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岁岁一二九,红轮倒转又从头。在大学中,对“一二 · 九” 运动的纪念远甚于对五四运动的纪念规模,全国各地高校都有 “一二 · 九” 革命歌曲合唱比赛等专题活动。而在当年的 “一二 · 九” 运动中,清华大学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正如五四运动中的北京大学一样。

清华 “一二 · 九” 运动的核心组织之一,是 1935 年 11 月在黄河水灾赈济会基础上成立的 “清华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其成员在当时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王学明、彭涛、姚依林、周小舟、蒋南翔等人的领导下,具体指挥了清华学生参与 “一二 · 九” 运动。同时,由于当时的北平学联(成立于 1935 年 11 月 18 日)为了避免城内学校遭到军警干预,把总部也设在清华,救国委员会实际上起到了学联核心的作用。

当时清华在校生主要是 1932 年到 1935 年的学生,按照老清华的习惯依次称为八级到十一级(因为清华 1925 年才开始招本科生,为第一级,以此类推),其中正在大二年级的清华十级是参与 “一二 · 九” 运动热情最为高涨的一级,姚依林即是十级学生。据梅贻琦校长 1936 年 2 月 26 日发表的通告:

该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委员黄诚、陈元等十一人本应立即开除学籍,姑念该生等事后已知深自引咎,特从宽每人记大过一次,以资做戒。

救国委员会委员似应有十一人。细考这十一个人,八级、九级、十一级各一人,十级有八人之多。而他们的命运也在此后历史大浪中起伏翻腾,走向各异,令人深思。下面,我们一一梳理一下他们的命运。

1、朱辉

朱辉原名周嘉祺,河北新城人,清华十级经济系学生,担任救国委员会主席。运动结束后,他在北平从事了一段时间地下工作,1939 年参加八路军,长期做部队思想工作。解放后调入空军,1962 年开始担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下设航空兵器研究所的首任所长。1984 年 4 月 23 日,航空工业部以该所为基础成立洛阳空空导弹发展中心。2001 年改称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朱辉于 1982 年离休,后担任沈飞集团公司顾问。

朱辉在当时学生领袖中并不出名,此后经历也无甚大起大落,为什么当时能够被选为救国委员会主席?原来是蒋南翔的一手安排。同为救国委员会委员的吴承明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说:

他(指蒋南翔)呢人很沉静,不多说话,像一个长者的样子,我是想他是个沉思型的人,九分要思索,一分才讲话。救国委员会是蒋南翔同志一手扶持的。这里边比如救国委员会主席是周嘉祺、后来叫朱辉,为什么要安排他做主席呢?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是一个好好学生,要是当时一些个活动的分子,恐怕通不过,所以请他做主席。

2、黄诚

比朱辉名气更大、此后在很多地方都以 “救国会主席” 名义出现的人物就是黄诚了,实际上他开始是副主席。黄诚也是清华十级的学生,初入地学系,后转历史系,在学校是有名的左派学生领袖,“一二 · 九” 当天他作为清华学生的领队率队进城游行。1936 年 2 月 29 日,军警入校搜捕学生领袖,他躲藏在冯友兰先生家中,作《亡命》诗:

茫茫长夜欲何之?银汉低垂曙尚迟。
搔首徘徊增愧感,抚心坚毅决迟疑。
安危非复今朝计,血泪拚将此地糜。
莫谓途艰时日远,鸡鸣林角现晨曦。

他被迫于 1936 年退学,转入中国大学国文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北平学联主席,成为北平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七七事变之后,他投身南方,首先在刘湘川军中活动,建立了党支部。1938 年在陈毅介绍下加入新四军,担任政治部秘书处长,叶挺军长称他是 “我们新四军里的交际家”。不想皖南事变爆发,他也被困皖南,突围时弹尽被俘,1942 年 4 月 23 日在上饶集中营被枪毙,时年 28 岁。

3、陈元

此陈元非陈云之子陈元,而是另有其人。他是福建闽侯人,担任救国会另一个副主席,是当时校内支持国民党的右派学生代表之一。他之所以能够当选,是蒋南翔搞统一战线思想的结果。吴承明回忆中提到说:

第一副主席是黄诚,黄诚那是很活跃的人物,大家都知道是左派的。而第二位副主席是陈元,陈元他不是国民党,但是他至少是国民党的同行者,因为他也有他的一派势力。所以救国会等于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但是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所以脑子里没有统一战线这么个概念。这个是南翔同志他组织的,结果选举就成功了,否则你人通不过,救国会建立不起来,这次运动在清华也动不了。

