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秋天，中国商人们住在拥挤凌乱的上海城厢，卖竹杆的小贩在弄堂间兜售着这种最具上海特色的日用品，每家每户都要上备好几根。勤劳的主妇们必须赶在下一场秋雨到来之前抓紧洗涤，于是无数根挂了衣物的竹竿从各家各户的窗口伸出来，把弄堂上空的天际占得满满当当。
在弄堂里漂荡的，原先主要是广东白话和潮州话，随着太平天国的兵锋掠近，越来越多的难民涌来，苏州话和宁波话不知不觉成了主流，混合成一种新的方言，当代上海人骄傲地称之为＂沪语＂。
这里十几年前还几乎没有农业，城外一片荒芜。二十几万居民主要靠暹罗和安南进口的大米为生，但难民的数量在几年内便超了上来，他们在城外搭起窝篷，开垦荒地，几十公里范围内阡陌水网纵横，金灿灿好一片秋色。难民亦分三六九等，广东人擅长在洋人那里讨生活；宁波人住城厢内经商；苏州人在城外圈地务农；因黄河泛滥逃来的苏北、皖北、山东、河南难民，只好在码头上充当苦力。同乡之间相互照应垄断某一行当，久而久之，格局渐渐形成。
（外滩英租界）
黄浦江外滩是干净、整洁的英租界，这里宽敞而优雅，虽然租界内各省难民的人数已数百倍于外国人，但此时华人在租界市政委员会――工部局里仍未有董事席位。工部局由各国的侨民：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们选出。此外还有大量过客――上岸纵情作乐的水手，主要是马尼拉人和印度人，随着商船来来去去，短暂停留。英法联军的一支分队也驻防在此，奉行＂武装中立＂政策，保护任何一国外侨身家产业安全。通俗地说，所谓＂武装中立＂就是：太平军不来，他们也不去找太平军麻烦；太平军来，他们就开打。
大抵上，来自天涯海角的外国人能做到团结并相互扶持，而有个家伙却四处受鄙夷。这位＂尼加拉瓜粗鲁的伙计＂名叫华尔，一位准备重拾正经行当的失意雇佣兵。他来中国本是在商船上充当海员，而此间的乱事又将他拉回到了雇佣兵的旧行当。作为近代文明打入中国旧秩序最可悲的楔子，他的出现将极大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外交官们通过条约、商人们通过贸易，传教士们苦心经营科学、文化、教育、医疗事业，一直在寻找改变这个帝国，使之融入十九世纪世界秩序的楔机，却无可奈何。专制政权对融入世界不感无趣，他们热衷的是划地称王称霸，倒是近代技术的一个衍生物――毁灭性的暴力，与之颇能投缘。如果能垄断这种力量，将使专制政府获得对人民的绝对暴力优势，更加轻而易举地驾驭和奴役人民而不必再过多地依赖宗法体系。所谓＂力量不能及之处，宗法可以及之。＂反过来则可以说：＂当力量强大之时，宗法变得可有可无。＂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真正终结皇帝龙椅的不是民主思想的传入而是武器，因为有了强大的暴力机器，专制者便不必再苦心地打造皇权神话。
这根楔子，对中国的专制体制究竟是起到了瓦解作用？还是强化了它？恐怕仍需要一番思量。当我们对比欧洲近代历史时会发现：在西方，枪首先出现在民间，研发新武器的技术也一直由民间掌握，热兵器的出现首先强化的是人民而不是统治者，统治者主动或者被迫地与拥有暴力后盾的人民寻求妥协和解的情形，在近代欧洲历史上比比皆是。但在中国却截然不同，它们在绝大部份时间里被垄断在统治者手中，其出现不仅没有使人民获得强化，反倒是在升级了暴力手段的政府面前变得更加弱势。
