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芒克（左）与北岛创办《今天》杂志时的合影。（图/印刻文化提供）
一九七八年的严冬，芒克、北岛、马德升、陆焕兴和黄锐等人联手催生了《今天》文学杂志。作为中国第一份“民刊”（民间刊物），《今天》文学杂志承担了时代的盼望，也承受了许多额外的负担。在最压抑闭锁的年代，他们依然保有最自由的灵魂。一九八○年，《今天》被当局勒令停刊。然而这一群献身文学的信徒，仍旧埋首不懈，创造了一个文学盛放的世代。芒克话说从头告诉你，关于灵魂的故事──
北岛在他写的一本书里有篇文章提到过老毛去世这一天的事，那天他正好来我家里，他说严力当时也在我家。他还说道我妈临去医院上班时对我们说今天会有重大新闻，让我们注意收听广播。果然这新闻太重大了，让人听到后感觉头皮发麻。一个亿万人高呼着万岁的人，一个让人不相信他会死的人，不，应该说是神，他怎么也会不再活着了呢？
我们三个人先是面无表情地相互对视，接着鬼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居然都露出了诡异的笑容，我们真的笑了，也不知为什么会笑？这或许是当人猛地得知一件令人震惊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都会不自觉地笑？都会自然或者不自然的笑？也不是这样吧，就在这一时间整个中国大陆都沉浸在悲痛中，到处都是泪水，四面八方都是哭声。不管是真的悲痛还是被一下子给吓着了，反正人们的表情就是泪流满面。当然也有不由自主笑的，比如我们，就当我们的笑也是哭吧，哭也是笑，笑也是哭。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听到这个消息我忽然特别想喝酒，我从家里找出一瓶红星二锅头，倒满三杯，我们三个人每人一杯默默地喝着，我们无话，不知说什么，我们的心情很是复杂。就算是我们送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路走好吧！但有一点我们虽然不说心里也都明白，那就是另一个时代将要来临了。在毛泽东去世不久，又一件大事发生了，以他老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逮捕啦！真是没了毛的时代变化快。
这一年临近年末的时候，我父亲被下放到干校七年后终于回到了北京的家中。他的归来虽使家人高兴，可却让我产生了不再想住在家里的念头。一是我都二十六岁了还没有工作，整天让他看着心烦。二是我父亲是个老知识分子，他规矩多，脾气又大，还容不得你跟他说理。再加上我也被遗传的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所以免不了我一顶嘴我父亲就生气发火，这就难为了我妈。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我从没见过我妈和我爸红过脸，这下可好，我妈为了我都跟我爸吵上架啦！
幸好这时候大院儿里来招工的了，主要是来招这些从农村插队回到北京的待业青年。我都没考虑就报了名，很快便有一位招工的头头来家访。这人有四十多岁，是北京造纸一厂的一位工会领导，他介绍了半天他们厂里的情况，我都没心思听，我只问你们厂里有住的宿舍没有？看来他对我还挺感兴趣，便答应我说，这次厂里招工三百多人，只有四个国家正式工人的名额，其他全是合同工。如果我愿意去，就给我一个正式名额。另外厂里有职工宿舍，你家离工厂比较远，可以帮我解决。我见他答应的挺痛快就同意去了，几天之后我便进了东直门外的北京造纸一厂当上工人。
进厂后我先被分在供销科，报了到就把我用汽车送到大兴县去了。那里有个收购和储存造纸原料的基地，其实就是个大草料场，有十几垛堆得整整齐齐像三层楼房一样高的大草垛，排成几排。草料场离城里很远我只能住在那里。看守这些草垛的除了我还有三个都快退休的老工人，是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老头儿。我在这里一待就待了有半年，这段时间倒也悠闲，只管管农民工，收收稻草麦草，出库进库的记个帐。
左：《今天》第一期。右：今天文学研究会资料之一。（图/印刻文化提供）
