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我回北京的时候,很多朋友非常担心我的生计。有些人为我提供工作信息,有些人问我还可以写哪些市场欢迎的题材,我一度厌倦了这种朋友的关心,对各种聚会一再辞谢。有一位修行者听我说当今之计守静读写为要时,批评我说,你现在是要动的,你不出来哪有出路?但出门交往,朋友们三句话不离挣钱。一个在好几个单位做顾问的法律学者说他懒得写文章,写文章至少一个字要一块钱吧,问我一个字是多少钱的稿费。另一个作家则说他的书起印数是多少,问我的书销量如何。一个台湾的学者逼问我需要多少钱可以生活,我嗫嚅地说出一个数字,一百万;一百万?他大笑起来,你开玩笑,一百万在北京能买一个书房?哎呀,你真是单纯。

我当时不好意思说的是,一百万于我都是多的。我已经很羞愧了。多年前,朋友就有批评我俗,说我有“求田问舍”的思想。但在我们这个社会,不谈钱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时移世异,对钱的谈论也不太一样了。

十几年前,我曾跟吴思先生、王力雄先生三人谈过钱。我们谈的话题是一个月需要多少钱就够了。吴思说是一千元足够,读过他“血酬定律”等书的人都知道他是明于计算的,他说的一千应该是实情,那时的吴思兄到哪里聚会都是骑自行车,连公交、地铁交通费都省了。雄哥则说他需要的多一点,一千五左右,原因是他资助有大学生,每个月要有支出;如扣掉这个支出,他的生活费比吴思的还少,因为他没有什么应酬。轮到我说,我就说了我比两位还要多一些,两千元左右,因为我年轻,花销多一些。

无论如何,当时我们在谈论钱时,我们是轻松的。我们守着自己的生活。但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老辈知识人舒芜先生就劝过年轻时的我要找一个吃饭的饭碗,他还论证说,有了这个饭碗,读书就不会心慌。有一个朋友则说,人不能靠文章谋生活,那样写不好文章,著书都为稻梁谋。大概有很多人对此是认同的,我就知道不少诗人都去挣钱去了,比如炒房子了;还有一些人去傍大款去了,曾有一个作家痛心地对我说,互联网把文人跟商人联网了,他知道的文人身边都有几个商人。

时代变化太快,我们已经不能免俗。有一个时期,海外的华人媒体繁荣起来,有些朋友给它们写稿,能够比较哪家媒体给的美元多;后来,国内市场化的媒体繁荣起来,海外的稿费很快就比不上国内媒体开的稿费了。但即使如此,文人谋生谋事业仍是艰难。

作家老威多才多艺,他妈妈在我们面前唉声叹气,说他有生活稳定的机会;这大概是真的,他妈妈是“老一代表演艺术家”,曾在我等几个朋友面前表演过变钱的魔术。但老威说,他不艳羡别人,他挣他的口粮,吃他自己的劳动所得。我见过老威的劳动,他采访过两三百人,录音磁带成百上千,整理一个人的采访录音往往要听七八遍以上,这样的劳动,实在非常人所能忍受。但老威仍坚持做下来了,他的采访发表,所得稿费是对他工作的报偿,他也会请我们喝酒,请我们听他吹箫、朗诵,他还导演过电演,一人自得其乐地职尽他的才华。

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一个做NGO的朋友曾经自豪地对我说,到他们团队的年轻人都是有理想的,不谈钱的;但我想,这能持久吗,这能给我们的社会空间以健康的力量吗?果然,过了几年,这个朋友再也不谈年轻人的理想了。这方面,钱理群先生更是一个例子,他后来从大学退出,从中小学退出,退回到养老院里,因为他无法面对今天的年轻人了。今天的社会已然一统,拜金主义、拜物教等大行其道,它是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无论什么职业、什么事业、什么年龄的人,最大的公约数在于他拥有了多少物质财富。

在上个世纪前半期的英国,人们生活的标准是“足够”,这符合德尔斐神庙的另一则伟大的神谕,“凡事勿多。”在“足够”的标准方面,像凯恩斯等人就不求人们的收入平等,而是强调要适合社会特定角色。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一个思想家一年只需要500英镑就“足够”了。小说家伍尔芙认为,一名作家一年只需要500英镑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就“足够”了。这表明,不同收入水平的人都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只要他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即可。如果以今天的购买力来算,5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小十万元人民币。以我对生活的理解,这对一个知识人确实已经“足够”了。

那么,超过十万元人民币,知识人能做什么用呢?我不知道,除了买书、除了周济亲人和年轻的朋友,还能做什么。曾在美国遇到一个在基金会工作的朋友,他感叹,有些国内知名人士申请基金救助,理由居然是赤裸裸的物价太高,买房需要花钱。这让我听来惭愧。我们知识人有了钱,不过也是给自己改善物质条件。看来我们的眼光太有限了,我们是不会用钱的一类人;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专注于自己的知识生活就足够了,至于创造出来的附加值如果过多就应该散给周围或社会,而不是加入甚至追逐于物质生活的升级换代。

这现象让我一度观察周围,我发现,钱在有创造冲动的企业家手里是多多益善的,钱在无欲的大修行者手里是多多益善的,这些人能用好钱,能把钱的价值最大地体现出来。反而知识人是很少会用好钱的。

余世存工作室 201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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