陈元后来中途辍学,就读于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这是蒋经国培养自己亲信的地方。因此陈元后来先短暂做过卫立煌的秘书,后来就到蒋经国处担任蒋经国的主任秘书。后来一路随蒋经国到了台湾,1955 年任国民党中央第三组副主任,负责海外党务。1967 年转入学界,任官办学术机构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兼经济召集人,1975 年改组为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续任原职。1977 年退休,任淡江大学教授兼国际经济研究社理事长。他与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的同班同学王升、李焕一道被外界一直视为蒋经国的嫡系亲信。

有趣的是,陈元也被一些人士视为中共秘密党员,因为他与同出身于清华(十二级)的熊向晖是好友,1947 年熊结婚时,他一手为熊操办的婚事,担任媒人,并请蒋经国做熊向晖的证婚人。因此,熊向晖的超级卧底身份暴露之后,他也被怀疑为中共党员,但并无实证。

4、陆璀

救国会委员陆璀的名声很大,想必读者对这位埃德加 · 斯诺笔下的 “中国的贞德” 都有着深刻印象。她是清华八级社会学系的学生,由于一张《大众生活》杂志封面的演讲照片而成为 “一二 · 九” 运动的象征人物。1936 年被清华开除之后,她先后入团、入党,出国从事革命宣传工作。1940 年回国,在中共华中局工作,建国后长期从事妇女和外交工作。直到去年才以百岁遐龄辞世。

陆璀另一个身份就有些鲜为人知了:她是饶漱石的妻子,在饶漱石被捕下狱后也曾入狱一年(1955 年),后来改嫁任弼时的秘书朱子奇。但她始终没有忘记饶漱石,2001 年还曾经专门致信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为饶漱石平反呼吁,其情甚殷:

党中央:

我是陆璀,中共党员。长期以来,有一件事像一块重铅压在我的心头,那就是饶漱石的问题。饶漱石于 1955 年 3 月因被指控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而被开除出党,同年 4 月,又以 “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头子” 的罪名被逮捕并判刑,至 1975 年病故狱中。

……旁的同志反映还有很多,而我却一直没有向中央提过,这是因为我有顾虑。首先是,因为看到建国以来的许多冤假错案都已平反,唯独高饶的事没有触动,我想,其中必有原因,我不愿意给党中央找麻烦;其次,我对此案的许多具体情况都不了解(原因见后),怕空说无凭,又无法去查找党内资料;加之我缺乏党内斗争的经验,对许多复杂的情况难于分析理解。再者,我因受饶案的无辜株连,曾从 1955 年到 1956 年,又从 1967 年到 1973 年两次被逮捕入狱审查,先后达七、八年之久;我的女儿和我的其他亲属也曾为此长期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和影响。虽然最后组织上给了我彻底平反的结论,但仍不能不心有余悸。而今,我已 87 岁了,来日不长了。在众多同志的关心下,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而不应有什么顾虑。特别是看到经过总结 “文化大革命” 的严重错误和教训、纠正 “两个凡是” 和拨乱反正以后,我们的党是更加成熟,更加实事求是,也更加坚强了。出于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信任和信赖,我决定趁自己的脑子还没有完全老化之际,把自己的所知和想法,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反映。如有不确切或不妥之处,请中央给以批评指正。

我总的看法是:饶漱石是有一定错误的,但其性质不属于反党,更不是反革命,因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决不是敌我矛盾;对他的问题的定性定错了,处理太重了。所谓 “高饶反党联盟”,其实有无此事,值得重新考虑。恳切希望党中央组织力量对此案进行复查,再作出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结论。……

5、黄绍湘

另一位女性救国会委员是清华九级的黄绍湘,巧合的是,她也活了整整一百岁,去年刚刚离世。黄绍湘是湖南醴陵人,其父黄佑昌是国民政府的大法官,其弟黄宏嘉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她言辞犀利,人称 “小钢炮”,当时的右翼学生何炳棣在其《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还专门回忆起与黄绍湘的一段 “斗争往事”。与前面几位不同的是,运动结束之后,黄绍湘并没有离开清华,而是顺利于 1937 年毕业,毕业论文是在吴晗指导下研究明代盐法。

抗战爆发后,她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1943 年受中共南方局资助考取留美自费生,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美国史硕士。1947 年回国,成为了建国后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先驱,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2006 年成为社科院的荣誉学部委员。黄绍湘虽然没有脱离党组织,但后半生都在学术研究领域度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美国史,成为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6、华道一