谁料想有一天农民工在干活时，因电路出了问题引起一场大火，那火那叫一个大，离几十米远都觉得脸被烤得快熟了。由于那天又刮大风，只瞬间功夫几个草垛都被引着了火。我们根本无法去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漫天滚滚的浓烟中大火在尽情地燃烧！
这大火把附近的劳改农场都惊动了，警察和当兵的押着成百上千的劳改犯前来救火。这群以年轻人居多的犯人还真是奋不顾身，那些称为管教的警察发话了，谁表现的好就减刑！救火车终于呼啸着赶到了，一排有十几辆，所有的水枪一起喷，这场大火还是从天亮一直烧到天黑，救火的人个个已精疲力尽。
由于我在这次救火中表现得不错，其实只是我比那几个老头儿跑得快些，第一个到达去救火，我被调回了厂里，进了城哈哈。从这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厂领导便安排我这个车间干干那个车间干干，我也不懂他们啥意思，是想让我熟悉造纸的过程，培养我成为一名懂行的造纸工人？还是因为各车间的主任都嫌我不听话？反正我在哪里干都没超过三个月，不过倒确实让我懂得了纸是怎么造出来的。
我在造纸厂唯一待的时间长的地方就是一间单身工人宿舍，这一点厂领导答应过我并做到了。要知道能在厂里拥有一间宿舍实在是不易，工厂里工人多，有许多年工龄的人都排不上号呢。
从一九七六年底进厂到一九七八年底离厂，我当工人的历史也就两年。因为在一九七八年下半年我就和北岛等朋友筹办《今天》文学杂志了，这段经历我会在后面写到。我离开了工人队伍，我今生注定是与当一个好工人无缘了。
在我进工厂的这两年时间里，也是我们这些写诗和画画的朋友疏远的一段时间。赵振开或许在一门心思地写诗，否则他怎么会在一九七八年拿出他的油印诗集《陌生的海滩》？多多是不是结婚了？我和严力有一次去他家碰见一女子，再去多多就把我俩拒之门外。彭刚是没了踪影，他再来找我已经是一九七九年我们正忙着办《今天》杂志的时候，这事我在后面再说。而严力此间也结交了一个画画的叫李爽的女子，这李爽还是我带给他认识的，但我也记不得我是怎么跟这个女人认识的？只记得她想见一下画画的彭刚，我就介绍她去了彭刚的家，至于后来她跟彭刚有没有来往我是一概不知了。
我和严力彼此是太了解不过了，我们那时谁交过什么女孩儿相互都知道。我曾问过严力初次见到李爽时的感觉，他一脸不屑地说，这不就是个乡下妞嘛！没想到隔了些日子我在大街上遇到他们，两个人正挽着胳膊亲密地走着呢！
还有一事就是我们一同去秋游香山。那天有严力和李爽，还有杜琳和杜鹏姊弟俩人，另外一个长得白胖的画画的小伙子我忘记了他的名字。这杜琳是个跳舞的女孩儿，我是通过陆焕兴和申丽玲俩口子在他们家跳舞认识的。陆焕兴是初创《今天》文学杂志的编委之一，我后面会再说起。这之后杜琳便时常去造纸厂找我，因她家在三里屯一带离我们厂不远。她总是骑着一辆小巧的凤头牌自行车，这种外国牌子的自行车在当时不是一般家庭能有的，家里都有一些海外关系。再加上她的穿戴也和大多数的女孩儿不一样，所以每当她到厂里来找我都会引起众工友诧异的目光。而我那时经常穿着一身劳动布的工作服，我和她一起骑车到外面转悠免不了会招来各种眼神。
接着说我们一同去香山的事吧，我们是乘着长途公交车去的。在香山我们玩得挺开心，可在回来乘车的路上就出事了。我一上车就见杜鹏已跟一伙儿年轻人打起来了，那伙儿人全是男的有五六个。我也没法儿问为什么只能动手就打，真是一场混战！更有绝的是那个开车的司机，他就当车上没发生啥事似的，只顾一路狂开他的车。车边走边晃，我们是边晃边打，打了有一站地。突然对方有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伙子冲我喊道，别打啦！别打了！哥们儿，我认得你！大家都住了手，我看着那家伙也觉得面熟。他说他们是住在西单和西四那一带的，曾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跟我打过交道。就这么的架是不打了，虽说双方都受了点伤，但算是朋友了，也不再计较。人家还要请我们去吃一顿，被我们谢绝了。
在这场战斗中，杜鹏算是最惨，他在车厢中间，被围着打。我是从前门上去的，背后没对方的人，可以放心地打。那个白胖的男孩不会打架，他手里当时拎着个画箱子，但知道往人身上砸！最让我们想不到的是严力，他是最后一个从后门上的车，占据很好的位置，可他却目睹着整个打架的过程，就是不动手！事后我们问他怎么不上手啊？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有你们动手就够了。我们大家顿时哑口无言。
