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岁岁一二九，红轮倒转又从头。在大学中，对“一二 · 九” 运动的纪念远甚于对五四运动的纪念规模，全国各地高校都有 “一二 · 九” 革命歌曲合唱比赛等专题活动。而在当年的 “一二 · 九” 运动中，清华大学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正如五四运动中的北京大学一样。
清华 “一二 · 九” 运动的核心组织之一，是 1935 年 11 月在黄河水灾赈济会基础上成立的 “清华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其成员在当时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王学明、彭涛、姚依林、周小舟、蒋南翔等人的领导下，具体指挥了清华学生参与 “一二 · 九” 运动。同时，由于当时的北平学联（成立于 1935 年 11 月 18 日）为了避免城内学校遭到军警干预，把总部也设在清华，救国委员会实际上起到了学联核心的作用。
当时清华在校生主要是 1932 年到 1935 年的学生，按照老清华的习惯依次称为八级到十一级（因为清华 1925 年才开始招本科生，为第一级，以此类推），其中正在大二年级的清华十级是参与 “一二 · 九” 运动热情最为高涨的一级，姚依林即是十级学生。据梅贻琦校长 1936 年 2 月 26 日发表的通告：
该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委员黄诚、陈元等十一人本应立即开除学籍，姑念该生等事后已知深自引咎，特从宽每人记大过一次，以资做戒。
救国委员会委员似应有十一人。细考这十一个人，八级、九级、十一级各一人，十级有八人之多。而他们的命运也在此后历史大浪中起伏翻腾，走向各异，令人深思。下面，我们一一梳理一下他们的命运。
1、朱辉
朱辉原名周嘉祺，河北新城人，清华十级经济系学生，担任救国委员会主席。运动结束后，他在北平从事了一段时间地下工作，1939 年参加八路军，长期做部队思想工作。解放后调入空军，1962 年开始担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下设航空兵器研究所的首任所长。1984 年 4 月 23 日，航空工业部以该所为基础成立洛阳空空导弹发展中心。2001 年改称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朱辉于 1982 年离休，后担任沈飞集团公司顾问。
朱辉在当时学生领袖中并不出名，此后经历也无甚大起大落，为什么当时能够被选为救国委员会主席？原来是蒋南翔的一手安排。同为救国委员会委员的吴承明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说：
他（指蒋南翔）呢人很沉静，不多说话，像一个长者的样子，我是想他是个沉思型的人，九分要思索，一分才讲话。救国委员会是蒋南翔同志一手扶持的。这里边比如救国委员会主席是周嘉祺、后来叫朱辉，为什么要安排他做主席呢？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是一个好好学生，要是当时一些个活动的分子，恐怕通不过，所以请他做主席。
2、黄诚
比朱辉名气更大、此后在很多地方都以 “救国会主席” 名义出现的人物就是黄诚了，实际上他开始是副主席。黄诚也是清华十级的学生，初入地学系，后转历史系，在学校是有名的左派学生领袖，“一二 · 九” 当天他作为清华学生的领队率队进城游行。1936 年 2 月 29 日，军警入校搜捕学生领袖，他躲藏在冯友兰先生家中，作《亡命》诗：
茫茫长夜欲何之？银汉低垂曙尚迟。
搔首徘徊增愧感，抚心坚毅决迟疑。
安危非复今朝计，血泪拚将此地糜。
莫谓途艰时日远，鸡鸣林角现晨曦。
他被迫于 1936 年退学，转入中国大学国文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北平学联主席，成为北平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七七事变之后，他投身南方，首先在刘湘川军中活动，建立了党支部。1938 年在陈毅介绍下加入新四军，担任政治部秘书处长，叶挺军长称他是 “我们新四军里的交际家”。不想皖南事变爆发，他也被困皖南，突围时弹尽被俘，1942 年 4 月 23 日在上饶集中营被枪毙，时年 28 岁。
3、陈元
此陈元非陈云之子陈元，而是另有其人。他是福建闽侯人，担任救国会另一个副主席，是当时校内支持国民党的右派学生代表之一。他之所以能够当选，是蒋南翔搞统一战线思想的结果。吴承明回忆中提到说：
第一副主席是黄诚，黄诚那是很活跃的人物，大家都知道是左派的。而第二位副主席是陈元，陈元他不是国民党，但是他至少是国民党的同行者，因为他也有他的一派势力。所以救国会等于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但是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所以脑子里没有统一战线这么个概念。这个是南翔同志他组织的，结果选举就成功了，否则你人通不过，救国会建立不起来，这次运动在清华也动不了。
陈元后来中途辍学，就读于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这是蒋经国培养自己亲信的地方。因此陈元后来先短暂做过卫立煌的秘书，后来就到蒋经国处担任蒋经国的主任秘书。后来一路随蒋经国到了台湾，1955 年任国民党中央第三组副主任，负责海外党务。1967 年转入学界，任官办学术机构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兼经济召集人，1975 年改组为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续任原职。1977 年退休，任淡江大学教授兼国际经济研究社理事长。他与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的同班同学王升、李焕一道被外界一直视为蒋经国的嫡系亲信。
