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主张激情至上,因为我曾认为自己应该安守本分,不过就是激情本身。不想把过去浪漫化,因为真正的浪漫,应当是沿着内心的传奇一路走进今天晚上的梦境,或曰一路走到黑。然而,时光把自负的玫瑰制成了干花,也让电脑前弹琴的人,因为过分高傲而几乎得了颈椎病。

1995年到1999年,我在北大读了四年书,主题是诗歌与音乐。我写下这些文字,呼唤过去的朋友们,也包括我自己,不要忘记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9年,我哥提前放假回家,趴在窗上朝我微笑。他是一位典型的80年代北大文科学生,也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拳击运动员,性格豪迈,飞扬跋扈。他的北大同学们,带给中小学时代的我很多新鲜的感觉。我到现在仍然感谢这些兄长们,是他们向推荐我崔健的《解决》,告诉我世界上有种音乐叫重金属,让我在中学课堂上偷闲读了卡尔维诺和华莱士·史蒂文斯。到95年的时候,我发现这批人已经堕落了,他们分散在各地,偶尔回北京。走向成熟的代价是内心的部分腐烂,几位大哥就这样慢慢变成他们曾经看不起的人。不能像他们那样,这是底线。怀着这个想法,我来到了北大。

学校把95级的文科生安排到了京郊的昌平,也是海子曾经生活的地方。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些同样年轻的好朋友。到了晚上,我们就去活动室抽烟,一遍一遍地用录音机放摇滚乐听,用烟头在冰凉的玻璃上写字,火化散落间,酒精的力量慢慢地涌了上来。有一天晚上,我刚爬到楼顶,回身去拿烟,不慎顺着楼梯跌了下去,半天才缓过来。我悠长的叫声,让几个哥们儿误以为我跳楼自杀了。有个同学飞踹开楼门前去营救,结果发现连个人影都没有。当我再次回到楼顶,看到有个人穿着军大衣,在寒风中用手笼着一个小蜡烛。此人叫邵泽辉,后来当了导演。

大学一年级,我认真地听了几堂课,觉得上当了,北大不过如此。那些大学班主任们,现在想来也不过就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部分人在大一的小女生中间下手了。什么介绍入党啊,帮助进步啊,谈人生谈理想啊,都挺下流。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一起去燕园,同学们张罗着凑钱要请师兄们吃饭。我问为什么,答曰以后有好处,我说你们真丢人啊。所以,我至今都有个习惯,要跟年纪比我小的人一起吃饭,一定提前说好是我付钱。

当年五四文学社的社长,现在想来应是诗人胡续冬的继任,问95级谁的诗写得好,有人报了我的名字。该社长说,让他来我宿舍见见吧。我说他要想见我,可以来见我。这大概就是我晚了几年才认识胡续冬那些人的原因吧。

昌平园区与城市生活隔绝,到最近的车站需要走5里路。那一年,我头一次在乡间的道路上奔跑,看着金黄的麦地,听着当时的女朋友喊着《阿甘正传》里的台词,“Run,Forest,Run!”。我酒量很普通,但在昌平喝酒成了习惯。95年生日,我喝了很多啤酒之后,感觉自己是一架二战中受伤的飞机,摇摇晃晃从桌子上“斜飞”下来,继续喝白酒和红酒,直到救护车开来。

那时候去趟昌平县城就算进城,记得我在昌平的音像店买了两张盗版的磁带,U2 的《War》和Skid Row的《Slave to the Grind》。去燕园,看到当时还有柿子林,小木屋,老图书馆的草坪。晚上的学三食堂办舞会,看到师哥师姐们在门口排队。我想,等回到北大本部,日子就会很好。

96年我们回到本部学习,刚回来就发生了一件很蹊跷的事情。9月17日,一群北大学生组织游行,理由是保钓,北大校方严阵以待。我半夜酒后骑车路过三角地,像往常一样,边骑车边唱歌。突然有人个人老远朝我大喊,“这个学生,给我下来!”我下车跟他打了个照面,看他态度嚣张,我就跟他打了起来。

