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文章读后感并记述编“王若望最新言论特辑”经过
这部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可分为三部份，第一部份是王若望先生在八五、八六、八七年初在国内报刊发表的杂文。第二部份是八七年七月十六日在《百姓》半月刊上所发表的“王若望最新言论特辑”的论文，以及八八年秋在《百姓》上发表的文章。第三部份则是韦歌、沈涯夫对他的访问和记述，其中还有他的夫人羊子（冯素英）所写的“我的难题”，讲述他们的日常生活，从中可以看到王若望的个性和气质。
在八七年初被中共开除党籍、拿来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祭旗的三个硬汉中，以对待王若望的态度最为严苛。方励之、刘宾雁都能出国，唯独王若望至今仍不准踏出国门半步。今年四月六日笔者收到王氏托人辗转从澳洲寄来的短柬说：“我正在奋其余力写完”自传体长篇“，去年完成第一卷。美国去不成，今年或可写下第二卷……。”（上海的信要托人到澳洲，再寄来香港，奇事也！）
王若望先生本于三月间，通知香港的朋友说：哥伦比亚大学邀他赴美讲学，他申请出国已经批下来了。而白桦也给张文达先生写信，说王若望出国申请已批准。
但后来上海有关部门又收回他的护照，上海两个部门互相推搪。笔者估计是由于海内外签名促释政治犯事件，又值“政协”、“人大”开会，又有“四五”和“五四”等纪念日，中共大为加强杯弓蛇影的神经质。因此就搁置了王氏夫妇出国的原来决定。
此外，“反资”以后，上海当局对王若望的态度也比较恶劣，三人之中唯独他被抄家。方励之、刘宾雁都没有这般“礼遇”。原因是他向海外投稿，在香港《信报》报道了八六年底的上海学生示威。（抄家详情请阅本书韦歌的访问稿。）同时，自被开除党籍、点名批判之下，他也和刘、方一样，不准再在国内发表文章。在这集子里那篇“我身上的科学”细胞“”，是一篇不涉当前现实政治、轻松幽默的杂文，刊于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的《青春》杂志（南京），已发行全国，因为他被开除党籍，当局又下令全部收回。
我们了解到八七年一月十五日以后王若望以上所受遭遇，气氛实在紧张。危机、陷阱重重，同时，保守派正在组织力量对他进行大批斗、编印攻击他的材料，被抄家之后又被公安局传讯扣留，随时有第四次坐牢的危险，但他仍然奋笔直书，就更佩服他的道德勇气了。
他在八七年四五月间，在这种巨大压力和危险之下，仍埋头写他的文章：论“中国人的”心防“！兼评梁华《论逆反心理》”、“驳熊复、胡乔木——评横比有害论”、“中共必须革除”国营公害“的弊病”、“最近大陆人代选举趣事”，确实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写好以后还千方百计托人拿到海外发表。又在这么四面楚歌、风声鹤唳（他家日夜有人监视、录像）仍然接受外来人士访问，尖锐批评中共弊政，羊子也坦然叙述“抄家”经过，确是“大勇者”的表现。这些文章和谈话，都刊于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六日《百姓》半月刊的“王若望最新言论特辑”之中。
这个“特辑”一出版，立生震动效应。香港的著名专栏作家，鉴于在“反资恐怖”、抄家拘询的横逆之下，他仍然如此直言无忌，确是“置生死于度外”了，因之纷纷撰文响应。与此同时，王若望在上海再一次被传询，幸而亦终于“有惊无险”。
回想当时我接到这些难得的稿件，喜出望外之余，为是否要全部用真名发表煞费思量。其中只有一篇是王若望先生要用真名发表的（即有他前言的一篇）。但其它则没有署名，交件来的朋友说，王先生也不能完全决定是否都用真名发表，他倾向于用笔名发表（笔名可由编者拟定），但他保留编辑的最后决定权，如果认为全用真名发表他也不反对。