（华尔）
华尔的洋枪队原先由上海富商杨坊赞助，似乎可以归为商业保安队一类，不过中国的情况并不能拿西式名词来一概照搬。在中国，商人或主动或被迫地与政府勾结在一起，这不是简单的个人利益勾结，而是整个商人阶层对官府的依附。它至少包涵两层涵意：如果不接受官府各种名目的盘剥，生意很可能就会倒掉；和官府搞好关系做官家买卖，则暴利滚滚而来。每一个＂成功＂的商人背后必有盘根错节的官场背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商＂，他们的风险主要来自官场的权斗而非商业运作，后台完蛋之后落得黄粱一梦。如果不能成功玩转险恶的官场，那么即便是罗斯柴尔德托生，恐怕也只能在中国练一辈子地摊的份。杨坊不仅在江苏巡抚衙门、上海道台衙门关系活络，自己还捐了个候补同知，是个朝廷命官。因此洋枪队为杨坊服务，实际上就是为清政府服务。无论如何，在上海的外国人眼中，华尔＂为世界上最腐败的政权卖命＂的恶名是坐实了。
华尔的队伍起初由开小差的水手和英军逃兵组成，他鼓动士兵和水手逃亡，令商人、外国领事和英军舰队司令何伯大为光火。他的队伍待遇优渥：士兵月薪一百美元；攻下一座太平军控制县城，能获得官府奖励白银85000两，州府则140000两，苏杭这样的大城市另议；战胜还有大量的战利品可捞。
中国人迷信洋人身上有邪气，因此一见到洋人，还未交战便纷纷逃散。太平军却不信这份邪，他们在洋枪队的攻势下顽强抵抗并不退缩，洋枪队虽有胜绩但赢得并不轻松，多次死伤过半。他们玩命进攻上海附近的淞江、青浦等地，需要不断地胜利以获取资财来给自己补血。攻下后移交给清军，清军丢掉之后他们再抢回来。靠着一位在沪马尼拉阔少的赞助，华尔在一次次重创之后又组织人马卷土重来。但在一次进攻青浦的战斗中，太平军不仅打得很准而且战术组织严密有序，洋枪队狼狈败走，几近覆没，华尔自己也受了重伤。上海的外国人圈子里幸灾乐祸地传播着他已挂掉的谣言。他的霉运还不算结束，英军舰队司令何伯以他＂怂恿英国士兵逃亡＂为由把他抓了起来，监管在一艘船上。但华尔却成功制造了一场落水救人的混乱，并趁乱跳进一条早已准备好接应的小船中逃之夭夭。
美国领事宣布将华尔永远逐出中国，他在中国的事业看起来已经到头。可华尔又岂肯放过在这个虚弱而庞大帝国＂建功立业＂的机会？在全世界，这样的机会能有几次？而且他已经有了一个更加周详的计划。他得到情报：原来英军中尉萨维奇当了逃兵并投靠了太平天国，他帮助李秀成按西式方法训练着一支军队。洋枪队在青浦的惨败就是拜这支军队所赐。既然萨维奇可以把中国人训练成优秀的士兵，那么自己同样可以。中国士兵并不需要巨额的军饷，如此一来，他可以把军费用在置备军舰和大炮方面，如果能把中国人成功训练成优秀战士，他将拥有一支海陆军队。
现在，想要继续在中国冒险他只有投靠中国人，才能免于美国法律的制裁。他短暂跑到日本去躲了几天风头很快重回上海，找他的雇主和名义上的岳父杨坊。当他大摇大摆重新出没于上海外国人圈子，美国领事要逮捕并驱逐他时，华尔不无得意地宣告：现在自己已经归化为大清臣民，美国法律在他身上已经失去了约束力！
（常胜军在训练中）
