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原载《上海文学》2010年第7期,是毛尖女士对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的个人回忆。其中记述诸人诸事,如其所言,好些都“逐渐进入历史”。然而,笔尖流转间,依然难掩那个诗歌与文学之时代的辉煌。而今时代洪潮湮没,有意义或无意义,难以言说;一如青春往去,没有人看见水底下青草生长。

常常我想不清楚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的那些年,究竟是宝藏还是伤口。1988年夏天来到上海,除了中间三年跑去香港读博士,我一直呆在华东师大。丽娃河两边每一寸土地,我都走过。

本科我读的外语系,男女生比例大约是五比一,而当时的中文系,男女比例还不像现在这样失调,我们到文史楼上课,看人家教室阴阳得当,就有些嫉妒。后来我立志考中文系研究生,同屋嘲笑我是养生去的。不过,玩笑归玩笑,我在中文系读研究生那几年,确是我求学生涯中最难忘的时光。

事实上,在八十年代,对中文系没热情几乎不可能。校园广告栏上都是和文学有关的讲座,大小社团也都文艺腔,在活动中心跳舞,被人问以后打算去大公司做吗,你会反思是不是自己气质特庸俗。那些年,是风流之徒的最好年华,他们用诗歌为自己担保,使得对里尔克动情的女生后来都有一段和校园诗人的莫名恋情。

校园诗人非常多,而且有一半不是在册学生。那些年,宿舍管理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一个寝室八张床,长期睡九个也很正常,至今我还觉得奇怪,那种乱而不淫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又是如何消失的。大二的时候,我住过一年的大寝室,十四个人一个屋,吃过晚饭,不谈恋爱的出门夜自习,谈恋爱的上门夜自习,晚上我们回寝室,但见蚊帐飘荡,嘈嘈切切,想起我们的写作老师、现代派诗人宋琳的名言,“越喝越渴”,我们对饮鸩止渴之徒也就有了同情。有一次,同屋的一个老乡跑来说,他们学校最近抓了一个宿舍,户籍八人,搜出十三,而且有男有女!

我们对她的消息反应不强烈,她自叹自唱:“堕落啊堕落!”我至今记得她扼腕痛惜状,一边大口地吸爆炒螺蛳。不过,在那个时代,“堕落”似乎有它的正面意义,女孩还没有掌握身体的方法论,男孩也不懂得肉身会有价,所以,从身体开始的爱恋,常常又以身体结束,流泪的流泪,流血的流血。六点钟的寝室,晨跑的同学突然也会带回一个消息,五楼日语系的一个女生自杀了,是上吊!

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她失恋。在那个年代,除了爱情能突破身体的极限,其他,还有什么呢。

能有什么呢?考试算个屁啊,先锋派格非和宋琳一起给我们上写作课,他们上的那些小说理论,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过,他们对分数的态度一下子让我们意识到大学是什么了。记不得格非还是宋琳说的,“喜欢分数的同学,可以告诉我一声。”可总会有憨厚的同学站起来问,写作文,到底怎么评分的?“评分啊,那也容易,我们把试卷往前面一扔,跑在最前面的试卷100分,以此类推。”

二十年过去,有时候我也怀疑,到底格非或宋琳是不是讲过类似的话,或者,这话,到底是他们中的哪一个讲的,但是,有什么要紧,永不熄灯的自修教室里,在那里奋笔疾书的绝不是为了成绩,一定是为了写出最壮观的诗歌献给心上人。

自修教室里永远流窜着诗人,这些诗人有些是大学毕业没有按分配回到老家的,有些是长期混迹校园的文艺二流子,部分在白天还有正当职业,部分则寄生华师大七八年了,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女同学,就供养过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诗人,直到他后来找到别的供养人。不过,所谓供养,在当年,也是很干净的事情,就是把一个月的饭票分成两半,一人一半。

诗人找到别人供养了,我的好朋友请我吃饭,那是我第一次吃肯德基,在外滩。我们走进店里,多少有点闯入别人地盘的怯场,搞得有很长一段时间,肯德基在我心中地位过于崇高。一半是黯然神伤,一半是如释重负,她说,从今天开始我不用跟我妈撒谎了,这一年来,不停变相跟我妈要钱,让她一天到晚在骂华东师大收费多。然后我们一起骂了诗人,最后从外滩走回学校,一路上,她朗诵诗人写给她的句子,完了,就狠一句:“妈的,写得这么狗屁!”“狗屁”,当然是一种赞美。

可惜我记性不好,当年觉得兰波似的诗句,现在竟一句都想不起,我唯一有印象的是,该著名诗人给我朋友的每一封信,都是用“孩子”或“亲爱的孩子”开头。其实,我得承认,在那个夏日午后,当她打开红色的文件夹,把诗人写给她的信和诗向我们展示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有一些神往的,而我的同屋更是情不自禁说出,唉,如果我不是那么喜欢河东食堂的大排,我也找个诗人为我写诗。