此人没想到我会动手,非常被动。这时突然跳出几个警察上来制止,我立即拿出学生证,说我是学生,警察带我去了保卫部。当时的保卫部长姓童,一见面不由分说就破口大骂。事后我才明白,童以为我是组织游行的学生。我很有礼貌地对他说,“你是北大老师吗,在这里做什么?”童说,“我是保卫部的部长。” 我说,“那你是不是没上过幼儿园啊,没人教过你好好说话吗?”只见老童蹿起一米多高,声嘶力竭地喊,我在北大就没见过你这种学生。我安慰他,那是你以前孤陋寡闻。童说,我一定会处分你。我说,千万别,有本事你开除了我,你以为老子稀罕个北大文凭啊。

几个小时过后,中文系领导来了,把我带了出来,嘱咐我写份材料。第二天,我去系里递交了一份材料。大意是说,昨天晚上12点左右,我在三角地发现一个40多岁身份不明的男性。觉得他形迹可疑,就对他进行盘问,因为对方出言不逊,造成肢体冲突。中文系领导告诉我,那个人是北大校长办公室主任范某。范某和童某后来在全校教职工会议上好一番控诉,并要求我当面向两个人道歉。我拒绝,并告诉系领导,除非他们先向我道歉。

大学二年级,我对北大的文科教育已经完全失望,失望但毫不惋惜,各走各路吧。经过“校长办公室主任”事件之后,我更觉得没必要浪费时间。我不参加一切系里的活动,然后开始“系统地”不上课,也就是所有的课都不上,但按时交作业。我自己制订了阅读计划,天天读书写作,同时跟几个青岛的哥们儿合伙做生意,比如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了不少书。

在北大,我最看不起的人是官僚。我哥的大学同学当时市团委书记,对我说可以安排我进学生会,估计是看我哥的面子,开始许愿,说最起码能当学生会副主席。我告诉他,我做了什么,让你跟我说这种话。这两年听说北大把三角地拆除了,我觉得,真不如把校长办公室拆了算了。

在燕园,我开始怀念昌平的日子,因为周围出现了更多蝇营狗苟的学生干部,满脸颓色的研究生,还有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让我愤恨的是,这时候连昌平都回不去了。简单说,我当时是个标准的愤怒青年。活在各种重型音乐里,体内冲动着近乎荒诞的力比多,每天都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我无时无刻不想检测一下自己的爆发力,看谁不顺眼,一定要直接告诉他。我曾在一首诗里回顾过那时候的心态:

石头课

我的身体就像
我的一堆名字,其实并不属于我

流血的时候我猜我能
活到25岁,新石器时代
大家忙着寻找的星星难道就是
蘸满血液的石头吗……

跟超级白痴
在一起,在一起

我们砸石头也砸对方

当时经常去北体找我发小的一个朋友玩,他是90公斤以上级的拳击运动员,有一帮从事重竞技项目的哥们儿。去北体看他们训练,我才觉得内心得到了短暂的平静。97年我哥回到北京,考取了清华的研究生,我很受鼓舞,跟他的老同学们再次玩到了一起。90年代前期,有不少大学毕业生迅速变成了商品社会里的弄潮儿,有些人转眼就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我在跟人合伙做生意期间,通过这些人看清了一些社会现实,觉得这种生活很不适合我。

除了一些基本的生活态度,比如吃喝嫖赌,我不能认同之外,更让我不能忍受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乡愿和势利眼。“我曾经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听到类似的话我就开始不耐烦,你曾经是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一次,一个外表挺文雅的商人跟我说,“我当年也是个诗人,而且写的不比那些有名的诗人差。”我就不说话了。不料对方又加了一句,“可是如果现在谁跟我谈起诗歌,我就说一个字,Fuck!”我说,“Fuck yourself!你本来就不是什么诗人,别做梦了,就凭你也配啊。”我支持大家去赚钱,在商言商也很正常,让人浑身不爽的是一些人刚有点钱就想转身意淫一下,挤眉弄眼地好像说自己过去嫖过一个女人叫诗歌一样,纯属精神上的无赖。

