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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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奕䜣
(1833-1898)

恭亲王与慈禧争辩,慈禧说:“汝事事抗我,汝为谁耶?”王曰:“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曰:“我革了你!”王曰:“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慈禧太后无以应。

刘文典
(1889-1958)

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到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吴佩孚
(1874-1939)

日本占领北平后,企图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吴佩孚出山,但遭到吴的拒绝。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十分恼火,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吴佩孚在招待会上,首先亲笔撰写一副长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接着吴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一交涉对象。”吴的态度,令日方大为尴尬和羞恼。

史量才
(1880-1934)

史量才办《申极》,为政府不喜。他曾延请黎烈文为副刊《自由谈》的主编,黎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执笔,鲁迅、茅盾、巴金等都经常有作品发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垒。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曾联名函史氏,要求撤换黎烈文,史置之不理。吴等人只得亲自造访,当面提出撤换要求。史直截了当答复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等闻之色变而去。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五十四岁。

傅斯年
(1896-1950)

1938年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对国民党高层的腐败非常愤慨,他直接上书给蒋,历数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的诸种贪赃劣迹。蒋不理睬,他便再次上书,态度更坚决。国民参政会也成了他抨击孔的舞台,使得社会同愤,舆论哗然。蒋不得已设宴请傅,问傅对他是否信任,回答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陈寅恪
(1890-1969)

50年代,陈寅恪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两个要求:“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

邓宝珊
(1894-1968)

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了邓宝珊(时任甘肃省长)呈送的一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掺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担忧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梁漱溟
(1893-1988)

1973年10月,“批林批孔”活动展开。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人们逼梁漱溟表态。81岁高龄的梁侃侃而谈,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他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话,完全跟中央文革唱反调。消息传开,轰动北京城。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他每会必到,认真倾听,处之泰然,会议的间隙居然还打太极拳。到了9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谈谈对批判会的感想,他只说了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让主持人目瞪口呆。

本文节选自余世存《非常道》

余世存工作室 2016-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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