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中国⑦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
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这是第7本
1.
1996 年春天，位于北京朝阳区北四环中路的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现在的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一间屋子里来了两个人选书。这间屋子是台湾版权代理公司博达租用的工作室，里面有两大排书架，都是最新出版的英文书。
在这堆书中，由于颜色“跳脱”，《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胡泳发现了黑色封面的《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他打开一看，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伊莲，我的数字化生活她整整忍受了 11111 年”。作者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不用传统的十进制，而用二进制的表述方式，一下子吸引了胡泳。经过简单翻看后，胡泳决定放下手上正在写的《网络为王》，先翻译这本书。
几个月前的 1 月 30 日，《三联生活周刊》刚发表了胡泳撰写的一篇名为 《Internet 离我们还有多远》的专题文章。这篇文章有一万多字，是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互联网的文章之一。这一年，中国最早的一家网络公司“瀛海威”（Information Highway 的音译）刚成立不久，创始人张树新在魏公村建了一座“瀛海威科技馆”，准备开始做互联网面向普通大众的接入。当时，瀛海威还在中关村零公里处立了一个街头广告牌——“互联网离中国有多远？向北 1500 米”，而 1500 米正是瀛海威科技馆所在的地方。这个广告牌也成为了后来胡泳文章标题的来源。
而一年前的 10 月， 30 岁的胡泳才第一次在清华大学的机房里上网。这让他“特别震惊”、“很激动”，觉得互联网应该马上在中国大规模普及。身为记者的他，迫不及待地准备写文章向当时的中国读者介绍“互联网能干嘛”，它“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神秘和遥远”，所以这才有了《Internet 离我们还有多远》这篇长文。
那时，互联网在中国还没有大规模商用化，只有少数人可以在高校或研究机构里接入教育网，普通人对其并不了解。不过，有人已经利用互联网“求医”成功，被人广泛提及。比如当时山东有一个姑娘叫杨晓霞。她得了肌肉腐烂的怪病，后来通过互联网的求助，找到了救助方式；清华大学的朱令，也得了一场怪病。后来她的朋友通过互联网求助，最后发现是铊中毒。
这些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的故事，在当时却给中国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文章发表后，胡泳接到了海南出版社欧阳欢的电话，希望他将这篇文章扩展一下，出一本有关网络的专题著作。这就是后来胡泳 1997 年出版的《网络为王》。不仅如此，欧阳欢还请胡泳帮忙看看什么样的书值得海南出版社翻译引进。
因此，这才有了开头胡泳选书的那一幕。当时，胡泳向旁边的编辑建议赶快出版。“尼葛洛庞帝的书就是这个时代的《第三次浪潮》”，胡泳对海南社的编辑说道。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是三联书店在 80 年代出版的一本畅销书。它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阶段、工业阶段和信息化阶段。书中的观念和内容影响了在 80 年代成长的一代人。
海南出版社副总编辑刘逸觉得，尼葛洛庞帝提出的观点和看法比较新鲜，而且胡泳有这方面的意思，所以当时才决定出版此书。海南社决定出版后，胡泳和太太范海燕仅仅用三周时间就完成了译稿。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电脑，这些译稿全都是手写完成，然后交到出版社打印。
2.
