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岁月已去大半。那些随这个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纪而逝去的老一辈学者们，给我们和后人留下了什么样的风尘身影呢？
如今，我们的学术界已在开始评价那些与这个不那么称心如意的世纪同龄、从大灾大难中过来而又悄然逝去的一代中国学者。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被冠以“五四”一代的光荣桂冠，由此而标识出他们曾经有过的价值追寻。的确，熊十力、金岳霖、陈寅恪、唐君毅、梁宗岱、朱光潜、宗白华……无数“五四”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以自己青春的激情，凭依学术研究的手段，反抗过在这个世纪中发生的价值的毁灭和价值的颠倒。
比起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来，宗白华教授留下的身影过于淡薄了，比起其他著作等身、有鸿篇巨制留世的学者来，他的著述明显过于零散，没有一部部头稍大的作品传世。在书籍淹没人灵的当今世界，可有诚挚、透明的灵魂一席之地？
宗白华教授留下的身影虽不庞大，对许多人来说，却非常亲切、可以以心交心的。宗白华先生已逝去一年，他的风尘身影仍然时常倾近我，留伴在我身旁……
我刚进北大就听说，宗白华教授喜爱散步，尤其喜爱漫步于啸林湖畔和文物古迹之林。随着清丽飘洒的《美学散步》问世，这位美学大师作为散步者的形象更活龙活现了，仿佛宗白华教授真是清林高士一类人物。
一天，我例行去看他，不巧未遇。宗师母告诉我，他上外面走走去了。我回转去，不料刚到未名湖，就看到宗老先生身着旧式对襟布衣，肩上搭着个小口袋，拐着手杖，正冲冲往家走。看上去，他显得十分疲累；尽管他对我说出去散了散步，可我却看不出一点散步者的心态。
所谓“散步”，不管从日常用法来讲，还是就隐喻而言，都具有清散悠闲的意味。无论如何，《少年中国》时代的宗白华绝不是散步者的形象；游欧回国后的宗白华，也不是文物艺品之林的散步者。《少年中国》时代的宗白华对儒道哲学的尖锐抨击，在宗白华成熟后的思想中虽已销声匿迹，此后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对孔、庄人格的赞美，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改宗“散步”哲学。明则“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隐则“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少年中国》时代的宗白华对生活的充实和深挚的巨大热情，依然不减当年。
如果说，晚年宗白华的形象是“散步者”的形象，那么，这种形象是否真实；如果这位曾立下夙愿要“研究人类社会黑暗的方面”的著名诗人和学者，在晚年改宗了“散步”哲学，那么，这种情形是如何发生的，这些至今都仍是问题。
作为美学家，宗白华的基本立场是探寻使人生的生活成为艺术品似的创造。这与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有所不同。朱光潜乃是把艺术当作艺术问题来加以探究和处理；其早年代表作《文艺心理学》、《诗论》，以及晚年代表作《西方美学史》——尤其是该书的基本着眼点和结束语，都充分表明朱光潜先生是一位有渊博学识的文艺学家。但在宗白华那里，艺术问题首先是人生问题，艺术是一种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宗白华、朱光潜这两位现代中国的美学大师，早年都曾受叔本华、尼采哲学的影响，由于个人气质上的差异，在朱光潜的学术思考中虽也涉及一些人生课题，但在学术研究的基本定向上，人生的艺术化问题在宗白华那里，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少年中国》时代的宗白华，面对时代的混乱、人心的离散、民族精神的流弊，深切感到人格的改塑乃是最为首要的问题。要改造“机械的人生”、“自利的人生”，必须从生命情调入手。
毫不奇怪，本来就重视生命问题的青年宗白华，在接触德国哲学时，很快就与当时流行的生命哲学一拍即合。看得出来，青年宗白华熟悉过G·西美尔的著作，在他留欧回国后的主要论文中，有很明显的斯宾格勒哲学思想的影响痕迹(例如他十分强调的空间意识这一概念)。严格地讲，宗白华先生首先是一位生命哲学家，而且，毫无疑问，是中国式的。
中国的生命哲学与日耳曼的生命哲学，毕竟有实质上的差异。中国式的生命哲学，王国维之后，乃是宗白华。
