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平地比高山更伟大

Share on Google+

张曼菱 作家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大陆改革开放后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女性。

雨雪交加之日,乍暖还寒时节。

这是昆明今年冬季最冷的日子,我在内心中企盼它已久。一直是暖烘烘的天气,于生态不对,于我的心境亦不相宜。

我需要一个冰水似的严冬,来沉寂百思百感。我当在这寒冽中有一个大的清醒和接受。

这一年里,上苍夺走我精神与血缘的父亲,强迫赐予我突兀丰盈的内容。

这内容,与世人们纷纷纭纭的“跨世纪”的时尚心情无涉。我有的仍是那种永远伴随着文化人的“逝水东去”的平平而又无奈,所谓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万古常新的祖传心情。

或许,我在这一年末产生了某种堪称深邃的变化。那么这潜移默化之功,也与“跨”不跨世纪无干,而是我还是细胞的时候,就注定了的。是命。

当年,一个穷才子与一个想摆脱出大家庭的女学生,定情于青年人的野外沙龙。四围香稻的菱角塘,就决定了我那充满自由气息的精、气、神,和一生坎坷不屈的路,也决定了我的名字:“曼菱”。从此给了我一身傲骨和用不尽的力量、想不尽的思考。

我写字就是为了自由

我出身寒士之门,连“学院派”亦不是。我的父亲与我,俱属于中国历代野史中的人物,饮尽了“被放逐”的酒杯,因此也具有一种自由的灵魂。数千年的大地山河和民间文本滋养着我们。

只是父亲清奇,我则有闹俗的尘心。闹来闹去,仍不为世所融化,我反而自始至终是一个畸人。

古代“畸”与“奇”同。所以“畸人”可以是奇才,也可能是多余的和不正常的人。父亲比我丰盈,是畸人+常人。他尽了毕生之力做一个刚毅的家长,为人夫为人父为人祖父,慈爱负责并高瞻远瞩地创造了一大家子人,将一条大船引上千帆竞发的海洋。他的儿孙今日已显佼佼,令他回味。

先时是,父亲一人独抚三儿女,有奶奶帮手,而支持母亲出去念完了大学。然后是,父亲被迫离城,独赴滇东南,母亲又接下这个挑子。

锦绣年华的父母,遂分居二十年,矢志不渝,相约相守,让我们这群无邪无辜的孩子在昆明城最好的学校里接受了教育。

多年以后,春考发动,我们三个孩子全上了大学。父亲常说:“我没有攒下什么钱,就攒下了三个儿女。这才是真财富。”

他从不与同辈人比房子比钱票,他自矜的一句话是:“我家的人,每一个都拿得出手,一代比一代强。”

我则没有这样的人生,也不会再有机会,去创造这宏大负重的人生了。

我只是继承了父亲“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一面。父亲二十年来曾远在蛮荒之地,在山中步行、下棋、写字、读书、听戏,漂泊生涯,已把这种性格与文化发挥尽致。

而他一朝归来,谆谆叮咛儿女,勿忘清浊之分;含饴弄孙,俯首甘为孺子之牛;喜乐亲友,一派至诚。

我却已经被定型为“将人生视为旅途”、来去无踪、缺少人间亲和的畸零者。

我不如我父的另一重要之处,是我性格好大喜功,血有热毒。父亲则一生独立峭拔,在内心中始终拒绝与任何庞然大物联系和挂靠。

父亲很喜欢的词是“峭拔”与“飘逸”。这与他狭长俊逸的体形与字形,风格一致。他一生所爱,总是恰如其分。

父亲还喜欢的一句话是:“得其所哉!”他总用此来赞美令他欣慰的事情,例如子侄们的婚姻等。我其实是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所哉”的。很多时候,我会去追随一些并不“所哉”的东西。

我一贯请父亲代我写字赠人。父亲乐意为我增色,比如早年写给恩师韦君宜的一幅:“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即父亲所拟。他说,如果韦不发现我的文章,我就像周郎得不到东风一样,“赤壁美谈”徒成虚话了。

