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你们有几个同学都是学美学的；二十年前我学美学，而对现在的我来说，感觉离美学已经很远了。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也曾不管不顾地相信，甚至就是我们当时的信念，支撑着自己的专业学习。从现在来看，坚持美学研究，似乎需要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但在我看来，总觉得真理也许在这里，也许不在这里，兴奋点容易转移。因此对那些坚持研究美学的学者，在佩服之余，又不禁怀疑：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吗？一般而言，学美学的人，很容易产生美学自恋的心态；而我因为心有旁鹜，连美学也放弃了，但这种观点和做法也不见得有多好。大家先看一下潘知常的《“以美育代宗教”：百年中国的美学迷途》这篇文章，我的讲演，则更多是思想性的，更多个人感受。
“以美育代宗教”的说法，毫无疑问是不能成立的。如潘知常所做的工作一样，物理学博士、基督徒周小安也曾对蔡元培的观点进行逐条批驳。美育与宗教，压根就是两码事。所谓的“以美育代宗教”，实质是“审美救赎论”，这种提法的目的就是不要宗教，取代以救赎为目的的宗教；而这里的宗教，即基督教，按蔡元培当时的意思，是反抗基督教的文化侵略。为反抗基督教，蔡元培甚至不惜动用了不少传统资源；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语境，蔡元培的做法，也没有大错。但像李泽厚后来提“以美育代宗教”，与蔡元培等的说法，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我们不得不追问，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就没有任何长进吗？我们只能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之中，不与外界沟通吗？
当然，我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审美救赎论”不仅是中国美学的百年迷途，更是世界性的。从康德、席勒、尼采、海德格尔到韦伯、福柯，在学术谱系上讲，他们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审美救赎论”，或曰广义上的“审美主义”。当然从狭义的方面说，康德对艺术鉴赏力的研究，宗白华在此方面的工作等，我不反对。但如果我们把这些“大师”们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他们都想取代“救赎”，从而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比如尼采，在“破”之外，本能地想要“立”，在否定一切的同时，用审美（酒神精神）来支撑精神世界；韦伯也是；福柯在晚年对审美、古希腊的兴趣，亦可做如是观。至于海德格尔，不用说他了，现在人人都在“诗意地栖居”。大致说来，这些“大师”们的说法尽管千差万别，但他们在此方面所有的命题都是一个命题，那就是站在古希腊一边，反对希伯来文明，反对上帝的存在；这些西方的“大师”们，基本上都是虚无主义者，其实是很可怜的。但我相信，这样的“大师”不可能“终结”，还会源源不断地出现。而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我们基本上没什么原创性的思想；在话语的承接方面，我们比他们低一级，我们的思想资源都是从“大师”们那儿来的。所以说我们国内的很多文化论争，都是“日俄战争在东北”，是各个西方“大师”之间的“代理人战争”。从这一大的格局方面着眼，王国维、蔡元培确实都是康德、席勒的追随者、“二传手”，而不是什么美学大师。直到今天，国内的很多博士、硕士也看不清这个事实，在学术上进行“过度阐释”的同时，导致了对基本问题的遮蔽和掩盖。
应该说，两希文明之间的剧烈冲突所造成的虚无主义，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尼采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更是深深扎根于历史之中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已经整合了不少古希腊思想；也就是说，用古希腊思想来与古希伯来文明进行抗衡，是早就开始了的。当然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身处历史的洪流之中，是难以说清的；五百年后再来看现在这段历史，或许会看得清楚——但尽管不能完全说清，我们还是力图说清它。薛华的《前车之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保罗·约翰逊的《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两书有一个基本的描述，思路是比较清晰的。从我们当下的语境出发，应该说，这是一个虚无主义胜利的时代；不要“救赎”之后，人们的替代品是很多的，比如科学。那些信仰科学主义，以为科学万能、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的人，恰恰是最不懂科学的人——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张口闭口谈“科学”、企图以科学代宗教的人，一般都是学文科的。持“审美主义”、以审美替代“救赎”的“大师”们，他们所对抗的就是上帝，就是灵；说穿了，就是要以“肉体”对抗“灵魂”。