有趣的是，陈元也被一些人士视为中共秘密党员，因为他与同出身于清华（十二级）的熊向晖是好友，1947 年熊结婚时，他一手为熊操办的婚事，担任媒人，并请蒋经国做熊向晖的证婚人。因此，熊向晖的超级卧底身份暴露之后，他也被怀疑为中共党员，但并无实证。
4、陆璀
救国会委员陆璀的名声很大，想必读者对这位埃德加 · 斯诺笔下的 “中国的贞德” 都有着深刻印象。她是清华八级社会学系的学生，由于一张《大众生活》杂志封面的演讲照片而成为 “一二 · 九” 运动的象征人物。1936 年被清华开除之后，她先后入团、入党，出国从事革命宣传工作。1940 年回国，在中共华中局工作，建国后长期从事妇女和外交工作。直到去年才以百岁遐龄辞世。
陆璀另一个身份就有些鲜为人知了：她是饶漱石的妻子，在饶漱石被捕下狱后也曾入狱一年（1955 年），后来改嫁任弼时的秘书朱子奇。但她始终没有忘记饶漱石，2001 年还曾经专门致信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为饶漱石平反呼吁，其情甚殷：
党中央：
我是陆璀，中共党员。长期以来，有一件事像一块重铅压在我的心头，那就是饶漱石的问题。饶漱石于 1955 年 3 月因被指控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而被开除出党，同年 4 月，又以 “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头子” 的罪名被逮捕并判刑，至 1975 年病故狱中。
……旁的同志反映还有很多，而我却一直没有向中央提过，这是因为我有顾虑。首先是，因为看到建国以来的许多冤假错案都已平反，唯独高饶的事没有触动，我想，其中必有原因，我不愿意给党中央找麻烦；其次，我对此案的许多具体情况都不了解(原因见后)，怕空说无凭，又无法去查找党内资料;加之我缺乏党内斗争的经验，对许多复杂的情况难于分析理解。再者，我因受饶案的无辜株连，曾从 1955 年到 1956 年，又从 1967 年到 1973 年两次被逮捕入狱审查，先后达七、八年之久；我的女儿和我的其他亲属也曾为此长期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和影响。虽然最后组织上给了我彻底平反的结论，但仍不能不心有余悸。而今，我已 87 岁了，来日不长了。在众多同志的关心下，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而不应有什么顾虑。特别是看到经过总结 “文化大革命” 的严重错误和教训、纠正 “两个凡是” 和拨乱反正以后，我们的党是更加成熟，更加实事求是，也更加坚强了。出于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信任和信赖，我决定趁自己的脑子还没有完全老化之际，把自己的所知和想法，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反映。如有不确切或不妥之处，请中央给以批评指正。
我总的看法是：饶漱石是有一定错误的，但其性质不属于反党，更不是反革命，因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决不是敌我矛盾；对他的问题的定性定错了，处理太重了。所谓 “高饶反党联盟”，其实有无此事，值得重新考虑。恳切希望党中央组织力量对此案进行复查，再作出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结论。……
5、黄绍湘
另一位女性救国会委员是清华九级的黄绍湘，巧合的是，她也活了整整一百岁，去年刚刚离世。黄绍湘是湖南醴陵人，其父黄佑昌是国民政府的大法官，其弟黄宏嘉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她言辞犀利，人称 “小钢炮”，当时的右翼学生何炳棣在其《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还专门回忆起与黄绍湘的一段 “斗争往事”。与前面几位不同的是，运动结束之后，黄绍湘并没有离开清华，而是顺利于 1937 年毕业，毕业论文是在吴晗指导下研究明代盐法。
抗战爆发后，她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1943 年受中共南方局资助考取留美自费生，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美国史硕士。1947 年回国，成为了建国后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先驱，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2006 年成为社科院的荣誉学部委员。黄绍湘虽然没有脱离党组织，但后半生都在学术研究领域度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美国史，成为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6、华道一
华道一是十级学生，入学在化学系就读，在学生运动期间是重要的 “笔杆子”。1936 年底，因为在西安事变之后的学生运动中被误认为是共产党员而被迫离校。不过，当 1937 年清华南迁时，他随队来到长沙，顾毓琇教授大力支持他复学，于是他又重新回到清华学习，改入经济学数理统计专业学习，1939 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对于这一段经历，华道一在自传中写道：
