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真是千奇百怪。有些人过得很有规划,在每个年龄段都会制订出一些具体目标,过了一段时间作一次总结;有些人则随遇而安,过得很随性。谭其骧先生(1911.2.25—1992.8.28)少年成名;他16岁读大学,20岁读研究生,22岁硕士毕业;在同龄人刚读本科的时候,他就登上了大学讲台。他从大三开始对移民史产生兴趣,硕士论文就是那篇迄今仍广受称道的《湖南人由来考》;1932年初登大学讲坛教的是《中国沿革地理》;1934年春,又协助顾颉刚先生创办“禹贡学会”。可以说,他很早就与历史地理结下了不解之缘。禹贡学会提出了若干项宏伟的学术目标,诸如编绘历史地图、编撰地名辞典、整理历代地理志等。谭先生这一代禹贡学会会员后来基本上沿着这些目标在分头拓进。然而综观谭先生一生,实在不能说他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人。

1980年代,报刊上发表了若干篇关于谭先生的文章,谈到未来的工作,都说,他计划写一本《中国历史地理概论》。当时我还在读本科,正准备考历史地理的研究生,看到这个消息,那叫一个引领期盼。到若干年后我跟他念书,才知道这本书他其实并没有写。凡对他了解较深的人应该都能想象,写这种书,以他的才性根本就不可能。

我感觉,谭先生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能票戏,能喝酒。听戏是1930年代他在旧京北平滞留期间养成的嗜好。由听戏而与朋友一起学唱昆曲。1934年陆宗达先生的祖母80大寿,在家演戏;谭先生与朱家溍先生同台演《长生殿》之《闻玲》,饰唐明皇一角。之后虽然再没有粉墨登场,但在京、沪两地都经常参加一些曲友的聚会(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3页)。谭先生对昆曲以及其他戏曲的爱好持续终生。喝酒则主要是少壮宜努力之事。1946年9月初,在浙大复员离开遵义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谭先生与陈乐素先生等四人喝光了四瓶茅台,谭先生包办了一瓶多。此事虽然空前而绝后,但由此可见谭先生的酒量。哀乐中年时,住在复旦的谭先生经常一个人跑到五角场去喝酒,多次沉醉不知归路。

在很多方面,谭先生都表现出了相当强的艺术气质。他的字写得很漂亮,特别是硬笔字。风流倜傥,文质彬彬,秀雅到不可方物。毛笔字平时写得少,用笔稍显生涩,然而也很有味道。文人字,耐看。他的文章也很精致。不花哨,可是造意深刻,风神俊爽,措辞渊雅,几乎找不到冗余的字句。当然更不可能有粗率的表达。据说谭先生的讲演也极精彩,可惜余生已晚,只能根据以前亲历者的描述来想象其风神。不过听他平常讲话,能感觉他的语言很引人入胜。

艺术需要才情。才人做事,自不免有一些异于常人的招数。葛剑雄先生撰文比较顾颉刚先生与谭先生的个性差异,曾引述顾先生给谭先生的信,中间有告诫谭先生“千万不可染江浙人之名士气”之语(见所著《往事与近事》,三联书店1996年版;其内容又见上引《谭其骧前传》)。此信写于1932年底(见《顾颉刚书信集》卷2,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50页),其时顾先生与谭先生相知尚不甚深。这是一个对于理解谭先生极有助益的观察视角。我辈作为谭先生学生,无论自我标榜如何客观,事实上总未免有情,未免带有一种仰视的目光。唯其如此,谭先生工作中某些不足和遗憾,我们总能自觉不自觉地比旁人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应该承认,这从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向谭先生提出商榷和质疑的可能性。以前谭先生曾撰文说,他读研究生时可以就两汉州制问题跟顾先生商榷,而他却没有培养出这样跟他商榷的学生,由此可见顾先生是一个更好的老师云云,其实情况不完全一样。顾先生对谭先生的上述告诫,应该可以反映在一般人眼里,谭先生多少是有一些热爱生活的“名士气”的。