1996 年 12 月，《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出版，迅速掀起了畅销的热潮。这本书在 20 多年前就大胆并基本准确预言了数字科技将对我们的生活、工作、教育和娱乐带来的各种变化，探讨了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相反，人们或他们的数字勤务员将把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拿过来”并参与到创造它们的活动中等等。
当时，海南出版社对书名、封面、文案、目录和内容简介等都进行了重新包装、设计。比如原书只有章节目录，海南出版社总编辑苏斌则将其变成了带有内容提要的导读，使其更加贴近大众读者的阅读趣味，而不是一本单纯的技术书。
值得一提的是书名的译法。当时，胡泳坚持把书名 Being Digital 翻译为“数字化生存”，而没有借用台湾译本的《数位革命》。除此之外，书的封面上还印着一句话——“ 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强调“生存”这一概念。“你不能够允许你再次被甩掉，不然就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可能连生存这种可能性都消失了”，胡泳对《好奇心日报》说道。这样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人当时的民族主义情绪，希望迅速地获取新知，以免落后。而且当时还流行着“开除球籍”之类的话语，也是中国人同样情绪的反应。
最终，《数字化生存》卖出了 60 万册。“如果算上盗版，应该是在百万以上”，胡泳说。“中国市场化整个加快是在 92 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在这个剧烈（的市场化转型）过程，我觉得有一批这种知识分子或者知识阶层，他对财经、对新技术其实是有一种渴望的。因为他知道，在一个新的社会转型当中，需要整个更新自己的知识，以便在社会当中更好地生存。这种读物是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胡泳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本质上的影响还是扮演了启蒙的（角色）。它实际上是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讲，是纯粹的启蒙。等于是告诉他们，世界的潮流在往这个方面来走。对于很多互联网业界的人来讲，好多人是因为这本书进入到行业中，围绕这东西来做事”，胡泳补充说道。
胡泳回忆，当时中学老师还会把《数字化生存》当成一本课外读物，向中学生来推荐。比如后来的作家韩寒还把这本书写进了自己的成名作《三重门》。“是我们学校最年轻的一个老师，她给我的印象很深，记得上第一节课时她说不鼓励我们看语文书，然后给我们讲高晓松——那个制作校园歌曲的。她第一节课给我们唱了《青春无悔》，说我们不要满足于考试之内的死的没用的东西、要在考试外充实自己，这样才能青春无悔。然后她推荐给我们惠特曼的书，小林多喜二的书，还有一本讲知识经济的，还有《数字化生存》……”，韩寒在书中写道。
除了韩寒，这本书也影响了当时的许多人。“对当年那些刚刚了解‘实事求是’是什么意思，刚刚了解尊重客观规律意味着什么，刚刚明白科学预测、科学决策、科学管理重要性的人来说，（《数字化生存》里的）‘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无疑是一声惊雷。这是全新的未来观，更是响亮的行动主义宣言”，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段永朝在《从“数字化”到“生存” ——重读<数字化生存>》一文中回忆道。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伯凡在 1996 年读完后，就“在各种场合谈论、引用它”，而且“越来越相信自己读懂了它”。在他看来，“《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出版以来，书中的思想和语汇通过二度和三度传播，早已到了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地步。一个今天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人是无法想象它对于第一批中国读者的刺激力的。”吴伯凡曾经是《21 世纪商业评论》的主编和发行人，和原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梁冬办有财经脱口秀节目“冬吴相对论”。
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辑刘九如则回忆称，《数字化生存》改变了他的工作和生活。正是受这本书的影响，他坚信 IT 产业必将从专业走向大众，互联网和数字化必将主宰我们的未来，从而积极参与《计算机世界》《电脑爱好者》《IT经理世界》等报刊的兴办，还写了多篇文章和举办众多与此相关的活动。
当然，《数字化生存》对中国互联网最早的那批创业者更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比如搜狐的创始人张朝阳不仅是尼葛洛庞帝的学生，还是他的投资对象。当时，尼葛洛庞帝一共给张朝阳投资了 7.5 万美元。这也是国内对互联网企业最早的风险投资。所以，从观念到行动，尼葛洛庞帝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张朝阳。
人人网、饭否网、美团网的创始人王兴在高二时就读了这本书，对其影响深远。王兴回忆，正是这本书，让其坚信——“凡是还没有被互联网所改变的行业，都即将被互联网所改变”。
