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安提戈涅的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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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担行动所带来的重力,这是最为困难的。与思虑不同,行动会产生结果,会打破一个看似安逸、平静的局面,会波及其他人,将他们也从原来的生活中拖出来,诞生一个新的格局。由最初的行动所导致的那个长长的链条,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行动者无法看到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而一旦采取行动之后又变得无法更改,这是令人真正感到忧虑的。

拥有这种有关行为的张力意识,比没有要好一些。 ——题记

谱系

在一些中国读者看来,古希腊神话和悲剧中长长的人物谱系,显得繁琐冗赘,然而它们的确是别有深意的。撇开古老的命运(宿命)之说不谈,这种追溯实际上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隐蔽视野——“事后与身后”,这往往是欲求的当事人没有想到或者不愿意去想的。讲述一个谱系的故事则有可能弥补某种短视,而将一个人行为的结果,通过几代人的承受而显示出来。

距离雅典四十公里的忒拜城是古希腊的一座名城。当她的第四代继承人拉伊奥斯,拐走佩洛普斯的儿子克律西波斯时,他肯定没有想到这个少年会自杀,更没有想到这引来了此后家族中巨大的灾难和奇耻大辱。不幸的父亲佩洛普斯(传说古代奥运会的创始人)诅咒拉伊奥斯一家将不得好报。及至拉伊奥斯娶了妻子,先是无子,后求阿波罗,得到神谕说将来的儿子会弑父娶母,这便是大名鼎鼎的俄狄浦斯。这个故事被赋予了各种象征性意义,而一再被忽视的是,俄狄浦斯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了弥天大罪,即一个人有可能是在他自己毫无意识的情况下,继承了他前人的某项不愉快遗产,发展出某个恶意的生活面向。

俄狄浦斯作为结果上出现的灾难,又成了另一个不幸系列的开端。他与母亲生下二子二女,儿女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罪孽还在延续。当儿子们轮流执政,不在位的弟弟波吕涅克斯前往阿尔戈斯,娶了这个地方的国王之女并取得继承权;但是当他回国,哥哥爱特奥克勒斯却毁约不交出王位,波吕涅克斯一时兴起率兵攻打母邦忒拜。兄弟俩最终战场对决,同时死于对方的矛下。

舅父克瑞翁在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中,当上了这个城邦的国王。安提戈涅,我们的女主角,一个未出阁的姑娘,俄狄浦斯的长女,在火海与血光没有褪尽的情况下,就要登场。索福克勒斯这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戏剧《安提戈涅》,令这位剧作家声誉鹊起。有传俄狄浦斯自我放逐之后,便死在这位剧作家的故乡科洛诺斯。写完《安提戈涅》之后,他才分别写出了《俄狄浦斯王》和《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

大幕拉开,是安提戈涅与她的妹妹伊斯墨涅的对话:“啊,伊斯墨涅,我的亲妹妹,你看俄狄浦斯传下来的诅咒中所包含的灾难,还有哪一件宙斯没有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使它实现呢?在我们俩的苦难之中,没有一种痛苦,灾祸,羞耻和侮辱我没有亲眼见过。”(罗念生译本,下同。)

作为王室的后代,她从自己的出身中所继承的,并非任何值得炫耀的东西,而是耻辱和哀伤。这实际上可以看作她所选择的那个立场。如果不是自愿选择,她也可以发明另外一套说辞,比如说她是无辜的,来表明一种轻松的、与己无关的态度。但那不是安提戈涅所为。这个家族脾气很大,但尊严感也同样强大。人在抹除、推卸中并不显示他们的尊严,相反,是在继承和担当的行为之中,表明自己与此前历史的关联当中,才能表明自己是有力量的,他/她的生命是有质量的。他/她有来源和出处,他/她这样做事情是有原因的。如果人没有记忆,没有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任何负担,那么他就像虫豸来自浮游生物一样,只是一个漂浮的存在。