五十年代初，全国各主要大学中教授外国哲学的教授，统统被调集到北大，改造思想。北大的哲学系师资，顿时显得极为雄厚。宗白华教授从南京来到北京，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返他从小生长、学习和从事教育的江南。
最初，宗先生住在燕园南阁，伴着孤灯一盏，潜心研读他喜爱的康德。几年过去，热热闹闹的美学主客观立场大争论开始了。对这场牵动许多美学家的立场的争论，宗白华教授并不那么热心。不过，他也多少采用了一些客观论的说法。看得出来，他觉得客观论并没有什么不好。
让人感兴味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宗白华先生开始称颂不那么客观的庄子在山野里散步，并表明了自己的散步态度：散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可以偶尔拾得鲜花、燕石，作为散步的回念。
给宗白华先生的思想挂上客观论或主观论的牌子，会显得极为可笑。对他来讲，这些都是身外之名，与生命无涉。生命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有此一说吗？
宗白华真的开始散步了？
宗先生家的书房里，挂着各种画，其中有两幅静物。一次，我同宗先生聊起静物。一谈到艺术，他总是滔滔不绝，但也相当简练。他说：“静物不过是把情感贯入很简单的小东西上；其实，中国早有这种传统和潮流，宋人小品，一只小虫、小鸡，趣味无穷，这发端于陶渊明把自己溶入自然的精神，不是写人、写事，而是写表面看来平淡无奇的自然物，在小品、小物、小虫上寄托情深。西人以往重历史和人物，近代才重静物；中国早先重个人，后来就重历史，至今如此。而且，中国历史上不重视文化史，只重政治史，二十四史都是政治斗争史。”
“五四”一代的学者，许多都在自己的后半生或晚年转向对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美学史、文学史)的研究，这里大概多半有某种“移情”的心态。虽然他们早年大都受过西方学术的训练，但毕竟是中国人。即便是毕生主要研究西方美学的朱光潜先生，实际上依然是“现代儒生”。
宗白华先生晚年对中国美学思想的系统研究，明显寄托了无限情深。《三叶集》中的宗白华曾表示要“仍旧保持着我那向来的唯美主义和黑暗的研究”，但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已经彻底转向了唯美主义。中国式的生命哲学总是高超的……
宗先生晚年一直住在北大朗润园，那里湖光山色，景致清丽。不过，宗先生的居室在楼房的底层，光线不足，室内十分黯淡，书房常让我想到卡夫卡在致女友的信中曾赞美过的那间地下室。不同之处在于，宗先生的书房四周，挂着或摆着各种艺术品，使这间昏暗的小屋显出某种神秘的调子。我常思忖：这是否恰是艺术与世界的关系的象征呢？
宗先生觉得，正是通过诗或艺术，微渺的心才与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这是中国式的人格美。宗先生没有充分注意到，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一位拿撒勒人，曾用生命和血启示过另一种微渺的心与茫茫人类的沟通方式。
宗老对中国式的人格精神美的确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读宗先生论晋人的美和论中国音乐思想的论文，曾使我激动不已。有一次，我专门问宗先生，他何以在那时写论晋人的美。
宗先生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魏晋以前，大多是实用艺术，明清以后，八股束缚，真正的艺术时代是魏晋、唐宋；但魏晋成就最高。这是自由的时代，它改变了儒家的传统。后来儒家不把魏晋人看作正统，我要为他们翻翻案。”
“那么，这是否表明你对儒家人格有看法？”我想抓住问题不放。
宗先生没有直接回答我，却说：“孔子思想既高超又实际，既讲主义，又讲实践。老庄离世、脱世，孔子却入世，但又不俗，而是高超。颜回神秘，境界高，子贡很现实、实际，这两个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
众所周知，儒家极为强调“真”和“诚”，但现实和实际却并非那么“真”、“诚”。入世不俗要做到不“伪”不“欺”，并非易事。按照艺术化的人生观，如果我们不把现实的丑恶艺术化，就得超迈脱俗，在这种情形下，丑恶依然原封未动。
宗白华先生是真诚的。当我为自己的学位论文能否通过而担忧时，他的话并不使我感到吃惊，当时，他以少有的口吻这样说：“放开胆子写，不要怕。现在被视为谬误，以后人们会认出它是真理。”这位超脱者的形象并非真的超脱。
宗先生的藏书十分丰富，而且外文书远远多于中文书。我每次去宗先生那里聊天，总禁不住要在书架前随便翻翻。对学术书籍，宗先生极为珍爱。当年日本鬼子侵占南京，他的住宅也被日本人侵占，连地板都被撬开，藏书流失惨重。这件事宗先生不止对我念叨过七、八次。
