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上海民间诗歌运动一瞥

质诸世界历史,所有民族的重大精神变迁都始于诗歌,因为诗歌是一个民族最敏感的神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年代,旧时代结束了,新时代开始了。按中国人的观念,彼时距“五四”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个甲子,周而复始的时间进入了新的轮回。于是中国人重新唱起李叔同作于“五四”时期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胡风作于“五四”之后半个甲子(1949年)的诗歌《时间开始了》被赋予新的阐释,时间再一次重新开始——用官方术语叫做“开始新的长征”,这一长征迄今尚未抵达终点。

八十年代的民间诗歌运动是全国性的,上海的诗歌运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实早在七十年代末,民间诗歌运动已在全国兴起,如北京有北岛、芒克等人创办的《今天》,上海有王小龙、蓝色等人创办的《实验》——这两个刊名告诉我们,中国人正在义无反顾地告别“昨天”,在政治和艺术等各种领域全面开展“实验”。然而告别十分艰难,告别仪式非常漫长,实验成果相当有限,直到二十年后我撰写此文的今天,告别的慢镜头依然纠缠着我们,“昨天”梦魇般挥之不去。

总体来说,八十年代的诗歌运动比七十年代的诗歌运动规模更大,参与者更多,但两者都是非学院化的,虽然受《今天》、《实验》(他们被称为“朦胧诗人”)的鼓舞而投身诗歌运动的后继者们(他们被称为“后朦胧诗人”或“第三代诗人”)大部分都进入了刚刚恢复招生的高校,但学院中的诗人与学院外的诗人一样反叛。当时还没有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分——今天似乎已经有点泾渭分明了,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因为彻底的告别一定是反叛的。在“告别”时代,学院中的诗人甚至比学院外的诗人更为反学院。

八十年代初期,上海的诗人主要集中在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等设有文科院系的大学里,尤其是中文系里。这些分散于不同高校的诗人大都互有交往,学院外的诗人也经常出入这些大学,与学院内的非学院派诗人广泛接触(学院内那些不反叛的诗人现在大多已经成为被作协招安的体制内诗人,甚至开始在官方统编教材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不属于本文的主角)。这是上海诗歌运动的酝酿期和准备期,或者说是各据一隅、各自为战的力量积蓄期,全国的情况也大抵相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各地民间诗人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纷纷办起各种民刊,如四川有《非非》诗刊、南京有《他们》诗刊、上海有《海上》、《大陆》、《撒娇》等。

《海上》由我发起,于1985年2月16日假座华东师大丽娃茶室成立,《海上》诗刊首期于3月问世。成立前多次与主要成员(都是八十年代初诗歌运动酝酿期和准备期的佼佼者)进行了单独协商和集体讨论。《海上》之名由刘漫流提议,获得了大多数诗人的首肯。《海上》最初创办时的基本成员是: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刘佑军(诗歌笔名“刘漫流”)、周泽雄(诗歌笔名“天游”)、张远山(诗歌笔名“海客”)、杭苇(他们四人在校期间已自办油印刊物多种);毕业于上海师大中文系的王寅、陈东东、陆忆敏、成茂朝(他们四人在校期间也自办油印刊物多期)、施国英(诗歌笔名“方也”);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的孟俊良(诗歌笔名“孟浪”),不在学院的朱维国(诗歌笔名“默默”)、王泽生等。《海上》之所以没有复旦大学的成员,是因为《海上》愿意接纳的毕业于该校的诗人当时都不在上海,如张真远嫁海外,卓松盛毕业分配至北京工作。

《海上》创办后又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后因多种原因停办。其后孟浪与郁郁等人又创办了《大陆》,默默与京不特等人又创办了《撒娇》,孟浪与东北诗人徐敬亚在深圳举办了《全国诗歌流派大展》,刘漫流、默默、孟浪等人则参与了全国性民间诗刊《现代汉诗》的创办和编辑。总之,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上海的主要民办诗刊不再局限于小范围,而是面向全市或全国。

需要补充的是,“海上”并不局限于诗歌。也许是受到《今天》诗刊与“星星画展”之互动的暗示,但更主要是出于对近代以来诗歌与美术之互动的认识(如未来主义之于诗歌和美术、超现实主义之于诗歌和美术等),我向“海上”同仁建议增设美术部,获得了大部分诗人的赞同,不少上海画家也愿意加盟。“海上”美术部由陈立凡(毕业于上海轻工艺美术学校)和杨晖(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人负责联络,举办过多次画展,如“海上”成立日在华东师大丽娃茶室举办了“陈立凡画展”,1986年6月又在徐汇区文化馆举办了“四人画展”(杨晖、王小君、龚建庆、邹世龙)等。《海上》诗刊的封一至封四刊登过龚建庆(阿大,自学成才)、王小君(毕业于上海师大艺术系)等人的版画。

另外,我还曾打算俟条件成熟后向“海上”同仁建议增设学术部,所以我的学界朋友张文江(现在上海社科院)、胡伟希(现在清华研究院)在“海上”成立日都应我之邀到场。后因文化气候骤变及内部分歧增大,我退出“海上”开始十年面壁,学术部未及正式设立,未能对“海上”诗人和“海上”画家的作品开展任何学术批评。这至今成为我个人的一大遗憾。

八十年代以后至今,“海上”诗人的基本情况是(仅就我知道的而言,未必完全也未必准确):我和周泽雄于九十年代中期后离开教职,成为体制外职业作家。刘漫流始终供职于上海一所大学。杭苇目前供职于深圳一家报纸。王寅离开教职后辗转于各种形式的媒体,现为《南方周末》驻上海站的记者。陆忆敏离开教职后,目前是上海某区一个街道办事处的主任。陈东东先供职于上海市工商联,现成为职业诗人。成茂朝从一名教员变成一位商人。孟浪漫游全国后于九十年代中期远赴美国。默默投身广告业,近来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郁郁长期闲居,但一如既往地热心于各种诗歌活动。京不特先在福建莆田南少林剃度出家,后还俗赴丹麦攻读哲学,目前正从事基尔恺郭尔著作的汉译。这些人现在有的已经不再写作,继续写作的也未必局限于诗歌,不少人已经把写作领域扩展到小说、散文和学术。

“海上”画家的基本情况是:陈立凡于九十年代初赴南斯拉夫,九十年代末科索沃战争期间回国,因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采访一度成为新闻人物。杨晖于九十年代初赴法国,九十年代中期回沪暂居数年,目前暂居台湾从事创作。最令人悲痛的是,龚建庆(阿大)于九十年代中期赴千岛湖写生时不幸溺水身亡,这一事件似乎预示着八十年代“海上”艺术家们的反叛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激情的挥霍而告一段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一代人的青春激情即将耗尽,中国至今依然未能成功“告别”昨天,但以反叛姿态投身于中国新文化创造的每个人,无论其实际成就和贡献如何,或早或晚都将告别生命。

幸而薪尽火传,新一代的青春激情正在更热烈地燃烧。也许中国文化的新生确实需要两代人,因为以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来看,六十甲子就是两世,而一世是三十年,比西方人以十年为一个年代要缓慢一些。说实话我并不在乎缓慢,只要中国保持八十年代以来这种缓慢但坚实的进步,我就对中国的未来葆有信心。作为八十年代艺术活动的参与者之一,我对上海乃至中国的新一代艺术家寄予厚望。

(此文应剧作家赵川之约,刊于《艺术世界》2003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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