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东:“以美育代宗教”的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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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你们有几个同学都是学美学的;二十年前我学美学,而对现在的我来说,感觉离美学已经很远了。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也曾不管不顾地相信,甚至就是我们当时的信念,支撑着自己的专业学习。从现在来看,坚持美学研究,似乎需要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但在我看来,总觉得真理也许在这里,也许不在这里,兴奋点容易转移。因此对那些坚持研究美学的学者,在佩服之余,又不禁怀疑: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吗?一般而言,学美学的人,很容易产生美学自恋的心态;而我因为心有旁鹜,连美学也放弃了,但这种观点和做法也不见得有多好。大家先看一下潘知常的《“以美育代宗教”:百年中国的美学迷途》这篇文章,我的讲演,则更多是思想性的,更多个人感受。

“以美育代宗教”的说法,毫无疑问是不能成立的。如潘知常所做的工作一样,物理学博士、基督徒周小安也曾对蔡元培的观点进行逐条批驳。美育与宗教,压根就是两码事。所谓的“以美育代宗教”,实质是“审美救赎论”,这种提法的目的就是不要宗教,取代以救赎为目的的宗教;而这里的宗教,即基督教,按蔡元培当时的意思,是反抗基督教的文化侵略。为反抗基督教,蔡元培甚至不惜动用了不少传统资源;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语境,蔡元培的做法,也没有大错。但像李泽厚后来提“以美育代宗教”,与蔡元培等的说法,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我们不得不追问,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就没有任何长进吗?我们只能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之中,不与外界沟通吗?

当然,我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审美救赎论”不仅是中国美学的百年迷途,更是世界性的。从康德、席勒、尼采、海德格尔到韦伯、福柯,在学术谱系上讲,他们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审美救赎论”,或曰广义上的“审美主义”。当然从狭义的方面说,康德对艺术鉴赏力的研究,宗白华在此方面的工作等,我不反对。但如果我们把这些“大师”们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他们都想取代“救赎”,从而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比如尼采,在“破”之外,本能地想要“立”,在否定一切的同时,用审美(酒神精神)来支撑精神世界;韦伯也是;福柯在晚年对审美、古希腊的兴趣,亦可做如是观。至于海德格尔,不用说他了,现在人人都在“诗意地栖居”。大致说来,这些“大师”们的说法尽管千差万别,但他们在此方面所有的命题都是一个命题,那就是站在古希腊一边,反对希伯来文明,反对上帝的存在;这些西方的“大师”们,基本上都是虚无主义者,其实是很可怜的。但我相信,这样的“大师”不可能“终结”,还会源源不断地出现。而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我们基本上没什么原创性的思想;在话语的承接方面,我们比他们低一级,我们的思想资源都是从“大师”们那儿来的。所以说我们国内的很多文化论争,都是“日俄战争在东北”,是各个西方“大师”之间的“代理人战争”。从这一大的格局方面着眼,王国维、蔡元培确实都是康德、席勒的追随者、“二传手”,而不是什么美学大师。直到今天,国内的很多博士、硕士也看不清这个事实,在学术上进行“过度阐释”的同时,导致了对基本问题的遮蔽和掩盖。