有了这个“但”书，虽使我考虑时有了“自由权”，但也因此使我下决定更为艰难，因为若他说那几篇一定要用笔名，我做编辑的自必遵从，毫无犹疑，因为这是必须对作者尊重的“编辑责任”，何况还有考虑王若望先生的“安全”问题在内。我为此想了几日夜。主要的虑问（问自己问了不下数百次），全用真名发表，毫无疑问会显得更有力，更突显王先生的人格和忧国忧民之心，但是如果万一因此而使王先生受难，我是决不愿见的。但为什么最后终于决定全用真名发表呢？
这决定主要是由于韦歌先生的访问稿，已由采访主任张结凤小姐按录音整理了出来。我一读之下发现顾虑是多余的了。因为访问必定用真名发表，而王若望先生的讲话（还有羊子女士的讲话），比文稿更见尖锐和大胆，若果要“整”王若望，光是这一夕谈话已够“整”的了，不必再理其它文稿了。我想到和尚吃狗肉这句俗语，一件两件都秽，而文稿又比访问“温和”，于是疑虑全消。断然决定。
至今为止，我仍认为这样决定是对的，而后来我听友人传言，王若望亦认为这样反而好。何必躲躲闪闪？不过，上海文艺界有人最初的反应，是《百姓》不应用真名发表，这会陷王先生于不利（见本集夏雨先生文），这样看来，上海某些作家倒比我更多虑了。
尤其令我安慰的是，王若望伉俪后来看到了特辑，非常满意，托人带信说，他们看了“特辑”，读“编辑手记”赞了几遍，为之泪下。而事实上我在编校这些文章时也数次为之热泪盈眶，这是他一股顶天立地之气使我感动。而他们为之泪下只因为他们感到有了知音。
关于看到了“特辑”也有可说的。就是上海有关当局于七月十五日我们在《明报》刊出了广告，还未发行，就知道有《百姓》这个特辑，早上就传询王若望。从公安部传询问话中王若望已知文章全部见光。在传询中他答应得很有分寸，而上海有关干部也并不直道《百姓》特辑，事情确相当微妙，请读本集夏雨先生的记叙。
柏杨先生说他们夫妇的结合是“侠骨柔情”，这确实是一段非常美丽的姻缘。王若望先生是一条硬汉，无论受到什么打击都不会使他弯一下腰，并且是更硬朗了。此人无论吃了什么苦，生活如何的贫困，自己身居什么危险处境，都能秉持他一股本色的正直之气。但他在另外一面性格上，却是很富于幽默感，很有人情味。这在本集中他的十几篇杂文可以看出来。即使叙述到天下间最不合理的事情如“抄书”，也有一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韵味。“情”与“理”的“美感距离”掌握得非常到家。
王若望先生是有过五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一九八七年一月给邓小平一句话结束了党员身份。《论语》上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一直不能透彻了解其含义，而如今在王若望身上却令我一下豁然贯通了。
“智者”何以“不惑”？因为他把问题看透彻了，看透彻就是获得了“真知”，真知既然获得，就再没有迷惑，而径直道出来。我们可举本集论文“评横比有害”、评“国营公害”，就是“智者不惑”的体现。他既然见到真知，还考虑到你马列主义怎么说而有惑么？
“仁者”何以“不忧”？原来是抱定了宗旨，所说的话是为“人民好、社会好、国家好”，都出自于一种“仁心”，因此也就不忧虑自己会遭到什么祸患，却是忧虑国家命运。“不忧”是不计较自己利害，但却忧虑天下苍生。这应是“仁者不忧”的正确解释，王若望说：“我作为一个公民，对国家前途不能不忧虑。我快要死了，我无所畏惧，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写照。
“勇者不惧”的精神，也就在上面那段话显出来了。这种“勇”不是匹夫之勇、血气方刚之勇，而是挟着正义的磅礴大勇！是“道德勇气”。所以在一四八期“特辑”的“编辑手记”中我说，你读了这些文章，你会深深感动。“你会想，”那是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正气歌》呀！“总之，你会从其人其文，得到人格的提升、观点的启发、精神的感召，并且对中共当前的大问题，也有根源性的解悟。”就是因为，他原来包涵了智、仁、勇的精神在其中。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六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