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1851年参加首届世界博览会的中国商人“广东老爷希生先生”发行的纪念章）
当中央帝国的神话即将破灭，绝望情绪笼罩亿兆生灵心头，＂等死不如来起反＂（捻子歌谣），这场失败远不仅仅是皇家或者统治者的失败，更是整个国家的历史性失败。
逃离这片土地到海外去寻找乐园的潮流不知从何时开始?十九世纪中期的时候，华人的身影已经出现在南非、新西兰、秘鲁、直布罗陀……甚至大西洋深处的海岛－－拿破仑的流放地――圣赫勒拿，他们凭藉自己与生俱来的吃苦耐劳在异乡安居乐业。1851年，当中央帝国的官僚们还在混混噩噩，中国商人们已经组成代表团参加了伦敦的世界博览会。多款中国产品获奖，金奖亦有，英国新闻界一片轰动，为中国人精湛的手艺、灵巧的构思和一丝不苟的严谨匠心所倾倒，维多利亚女王邀请中国代表们造访白金汉宫，共进午茶。
中国人民并非天生狭隘，也完全不缺乏创造力和敬畏之心，只要没有官府的钳制，人民十分乐意与外国来往互益。但是，官僚阶层垄断了一切。就象中国商团参加伦敦世博会一事，在中国各类文献中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一样。在中央帝国的话语体系中，无论人民做出多大的成就，其份量都远远比不上小皇帝尿了一把裤子。
内地的农民们受限于地理，没有沿海人们的眼界，也没有逃往海外的渠道。然而＂誓将弃汝，适彼乐土＂的情结几千年来一直流传不息。这不是什么诗意的浪漫情调，是现实的基本诉求，人民渴望一个没有官吏压迫的世道。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底层叛乱，无论是小规模的边疆少数族群暴动，还是大规模的内地农民造反，从来都不是＂阶级斗争＂。当大规模的天灾人祸降临，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官府仍征索无度，这才是激起叛乱的最后一勺毒药。
虽然官方天天在宣传皇帝恩德泽被万物，大人们家国天下为怀，万民皆赖＂劳心者＂的治理而得安乐。但老百姓却不是傻子：＂以刀锯而代扑责，用贿赂而判生死。酷以济贪，视民如仇。竭万姓之脂膏。＂〈张乐行安民告示〉
现实摆在眼前，会有多少人对切身真相装聋作哑，偏偏要去听信虚空的宣传？这似乎是个有趣的问题，答案也许与真相没有太大关系，倒是与政治恐惧的关系更加紧密。在这＂有趣＂问题的深处，是彻骨深痛的悲凉:真相不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而被赋予了过多的现实利益内涵，只有当官府的控制能力下滑，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真相。
乡绅和富户不仅不是叛乱矛头所指的目标，反而是叛乱的主要领导者甚至策源者。把中国旧秩序说成是地主对农民的阶级统治纯属无稽之谈，把叛乱说成是农民对地主的阶级反抗则更加荒谬。几个一个汉字不识，从未到过中国，也没有读过几页严肃汉学著作的＂革命导师＂，一拍脑袋就给中国历史几句话定了性。于他们自已，或许还可以归为个人的狂妄自大。而在中国有人居然把他们的话奉为无上真理，岂非自证中国人是低人一等的劣等民族？
如果把中国的乡绅、大户们称为＂地主阶层＂的话，他们的角色是夹在官府和农民之间摇摆，两面维护的＂专制减震器＂。和平年间他们是官府的盟友和最重要的储备干部源，既帮助官府在农村推行其政策和协助收税，又帮助农民与官府讨价还价；当局势逐渐超出官府控制范围之外，他们便自己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起自治村社；当局势恶化到无法收拾，他们中相当一部份人会率领农民们揭竿而起。不过，这个阶层并不象欧洲大变革时代的资产阶级那样，具备改革社会的诉求、学识和才干，他们参加造反大多不过是在乱世中随波逐流，最终骑虎难下，落得成王败寇，其最高目标亦不外乎是依葫芦画瓢，换一群人来重组官僚秩序而已。
在李秀成的自供状中我们能看到一出乱事初起时的场景：横行的山贼、海盗多如牛毛，大摇大摆穿过村庄，村民们并不害怕躲避，因为他们只抢官衙和当铺，一个是欺压百姓的源头，另一个则趁人之危发的是不义之财。老百姓不仅不反感这些好汉们，反倒是为他们的得手而拍手称快。而官府早已权威丧尽，役吏兵丁各自保命，象《水浒传》里杨志的评价：＂贼骨头们一看见强人，定先跑了。＂
（苗沛霖）
在捻乱中，张乐行与苗沛霖是最大、最成功的两股，张乐行出身富户而苗沛霖读书人出身，他们组织人马、建立寨垒，保卫村庄，在造反与招抚、太平天国与清廷之间摇摆不定。从履历轨迹来看，这两人似乎是反复无常的奸诈小人，但实际上，二人的人缘声望都非常好，是有口皆碑的自卫村社联盟领袖。苗沛霖选择接受官府的顶戴花翔，张乐行则做贼到底，无论作出何种选择，皆难逃穷途末路。
