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䜣
（1833-1898）
恭亲王与慈禧争辩，慈禧说：“汝事事抗我，汝为谁耶？”王曰：“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曰：“我革了你！”王曰：“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慈禧太后无以应。
刘文典
（1889-1958）
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到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吴佩孚
（1874-1939）
日本占领北平后，企图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吴佩孚出山，但遭到吴的拒绝。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十分恼火，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吴佩孚在招待会上，首先亲笔撰写一副长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接着吴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一交涉对象。”吴的态度，令日方大为尴尬和羞恼。
史量才
（1880-1934）
史量才办《申极》，为政府不喜。他曾延请黎烈文为副刊《自由谈》的主编，黎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执笔，鲁迅、茅盾、巴金等都经常有作品发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垒。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曾联名函史氏，要求撤换黎烈文，史置之不理。吴等人只得亲自造访，当面提出撤换要求。史直截了当答复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等闻之色变而去。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五十四岁。
傅斯年
（1896-1950）
1938年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对国民党高层的腐败非常愤慨，他直接上书给蒋，历数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的诸种贪赃劣迹。蒋不理睬，他便再次上书，态度更坚决。国民参政会也成了他抨击孔的舞台，使得社会同愤，舆论哗然。蒋不得已设宴请傅，问傅对他是否信任，回答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陈寅恪
（1890-1969）
50年代，陈寅恪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两个要求：“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
邓宝珊
（1894-1968）
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了邓宝珊（时任甘肃省长）呈送的一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掺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担忧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梁漱溟
（1893-1988）
1973年10月，“批林批孔”活动展开。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人们逼梁漱溟表态。81岁高龄的梁侃侃而谈，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他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话，完全跟中央文革唱反调。消息传开，轰动北京城。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他每会必到，认真倾听，处之泰然，会议的间隙居然还打太极拳。到了9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谈谈对批判会的感想，他只说了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让主持人目瞪口呆。
本文节选自余世存《非常道》
余世存工作室 2016-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