这时候我开始考虑出国上学,同时读了不少西方诗。最常读的是里查德·艾尔曼编的诺顿现代诗选,还有小玻林编的美国当代诗选,这两本书为我打开了现代西方诗歌的视野。读完它们,回头再去读密尔顿和布莱克,更觉诗歌的力量在血脉中慢慢滋长。记得当时在图书馆读到一本旧的《耶鲁评论》,里面有哈罗德·布鲁姆的一篇论莎士比亚和弗洛伊德关系的文章,读完以后大为叹服。此前读过《影响的焦虑》的中译,感觉不知所云,但读了这篇文章以后,觉得这真是大家手笔。多年以后我上了布鲁姆的几门课,还是清晰地记得在北大图书馆五楼看他文章的感觉。

但我当时很清楚一点,我想写的诗,我还写不了。或者说,我手上的功夫还远远不够,需要快点练,而且急需建立自己的风格,这对一个刚写诗的人来说是最关键的。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臧棣。此前不久,我还认识了一个蒙古族的吉他手巴特。这两个人让帮助我找到了方向。

97年春天,我和我哥在海淀的一个酒吧里喝酒,看到有两个人在弹唱,我哥说,那不是我同学巴特吗?巴特是北大88级技术物理系的学生,是个面目清秀的蒙古人,看上去完全不像个摇滚青年。他大学毕业后辞去了工作,跟来自南昌的吉他手栗子(也就是竹文)一起以音乐为业。据说他们两个吃住都在一起,连看电视的时候都在一起弹琴,几年后配合无比纯熟,进入了化境。

看巴特和栗子弹琴唱歌实在是一种享受。除了已经去世的阿兰,巴特应该是北大有史以来出产的最好的吉他手,他的声线非常迷人,很多翻唱歌曲到了他那里甚至可以超过原唱。栗子的吉他技术尚在巴特之上,可以说在当时的北京是数得上的高手,后来去给“水木年华”的专辑当了制作人。

他们两个演出之后,我哥介绍我们认识。栗子问我认不认识音乐青年许秋汉,我说不认识,又问我知不知道文学青年胡续冬,我说没听说过。我问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栗子说,等以后你认识了就知道了。

巴特当时经常去北大勺园的留学生宿舍,找他的韩国女朋友,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有次他从勺园出来,正好我骑车路过遇到,就聊了起来。巴特说最近手头比较紧,想教学生弹吉他补贴一下,我答应帮忙。我回去找学经济的吉他手熊育竹,商量着组织了一个音乐协会,原始动机就是让巴特来北大教吉他。

很快,我们都成了巴特的第一批学生。熊有过几年的基础,本来已经能弹一些“枪花”和“金属”乐队的曲目,经过巴特的指点,更上层楼。我以前学过点吉他,但并没有花时间多练习,这回算是开始认真弹了。跟巴特学的第一首歌是Eric Clapton的Wonderful Tonight,跟熊育竹合奏一番,感觉不错。此后,我弹节奏,竹子弹主音,我们开始了对练,一直到毕业。

音乐协会办起来以后,团结了一批人,包括北大的胡斌(95信管),乔力加(95城环),还有一些已经毕业的乐手。我们定期举办演出活动,组织音乐人来做讲座,很多社会上的摇滚青年前来交流。香港的Channel V 曾经采访过我和竹子,并播出了我们演出的片断。记得当时采访我们的是吴大维,因为不看电视,所以不知道他是谁。后来98年北大出了张纪念百年校庆VCD,里面有我和竹子在弹琴。

那年夏天,我在静园遇见许秋汉和张慧生。许秋汉气度不凡,谈吐超迈,让人一见就生好感。我和秋汉从认识到现在,一直是肝胆相照,在一起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关于已经去世的张慧生,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现在提起他,仍然无限惋惜。慧生当年把海子的《九月》写成了一首歌,后来广为传唱。