这是诗人的好时代吗?也许是吧,宋琳老师不是至今认为,所谓天堂,就是在华东师大当老师。就说宋琳老师吧,夏雨诗会的时候,他在学校大礼堂朗诵他自己的诗,他一边朗诵一边把自己的诗稿往台下撒,搞得当时万众瞩目的校花因为抢一页诗稿差点走光。诗人宋琳,据说二十年后重回华东师大,从学校前门走到后门,只花了十分钟,这让他很悲哀,因为以前这段路程,他要跋涉一上午,路上得遇到多少姑娘多少诗人,目标得多少次被延宕被改变!从宿舍门口出来,门卫老头就会叮嘱他,门口两个小囡,来过三趟了!

远在北方的诗人宋琳会想念这些潮湿的南方春天和春天里的姑娘吧,真是惆怅,今天,当我站在教室里,跟学生说起宋琳,他们再没有热烈的眼神,就仿佛,我说的是一个前朝人物。其实,不仅宋琳,华东师大星光熠熠年代里的好些名角,都逐渐进入历史。二十年前的图书馆舞厅,宋琳穿着高筒雨鞋和我们班最美的杭州姑娘跳四步,蒙太奇的一个转身,漂亮姑娘不认识宋琳了。

可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八十年代的落潮,诗人们的退场,是不能只用怀旧的方式料理后事的,这其中,当事人多少都要负些责任,毕竟,像宋琳这样有品德的诗人不多。譬如我那个供养过诗人的好朋友,时隔经年,会很冷静地跟我说,虽然我并不后悔当年为了他连华亭路的一件T恤都舍不得买,却帮他买最好的稿纸,但其实,他一直是自私的。而这种自私,主要是他把自己看得太光芒万丈了,好像我每一分钟都该思念他,每一分钱都该花在他身上,而他自己有了稿费,从来都是挥霍掉,买进口烟去咖啡馆。更糟糕的是,他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不同女孩的兴趣,好像这是诗人的天职,但是对于我交往的同年龄男生,他总是笑人家太实际没梦想。

也许是这样的,诗人本人不及物,但却会加剧周围人的及物。为了和诗人在一起,我的朋友做过家教,萌生过去公司打工的念头;为了和诗人在一起,她不好好读书,作出叛逆的姿态从课堂出走,没搞懂莎士比亚只好去学商务英语;为了和诗人在一起,她把他的梦当作自己的梦,最后却是交出了自己的梦。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回头看看,诗人身边也算是尸横遍野,这样,八十年代一旦结束,诗人发现自己也成了李尔王。

每个时代都会留下李尔王,但八十年代制造的李尔王是比较多的。当然,话说回来,今天却是连李尔王也没有了。

九○年代初,我进入中文系读研究生。回想起来,在文史楼给我们作讲座的学者作家诗人都是气势磅礴类的,马原像毛主席一样地走进教室,满满当当的文史楼301教室迅速让出一条道,等马原走过,这条道马上又被人群封死,演讲结束,格非陪着马原,后面浩荡地跟一支文艺队伍去后门宵夜,遇到马原兴致高,还会问一些奇崛的问题,比如“第一次手淫是什么时候?”现在的大作家李洱好像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马原的激赏,因为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手淫就是写作。当然,李洱的写作不是因为马原的首肯,但当时的确有一种风气,它使草根出身的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有一道平民也可能拿到的密码,只要应声叫出“芝麻开门”,就能接过精英守卫的文学任务。而“芝麻开门”这样的口令,在华师大的江湖传统里,一向是功夫在诗外,所以,大家对正规课堂普遍不重视,热衷于偏门武功追求的是惊世骇俗,李劼的离经叛道就满足了当时的这种需要。

有一段时间,李劼宣扬全息文化,从《红楼梦》讲到二战,而他自己也忽而贾宝玉忽而希特勒,然后有一天,他跑到我们寝室,跟我们说Good afternoon,用英文宣布,以后他要用英文上Holographic Culture了。我们虽然很惊讶,但都故作镇静,在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集体练就了一种功夫,类似“荣辱不惊”,譬如有人说“《金瓶梅》是一部侦探小说”,就会有人谈“《变形记》的同性恋结构”,那个年代,我们彼此的倾听能力其实很差,但在一个创造力相对旺盛的时辰,在一个及时行乐还带着无限激情的时代,谁又有耐心“用一百年的时间来赞美你的眉”,袁可嘉翻译的叶芝诗歌《当你老了》会在那个时候流行,不是因为对永恒的追求,而是没人追求永恒,因为“在背后我总听见,时间带翼的马车急急追赶”。这样,学期结束的时候,我的导师王晓明问我们收期末论文,我和李念都厚颜无耻地说:“没写。”同门五人,好像只有罗岗写了。也许是,未来学术的潜力,这第一篇论文,用马原的意思,就已经是表征了。