顾先生是个异数。他作为苏州人,却不喜欢江浙名士的做派。他对谭先生提出上述谆谆告诫,实在是担心他不能“以坚忍习苦自励”,只是“以生活之舒适为目标”,故而痛切地教导谭先生:“我们除了对于所业鞠躬尽瘁之外更有何道可走”。时过两年,他俩发起禹贡学会,编辑《禹贡》半月刊,顾先生才慢慢地发现,谭先生更让他受不了的,不是不能“以坚忍习苦自励”、“对于所业鞠躬尽瘁”,而是另一个问题,做事情太拖拉。谭先生总是以一种对待艺术的态度来对待学术,追求完美,以致完全没有“工程”概念。

1935年3月中下旬,顾先生给谭先生写过两封长信,长度都超过三千字(《顾颉刚书信集》卷2,第551—560页)。中间谈到许多事情,核心是两件:编辑《禹贡》半月刊,编撰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葛剑雄先生已经在上述文中对此作了详尽说明,其中还包含了谭先生本人的阐释。在我看来,顾先生和谭先生之间的差异其实就是一位工程师与一位艺术家的差异。顾先生把这些事当工程做,刻日计功。既然如此,那就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先干起来再说。而谭先生把这些事当艺术,这样,不可以,那样,也不可以。既然不可以,那么急干什么,不如拖着慢慢做——在他人看来,可不就是不做?为此双方都感到很苦恼。

顾先生确实是个难得的好老师。他认识到谭先生的个性以后,一方面是推心置腹地与谭先生长谈,从学术理想到现实处境。读顾先生写给谭先生的那几封信,我想很多人都会理解为何传统中国人要将“师”与“天地君亲”一起敬在神龛上。另一方面,他对谭先生也给予了极大的尊重和宽容。编《禹贡》谭先生不能“任此繁剧”,顾先生自己披挂上阵;《沿革史》的编撰,顾先生后来找史念海先生合作。令人感慨的是,谭先生这种做事的态度,到后来竟一直没有变。非但没有变,而且有每下愈况之势。

最典型的就是编那部学界简称“谭图”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了。此事开张时,主事者希望尽快完工,以为只要将杨守敬《中国历代舆地图》(简称“杨图”)上的历史数据移植到现代中国底图上,一年时间就差不多了。因此将谭先生从复旦借调到北京,住在招待所里。一年时间过去,只是摸了摸底。配助手,搭班子,以为三五年可以蒇功。各方面施压,谭先生各种坚持,到最后彻底铺开,调动全国各相关单位的力量,开展大协作。待到内部本出版,已经是1974年。再后来修订公开发行,又是各方面压力重重,谭先生坚持得愈发固执,硬是拖到1987年才最终按照他的意见全部出齐。

应该说,谭先生是幸运的,在那样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凭着尚方宝剑,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先后调动上百人的力量,一个项目延续了二十多年。基本上属于慢工出细活。放到现时代,那样的工效、那样的工期,完全不可想象。只可怜毛润之老先生,他老人家就想读一部比杨图更好的历史地图集,等了那么久,居然到死都没有看到。

尽管编图的过程拖了那么久,《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谭先生对它仍有诸多不满意。他一再对我讲,那套图是特殊时期的产物,只能当参考,不能作依据。1991年春他要我做个作业,摸一摸两湖的政区沿革。我给他交了一篇一万多字的稿子。开始他批阅得很认真;到了第二部分,他发现我的论述与谭图线索基本上一致,以为我没读原始资料,只是看了看谭图。他大不高兴,就此停住批阅。见面时很严肃地批评我说,做政区沿革,一定要认真读历代正史地理志。我觉得他误会了,连忙声辩:那些正史地理志我确实是读过的,只是写作水平还不够。谁知他愈发生气,声色俱厉地说:“不要狡辩,我老头子没有那么好骗的!”

我一直自居为一个好学生,那天的事确实存在误会;但谭先生的心情,我当时就充分理解,无比感激。走出他家门时,我拭去热泪。先生的为人为学,让我又有了新的体验和感悟。

谭先生曾不无自得地对我讲,他从来没有被催过稿子。这句话我当然知道不能光从字面理解。据我所知,他很多文章其实都是在编辑的一再催促下催出来的。甚至曾有过编辑在他家坐等的情事。此话的真实含义是,他从没有为贪多图快而写过自己不以为然的稿子。这样来理解,才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我常想,如果谭先生生活在现在,会是怎么一个样子?实在是不好说。只能肯定一点:八册《中国历史地图集》肯定是不可能编出来的。

澎湃新闻
2016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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