通过音乐,我结识了一大批朋友,从北京摇滚圈的江湖人士,到流浪的民谣歌手。有时候我不在宿舍,来了人就把乐器放下,自己先出去了。等我回来,最多的时候发现房间里多了五六把吉他。在鱼龙混杂的乐手中,人也慢慢自动区分了出来。有些是真正的音乐人,有些动机不纯的,也被我们淘汰出去。我和竹子都看不惯那些通过搞音乐去搞女人的行为,所以有演出都让女朋友坐在第一排。

摇滚多年,我开始养成了更全面的听音乐的习惯,逐渐从布鲁斯,爵士到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我也开始严肃地考虑,应该写出一种什么样的诗。我写了两首诗,感觉语感正在形成,就像最基本的音符,正在从内心的乐器中飘出。97年9月,我认识了臧棣。我写诗并不是跟臧棣学的,但他的不断鼓励,成为了我当时写诗重要的推动力。十几年来,跟臧棣在诗歌上的学习和交流,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很多人说诗人是天生的,但并有谁见过刚出生的婴儿写下一首十四行诗。可是,我仍相信,诗人绝对是天生的,因为只有真正的诗人才会让诗焕发绝对的生机,纵横无碍,而且浑然一体,就像苹果树会结出苹果,狮子是肉食动物一样。那么,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诗人呢?

我在21岁的时候找到了答案。那时候,我已经阅读过很多中西方的诗人,写过20万字的小说习作,写诗却并不多。因为我知道写不了我想写的东西,读的越多越难下笔,所以长期处于轻体力诗歌劳动的状态,只能偶尔来一首测测感觉。97年9月,我决定开始投入写诗,因为找对了感觉。

下面谈一下我当时的经验,可以给初学写诗的朋友参考。简言之,真正的诗人有很多特点,其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有能力主动地建立跟语言的特殊关系,并由此建立了跟自我的特殊关系,从这两种关系的张力中生长出独特的诗性空间。换言之,诗人的语言一方面是所有人共享的,另一方面也是母语中内在的外语。

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办法是仔细听每一个词。先不要考虑一首诗要传达什么意义,也不要在自己读过的诗歌作品之间瞻前顾后,寻找风格的折衷点。需要做的是把词语放大,集中精力倾听它们滚动,摩擦,碰撞的声音。然后体会它们的质感,尝试它们的温度,辨析不同的色泽。让每一个词语,都变成微型的诗,它们不是生物,却有生命,要尽可能跟它们成为朋友。多想想这些词给自己造成的心理感觉,它们曾经意味着什么,还有可能有什么别的意味。然后,在自己技能允许的范围内,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能写什么就写什么,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信任语言自身的声音,成败在所不计。在这种状态下,不停地写一段时间,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但在刚开始写的时候,我采取了比较保守的策略。我只是在一些较小的范围里把握语感,制造层次,但我写的绝对数量很大。97年臧棣在北大开了门诗歌写作课,听了同学的介绍以后,选了这门课,但并没有去上。当时并不知道臧棣是位诗人,只知道他博士毕业后当了96级中文系班主任。

同宿舍的人告诉我臧棣要求每人交几首诗当作业,我就请他代交了几首。听说臧要在课上分析学生的诗,我很好奇,决定去看看。臧棣在课上仔细讲解了我的两首诗,我发现他的分析很细致到位,有几处跟我不一致的想法,但都不是重点,我知道这回遇到行家了。

课后一些人还在围着他讨论,我都没法跟他打招呼。刚要走,臧棣说,“你们到底哪个是王敖?”我过去自我介绍了一下。臧棣说,“你写东西感觉很成熟,我也不知道你这成熟是哪里来的。”我怎么回答的不记得了,臧棣说能否再拿一些作品给他看。我说当然,于是回去写了一个礼拜,写了几十首诗,打印出来交给臧棣。