我在 “一二九运动” 中被推向 “第一线”，被当作共产党员以致开除学籍，实在都是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的。我一九三四年进清华，原来只想专心求知，当一名 “好学生”。我中学毕业成绩是班级第一名，当年江苏全省中学毕业会考得第三名，考清华得第十名。我进清华志愿读化学系，记得大学一年级选读张子高教授 “普通化学” 课程的同学有一百多人，学年成绩得 “E” （Excellent，九十分以上）的只有三人（我记得是曹本熹、刘维勤和我）。曹、刘二位学长后来都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只有我，也许是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吧，学书学剑，白首无成，我至今引为遗憾。
文中提到的曹本熹后来当选中科院院士，刘维勤在北京医学院任教授。而华道一毕业后，由于自己思想上受到了前期积极投身运动的挫折，因此考虑找一个比较安定的职业，报考了上海海关的一个职位，在那里一直工作到解放，后来又在上海公交系统工作，1976 年年满六十岁退休。后来曾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1997 年因为脑溢血在家中去世。
7、陈其五
陈其五也是十级学生，原名刘毓珩，入学在哲学系学习。1936 年与黄诚等同时被开除，先到卫立煌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后来来到新四军工作。他的名字是在刘少奇的建议下改的：
1938 年 2 月，刘毓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受刘少奇的派遣，前往国民党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
“你的名字要改一下。” 刘少奇提醒他，“国民党对你的名字太熟悉了。”
“改什么好呢？”他问。
“你母亲姓什么？”刘少奇问道。
“姓陈。”
“那就取一个封建一点的名字，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刘少奇思索了一下，道：“就叫‘陈其五’吧。‘五世其昌’嘛！”
这样，刘少奇给他改了名字。从此以后，“陈其五”叫开来了，以致他的真名刘毓珩几乎很少为人所知。就连他的子女，也都姓陈。（引自：叶永烈《四人帮兴亡》“干掉陈其五”）
陈其五比黄诚幸运，没有经历皖南事变，一直从事政工和宣传工作。1946 年三野成立后任任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参加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初稿（后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瓦解国民党军起着重要的宣传作用。建国后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1962 年被张春桥攻击排挤去职下放，文革中又遭到迫害，1978 年平反恢复工作，1984 年因癌症过早地离世。
8、王天眷
王天眷是十级物理系学生，其父王卓是辛亥革命烈士，他入学时候就已经是党员了（他是 1912 年生人，1932 年在上海交大预科时入党）。来清华之前，他就在上海从事多年地下工作，并曾多次被捕入狱，可算是一位老革命了。何炳棣的回忆中还有他与王天眷因政见不合而开打的轶事。不过王天眷后来却没有投身革命，而是留在清华继续读书，毕业后更是留校任助教、教员等职。1947 年出国读物理学，先后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师从 196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激光之父” Charles H. Townes，并是后者发现激光的得力助手。Townes 在其著作 How the Laser Happened: Adventures of a Scientist （激光是如何发现的：一个科学家的探险）中回忆到：
第一台微波激射器一开始运作，我们立刻着手建造第二台，为的是把两台的频率相互核对。这时，王天眷也加入到我们小组中来，他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学生（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辐射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在工程上颇有经验。于是，我们在大约 6 个月内就有第二台投入运作了……我们于 1955 年 8 月在《物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微波激射器的更为详细的长文，向其它物理学家提供了有关它的奇妙性质的更加完全的资料……
王天眷是上述提到的论文第二作者。1958 年他改到法国工作，1960 年辗转回国，到中科院武汉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后任所长，是中国激光、波谱、原子核振荡等领域的开拓者。但文革中，他因历史关系复杂备受冲击，阻碍了他在学术上进一步发展。文革后推动中国物理学会波谱专业委员会的建立，并任主任委员直到 1988 年，1989 年病逝。
9、王永兴