冲突

一桩新的灾难正摆在安提戈涅面前。新王克瑞翁下令,不得安葬引来外族攻打母邦的弟弟波吕涅克斯,要让他暴尸荒野,供天上的猛禽们任意啄食。如有违抗者,就会在大街上被群众用石头砸死。这是一桩新鲜的决定。悲剧中文译者罗念生先生介绍了有关风俗。当年的希腊人十分礼遇死者,尸体必须得到恰当的埋葬。因为如果露尸不葬,这会得罪神灵,殃及城邦。

对于掩埋死者,亲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决定挺身而出,哪怕违背禁令,惹来杀身之祸,也要对哥哥波吕涅克斯尽到掩埋的义务。这个原先无足轻重的女孩于是变得一下子突出起来,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行为起点。

但这不能看作她本人的故意作对,不能看做她藐视统治者或蔑视法律。她所依据的是那个古老的、她称之为“神圣的天条”:必须安葬死者。这个被视为“神律”的东西,已经化为这个年轻女孩内心的法则,是她从小所受教养的一部分,是她与周围的人们认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可以称之为“天地良心”。

克瑞翁勃然大怒。即使安提戈涅是他姐姐的孩子,是他从中接过权力那个家族最后的传人,乃至是他儿子的未婚妻,他也执意要惩罚这个女孩。当然最终没有将她丢在大街上令人唾弃,而是将她关在一间石屋里,这个石屋既不在人间,又不在阴间,任其自生自灭,同时免却了将她直接处死的恶名。

克瑞翁的理由必须得到重视。他拥有权力,站在城邦一边,他对于城邦的忠心耿耿不容怀疑,他捍卫城邦的决心也不可轻侮。“如果有人把他的朋友放在祖国之上,这种人我瞧不起。”他这话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对。他还将城邦形容为一艘大船,船上的人们必须同心协力,这个比喻没准是此人最早发明的。“唯有城邦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要等我们在这只船上平稳航行的时候,才有可能结交朋友。”他从城邦(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划分敌友,以此来衡量与人关系的远近,这在他也是十分自然的。

黑格尔因此将克瑞翁与安提戈涅之间的冲突,称之为两种伦理力量的冲突:“城邦政权所体现的带有精神方面普遍意义的伦理生活和家庭所体现的自然伦理生活”,即“城邦-国家”的“善”与“家庭”的“善”的冲突,且两者都体现了“最高的”伦理力量,他的这个表述十分接近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家国”矛盾。

然而,黑格尔对于克瑞翁的认识,只是更加接近剧中克瑞翁本人的部分表现,或部分自我陈述,并不是全部。实际上的克瑞翁,比他本人对于自己的认知,要复杂得多。包括他的动机,也远非那样单纯和单一。更好地理解一部叙事作品,是将所有的人物关系、反应、行为构成一个整体来看。

维稳的克瑞翁

这个刚刚上任的新王,此前只是这个城邦的娘舅,能够坐到这个位置,不是因为他打了什么胜仗,对于城邦有什么特殊贡献(不像当年的“外乡人”俄狄浦斯凭借自己聪明智慧战胜了斯芬克斯),而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为我是死者的至亲。”人们不知道他有什么政治才能或智慧,他平地而起,急于建立自己的权威,想要将一切局面控制在自己手中。那个“禁埋令”既没有城邦长老或者公民们的讨论认可,也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然而这个杀气腾腾的禁令,正好提供一个机会,让他凌驾于所有人之上。

权力是迷人的和令人产生迷惑的。经过一系列魔术般的转换之后,城邦竟然成了这个人的城邦,这个人的意志便是城邦的意志,这个人的利益便是城邦的利益,这个人安危便是城邦的安危。当城邦等同于这个人所拥有的权力,那么违反他,就是违反法令,背叛城邦,就是叛徒。他本来以城邦利益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准,后来演变成以他自己权力作为划分的标准:与他的权力的远近以及是否服从他的权力,便成了看待人和事情的标准。