臧棣课上讲的很多是当代诗人,我的兴趣并不大,因为觉得不少诗作为当代文化的一些现象表征是有意义的,但就诗论诗无法让人满意。所以,我去他的课就是为了听他对我的诗有什么看法。结果臧棣并没说看法,只说我是选课的人里写得最好的,我心说这还用说吗。臧赞扬了我的创作量,并问我还有没有别的作品。我说当然有,于是回去又写了一百多首诗。对年轻诗人来说,一挥而就是常态,有修改的时间,不如再写一个新的。

我挑选了一些作品,送去商店打印,去拿的时候,看到一个字条,上面写着很漂亮的字,比我的字,臧棣的字都好很多。大意是说,他叫胡续冬,也写诗,看到我打印的诗集,希望能够见面交流,并留了宿舍号。我买了些水果,是给自己买的,然后就去了。

去了胡的宿舍,从床上叫起一个长得精灵古怪的研究生,他伸手把我的水果接下,然后就聊了起来。原来胡曾经打趣臧棣,你开诗歌写作课真有什么发现吗?臧棣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胡续冬说到诗歌就激动起来,眼睛瞪得很园,而且有点凸出,我心说这人好玩,眼睛瞪得跟得了甲亢一样啊。聊完约好以后再一起玩,我提起水果就走了。

胡误以为我带水果去是为了找他拜码头,越聊越开心,结果水到果却不成,觉得有些郁闷。下午我去澡堂洗澡,又遇见他,赤身裸体互相打量了一下,说真巧啊。后来我们搞音乐活动,都会通知胡子来玩。在静园草坪上,在小四川,马嘉丽等饭馆,胡子,我,许秋汉,巴特,张慧生,陈涌海,海淀的大杨,还有杨一等人经常啸聚。

胡子跟秋汉配合特别默契,就像哼哈二将。两个都是满场飞的人来疯,但风格不同。秋汉号称不是诗人但是诗歌本身,以无比的啰嗦征服听众。胡子有模仿天赋,学各种人都惟妙惟肖,擅讲各种级别的黄笑话。陈涌海是中科院半导体所的研究员,常年从事民谣演出,他唱的《将进酒》豪气万丈,很受文艺青年欢迎。

通过胡子,我认识了当时还在报社工作的冷霜,人称帅哥诗人的姜涛,在读博士的周瓒,社科院的周伟驰,还有其他一些诗人。冷霜后来到北大继续读书,跟我成为至交,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冷圣人”。姜涛比较低调,当时交流不多。周瓒和周伟驰都和善可亲,让人喜欢。当时还见过一次颜峻,但没交流。2001年,他在网上跟我联系,自己设计印刷了我的一本诗集《黄风怪》。

98年校庆期间,我在北大偶然遇到耶鲁教授孙康宜,聊了一会儿,她说你以后来耶鲁跟我读书吧。回美国后,孙教授把自己的学术著作邮寄给我,让我先读一下。我在北大基本上是自己按计划看书写作,跟老师们并不熟悉。因为我觉得做人贵在彻底,要不去上课就都不去,当然臧棣是个例外。臧棣认识我以后,花了80块钱请我吃了顿饭。考虑到当时北大青年教师的工资水平,还有臧棣一向简朴的消费习惯,实属难能可贵。

1998年,我出了本诗集。出了以后略有悔意,因为我已经写了更有说服力的作品。诗集送给我大学班主任王宇根的导师乐黛云教授一本,乐教授读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不但热情夸奖了我,还给我写了一封很好的推荐信。此后,我每出一本诗集都会给她邮寄一本,她收到后都给我写电子邮件,说谢谢你出国后还能记得我,我说那当然。

那本诗集里,有我大三的时候的一首诗,送给臧棣。十多年来,我们君子之交,以诗交流,并期许以远大的目标。这首少作,仍能表达我对他作为一个诗歌教育家的敬意:

他的翅膀
——向臧棣致敬

他的翅膀
经过他的默许,飞过来
刚好插在我
墩实的想象力上

让我看上去更像
一架风车

我用欣赏的目光
喂养它,用香烟
给它吐出白色的笼子,而夜晚
我们用睡眠

相互抚摩……

它在我的房间里坐着飞
躺着飞,甚至背起整个房间飞
然后它笑眯眯地码好
我蜂窝煤一样的嘿嘿声

它趴在我的背上说,想不想当天使
我说不想,我想当翅膀

1998

大三的时候,我答应给戏剧社写一部戏剧。戏写出来以后,信管系的邵泽辉当了导演。《缪斯的丈夫》在北大南门外的“潜水艇”公演,现场非常火爆,各位演员都发挥出了最佳水平。在剧的结尾,全场黑灯,我拎起电吉他以类似“涅磐”早期的《Bleach》的风格一顿狂砸,气氛达到白热。邵泽辉是一位非常干练的导演,当时就觉得他会在戏剧电影上大有作为,现在果然成为现实。邵北大毕业后去了中戏,我曾问他中戏的姑娘如何,他笑道,不错,不过有点贵。前些日子,我们还在网上商量,期待着再合作一次。

这年我也认识了信管系其他的几位朋友。 申思成为音乐协会的第二任会长,他和胡斌,林健等人组织的“信风”非常出色。搞摄影的李实经常来给我们活动拍照,他现在是著名戏剧制作人,经常办莎剧演出。张向东毕业后创业,跟同学办了3G 门户,现在做有趣的自行车700Bike。这些人都出自北大信管系,巧合中自有原因。

大学四年级,我继续无休无止地写诗,同时准备出国留学。巴特跟韩国女友订婚后,开始打理韩国老丈人在北京的生意,逐渐淡出。我跟许秋汉来往更加密切,看他经历过一些人世变迁之后,自称许秋老汉,但仍然充满童心。我去他家玩,看见他在墙的四周写了一部《道德经》,开始字迹粗糙,到把五千言写完,已经圆润有体。许秋汉对我说,“王敖,你永远要像现在这样有激情!”

毕业前,有个中文系的同学突然跟我说,你知道这些年系里的人叫你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大笑着说,我们一直都叫你混世魔王,不过没人当面跟你说而已。我虽然没有参加毕业照相,但听他这么一说,决定去毕业聚餐上跟大家喝一杯。

1999年我毕业了,出国的事情因故推迟,所以我又在北大活动了一年。我在西门外的挂甲屯租房子,很多好友都去我那个小院里住过。我经常请朋友到家里玩,早晨去西苑早市买好羊肉,中午炖上,晚上10点打电话邀请各位到我处一聚。我隔壁住的是一对常年出来偷情的激情男女。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喝酒弹琴,说话间隙中听到叫床声音越来越响,而且女的不断鼓励男的,呼欢之余还为男方数数。大家哑然,于是我按照他们叫唤的音高开始伴奏。我对门住的是一位风尘女子,白天睡觉,晚上出去工作,我们见面都都很客气地打招呼。夏天很热,她常脱光了在院子里洗澡,身材颇佳,让我感叹民风之纯朴。

99年北大出了件事情,由于学校管理不善,昌平园区的大一女生邱庆枫同学被奸杀。当99级的学生在昌平组织悼念的时候,园区领导竟然下令禁止,引起全校学生的愤慨。后来听杨铁军说,他读研的时候跟该领导是同学,当时就看他很不顺眼。胡续冬说,此人后来去云南大理做官去了,社会黑暗可见一斑。

记得当时许秋汉在没听清楚受害学生姓名的情况下,拍案而起,怒道,“邱淑珍同学就这样被害了!”我连忙拦住他,“许秋汉,不许胡说!”晚上,我骑车飞驰而过各个宿舍楼,喊了一路,“同学们,都出来游行吧。”