前年,我再度请父亲为我写一幅,为季羡林老祝寿。父亲写好后却沉吟道:“季先生是名家,必有名家字画。我的送去不合适。”故虽然写好,却不装裱。他说,自然,你有师生关系。你自去斟酌。

他的内心总是像清水与竹子一样的清爽、有节。

早年,父亲曾与我商议,想自己出一本书法作品。但听说是要“按照出版规格去写字”,便决定放弃了。他说:“我写字就是为了自由,不自由怎么能写出自己喜欢的字来呢?假如为了出书去写字,那不是把我写字的乐趣都剥夺了吗?那太累了!”从此,父亲再没有动过出书之念。

曾记幼时,父亲为我讲《古文观止》,第一篇文章就选《报任安书》。

李广英烈之名,李陵委屈之情;苏武回朝却闲置,司马迁直言遭酷刑;一个个的故事,串在了这篇震撼千古的含悲忍愤的文字里。一下子让我走进了中国历史那一笔笔“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理、志、节、法当中;一下子就使我明白了,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的深奥。

司马迁为我树了一个“独立文人写青史”的楷模。有了这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做“底子”,我这个热血沸腾的少女,在那疯狂岁月里没有变成一个“左”派,反而能够在20岁做成了为一个同学从监狱里“平反”的事。

还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我就在傣寨茅屋里写出了《驳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与《驳李希凡的红学观》,当年传诵于知青中。

在那种荒芜的岁月和地区,我却依然关心文章下笔无忌。这些,莫非父亲之功耶?

我父亲的内心世界比我完整和实在。我容易接受种种的文化暗示、政治暗示与社会暗示。父亲却立足于他的“来处”,他的民间社会与他的文化思路。虽然,他得到的信息要比我少得多,但是他所拥有的精神文化,像一团永远发酵的物质,是无穷尽的。他的解释与疑问,是永远要令我愣神和静思的。

我性骄狂。父亲则有《诗经》似的“温柔敦厚”,善解人意,善接受与宽容;常嘱我们拜访亲友时,勿触及人家的疼处。

《红楼梦》,是父亲对我启蒙的重要书籍。我在外可充半个“红学”者,回家仍要父亲讲解。最近的一次,是父亲讲“芙蓉女儿诔”。他说:曹雪芹的原句是“巾帼惨于羽野”。羽野,是禹的父亲鲧受刑之地。鲧治水不力,被帝处以极刑,实是冤狱。并非他不尽职,而是方法不对。

曹雪芹在此处特地将晴雯一丫鬟之命运,比之于历史上庞大人物,庞大事件。父亲说,同是清白被诬陷,同是不服气的刚直品格,比之当然,对于人格来说,其分量应该是一样的。由此,可见曹雪芹的平民思想。

后来的庸俗文人却以为鲧是一怪物,与红颜不谐;或以为以一丫鬟,不足以比大禹之父。故改为“巾帼惨于雁塞”,用昭君典。其实大悖!有违雪芹初衷,为父亲谴责之。

父亲处世,则惜乎人情;处文化,则看重人与人平等的精英思维。

近见名家说,“《红楼梦》是贵族文学”,这真是看花了眼了。

曹雪芹用不攀金玉的“草木”做了林黛玉的灵魂,代表了他纯真自然灵秀的人格理想,超凡脱俗。

我父亲正有这草木气,是个“草木人儿”。红楼因此亦属于民间文本。

决定性的应该是看其文化立场与态度,而不只是看书中角色故事。红楼作者早放弃所谓“朝代年纪”,自定为“适趣闲文”、“消愁破闷”、“喷饭供酒”的范畴。这真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可见名家不一定如布衣之见。

父亲至赏“直烈遭危”一句。他常在生活感触中用此语,言古今、朝野、家庭中,皆如此。父亲还喜欢的一句话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两句话,从此进入我的人生,从小学到大学到很久,伴我度过了多少突然的风暴,给予我多少自慰与自信。