杨炼（左一）与顾城（左二）、北岛（右一）等人合影，1985年于北京。（图/印刻文化提供）
一九七八年的下半年，尤其到了九月分之后，北京城每天聚集人最多也是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长安街西单路口的东北角了。那里原先有一道长长的灰色砖墙，有一人多高，大墙的后面是一处北京公共汽车的大停车场。这道砖墙从西单路口一直延伸到电报大楼，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也需要用些时间。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冤枉迫害致死的人太多，什么冤假错案更比比皆是。从全国各地来北京上访伸冤和要求平反的人不约而同地每天都聚集在西单的这道墙下，他们用大小字报写下各种被迫害的事件、经历和诉求，又用五花八门的纸张和字迹贴满了这道墙上。人们都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连中央政府都这么宣布，那些有冤的人都趁着这时机来到北京，毕竟北京是中国各个最高权力机关的所在地。
北京的市民和很多的年轻人也到这里凑热闹，他们除了看看大字报和小字报什么的，也常能在这里听到一些情绪激动的人面对着人群在激昂地演讲。这道西单墙是越来越喧闹了，已自发形成了一处公众聚会和宣泄的场所。再后来这西单墙干脆就被大家称为“民主墙”啦！
有传闻说“民主墙”这称号还是出自邓小平的嘴，他那时正在重返中共最高权力的路上，有一次外国记者采访他提到西单墙的情况，他老人家张口就这么说了。不管这是真是假吧，反正“民主墙”这名字算是叫开了。进入十月分的时候，赵振开已把筹办文学杂志最初的编委人员找齐了，他告知我这些人要在一起碰个面开个会，一是相互之间有不熟悉的，二是商讨一下办刊的宗旨和给刊物起名。
第一次全体编委碰面会是在张鹏志家。说实话我至今都不太了解这个人，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他初次给我的印象肯定是个书没少读的知识分子，戴着眼镜，岁数只会比我大。另一个与张鹏志同样我不太了解的人叫孙俊世，他外表倒不怎像知识分子，但似乎学问很深，说话谈吐言辞犀利。另外三个编委是黄锐，刘羽和陆焕兴。当天在场的好像还有陈佳明，他跟振开和我都是朋友，但正式组成编委会没有他。
张鹏志的家在鼓楼和钟楼西侧的那条小街上，我们是晚上在他家里开会商量办刊物的事，所以走到那条小街上透过夜色可看见钟鼓楼巨大和模糊的身影，这两座高大的古老建筑沉默地凝视着我们，使人能够感觉到历史的苍凉。那天也没有月亮，小街两旁都是低矮破旧的院落，听不到什么人的动静，更没有任何动物的声响。那时养狗什么的是绝对禁止的。我们脚步轻轻地走进张鹏志家那个小杂院里，院内住了几户人家不清楚。我们这几个人坐在他住的那间不大的房间里开始严肃地商讨起办文学刊物的事，大家都尽量压低声音。
没人反对，都愿意参与此事，编辑部就算成立了。一共七个编委，没有主编和副主编，只是每个人各有分工。最后便是要给这本文学杂志起个名字，赵振开提议每个人说出一个自己喜欢的刊名，如谁的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这本杂志的名字就是它了。我想不起每个人都给刊物起了什么名，有点儿印象的好像振开说出个“百花山”，这是他一首诗的名字，大家沉默。而我的脑海里当时忽然闪现出“今天”二字，我认为也唯有“今天”能够说明我们所办的刊物和作品的当代性，以及我们作品的新鲜和永不过时。当我说出来之后，大家没人不赞同，《今天》文学杂志的名字便由此而诞生啦！
接下来我们就商量每个人要做的具体事情，计划必须在年底前让第一期《今天》问世。我们需要准备做的事情很多，如征集作品稿件，因我们要办的是综合性文学杂志，内容包括诗、小说、文学评论、外国文艺理论翻译和插图等。诗歌问题不大，我们的手头现有不少。小说缺少，需要找人去写。还有文学评论和翻译，都需要人去写。插图还好说，我们周边画画的人很多。另外再有更不好办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找到油印机，那时的个人是不能拥有这种东西的，油印机只有一些机关单位里有。还有纸张和油墨，这些大家可以分头去文具店买。至于刻蜡纸什么的这都不算事，人手都不缺。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要尽力，各显其能吧！但愿我们能顺利的让第一期《今天》破土而出，为此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保密！谁也不要事先声张出去。