华道一是十级学生,入学在化学系就读,在学生运动期间是重要的 “笔杆子”。1936 年底,因为在西安事变之后的学生运动中被误认为是共产党员而被迫离校。不过,当 1937 年清华南迁时,他随队来到长沙,顾毓琇教授大力支持他复学,于是他又重新回到清华学习,改入经济学数理统计专业学习,1939 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对于这一段经历,华道一在自传中写道:

我在 “一二九运动” 中被推向 “第一线”,被当作共产党员以致开除学籍,实在都是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的。我一九三四年进清华,原来只想专心求知,当一名 “好学生”。我中学毕业成绩是班级第一名,当年江苏全省中学毕业会考得第三名,考清华得第十名。我进清华志愿读化学系,记得大学一年级选读张子高教授 “普通化学” 课程的同学有一百多人,学年成绩得 “E” (Excellent,九十分以上)的只有三人(我记得是曹本熹、刘维勤和我)。曹、刘二位学长后来都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只有我,也许是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吧,学书学剑,白首无成,我至今引为遗憾。

文中提到的曹本熹后来当选中科院院士,刘维勤在北京医学院任教授。而华道一毕业后,由于自己思想上受到了前期积极投身运动的挫折,因此考虑找一个比较安定的职业,报考了上海海关的一个职位,在那里一直工作到解放,后来又在上海公交系统工作,1976 年年满六十岁退休。后来曾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1997 年因为脑溢血在家中去世。

7、陈其五

陈其五也是十级学生,原名刘毓珩,入学在哲学系学习。1936 年与黄诚等同时被开除,先到卫立煌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后来来到新四军工作。他的名字是在刘少奇的建议下改的:

1938 年 2 月,刘毓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受刘少奇的派遣,前往国民党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

“你的名字要改一下。” 刘少奇提醒他,“国民党对你的名字太熟悉了。”

“改什么好呢?”他问。

“你母亲姓什么?”刘少奇问道。

“姓陈。”

“那就取一个封建一点的名字,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刘少奇思索了一下,道:“就叫‘陈其五’吧。‘五世其昌’嘛!”

这样,刘少奇给他改了名字。从此以后,“陈其五”叫开来了,以致他的真名刘毓珩几乎很少为人所知。就连他的子女,也都姓陈。(引自:叶永烈《四人帮兴亡》“干掉陈其五”)

陈其五比黄诚幸运,没有经历皖南事变,一直从事政工和宣传工作。1946 年三野成立后任任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参加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初稿(后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瓦解国民党军起着重要的宣传作用。建国后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1962 年被张春桥攻击排挤去职下放,文革中又遭到迫害,1978 年平反恢复工作,1984 年因癌症过早地离世。

8、王天眷

王天眷是十级物理系学生,其父王卓是辛亥革命烈士,他入学时候就已经是党员了(他是 1912 年生人,1932 年在上海交大预科时入党)。来清华之前,他就在上海从事多年地下工作,并曾多次被捕入狱,可算是一位老革命了。何炳棣的回忆中还有他与王天眷因政见不合而开打的轶事。不过王天眷后来却没有投身革命,而是留在清华继续读书,毕业后更是留校任助教、教员等职。1947 年出国读物理学,先后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师从 196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激光之父” Charles H. Townes,并是后者发现激光的得力助手。Townes 在其著作 How the Laser Happened: Adventures of a Scientist (激光是如何发现的:一个科学家的探险)中回忆到:

第一台微波激射器一开始运作,我们立刻着手建造第二台,为的是把两台的频率相互核对。这时,王天眷也加入到我们小组中来,他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学生(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辐射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在工程上颇有经验。于是,我们在大约 6 个月内就有第二台投入运作了……我们于 1955 年 8 月在《物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微波激射器的更为详细的长文,向其它物理学家提供了有关它的奇妙性质的更加完全的资料……

王天眷是上述提到的论文第二作者。1958 年他改到法国工作,1960 年辗转回国,到中科院武汉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后任所长,是中国激光、波谱、原子核振荡等领域的开拓者。但文革中,他因历史关系复杂备受冲击,阻碍了他在学术上进一步发展。文革后推动中国物理学会波谱专业委员会的建立,并任主任委员直到 1988 年,1989 年病逝。