床前有一桌一灯,足矣

父性俭约念旧。从边城归来时,携带着当地木匠应他需求做的小木椅、木凳,一直用到现在,总说大小高低十分适意。旧眼镜盒用橡皮筋套上照用。

我们买来送他的文房四宝,他嫌不适用又占地方,自己用大口瓶的盖子,配上废弃的铁盒,好使便满意,依然好字连连。

他不允许我们冲进他的世界,胡乱取缔。你无法逼他“焕然一新”。

有一次我走进季羡林的书屋,知道了他有“不要人打扫积尘”的习惯。季先生对我说:“你不要去动,灰尘就不会起来。我进去就不灰。”我沉默了。

这习惯之癖也像我的父亲。

“习惯”,并不是一个坏词。正如“机遇”不见得都是好词一样。文化愈深,习惯愈深。暴发户,才是没有“习惯”的。

父亲是喜欢做点杂事的。常常回家看见他独坐阳台拣菜,刮姜,且不要我取代。他说,这很舒服,心静。

同样,八十岁的一家之长,自洗内衣。他说:“再不干这,就没活干了。”我们儿孙常吃他做的饭。直到父亲病已重,雇了保姆,父亲还说:“她剥夺了我劳动的权利。”

他是用饭桌挥毫作书法的。喜用随手之物,不讲排场。一生喜卧硬板床,床前有一桌一灯,足矣。惟喜居室外空气新鲜,有草坪与鸟鸣,早晚清静为要。

我父亲用物不看时尚,也不管它原来是一个什么物品,而是说:“这还能用,这可以挂东西,这可以舀水。”物尽其用,不求虚表。

他凭心意与兴趣来用物,尤恋那些带来美好时光的东西。

比如,那台早就过时了的录音机,父亲珍爱地给它蒙上毛巾,对我说,这是我们最初早上锻炼、学剑打拳时放音乐用的。

他小的那个孙子四岁的时候,做了大手术,死里逃生,回家静养,孩子小坐不住怎么办?父亲就用它放音乐,一听几个小时不会动。“彩云追月”、“梁祝”都能唱了,身体也强健起来了。父亲将功记在这旧物上,不忍抛弃。

我父亲喜欢看日月之行来安排一天的事情。家里向南的小阳台,就仿佛他的日晷一样。阳光到何处应做何事。

人家去买菜,便宜就高兴,父亲却感叹价太低,摇头说:“物贱伤农啊!”

无名有品,无位有尊

每当我从滚滚红尘中归来,看到父亲依然父亲,给我心中无比的温馨和可靠感,仿佛我的在外奔波争搏都有了支撑底蕴,和不断的源泉。

父亲永远兴致盎然地听我的事情,他老人家永远是最先进入我的意境的人。我们似在相反的两面上,可父女俩都感到“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我是父亲的延伸,父亲是我的印证。

后与季先生为忘年交。所感流泉在高山畔的那种欢快,有些类似。故与先生犹亲。

父亲反复写不腻的一幅字是孔明的“温不增华,寒不改叶”。作为市井交往,经历社会风云,我是能做到的。但作为“文化”,我却常常会发热与发凉。在文化的深处,也有一种志节。

就在这个冬季里,父亲舍我而去了。但他这一走,使我猛地看见了一种文化,“温不增华,寒不改叶”的布衣文化,在中国已数千年的布衣文化,我曾经以为它已经消亡。

布衣的父亲苦心养育我,牵手引我,做始于足下的千里之行。可我,由于对庞然大物的关注,渐渐离开了我来时的道路。多年来,只知道有文坛,有院校,有刊物,有出版,有书市,有炒作。峰回路转,层峦叠嶂。

蓦然回首,才见一片平地,那是养育我,养育了中华民族的大地。中国文化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文坛”之类只是“叶”,那地上的,才是林。

布衣文化并没有被扑灭净尽。在这尘嚣日上的世间,父亲的人生与价值,却不是我辈可以替代和延续的。这是被疏离、间隔了半个世纪的另一种人生与文化。

仍然存在着一种与世无争的独立的文化。在古代,它独立于宫廷和儒林之外。它包容了中华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大量的野史,及被放逐者们的文化。哪一位大文学家不是在被放逐的时候才大放光芒呢?

