刊发表的杂文。第二部份是八七年七月十六日在《百姓》半月刊上所发表的“王若望最新言论特辑”的论文,以及八八年秋在《百姓》上发表的文章。第三部份则是韦歌、沈涯夫对他的访问和记述,其中还有他的夫人羊子(冯素英)所写的“我的难题”,讲述他们的日常生活,从中可以看到王若望的个性和气质。

在八七年初被中共开除党籍、拿来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祭旗的三个硬汉中,以对待王若望的态度最为严苛。方励之、刘宾雁都能出国,唯独王若望至今仍不准踏出国门半步。今年四月六日笔者收到王氏托人辗转从澳洲寄来的短柬说:“我正在奋其余力写完”自传体长篇“,去年完成第一卷。美国去不成,今年或可写下第二卷……。”(上海的信要托人到澳洲,再寄来香港,奇事也!)

王若望先生本于三月间,通知香港的朋友说:哥伦比亚大学邀他赴美讲学,他申请出国已经批下来了。而白桦也给张文达先生写信,说王若望出国申请已批准。

但后来上海有关部门又收回他的护照,上海两个部门互相推搪。笔者估计是由于海内外签名促释政治犯事件,又值“政协”、“人大”开会,又有“四五”和“五四”等纪念日,中共大为加强杯弓蛇影的神经质。因此就搁置了王氏夫妇出国的原来决定。

此外,“反资”以后,上海当局对王若望的态度也比较恶劣,三人之中唯独他被抄家。方励之、刘宾雁都没有这般“礼遇”。原因是他向海外投稿,在香港《信报》报道了八六年底的上海学生示威。(抄家详情请阅本书韦歌的访问稿。)同时,自被开除党籍、点名批判之下,他也和刘、方一样,不准再在国内发表文章。在这集子里那篇“我身上的科学”细胞“”,是一篇不涉当前现实政治、轻松幽默的杂文,刊于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的《青春》杂志(南京),已发行全国,因为他被开除党籍,当局又下令全部收回。

我们了解到八七年一月十五日以后王若望以上所受遭遇,气氛实在紧张。危机、陷阱重重,同时,保守派正在组织力量对他进行大批斗、编印攻击他的材料,被抄家之后又被公安局传讯扣留,随时有第四次坐牢的危险,但他仍然奋笔直书,就更佩服他的道德勇气了。

他在八七年四五月间,在这种巨大压力和危险之下,仍埋头写他的文章:论“中国人的”心防“!兼评梁华《论逆反心理》”、“驳熊复、胡乔木——评横比有害论”、“中共必须革除”国营公害“的弊病”、“最近大陆人代选举趣事”,确实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写好以后还千方百计托人拿到海外发表。又在这么四面楚歌、风声鹤唳(他家日夜有人监视、录像)仍然接受外来人士访问,尖锐批评中共弊政,羊子也坦然叙述“抄家”经过,确是“大勇者”的表现。这些文章和谈话,都刊于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六日《百姓》半月刊的“王若望最新言论特辑”之中。

这个“特辑”一出版,立生震动效应。香港的著名专栏作家,鉴于在“反资恐怖”、抄家拘询的横逆之下,他仍然如此直言无忌,确是“置生死于度外”了,因之纷纷撰文响应。与此同时,王若望在上海再一次被传询,幸而亦终于“有惊无险”。

回想当时我接到这些难得的稿件,喜出望外之余,为是否要全部用真名发表煞费思量。其中只有一篇是王若望先生要用真名发表的(即有他前言的一篇)。但其它则没有署名,交件来的朋友说,王先生也不能完全决定是否都用真名发表,他倾向于用笔名发表(笔名可由编者拟定),但他保留编辑的最后决定权,如果认为全用真名发表他也不反对。

有了这个“但”书,虽使我考虑时有了“自由权”,但也因此使我下决定更为艰难,因为若他说那几篇一定要用笔名,我做编辑的自必遵从,毫无犹疑,因为这是必须对作者尊重的“编辑责任”,何况还有考虑王若望先生的“安全”问题在内。我为此想了几日夜。主要的虑问(问自己问了不下数百次),全用真名发表,毫无疑问会显得更有力,更突显王先生的人格和忧国忧民之心,但是如果万一因此而使王先生受难,我是决不愿见的。但为什么最后终于决定全用真名发表呢?