王永兴也是十级学生，入学在中文系。他参与了救国会工作之后，随清华南迁到长沙。在长沙，他受陈寅恪先生感召，决定转入历史系学习，从此踏上文史研究的道路，成为陈先生门下得意弟子之一。后来他回忆起当年学习情景：
1934 年，王永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7 年 10 月，清华大学迁到长沙。王永兴和哲学系的同学徐高阮一起去听了陈寅恪的一堂唐史课，大为震撼。王永兴找到当时的教务长潘光旦，要求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此前，王永兴得过肺结核，住过一段时间医院。潘光旦对王永兴说：“你因为这病已经耽误了一年，要念五年大学，现在你要转系，就得念六年。你要考虑考虑。”王永兴说：“我考虑过，但是我愿意跟寅恪先生学习。”“选得很对，那就去念吧！”潘光旦笑道，“陈寅恪先生是‘教授之教授’。”
战局更为动荡，学校决定迁移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王永兴记得，当时陈寅恪住在青云街靛花巷，学生上课则在文林街北院，每天上课，就见陈寅恪抱着一包书，满头大汗进了教室，同学们几次要求去帮陈寅恪拿书，“老师是绝对不允许的”。写论文时，陈寅恪很认真地为王永兴修改，有一次，王永兴的文章中丢了一个字，陈寅恪说：“你不要以为丢了一个字没什么，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能少一个字吗？”
王永兴晚年长期在北大任教授，以弘扬陈寅恪义宁治学为己任，整理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主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深入研究陈寅恪先生治学方法，撰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这不禁令人想到，陈寅恪先生在 1954 年《对科学院的答复》提到的，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看法是否有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王永兴应当当之无愧地成为陈先生的学生。
10、吴承明
吴承明是清华十级，初入学是化学系，后来转到经济学系学习。在救国会中他是积极分子，因此 1936 年也被校方开除，转学到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后来随三校南迁来到昆明，1940 年毕业。1943 年，吴承明赴美留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47 年回国任上海交大、东吴大学教授等。建国后，他长期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成为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大家，2006 年入选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2011 年逝世。
吴承明在当年主事者中年纪较小，晚年在亲历者纷纷离世之后，他撰写了不少文章回忆当年学生运动情形，又担任清华十级校友联络组成员，为清华校友事业做了很多贡献。
11、彭国珩
彭国珩是年级最小的救国会委员，是 1935 年新入学的十一级物理系学生。1936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1 月离校参军，到山西开展抗日工作，后来在决死队二纵队担任宣传工作。1940 年，在回延安学习的路上牺牲，年仅二十五岁，是救国委员会委员中的另一位烈士。
彭国珩的个人事迹固然壮烈，但另一个不为人知的是他的家世。彭国珩的大哥名彭国彦，曾任国民政府二十年代的吴县县长等职。彭国彦的女儿叫彭令昭，后来她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笔名：林昭。
有位长者曾经把人的命运归结为两种因素：个人的奋斗和历史的行程。观察上面十一位清华人的人生轨迹，年轻时意气风发，之后却南辕北辙：有的中途牺牲，有的改弦更张，有的消沉意志，有的历久弥坚。同时代的清华人可以以他们为很好的代表，例如上述救国会委员有六人辍学它往，而清华十级当时也有约三分之一的同学提前离校、奔赴抗日前线。
大浪淘沙，物换星移，最终剩下的是他们做出的一个个选择和结果。掩卷而思，一个人的命运，固然由于种种机缘和历史而不能预测，但其范围却可以通过个人的选择来估计。同样是选择了革命道路，黄诚和陈其五发展的路径十分相似，但其结果却因为历史事件的不同（皖南事变）而翻天覆地，这不是历史的玩笑，而是求仁得仁的遗憾。没有选择革命道路的王天眷和王永兴，依然靠着自我奋斗在学术领域取得了成就。陆璀和黄绍湘两位世纪老人，正是在不同领域不断奋斗、战胜历史的代表。但既没有选择革命、也没有选择奋斗的华道一，则只能发出白首无成的感叹。
走笔至此，不禁要为那位长者的话加上注脚：一个人的命运，固然要靠自我奋斗，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前者决定了命运的上限，后者决定了命运的下限。风云变幻的时刻，历史的行程能够把人抛上云端、也能推进海底，但个人的奋斗最终决定了个人能够在云端停留多久，也给了推进海底的人重新生长的希望。我们今天纪念 “一二 · 九”，不可忘记他们为我们探索并揭示的人生经验，不可忘记他们鲜活的生命和灵魂。
公元前后汉朝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2016-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