那是我第一次挨批评,可我心里很嘀咕,作业很要紧吗?为此,还跑到九舍625室去跟徐麟抱怨。625宿舍是当时华东师大最重要的文化地标,这跟徐麟的个性有关。他声音洪量体形硕大,我们有时在他那儿传播一些小道消息,他却用很大的声音追问,张闳和吴雁怎么了?经他一追问,张闳和吴雁结婚了。好像是,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灿烂的质地,而且,这种灿烂的东西也传递给了周围朋友。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博士楼找一好友,因为门房认识我,所以进门就随口告我,伊刚上去,和高个子一道的。爬到六楼,我敲门,门不开,不甘心,用力敲,门吱嘎一声开了。天地良心,我想这样的场景也只会发生在时间的那个拐角,我特别喜欢的这对“狗男女”就在被窝里接见了我,天寒地冻,他们甚至建议我也把脚搁在被窝里。如此聊一宿。临走,高个子骂一句:“妈的,敲这么响,我以为是胖大和尚。”胖大和尚是徐麟的混名,可惜,不久之后他去了湖南,现居苏州。而这对曾经死去活来过的恋人,最终分了手,每次,想念他们的时候,我会拿出旧照片看,我们仨在学校大操场上有一张合影,高个子正用他宽宽的肩膀大大的手掌帮我们挡风。那是人类的童年时期吗?我们几乎可以问上帝要光,要风,要雨。

不过,在我眼中的童年时期,在我的老师王晓明眼中,却已近黄昏。625寝室的墙壁如果会说话,可以站出来嚷嚷:人文精神大讨论里也有我的版权!一屋子的人,王晓明徐麟张闳张柠崔宜明,开头大家还坐着说话,最后连王老师都站了起来,没有录音设备,只能现场记录,一边“虚妄”没结束,一边“荒诞”又登场,尤其张闳张柠又双胞胎似的连声音都一模一样,“到底是谁说的世界痛苦?”我回头问他们,可他们忙着和老崔理论,只有王老师草草回我,“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其实很重要,尤其是,时光流逝,越来越经常看到有人跳出来说,这个概念当年是我的发明,那个问题是我的发现,我就会想,到了翻检箱底的地步,一定是囊中羞涩了。思想喷涌的青春期,连倾听别人都没有时间,连自己的版权都懒得认领,谁有空去帮他人做注释?

欧,和今天比起来,那个年代的校园生活,包括写作和批评,都太幸福了。没有核心期刊,没有小鸡兵团,小说可以写得像论文,论文也可以写得像小说,宋琳和格非凭本科的学历留校任教,诗人凭一个眼神把校花带往德令哈。李劼虽然认为自己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但是他堂堂正正地在女生宿舍住了一个学期却令多少男性羡慕,简直是童话啊,李劼用一块小黑板把二楼西头的女生厕所改成“男厕”,然后楼下的胖阿姨气急败坏地上来取掉小黑板,然后,李劼又挂上去……

可是,岁月神偷,二十年后,我看到原来英俊无比的宋琳也头发稀薄,他在徐家汇匆匆走入地下铁,我一阵悲怆,没有叫他。而我,每次想起徐麟出发去湖南时候的叮嘱,“跟着你们先生好好读书”,我内心就涌起羞惭,虽然在那个时代“一千首诗”并不比“一千篇论文”逊色,甚至,“一千个肉圆”也可算大学豪情,但是,当我也跟着师友们踏上讲台,尤其是面对“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样的命题,我内心也非常翻滚。如果我把这整整七年花在图书馆里会怎样?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好好上每一堂课会怎样?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们从河东散步到河西,远远就能看到一个人影在独自打球,他的动作非常花哨,好像边上有很多人在拦他,一个花步,一个移动,接着一个假动作,然后一个背投,球没中。

在回想我自己的青春岁月时,我常常会想到这个没有投中的球,所以,有时候我会后悔,要是王老师问我们收作业的时候,我能向篮筐里投一个球,那多好。可那时候年轻,觉得有得是时间,有得是时间去做很多假动作,有得是时间去寻愁觅恨去把《红楼梦》的每一个章节经历,终于风吹过,球没中。

不过,允许我最后对自己有所安慰,这个没中的球,也是有意义,甚至是很有意义的,尤其今天来看。这就像,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刊于《上海文学》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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