而张朝阳不仅成了一个“传道者”，还是互联网界耀眼的明星。他登上了时尚杂志封面，还在天安门玩滑轮等等。“当时他到处去讲这些玩意儿。他本身创办搜狐，又有麻省理工学院这些海归的光环，所以当时很多人，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被张朝阳所激励的”，胡泳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在 2013 年 1 月 31 日的一次沙龙活动中，张朝阳还称李彦宏和马化腾的创业都和他有关：“ 1998 年我去美国硅谷找人，问李彦宏想不想回国做互联网，他在硅谷说中国搜狐做起来了，于是硅谷一些投资人给了他投资。 1999 年的我特别火，到深圳受到摇滚歌星式的接待，听众 700 人中就有马化腾，他听了我的故事激动不已，回去做了 OICQ 。”
1997 年，胡泳的《网络为王》作为第一本向中国人全面介绍互联网的专著也在海南出版社出版。胡泳称，当时亚信的田溯宁买了几千本送给各省的官员，因为他觉得这是最好的可以帮助互联网在中国普及的读本。那时的流行用语叫做“信息高速公路”，田溯宁记得，当他到偏远省份跟地方大员谈应该如何加快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时候，对方让他去找交通厅。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都在这一时期相继诞生，比如网易（1997）、搜狐（1998）、新浪（1998）、腾讯（1998）、盛大（1999）、阿里巴巴（1999）和百度（2000）等等。这些公司在未来的20年间全部得益于尼葛洛庞帝所预言的数字化时代和知识经济，占据了中国商业的最前端。
其中，以搜狐、网易和新浪为代表的门户网站是当时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标志，它们使得大量的中国人变成了网民，互联网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到 1999 年，也就是《数字化生存》出版三年后，互联网“基本上完全走向大众社会了”。
某种意义上讲，《数字化生存》也改变了胡泳本人的一生。胡泳策划、出版和翻译了一系列有关互联网的图书。
胡泳策划、出版和翻译的部分有关数字化的图书（注：其中有合著和合译，但为了阅读方便，不一一标出）
1997年
出版了《网络为王》《黑客：电脑时代的牛仔》《时代英雄》。其中《网络为王》是第一部向中国人全面介绍互联网的书，后还在台湾捷幼出版社出版。《黑客》则被收入其策划的“网络文化丛书”。《时代英雄》来源于其在《三联生活周刊》所写的文章。
1998年
翻译了《2.0：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1999年
出版了《另类空间》《我们是丑人和Luser》，翻译了《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其中，《另类空间》《我们是丑人和Luser》被收入了其策划的“数字论坛丛书”。
2008年
出版了《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这本书是他政治学博士论文改编而来，较早地探讨了网络空间中的私域与公域问题。它不仅被收入其策划的“思想@网络·中国”丛书，还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
2009年
翻译了《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2012年重新出版后更名为《人人时代》）。该书获央视读书栏目《子午书简》与《中国图书商报》共同举办的“2009年度30本最值得一读的好书”之一以及由蓝狮子读书会、新浪财经、第一财经联合评选的“2009年度十大商业图书”之一。
2011年
翻译了《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出版了《没有两片云是一样的》，探讨了云计算。其中，《认知盈余》获“2011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及《商学院》杂志“经理人阅读趣味年报”2013最受关注书单大奖。
2012年
翻译了《宏观维基经济学》 。
2014年
出版了《信息渴望自由》《网络政治：当代中国社会与传媒的行动选择》 《新媒介赋权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 ，翻译了《知识的边界》。
2015年
翻译了《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
2017年
主编了《连接之后 : 公共空间重建与权力再分配》，为《公地》文丛第一辑。
除此之外， 1996 年底，胡泳在《三联生活周刊》开设专栏“数字化生存”，写了大量相关的介绍文章。这个专栏也是继作家王小波之后，《三联生活周刊》开设的第二个专栏。 1997 年，他写了一本《数字化时代的英雄》的增刊，第一次把盖茨、乔布斯、葛洛夫等 15 位美国数字化时代的领袖系统介绍给读者。 后来还写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封面文章，包括《未来与现实赛跑》、《硅纪元》、《PC 的太阳落山了》、《中关村元年》、《思科＞微软？》等等，《三联生活周刊》成为宣扬数字化和互联网的重镇。
为普及数字化和互联网，除了出书和写文章，他还亲身参与和推动了一系列活动。比如 1998 年，胡泳参与发起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网络思想库“数字论坛”。第二年，他参与筹办中国互联网络大赛 。同年，他还参与举办了一个“72 小时网络生存测试“的活动。这个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寻找志愿者，把他们关在宾馆的房间里，看他们能否仅仅通过互联网而生存。那时，电商和 O2O 等还没产生，很多志愿者只得忍饥挨饿，最后中途退出。
现在，胡泳则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依然研究着和数字化生存相关的各种问题。就连他的个人微信公众号的介绍语也是“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不过，如果说之前胡泳主要是在普及互联网和数字化，那么，现在他做的很多工作则更倾向于反思数字化和互联网。
3.