而在汉语语境中，包括儒释道三家“哲学”，都是不讲“救赎”的；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总体上偏重于“唯物主义”的范畴，即使其中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也是走不远的。比如“天地之大道”之类的说法，大得像空气，轻飘飘地压在肩上，我们也不用为此“付费”，但大家都很容易接受；耶稣之爱，比如爱自己的孩子，是很具体的。当然话又说回来，相比于古希腊文化，中国是处于劣势的；但从根本上讲，中国文化更接近于古希腊，而与希伯来文化格格不入。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我们中国人对很多事情是不自觉的；我们是不自觉的虚无主义者。因此从唯灵论的角度看，我们所争论的很多问题，张三与李四，“五十步笑百步”，都是第二位的，说穿了都是一个虚无主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力”，以及中国人所信奉的“道”，都是以“貌似”上帝的形象出现；而这里的“貌似”，是有天差地别的：他们自觉与上帝为敌，都是虚无主义者。在此之后，历史上所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理想国”、“人间天国”等，给人类、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是偶然的；那些自觉与上帝为敌的人，他们的个人生活也是一团糟，他们连自己都不能“拯救”。再比如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那些在电影院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的观众，一出电影院、上了公共汽车，马上挤作一团；纳粹集中营的军官，可以一边听交响乐一边非常“敬业”地屠杀犹太人；很多艺术家、诗人，比如雪莱等，他们的私生活一团糟，应该说他们做人都没做周全，更不应该把他们当作值得效仿的对象；当然，我们在这里谈论他们，不是为了指责别人，他们也值得同情。许多有名的知识分子神经分裂，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有所描述。而中文系、哲学系出身的人，却把这些人当作当然的“偶像”，比如说卢梭，整个人处于一种痛苦的分裂状态中。
说到这里，似乎比较远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一开始就将灵魂弃置在了一边，不要它；我们自己给自己打气，在细节方面做很多的自我调适。就我个人来说，如果在艺术领域得不到满足，则寄情山水，我就经常去旅游；或者与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一起，制造出一个小小的生态场，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在话语上相互“抚摸”；走得更远一点，就是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而这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不自觉地进入一种“乌托邦”之中；二十世纪发生在苏联、德国和中国的“灾难”性事件，很多“大师”连基本的识别能力都没有，在“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上犯糊涂。再说到我们自己，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很多东西，“吾与点也”等等，我们喜欢得不得了，完全体现到自己生活中去了；但对中国这一部血淋淋的、不堪的历史，我们却根本不愿正视它，或者视而不见。从个人的角度讲，回避恶，我不去看它，可能会暂时性地取得一种“策略性的奏效”；但我们要知道，问题还是摆在那里，更不要说解决了。当我们看到大自然本身的奇妙多姿，人性之复杂多变，我们会不由地相信有一个上帝在掌控这一切；不然，这种光芒从何而来？但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我看不出上帝在掌权。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所当然的世界中，甚至到了麻木的地步。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当我们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的作品后，再来看中国的文学，我们只能说，中国的作家，根本还没睁开眼：一句话，拿不上台面。在这样的语境中，看清现状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差距再大，总比以前觉得没问题要好，比沉浸在意淫式的快感中要强。
总起来讲，我们说审美不能代宗教，但也不是说要以宗教代审美。我想说的是，一定要打消那种“审美帝国主义”式的妄念。卑之无甚高论，就讲到这里。
（此文是2009年4月24日，在天堂桌子读书会的讲演，由李文倩记录整理，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
李亚东：《独立作家》专栏作家，生于甘肃甘谷。1979年9月就读于甘肃师大中文系，1987年9月再读于四川师大中文系，从高尔泰先生学美学。2003年9月起，到四川师大文学院教书，改行“中国当代文学”。独立写作关注者，地下文学挖掘者。中华全国美学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批评者 2018-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