中国存在着另一脉根深蒂固的传统，只讲私人恩怨而不问立场是非。要追寻这种文化现象很难从典籍记载和数据分析中寻到线索，只能依仗对日常生活的仔细观察和体味，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细致入微地呈现出这些潜在而强大价值观的面貌。在法国，巴尔扎克的小说被认为比任何一位民俗学者的研究都更加深刻全面，要领悟中国中下层社会的价值体系，我们不妨借助伟大的古代小说《水浒传》。武松这个形象集中展示了中国中下层社会的价值观念，他基本上不会主动作出是非判断，他的行为围绕一个核心理念：谁对我或者我的亲朋好，我便报答他；谁冒犯我的亲人、恩人、朋友，都要将仇恨了断。无论对方是有权有势的官吏还是落魄江湖的草寇，一视同仁。他充当施思的打手和走狗，插手到施恩和蒋门神之间龌龊的利益争端中，并不以耻，因为施恩在他身上垫付了足够的人情账；寻仇时怒火不可遏抑，打杀人命毫不留情，无辜不能幸免。在日常生活中，他与街坊四邻人情来往滴水不漏，人情债决不拖欠以免留下让人背后议论的话柄，想要让他去赴汤蹈火只需要抬举高看他便可。
这种唯私人恩怨与人情来往是尊的价值体系，比孔夫子的说教更加根深蒂固。即便红中国曾经有数十年的时间想要把它抿灭掉，代之以严酷的立场站队，如今孔夫子退场了而它们却依然坚挺如故。计算人情账时无论是令人心累，还是让人心生暖意，都是下意识地必须行为。它有时表现出一种超越政治壁垒的伟大情谊，有时又将同一阵线中的盟友撕裂。处于尖锐对立环境中的狱卒和犯人、警察和小偷、差役和盗匪、官僚和革命者之间，也有可能因恩怨建立起牢固的友谊；而在利益呼吸与共的商业搭档、战友、同道之间，也时常因小怨而相互拆台坑害不休。
经历了数千年的专制之后，中国中下层的人们已经习惯把专制体制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环境的存在，其心态类似沙漠民族看待沙漠、雨林民族看待雨林。皇家和官府，以其说是人民的统治者，倒不如说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所必须适应的某种严酷自然背景。在这个自然背景之下，人民努力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恩怨与人情，来构筑自己的生活。
这种价值体系主导了捻乱，在这场变乱中除了张乐行和苗沛霖这两路著名联盟之外，还有大大小小各种村社武装或者流动的土匪、死灰复燃的白莲教。他们之间关系错综复杂，靠着诸领袖的私人交情结成一张恩怨大网，联合或者相争多半不是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而是基于村社之间的世代恩怨或者领袖之间的私人恩怨。
清廷的几任大员：胜保、周天爵、袁甲三对付捻子的基本策略就和他们拉关系讲交情，在他们内部挑拨不和，拉一伙打一伙，分化瓦解彻底消灭。这种策略不禁让人联想到＂统一战线＂。我们将举苗沛霖为例来看看这些策略的运转情况。
苗沛霖读书人出身，少怀济世之心，求功名不济于是退而组织民团保乡安民。由于擅长交际、人情练达，在动荡时局中，他很快成为皖北一股大型武装力量的领袖，势力控制着皖北的十几个州县。他截留两淮盐税，在势力范围内向商人收取＂厘金＂，使其部众免于沦为靠抢劫为生的匪类。其人曾＂三次反清，两次变节＂，似乎是位狡诈无常之辈，然而苗沛霖的崛起并非狡诈，恰恰是因为其完美地遵守了另一套价值观――人情，而受到多方认同。
在苗沛霖的势力范围附近有几股大的武装力量：胜保的蒙古旗兵、张乐行的捻子、陈玉成的太平军、曾国藩的湘军。在苗沛霖眼中，这些势力和自己一样，都是一方毫杰。他和曾家的湘军素无交情，与陈玉成泛泛之交谈不上有多好，而与蒙古人胜保交情最好，和张乐行的交情也不错但不如胜保。陈玉成和曾国藩之间的战争在他心目中是两伙湖南人跑到自己地盘附近来打仗，这两伙外乡人中，谁更看得起他，他便倒向谁。
无论他做出什么不符合清廷利益的事，胜保都会在清廷那边极力维护他；他的捻子朋友一旦被清廷抓住或者逼上绝路，只要他出面去找胜保说项，胜保都会卖他情面，放他的朋友们一条生路。他两次降清，都在胜保主持两淮＂剿抚＂期间，一旦胜保被调离，他就会转而帮助捻子朋友的。
（因为打了很多败仗，胜保得了个“败保”的外号）
对苗沛霖来说，与胜保之间的交情就是他最大的＂政治＂，他并非降清而是在兑现与胜保之间的交情；一旦胜保被调离，那么，和捻子朋友之间的交情这一次要＂政治＂，便会上升为最大＂政治＂。
在胜保被调到北方期间，苗沛霖接受了张乐行的建议，配合陈玉成的太平军共同对付曾氏的湘军。但不久，胜保又从北方回到了淮河流域，这时正值陈玉成兵败来投，不明就里的陈玉成以为苗沛霖仍是友军，孰料此时又到了苗沛霖该去和胜保讲交情的时候。于是发生了所谓＂叛徒苗沛霖出卖陈玉成＂的事。苗沛霖在营中酒肉款待了陈玉成，并拨给他的部下粮草，向陈玉成坦诚自己又要回到清廷那边去，只要陈玉成愿意，他愿意到胜保那里去力保陈玉成不死。
如此一来，他又将在胜保那里欠下一个巨大的人情，陈玉成的反应并不是象革命电影镜头里那样怒斥＂叛徒＂，而是对苗沛霖与胜保之间的交情深表理解。深知自己与苗沛霖的交情完全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他甚至非常感激苗沛霖的这份情义，苗对自己做到这份上已经仁至义尽。他只是说：＂天朝（太平天国）有厚恩于我，不忍相背。＂
他不肯投降的道理，亦非意识形态之故，不过是和苗沛霖对胜保讲交情的道理一样，报答太平天国对他的提携之恩而已。最后二人搭成协议：陈玉成赴死，部下发给钱粮遣散。如此，几头的情义，便都圆了。
原创：小戎在望 修戈待袍泽 2019-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