1990 年代的美国，经济繁荣，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众多互联网公司相继诞生、成长和上市。这其中就包括网景、亚马逊、 eBay 、 PayPal 、雅虎、 Netflix 和 Google 等知名企业。同时，新经济理论流行一时。这一理论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进步，可保持低物价膨胀率和低失业率，经济可以持续成长。
这自然也影响到了媒体业。 1992 年，身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兼媒体实验室主任的尼葛洛庞帝成为《连线》杂志的第一投资人（first investor）。一年后，《连线》杂志创刊，定位报道科技对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尼葛洛庞帝每个月会为其写一篇专栏。这些文章的主题集中于“移动比特，而不是原子“（Move bits, not atoms）。两年后，《数字化生存》在美国出版，内容则是尼葛洛庞帝在《连线》杂志上专栏文章编辑修改而成。因为恰逢其时，《数字化生存》不久之后就成为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还被翻译成了 30 种语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版。
但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数字化生存》最开始的一批读者大多会被尼葛洛庞帝的论述所震惊。“一方面受到这种理念上的冲击。另一个是他当时描绘的科幻般场景，读这个东西你觉得是天方夜谭”，胡泳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具体而言，比如“他讲到比特和原子的对比。他去一个公司参观，带了一个苹果的笔记本电脑。前台小姐说要想进去，电脑要登记。他说这个电脑是无价之宝，值 200 万美元。前台小姐说不可能，你这台电脑不可能值 200 万美元，后来给他写了个 2000 美元。尼葛洛庞帝讲这个故事，说她永远也不会明白，比特是无价之宝，原子就值那么点钱。然后他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当时他去加拿大开会，宝丽金是个唱片公司，结果他们当时带的那些光盘介质被海关扣了。海关检查的时候，说光盘不让带过去。但与此同时，我在酒店将这些比特传来传去，这是海关根本控制不了的”，胡泳向《好奇心日报》回忆道。
除此之外，胡泳还记得尼葛洛庞帝专门讨论了设备界面友好的问题，老祖母要能使用；代理人程序要像英国管家一样贴心；汽车被盗后会通知你它被盗了，声音听起来还是吓坏的样子等等。这些当时的科幻场景在胡泳看来，今天全都变成了现实，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的触控、人工智能和语音等技术。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时代刚开始。互联网所代表的比特化世界正式拉开了序幕。众多新锐的互联网公司冲击着美国旧有的商业和价值体系，也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的确是 90 年代的《第三次浪潮》。一方面，托夫勒所论述的第三次浪潮，即信息文明终于找到了互联网这个具体的的实现手段了；另一方面，《数字化生存》的畅销延续了 80 年代中国那种由于之前的长期封闭，对西方各种新知都处于饥渴状态，觉得“落后就要挨打”，“再不赶超的话就再次与世界失之交臂”的情感状态和思维模式。
“拿到尼葛洛庞帝的书，我想起了严复的《天演论》：《天演论》在当时的英国不是一本特别优秀的书，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在英国的思想家当中也并不算举足轻重之辈，但严复把《天演论》介绍到中国时，中国恰好处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一下子就拨动了中国人的心弦，所以这本书反而成了仁人志士必读的‘圣经’”，胡泳在《数字化生存》出版 20 年后的译者感言文章中写道。
而在尼葛洛庞帝投资《连线》杂志的 1992 年，中国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组织。版权买卖成为出版图书的重要环节。因为刚开始，很多出版社还没有意识到购买海外版权的重要性和洽谈版权的门路，海南出版社抢到了先机，通过台湾的版权代理公司大苹果、博达授权拿到了一批畅销书。为了利用北京的人脉和信息大规模地做一些新潮的图书，他们还专门在北京的紫竹院设了一个编辑部，网罗了一批出版人才，其中还包括现在的作家土家野夫。他当时担任过海南出版社北京编辑中心的主任。
“他们当时是有资金，敢拍板。整个流程、机制非常灵活。我觉得当时的海南社有点像今天的中信。当时它的主导思想是引进西方，但引进的是西方新知识的这种书。比如当时做巴菲特、索罗斯、《蓝血十杰》，这些在当时是非常新的“，胡泳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曾任海南出版社总编辑助理兼北京出版中心总经理的黄明雨也回忆，“当时海南出版社北京的编辑室在政策上有灵活性，被业界称之为‘1.5 渠道’，虽然是出版社的身份，但实际上是民营书商的做法。常驻北京的这支团队在对文案的锤炼、营销推广方面很下功夫，有一批高手在操刀。这也是‘时势造英雄’”。