他说服自己儿子海蒙放弃安提戈涅这样的“坏女人”,接着透露了一番肺腑之言:“若是有人犯罪,违反法令,或者想对当权的人发号施令,他就得不到我的称赞。凡是城邦所任命的人,人们必须对他事事顺从,不管事情大小,公正不公正”。不去理会公正与否,而仅仅关心自己的权威,这时候,他专制和耍无赖的一面便暴露无遗。

海蒙向他透露了城邦人们悄悄传播的秘密话,都是对于安提戈涅的高度赞扬(“黄金般的光荣”)。他告诉父亲忒拜全城的人们都不同意他的做法,并劝告父亲:“你不要老抱着这唯一的想法,认为只有你的话对,别人话不对。”克瑞翁的反驳,很能代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所有那些专横的统治者:“难道我应当按照别人的意思,而不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治理这国土吗?”“难道城邦不归统治者所有吗?”海蒙的回答很简单:“只属于一个人的城邦不是城邦。”“你可以在沙漠里做个好国王”。

实际上克瑞翁比这走得还要远。他不仅将自己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而且还将自己凌驾于城邦之上。城邦是一个比他本人大得多的概念——城邦比他本人存活的年头要悠久得多,在克瑞翁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并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在这位或那位统治者颁布法律之前以及他的法律失效之后,城邦始终存在,并有着城邦存在的自身理由。

城邦不仅是一个空间,而且有它自身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包括风俗)的继承。人们通过这些东西,在世界上安顿下来,觉得那是可以居住的。而这些东西,是人们在漫长的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安葬死者的“神律”,或被法学家称之为“自然法”的东西,它们体现了遵守这种风俗的人们对于生命和世界的敬畏及信任,对于生命和世界的呵护及依赖,以及在生命所体验到的尊严。这些律令虽然无法论证,但是它们是一种世界观,提供了对于这个世界保护和保障,是这个城邦的共同价值所在。这次我们在玉树地震中,在当地人们对于遗体的处理中,也感到这种敬畏力量的存在。所谓核心价值,正是这样一种在人们的漫长历史中日益打磨出来的精神根基,是经过反复检验的那些精神根源,而不是通过权威力量来宣布的。

敬畏与呵护之心,即在人心,也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建立的秩序的一部分。徐贲先生著文谈到,古代希腊人为什么如此重视安葬,因为“安葬之礼划出了人世的最后边界:神是不死的;兽虽必死但却死而不埋;只有人必死,而且必埋。‘人’ (humanus)和‘掩埋’ (humare)、以及‘该埋的’(humandus)共属同一个字源。”同样比如“良知”这种东西,它也是人类成员安顿自身、规范自身的重要体现,是人类成员在这个广大世界上建立秩序的一部分。康德的那句名言众人皆知,有两件东西令他始终感到敬畏:“头顶上的璀璨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

当然法律也是城邦价值的一部分,但法律是价值的体现,并非价值本身。在这些被世世代代的人们视为不可动摇的东西面前,克瑞翁刚出炉的法令,倒显得像是一种挑衅和冒犯。它无视人们心目中的活生生的生命原则和世界原则,无视这个世界上已经有的精神秩序和道德秩序,无视人们曾经从中获得保护和力量的根基,而将自己的一套东西突然强加在它们上面。安提戈涅的批评一针见血:“我不认为一个凡人下一道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律条,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撒谎和制造恐惧,是专制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克瑞翁也不例外。他运用能够想得起来的疯狂语词漫骂死者,说他回来“想要放火把他的祖先的都城和本族的神殿烧个精光,想要喝他族人的血,使剩下的人成为奴隶”。他故意忘却了一个事实,正是他所赞美的那位“卫国英雄”哥哥,单方面毁约,独自占着王位不放,才引起了这场血流成河的战争。

大文学家歌德是这样评价新国王克瑞翁的:“一种违反一般道德的行为绝不能叫做政治道德。克瑞翁禁止收葬波吕涅克斯,不仅使腐化的死尸污染空气,而且让鹰犬之类把尸体上撕下来的骨肉碎片衔着到处跑,以致污染祭坛。这样一种人神共嫉的行动绝不是一种政治德行,而是一种政治罪行。”(重号原本如此,见《歌德谈话录》)