宗先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艺术里的精神和境界，但宗先生却对我说，中国的书籍他看得不多，只是闲时翻翻，大量读的是外文书。
“五四”以来，一个相当明显的学术倾向是，以西方文化的方法、范畴乃至价值尺规来研究和阐发中国的民族文化。当今，这种趋势有增无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新的发展呢？如果中国文化自己的方法、范畴乃至价值尺规是自足的，是否有必要借助于西洋文化？如果中国文化形态在上述诸方面不自足，借助于西洋文化是否真能发展中国文化？
宗先生的书架上陈放着海德格尔的划时代著作《存在与时间》以及狄尔泰的著作，版本均为二、三十年代。这使我颇感吃惊。就我国本世纪上半叶的整个学术情形而言，对西方文化的方法、范畴以及价值尺规的借用，一般来讲，并没有进入现代形态，欧洲大陆的学术新进展，人们知之甚少。现象学、存在哲学、精神分析、语言哲学到现在才被开始着手深入细致地了解，至于极端重要的宗教哲学，仍然还在耽误。时代的动荡和社会的变革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但另一方面，学者们对美英实用哲学的兴趣过于多了些。
宗先生还告诉我，四十年代末，他在大学里曾讲过一点海德格尔。这件事令我很感兴趣。在宗先生看来，海德格尔与中国人的思想很近，重视实践人生，重视生活体验；强调哲学家要有生活体验，这很合中国人的口味。但海德格尔的思想很玄，他自己都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
这一看法我不能全部同意。并非重视实践人生的哲学在旨归和根基方面都是同趣的，其中隐含着的差异性恰恰极为重要。海德格尔的操心和对不可言说的东西的言说，表明了另一种情怀。
但我完全赞同宗先生的另一看法：我们对西洋的了解还很不透，一切评判都应暂时搁起来。不过，恐怕还得考虑的是，为什么了解不透。
宗先生对海德格尔确有厚爱。在那些苦寂的日子里，宗先生还翻译了关于海德格尔的一些资料，可见他对人生哲学总不能忘情。
宗先生的学术探究的指向，留欧前后有重大的改变。留欧前，宗先生主要关心的是欧洲的哲学和科学，以图为解决人生问题找到根据。留欧后，宗先生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的艺术精神形态。看得出来，宗先生最终把人生观确立在中国的审美人格上。
许多留欧的学者，回国后都沉浸到中国文化形态中去了，上至马一浮，下至钱钟书，无不如此。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漫游过西洋文化之林的学者们，最终还是要回到儒道释家里去。
当俄罗斯人倡言文化的世界主义时，他们获得的是民族性文化的高度发展；反之是否亦然？ 这里不只涉及到对西洋文化的了解是否透彻的问题，更涉及到寻找价值根据的问题。
雅斯贝尔斯关于文化的轴心时代的说法，已为人们熟知。但西方是否仅有一个文化的轴心时代？西美尔就说过，近代人已不能理解、也不再拥护两希时代的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无疑借助于另一种不同于两希时代的文化轴心。文艺复兴以后到十九世纪，西方的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要实际得多；而十九世纪末至今，反形而上学和反理性、反理想主义明显又形成了另一个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形态的一维性轴心时代精神，虽然延续了二千多年，但在现代世纪初已为西洋文化所中断。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西方文化中的形而上学、理性-理想主义以及反形而上学、反理性-理想主义这三轴文化精神几乎一涌而入华土，二十世纪无所适从的中国人究竟接纳谁？ 无论如何，选择过于匆忙毕竟不是好事，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也许得等待，当然不止于等待；那家可居，今天想，明天说。只是，等待并非非要散步。
海德格尔有一点肯定是对的：多思、少说，保护语言。宗白华先生与此不谋而合。他的文字虽少，做事不多，留下的身影却是庞大的，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原载于《读书》1988年第1期
注：本文转载自三智书院（ID：sanzhishu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