有段时间考古系外出实习,空出宿舍。我,许秋汉,邵泽辉,韩少华和汪洋组织了临时宿舍,一起住在41楼。汪洋曾经是一位中学生诗人,当时只有他大学四年还是处男,到了晚上,几位哥哥轮番开导他,向他传授经验。当时我们晚上基本不睡觉,许秋汉会讲评书,讲到早晨,大家去旺福楼吃早饭,然后回来睡觉,觉得很快活。现在我还记得秋汉说评书时得活灵活现,“我许秋汉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双手能写梅花篆字,擅使一对镔铁轧油锤。” 当时他已经开始发胖,我就说,“你那是胸前一对镔铁轧油锤吧。”想听许秋汉的音乐,可以去网上搜索《未名湖是个海洋》,算是北大近20年来的非官方校歌。

99年冬天,我遇到一些不痛快,心情极其糟糕。开始酗酒,而且不吃饭,体重越来越轻。不小心自行车被人偷走,胡续冬把他的一辆自行车给我了,我每天骑车在海淀漫无目的地乱转。本来我跟许秋汉在海淀的酒吧驻唱,一小时有一百块的收入,可是这时候我已经失去兴趣。很快日子开始潦倒,我把吉他卖给了哲学系的张鼎,听说他后来毕业工作受人欺负,精神失常,令人痛心。

有一天我骑车带着一同学从挂甲屯出来,车把坏了,结果车子一歪,我们都摔倒。我把车推进北大,突然很生气,就把它扔了。后来,胡续冬问我怎么不骑车了,我说扔了。胡子默默不语,他花了不少时间寻车,后来在未名湖后面的小土坡上找到,拿回家好好擦洗修理,又骑着出来了。有次我遇见他,说没钱吃饭了,他当即从上衣口袋掏出一百块钱给我。还有一次,我又断炊了,正在马路上发愁,低头捡到50块钱,去书店买了本书,然后去吃了顿烤肉串。

最后一次在静园弹琴,汪洋跟我在一起。一曲弹完,我放声痛哭,我知道,在北大这几年的日子算是结束了。2016年,我们再次见面,在深圳合作举办了诗公社的第一场演出,他担任导演。活动结束后搂着他喝酒,瞥见他圆头上几丝白发,不禁鼻酸,虽然酒量有限,无人劝酒,也多喝了数杯。

在2000年出国前,我回了趟青岛,再回北京就完全振作了起来。临别吃饭的时候,告诉大家,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大家各奔前程去吧。离开北大的时候,老远听见艺术系老师朱青生叫我,他问我去哪儿。我说我要去国外了,朱说,“好,王敖,我们就此别过!”几年后又遇到他,他大手一挥,来了句,“好,风采不减!”,老朱颇有情怀。

熊育竹毕业后投身金融投资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跟唐朝的首任主音吉他手郭怡广的公司比邻,没事儿就讨论怎么弹吉他。如今,熊已经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这几年,他和胡斌等人又在北京重组了乐队。曾经跟我们合作的鼓手祖辉毕业后当了律师,多年从事死亡金属的演出。

一晃10年过去了,每当好友的MSN头像换成了婴儿,我就知道又有人当爸爸了。近日有老同学建议我写写当年的事情,刚好放假有时间,就写了这篇。回想旧日时光,觉这么多年来,其实并无多少改变,我觉得自己高中刚毕业,来到昌平,看到斜月星光,拉着美妙的弧线模糊了我的视野。一切得失,本来就不会计较,唯一觉得惊心的,是时光的无法挽留。

北大的文科生比较浪漫,自视又高,所以走进社会以后很多人不适应。我们都有无数美好梦想,文有与天下才子争锋的气概,武也有路见不平,拔拳相向的勇敢。然而,这些年我也悟出一些道理。一个是要少喝酒,能不喝就不喝。还有一个,就是不能有自己怀才不遇的心理。社会不公平,自己更应该清醒和努力。否则文变成孔已己,武变成堂吉诃德,空有牢骚,一样阻碍社会进步。

记得有次跟葛兆光教授在波士顿的海边吃饭,他说,“一定不要以为现在是一个小时代,这是个大时代,你们这代人需要抓紧时间努力。”这话非常对,我远不到写回忆录的年纪,写下这些,无非是为了化过去为力量。

为纪念大学毕业十周年写于2009年6月
2016年6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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