在当世,它依然被那些天赋高超,气质清明的人们传承下来了,它是剿不灭的。正如父亲最后一天对我念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它无名有品,无位有尊。

近又有人说“支持中国文化的只是陈寅恪与俞平伯”,那是“只知有冰山不知有大海”的见识。陈、俞们闻之定亦不敢附同的。名人们只是海上冰峰,大的还在水下。

而脱离这份民间生机的人,是最易被折断的。

我幸而生于布衣之家,幸而以布衣之父为启蒙之师。

顺便说一句,现在到处“寻找民间”,也成一种时尚和广告。印度诗哲泰戈尔有个寓言。上帝说:愚人,我就在你身边。可那人却仍抛弃了妻儿去寻找上帝。“民间”,就在你生活的地上静谧地展现着。

只有那些不怕“世纪时尚”的人们,那些仍在过着自己习惯的日子,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的人,是在生活着,是在民间。而那些跑得太快的人,可能会犯“抛弃自己”的错误。

平地,才是生命与创造活力,风采风格的本源。平地端着高山。平地是高山的凸起之座盘。那里有更多真的人生,因此含着永恒之美,美的理想,美景美情,美人美文,美好前程,美好的祖国与事业,有千死而不悔的中国之人生。

在怀父的悲痛中,我又饱尝着中国文化的两难处境。

我父亲是从童蒙到离世,没有一天不读书写字的。他将此作为生活有无“质量”的标准。离世前一天,他还写了一幅韩愈的《马说》。当他对我念:“不得以‘千里’称之”一句时,泪已盈眶。在最后的时刻,父亲仍是一位志士。

我知道,父亲是只愿意我远走高飞的。他看够底层愚昧对人才的绞杀,寄希望于文化的高层。何况,我也正是进入了北大,才改变了命运的。

2007年秋,在301医院的病房中,缠绵病榻的季羡林向张曼菱提出,“《北大回忆》应该写,值得回忆。”(封面题字 季羡林)

但遨游京华十载,我亦看透了金字塔上那截所谓上层文化的种种丑陋。其实,父亲是比他所敬重着的许多人,比高峰上的人们更为高洁和儒雅,更为博学与精深的,也更为独立与真纯。这正是我内心中深所痛惜父亲的地方。我都不忍心将真相告诉他:许多人并不配父亲这样的牵挂与热爱。

每每看到,我父母具有的那种不愿意麻烦别人与耽误别人时间的平民品性。它内含的谦逊与尊严,其实几近于圣人。不由想到“文坛上”很多人缺乏常人的品行。

永远看见父亲在前引领着我,那布衣的平地上有广袤自由的生与生之文化。我的生命在斯。所谓名山大川,只是我的“游历”。我流着平民的血。

永远梦见,在故乡的小楼上,我父亲的父亲张柱,亲手书写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以为对子。

从“花落知多少”的春夜,到“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我没有走出,也不想走出父亲给予我的这个世界。“布衣之女”的称号,对于我来说才是“得其所哉”的。

而京城北大,对于我是一个穷孩子的童话。我是千古往来中幸运的穷孩子。我竟能“举手够着天”,并与若干大师们相通若素,令我的乡邻们叹然。

其实真正的高山正是站立在平地上的,父亲与这些大师们是同根的。父亲这样的人,是一座没有隆起的山脉,有群山之势,而无秀峰之巅。

在我入学的那两届,北大真的是布衣满眼。它由于我们这辈人沾满风尘的来历,而充满平民意识,几似蔡元培初创时期再现。此前,它一度被变为一所政治贵胄学校,现在,也许又有某种“知识贵族”的味道了。

有一块平地若隐若现,在时空里,在文化里,在人世间。我的脚步落在这里,它托着我,使我不致失空高阁。那是我该回去的地方。

我又看见父亲,那不急不躁的面色,他徜徉于华山昆水之间,向那卖海鸥食的老人缓缓摇手,走过的样子。他在做一次散步,即回。

父亲那样子是在对我说:离那些该远的东西更远一些,向那些本来是你的东西,走近去些。

阅读次数:972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