重负的安提戈涅

玛莎•纳斯鲍姆是当代美国诗性哲学家,极为出色和有影响。她曾经与阿马蒂亚•森关系很深,很难说那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独具一帜的经济学思想,是否受了这位女性的某些影响。她在中文世界已经有了两本翻译《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中的运气与伦理》(译林出版社)和《诗性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非常值得推荐。

然而那本专论古希腊诗与哲学的书中,对于安提戈涅的分析,却不能令人折服。纳斯鲍姆站在多元价值的立场上(这个无可置疑),认为克瑞翁与安提戈涅有着同样致命的问题——只抱着单一和狭隘的标准,就像克瑞翁对于“神的律令”无动于衷一样,安提戈涅对于城邦价值也置之脑后。并且这两人同样不具有对于具体人们的爱(“这两个怪人显然都逃过了爱神的眼睛”。)她提到安提戈涅对于妹妹伊斯墨涅是冷淡的,当妹妹表示出不愿出力,安提戈涅甚至对她表现出敌意;对于未婚夫海蒙,安提戈涅也没有特别表现出关爱和热情。

纳斯鲍姆是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下说这番话。在日常生活场景之中,一个女孩子会把更多的热情倾注到未婚夫身上,与周围人们形成一种呵护与被呵护的密切关系。然而,安提戈涅始终生活在一种极端的情形之下。她经历了所有的灾难,而且它们都是那么地令人难堪;与她家族所有成员一样,她的命运是被播弄的,不由自主的。一般生活中那些可爱的小东西,包括现代爱情的某些形式,对她来说也许是陌生的。

说到底安提戈涅是一种处境上的逼仄。而这种逼仄恰恰是克瑞翁制造出来的。他发布一手遮天的命令,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任何空间,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表述。眼看着亲人的尸体,被鹰犬啄得血肉模糊,这些动物们还将带着残血的碎肉带到神坛上,不仅是安提戈涅,城邦的其他人们也会感到艰于呼吸。他们并不是同意克瑞翁的法令,而是如安提戈涅所说的,“恐惧堵住了他们的嘴”。一方面是克瑞翁的淫威和众人的沉默,一方面是这个女孩子柔弱的肩膀,后者的重量要能够抵得上前者,就需要将自己集中到某一点上,才能够承担起自己肩上的重负。

纳斯鲍姆的论述中提醒安提戈涅作为个人是弱小的,她的事业根本上需要城邦的帮助才能完成。但若是整个城邦迫于压力,只能供奉犬儒主义,或在私下嘁嘁喳喳,那么这副重担只有放在了安提戈涅身上。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沉默,无疑添加了安提戈涅的负担,令她的处境更加沉重。克瑞翁就直截了当地问她:“如果你的行动和他们不同,你不觉得可耻吗?”安提戈涅的回答是:“尊重一个同母兄弟,并没有什么可耻。”然而她所尊重的人,已经长眠地下,与她分离,再也不可能给她传输新鲜的力量。她独自一人,忍受着与众人的割裂,忍受着与爱人及亲人的分离。这是她的无奈,但不可以看作是她抛弃了众人。

这个年轻姑娘被人误解的还有——明明是出于一种虔敬,出于对深厚价值的肯定,出于一种承担的行为,却被看作是“背叛”,“挑衅”,一种目中无人的“狂妄”。她完全不是一个造反派,只是希望保护和保有城邦中久经考验的习俗及其价值,这些东西正在面临从未有过的危险。在她身上活跃的力量与沉静的力量相比,起码同样地强大,后者甚至更为强大。赞扬她的人说她有勇气,但有时候“勇气”这个概念是一个伪命题:如果不是背后有着强大的价值信念作为支撑,勇气很可能沦为鲁莽。鲁莽的人不会坚持,安提戈涅则是无限坚持的。