9、王永兴

王永兴也是十级学生,入学在中文系。他参与了救国会工作之后,随清华南迁到长沙。在长沙,他受陈寅恪先生感召,决定转入历史系学习,从此踏上文史研究的道路,成为陈先生门下得意弟子之一。后来他回忆起当年学习情景:

1934 年,王永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7 年 10 月,清华大学迁到长沙。王永兴和哲学系的同学徐高阮一起去听了陈寅恪的一堂唐史课,大为震撼。王永兴找到当时的教务长潘光旦,要求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此前,王永兴得过肺结核,住过一段时间医院。潘光旦对王永兴说:“你因为这病已经耽误了一年,要念五年大学,现在你要转系,就得念六年。你要考虑考虑。”王永兴说:“我考虑过,但是我愿意跟寅恪先生学习。”“选得很对,那就去念吧!”潘光旦笑道,“陈寅恪先生是‘教授之教授’。”

战局更为动荡,学校决定迁移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王永兴记得,当时陈寅恪住在青云街靛花巷,学生上课则在文林街北院,每天上课,就见陈寅恪抱着一包书,满头大汗进了教室,同学们几次要求去帮陈寅恪拿书,“老师是绝对不允许的”。写论文时,陈寅恪很认真地为王永兴修改,有一次,王永兴的文章中丢了一个字,陈寅恪说:“你不要以为丢了一个字没什么,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能少一个字吗?”

王永兴晚年长期在北大任教授,以弘扬陈寅恪义宁治学为己任,整理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主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深入研究陈寅恪先生治学方法,撰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这不禁令人想到,陈寅恪先生在 1954 年《对科学院的答复》提到的,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看法是否有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王永兴应当当之无愧地成为陈先生的学生。

10、吴承明

吴承明是清华十级,初入学是化学系,后来转到经济学系学习。在救国会中他是积极分子,因此 1936 年也被校方开除,转学到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后来随三校南迁来到昆明,1940 年毕业。1943 年,吴承明赴美留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47 年回国任上海交大、东吴大学教授等。建国后,他长期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成为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大家,2006 年入选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2011 年逝世。

吴承明在当年主事者中年纪较小,晚年在亲历者纷纷离世之后,他撰写了不少文章回忆当年学生运动情形,又担任清华十级校友联络组成员,为清华校友事业做了很多贡献。

11、彭国珩

彭国珩是年级最小的救国会委员,是 1935 年新入学的十一级物理系学生。1936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1 月离校参军,到山西开展抗日工作,后来在决死队二纵队担任宣传工作。1940 年,在回延安学习的路上牺牲,年仅二十五岁,是救国委员会委员中的另一位烈士。

彭国珩的个人事迹固然壮烈,但另一个不为人知的是他的家世。彭国珩的大哥名彭国彦,曾任国民政府二十年代的吴县县长等职。彭国彦的女儿叫彭令昭,后来她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笔名:林昭。

有位长者曾经把人的命运归结为两种因素:个人的奋斗和历史的行程。观察上面十一位清华人的人生轨迹,年轻时意气风发,之后却南辕北辙:有的中途牺牲,有的改弦更张,有的消沉意志,有的历久弥坚。同时代的清华人可以以他们为很好的代表,例如上述救国会委员有六人辍学它往,而清华十级当时也有约三分之一的同学提前离校、奔赴抗日前线。

大浪淘沙,物换星移,最终剩下的是他们做出的一个个选择和结果。掩卷而思,一个人的命运,固然由于种种机缘和历史而不能预测,但其范围却可以通过个人的选择来估计。同样是选择了革命道路,黄诚和陈其五发展的路径十分相似,但其结果却因为历史事件的不同(皖南事变)而翻天覆地,这不是历史的玩笑,而是求仁得仁的遗憾。没有选择革命道路的王天眷和王永兴,依然靠着自我奋斗在学术领域取得了成就。陆璀和黄绍湘两位世纪老人,正是在不同领域不断奋斗、战胜历史的代表。但既没有选择革命、也没有选择奋斗的华道一,则只能发出白首无成的感叹。

走笔至此,不禁要为那位长者的话加上注脚:一个人的命运,固然要靠自我奋斗,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前者决定了命运的上限,后者决定了命运的下限。风云变幻的时刻,历史的行程能够把人抛上云端、也能推进海底,但个人的奋斗最终决定了个人能够在云端停留多久,也给了推进海底的人重新生长的希望。我们今天纪念 “一二 · 九”,不可忘记他们为我们探索并揭示的人生经验,不可忘记他们鲜活的生命和灵魂。

公元前后汉朝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2016-12-04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