应该说,两希文明之间的剧烈冲突所造成的虚无主义,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尼采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更是深深扎根于历史之中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已经整合了不少古希腊思想;也就是说,用古希腊思想来与古希伯来文明进行抗衡,是早就开始了的。当然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身处历史的洪流之中,是难以说清的;五百年后再来看现在这段历史,或许会看得清楚——但尽管不能完全说清,我们还是力图说清它。薛华的《前车之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保罗·约翰逊的《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两书有一个基本的描述,思路是比较清晰的。从我们当下的语境出发,应该说,这是一个虚无主义胜利的时代;不要“救赎”之后,人们的替代品是很多的,比如科学。那些信仰科学主义,以为科学万能、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的人,恰恰是最不懂科学的人——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张口闭口谈“科学”、企图以科学代宗教的人,一般都是学文科的。持“审美主义”、以审美替代“救赎”的“大师”们,他们所对抗的就是上帝,就是灵;说穿了,就是要以“肉体”对抗“灵魂”。而在汉语语境中,包括儒释道三家“哲学”,都是不讲“救赎”的;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总体上偏重于“唯物主义”的范畴,即使其中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也是走不远的。比如“天地之大道”之类的说法,大得像空气,轻飘飘地压在肩上,我们也不用为此“付费”,但大家都很容易接受;耶稣之爱,比如爱自己的孩子,是很具体的。当然话又说回来,相比于古希腊文化,中国是处于劣势的;但从根本上讲,中国文化更接近于古希腊,而与希伯来文化格格不入。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我们中国人对很多事情是不自觉的;我们是不自觉的虚无主义者。因此从唯灵论的角度看,我们所争论的很多问题,张三与李四,“五十步笑百步”,都是第二位的,说穿了都是一个虚无主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力”,以及中国人所信奉的“道”,都是以“貌似”上帝的形象出现;而这里的“貌似”,是有天差地别的:他们自觉与上帝为敌,都是虚无主义者。在此之后,历史上所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理想国”、“人间天国”等,给人类、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是偶然的;那些自觉与上帝为敌的人,他们的个人生活也是一团糟,他们连自己都不能“拯救”。再比如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那些在电影院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的观众,一出电影院、上了公共汽车,马上挤作一团;纳粹集中营的军官,可以一边听交响乐一边非常“敬业”地屠杀犹太人;很多艺术家、诗人,比如雪莱等,他们的私生活一团糟,应该说他们做人都没做周全,更不应该把他们当作值得效仿的对象;当然,我们在这里谈论他们,不是为了指责别人,他们也值得同情。许多有名的知识分子神经分裂,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有所描述。而中文系、哲学系出身的人,却把这些人当作当然的“偶像”,比如说卢梭,整个人处于一种痛苦的分裂状态中。

说到这里,似乎比较远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一开始就将灵魂弃置在了一边,不要它;我们自己给自己打气,在细节方面做很多的自我调适。就我个人来说,如果在艺术领域得不到满足,则寄情山水,我就经常去旅游;或者与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一起,制造出一个小小的生态场,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在话语上相互“抚摸”;走得更远一点,就是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而这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不自觉地进入一种“乌托邦”之中;二十世纪发生在苏联、德国和中国的“灾难”性事件,很多“大师”连基本的识别能力都没有,在“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上犯糊涂。再说到我们自己,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很多东西,“吾与点也”等等,我们喜欢得不得了,完全体现到自己生活中去了;但对中国这一部血淋淋的、不堪的历史,我们却根本不愿正视它,或者视而不见。从个人的角度讲,回避恶,我不去看它,可能会暂时性地取得一种“策略性的奏效”;但我们要知道,问题还是摆在那里,更不要说解决了。当我们看到大自然本身的奇妙多姿,人性之复杂多变,我们会不由地相信有一个上帝在掌控这一切;不然,这种光芒从何而来?但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我看不出上帝在掌权。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所当然的世界中,甚至到了麻木的地步。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当我们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的作品后,再来看中国的文学,我们只能说,中国的作家,根本还没睁开眼:一句话,拿不上台面。在这样的语境中,看清现状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差距再大,总比以前觉得没问题要好,比沉浸在意淫式的快感中要强。

总起来讲,我们说审美不能代宗教,但也不是说要以宗教代审美。我想说的是,一定要打消那种“审美帝国主义”式的妄念。卑之无甚高论,就讲到这里。

(此文是2009年4月24日,在天堂桌子读书会的讲演,由李文倩记录整理,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

李亚东:《独立作家》专栏作家,生于甘肃甘谷。1979年9月就读于甘肃师大中文系,1987年9月再读于四川师大中文系,从高尔泰先生学美学。2003年9月起,到四川师大文学院教书,改行“中国当代文学”。独立写作关注者,地下文学挖掘者。中华全国美学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批评者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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