华尔的队伍很快重新开张，3000中国人入伍，外国人担任军官。他的军队身着欧式军装，用英文发号施令，上午训练，下午放羊。他部下一位军官写道：＂中国人练都成了神枪手，他们熟练地使用普鲁士来福枪和英国滑膛枪，严守战术纪律……刚开始接触大炮时还有点害怕，很快就操作自如了，他们打得很准。＂华尔购置和包租了几艘炮舰，还有大小运输船，更让他高兴的是：他最担忧的对手萨维奇中尉死了。太平军支柱倒塌，重新变成一群没有战术素养、缺乏有效指挥的乌合之众，就算买再多的军火亦无济于事。从此，洋枪队开始百战百胜。
当李鸿章来到上海，马上将华尔的队伍收编为一支正式的中国军队，洋枪队更名＂常胜军＂。华尔和杨坊被任命为管带，杨坊并不管事，但捏着钱饷。华尔被授三品顶戴，恩赏花翔。在中国，华尔的官阶为＂副将＂，比总兵低一级，大抵可以翻译为＂中校＂。但在外国人圈子里，华尔俨然以＂中国海军司令＂自居，部下们称其为＂华尔将军＂。一年前那个＂粗鲁的伙计＂如今自信满满地坐在各国领事们面前，一改平日拮据节俭的形象，挥金如土。尽管仍有许多人批评他：＂存在的性质可疑；追求的目标令人厌恶；庇护和效命的对象可憎。＂但他已经是位＂成功人士＂，他打退了太平军对上海的威胁，几十万人的身家财产免于洗劫，这个国家的商业体系免于灭顶之灾。中国士大夫信奉以农为本，但在欧洲人眼中，商业系统才是国家命脉所在，保全上海意味着保全了重建中国的希望。人们可以继续讨厌华尔，但随着太平天国的真相被揭开，他们必须承认自己从华尔的奋战中受益良多这一事实。清廷腐败愚蠢令人厌恶，但太平天国＂与一切人类为敌＂。
常胜军继续步步收复失地，他们的炮舰在江南错综复杂的水网上没有遇上有力的抵抗，太平军的舰队望风披糜。昔日猛兽如今沦为猎物，只能驾小船躲在河湾里偷偷侦察，被发现后立刻逃走。失去了对水路的控制，李秀成渐渐只有招架之功。
（身着黄马褂的华尔画像）
尽管华尔已经归化，中国人却从未将他当成自己人，李鸿章等人的奏折中仍称他为＂夷酋＂。他在给皇上的奏折中报怨华尔＂该夷至今留有长发，亦不来臣府上请安……然臣对夷人之不拘小节并不耿耿于怀。＂朝廷回应说：＂不妨时常小有赏赐＂。从李鸿章的诸多奏折中看，他对华尔整个上海＂夷情＂的判断似乎发生了极大的偏差，他把华尔当成是上海洋人们的领袖：＂沪上诸夷无不俯首听命。＂于是朝廷认为操控住华尔就能操控整个上海的洋人。一些小恩小惠的赏赐、在华尔身边布置掣肘，便可将诸夷玩弄于股掌之间。
而华尔则有自己雄心勃勃的计划：将军队扩充至25000人，直接从欧洲兵工厂购置最先进的军舰，而不是从二道军火贩子那里买昂贵的二手货。大约十万两百银就可以订购一支崭新的舰队，把整条长江牢牢控制在手。他还要建立军官学校和航海学校，只要自己能支配一笔钱，他完全可以干成大事。他通过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战，由自己率领常胜军进攻南京：先修筑一条围城长壕配以堡垒不教太平军逃走，再堆几座人造土山持续不断炮击城内，南京城防很快就会瓦解。条件是他要一半的战利品。
这个提议被拒绝后，华尔转而谋求攻占宁波。1862年秋天，在进攻宁波外围门户慈溪的战斗中，华尔依旧手执一根文明棍出现在战线最前沿。他低声说了一句：＂我中弹了。＂他曾多次受伤，身上数不清的弹孔和金创，至少十几次命悬一线却起死回生，传闻中这是个拥有不死之身的男人。但这一次他没有熬到天亮，便死了，年三十整。
原创：小戎在望 修戈待袍泽 2019-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