这决定主要是由于韦歌先生的访问稿,已由采访主任张结凤小姐按录音整理了出来。我一读之下发现顾虑是多余的了。因为访问必定用真名发表,而王若望先生的讲话(还有羊子女士的讲话),比文稿更见尖锐和大胆,若果要“整”王若望,光是这一夕谈话已够“整”的了,不必再理其它文稿了。我想到和尚吃狗肉这句俗语,一件两件都秽,而文稿又比访问“温和”,于是疑虑全消。断然决定。

至今为止,我仍认为这样决定是对的,而后来我听友人传言,王若望亦认为这样反而好。何必躲躲闪闪?不过,上海文艺界有人最初的反应,是《百姓》不应用真名发表,这会陷王先生于不利(见本集夏雨先生文),这样看来,上海某些作家倒比我更多虑了。

尤其令我安慰的是,王若望伉俪后来看到了特辑,非常满意,托人带信说,他们看了“特辑”,读“编辑手记”赞了几遍,为之泪下。而事实上我在编校这些文章时也数次为之热泪盈眶,这是他一股顶天立地之气使我感动。而他们为之泪下只因为他们感到有了知音。

关于看到了“特辑”也有可说的。就是上海有关当局于七月十五日我们在《明报》刊出了广告,还未发行,就知道有《百姓》这个特辑,早上就传询王若望。从公安部传询问话中王若望已知文章全部见光。在传询中他答应得很有分寸,而上海有关干部也并不直道《百姓》特辑,事情确相当微妙,请读本集夏雨先生的记叙。

柏杨先生说他们夫妇的结合是“侠骨柔情”,这确实是一段非常美丽的姻缘。王若望先生是一条硬汉,无论受到什么打击都不会使他弯一下腰,并且是更硬朗了。此人无论吃了什么苦,生活如何的贫困,自己身居什么危险处境,都能秉持他一股本色的正直之气。但他在另外一面性格上,却是很富于幽默感,很有人情味。这在本集中他的十几篇杂文可以看出来。即使叙述到天下间最不合理的事情如“抄书”,也有一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韵味。“情”与“理”的“美感距离”掌握得非常到家。

王若望先生是有过五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一九八七年一月给邓小平一句话结束了党员身份。《论语》上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一直不能透彻了解其含义,而如今在王若望身上却令我一下豁然贯通了。

“智者”何以“不惑”?因为他把问题看透彻了,看透彻就是获得了“真知”,真知既然获得,就再没有迷惑,而径直道出来。我们可举本集论文“评横比有害”、评“国营公害”,就是“智者不惑”的体现。他既然见到真知,还考虑到你马列主义怎么说而有惑么?

“仁者”何以“不忧”?原来是抱定了宗旨,所说的话是为“人民好、社会好、国家好”,都出自于一种“仁心”,因此也就不忧虑自己会遭到什么祸患,却是忧虑国家命运。“不忧”是不计较自己利害,但却忧虑天下苍生。这应是“仁者不忧”的正确解释,王若望说:“我作为一个公民,对国家前途不能不忧虑。我快要死了,我无所畏惧,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写照。

“勇者不惧”的精神,也就在上面那段话显出来了。这种“勇”不是匹夫之勇、血气方刚之勇,而是挟着正义的磅礴大勇!是“道德勇气”。所以在一四八期“特辑”的“编辑手记”中我说,你读了这些文章,你会深深感动。“你会想,”那是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正气歌》呀!“总之,你会从其人其文,得到人格的提升、观点的启发、精神的感召,并且对中共当前的大问题,也有根源性的解悟。”就是因为,他原来包涵了智、仁、勇的精神在其中。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六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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