某些时刻,安提戈涅令人想起了那位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都不幸洞察到时代的某个方面,被抛到某个艰难的位置上面,而感到“整个世界的链条都断了,偏偏要让我将它们接好”,不是每个人都中得这样头等的负彩,这是他们的坏运气,是他们的原罪。不同在于,哈姆雷特已经进入“后开创时代”,即一个反思的时代,他装疯卖傻、耽于思虑不仅不被嘲笑,而且还被赋予了最为深厚的美感。安提戈涅没有这样的福气,她仍然属于“开创时代”,这个意思是说,一些基本的东西(世界的框架和基本价值)仍然需要通过行为来确立,只有行动为这个世界提供叙事。她必须采取行动。

必须承担行动所带来的重力,这是最为困难的。与思虑不同,行动会产生结果,会打破一个看似安逸、平静的局面,会波及其他人,将他们也从原来的生活中拖出来,诞生一个新的格局。由最初的行动所导致的那个长长的链条,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行动者无法看到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而一旦采取行动之后又变得无法更改,这是令人真正感到忧虑的。

这一点对于克瑞翁也是一样。他只管想要建立起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颁发“禁埋令”到底会出怎样的后果,产生有什么样的连锁反应,这些他并不去想。安提戈涅执意要埋葬哥哥,她知道这会降祸于己,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样状况,她并没有马上面对,而是后来才来到的。尤其是她在石屋中自杀之后,未婚夫海蒙也在她的面前相继自杀,海蒙的母亲同样悲痛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连串血流成河的事件是后来慢慢到来的,它们并不出现在行动者最初的视野之内。就像是一连串的意外,最终都砸到了行动者的脚面上。不幸被夺走生命的人们,既是他们本人的损失,也是这个世界的损失和伤痛。

行动总是一个打破。它不可避免总是片面的,而带来的结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双面的。尤其是对于行动者来说,也许负面大于正面:即使行动本身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这个人为行动本身所付出的人性代价,这是否就是“行动之恶”?或者说“行动之缺损”?行动中的人,肯定不像沉思者那样思虑完满,他(她)们甚至将自己弄成碎片,撒在这个世界上。与这个世界打交道,肯定不是一件美学方面的事情。

当然,结论并不是取消行动,或以“不可知”作为借口,导向行动瘫痪、意志麻痹。也许有人会拿这个东西当作借口。然而,不行动的借口,经常是有关别的什么,而无关行动和行动背后的理念。

结局或惩罚

作为叙事,一定要看结尾。结尾的安排,才透露了叙事者的真正立场。黑格尔两边都有理的说法,表明他缺乏把握具体叙事作品的经验。

先知特瑞西阿斯带来了城邦面临的新厄运:因为克瑞翁下令暴尸,猛禽们将从尸体上撕下来的肉带到了神坛上,给城邦带来了污染。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克瑞翁决定改正自己的决定。他感叹道:“哎呀,多么为难啊!可是我仍然得回心转意——我答应让步。我们不能和命运对抗。” “我现在相信,一个人最好是一生众神制定的律条。”那个年代,统治者仍然需要服膺于某些东西,允许某些东西存在于自己的头顶之上。

这种时候才体现出他的个人利益与城邦利益是一致的。假如城邦遭受危害,作为统治者那是他的政治责任,他需要负起这个责任,要为城邦解除危机,否则他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

但是事情已经晚了,一系列的血案鱼贯前来。没有人能够发布法令制裁克瑞翁,因为他是最高的统治者。但是他的亲人一个接一个悲惨地死去,让他成为孤家寡人,这是叙事者能够替他安排的结局,也是对于他行为的评价。这个维稳的急先锋,最终成了制造新麻烦和悲剧的源头。而事情既然由他而起,那么接受惩罚的只有他本人。“哎呀呀,这罪过不能从我的肩头上转嫁他人!”他向天悲叹道:“我手中的一切都弄糟了,还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命运落到了我头上。”

安提戈涅以她短暂的生命划过暴政的天空,揭示了“天地良心”的永恒存在。统治者克瑞翁陪伴着这个女孩,站在故事的另一侧,永远接受惩罚。

时代学园TimeAcademy 2017-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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