海南社也在中国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出版了一系列当时有影响的畅销书，其中就包括《安妮日记》（1996）《沃伦·巴菲特如是说》（1998）《索罗斯旋风》（1998）《金融炼金术》(1999）《说谎者的扑克牌》（2000）《证券分析》（2004）《光荣与梦想》（2004）《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沃伦·巴菲特传记》（2007）《蓝血十杰》（2008）等等。《数字化生存》畅销的 1997 年，也被称作中国出版界的“海南年”。
“25 年前，我深信互联网将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我相信互联网将促进全球共识，乃至提升世界和平。但是它没有，至少尚未发生。真实的情况：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管制在升级，贫富鸿沟在加剧。我也曾经期待，中国可以由于其体量、决心和社会主义的优势从而在引领全球互联网方面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实际情况如何呢？很简单：全球化变成了本土化，尽管智识的、经济的以及电子的骨干设施都取得了飞速增长，但无所不在的数字化并没有带来世界大同”，尼葛洛庞帝在为《数字化生存》中文版出版 20 周年的纪念文章《数字化之后》（Been Digital）中写道。从 Being Digital 到 Been Digital ，现年 74 岁的尼葛洛庞帝称，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误判”。
这也是今年 52 岁的胡泳在《数字化生存》出版 21 年后最大的感受。“数字化革命如果是在技术这个层面上，你可以说尼葛洛庞帝当年预言的很多东西，今天都变成现实了。但实际上，数字化之后的问题可能比数字化之中的问题还要大”，胡泳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胡泳觉得，“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互联网是不是一个全球的，真正的，没有边界，没有障碍的互联网？”
因为互联网诞生之初，大多数人都深信互联网是一个充分开放、自由的系统，但到目前为止，原来认为的信息没有障碍的自由流动看起来是个幻想，各个国家有着自己的互联网，并不是一个整体。信息的自由流动有着巨大的阻碍。
“互联网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崭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让信息没有障碍的流动，让拥有信息的人能够没有障碍的彼此连接上，彼此交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用。如果变成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可能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拥有信息的人自由交流，我觉得都会产生巨大的障碍”，胡泳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1997 年，尼葛洛庞帝受国务院信息办邀请，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科院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偏重技术的研讨会。当时，还未出名的张朝阳充当他的翻译。整场活动则由瀛海威的张树新赞助，影响不是很大。这时，中国政府刚在国内铺设骨干网不久，奠定了中国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这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后来互联网的发展。
但到了 1999 年，尼葛洛庞帝第二次来中国的时候，情况则完全不同。当时，活动举办地搬到了中国大饭店。“整个大厅座无虚席，那个会场我觉得可能有 1000 人，特别像明星出场的那种感觉”，胡泳向《好奇心日报》回忆道。
这场活动也变成了搜狐赞助，搜狐还授予了尼葛洛庞帝“搜狐天使”的荣誉称号。“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在我上台正式聘请尼氏为‘数字论坛’总顾问之前，听到身后有人嘀咕：‘一个外国大老爷们，叫的哪门子天使？’”，胡泳在《承认并庆祝人的境况》一文中回忆道。虽然互联网已经渐渐普及，但当时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天使投资”。而和现在一样，搜狐（当时叫“爱特信”）后来诞生的这些互联网企业基本都是被风险投资养大的，“天使”们促成了他们的诞生。
“国家意志和民间创新力量很奇妙的结合，导致互联网在中国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起步”，胡泳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好奇心日报
2017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