离开张鹏志家那个小院子，夜色漆黑。只有钟鼓那两座像巨人似的古老建筑在望着我们远去的背影。寂静，一切都那么寂静，如此寂静的北京城却不知我们已热血沸腾。
那天夜里，我是和振开一路而行，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路真的是改变了我们俩人的命运。因为我们要面对新的开始，所以相互给对方起了笔名。我称他为北岛，是因他生长在北京，在他的诗集《陌生的海滩》里写的有关岛屿的诗令我印象深刻，再有也象征着他独立的品格。他给我取名芒克，是因为他们都叫我的外号猴子，这近似英文的译音。我们俩个人都重新命了名，也从此就这么叫了下去，一直被人叫了将近四十年。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这两个名字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不同的命运。
关于“星星美展”之事暂且不说，因为游行虽游了但此事还并没了结。
我们继续忙于《今天》杂志的事，在十月初我们又重新油印了《今天》的第一期（创刊号），大约有一千本。因当初印的数量太少了，这是应读者的要求加印的，想看到的人太多。可我们的印刷能力实在有限，能印出这一千本真算是尽力了。
在十月分的下半个月，《今天》编辑部又举办了第二次诗歌朗诵会，地点还是在玉渊潭公园八一湖畔的那片树林里。这次朗诵会有点儿对当局抗议的性质，因为已有传闻要对另一个民刊《探索》的主编老魏进行审判。老魏是在半年前被公安局抓起来的。这次举行的诗歌朗诵会我就不想细说了，因在我的记忆远比第一次要淡漠的多。
老魏果然被审判了，关于他的事我在此就不讲了。我只讲一下这件事牵扯到了我们《今天》编辑部的成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老魏的审判被称为“公审”，允许一些媒体和其他什么人进去旁听，但有限制。“星星画会”的成员曲磊磊，我不知道他是以什么身分进去的，而且他还把全部的审判录了音。这录音带转交到了七十六号的小屋里，让大家听听。当时民刊《四五论坛》的另一个召集人刘青住在这个小屋里，他是刘念春的亲哥哥，在陕西的某个地方某家工厂工作，他因病到北京来休养就住在他弟弟的家，七十六号的小屋是刘念春的房子。刘青在此期间便同徐文利等人办起了《四五论坛》。
这盒审判老魏的录音刘青听了之后想整理印刷出来，他说他会以《四五论坛》杂志的名义发表，不牵扯其他刊物。我们不能阻拦就随他了。这份根据录音整理印刷出来的审判材料是在七十六号小屋里印刷的，印好之后，刘青在没跟我和北岛打招呼的情况下，私下让《今天》的成员庞春青（黑大春）和“星星画会”的成员陈延生两个年轻人拿到西单墙去散发和卖。这一下可出事了，黑大春和陈延生在西单墙被警察抓起来关进了拘留所。我和北岛还有《今天》编辑部的主要成员聚集在七十六号小屋里，我们责问刘青这件事情怎么办？并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你——刘青，要承担责任。刘青也自知发生此事应该怪他，他这个人也是个敢于担当的人，就向我们保证，他会去公安局讲明这件事，争取把黑大春和陈延生交换出来。
刘青当天就去公安局“自首”了，他这么做是值得称赞的，这叫大丈夫敢做敢当，不能去连累别的人。结果是这样：黑大春和陈延生两位年轻第二天被放出拘留所，而刘青则出不来啦。他这一关时间可就长了，先被判刑送回他的工作和户籍所在地陕西一个什么地方的监狱里，后来又加刑总共在监狱里关了十年。
而老魏被判刑十五年，关押在北京的一所监狱。这都是发生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分的事情，此时的北京城已进入深秋，天气渐渐变凉了，已感到冷风飕飕。在这里我还要讲讲刘青进监狱一年以后发生的一些事，因为他又牵扯到了我们《今天》的两位成员，一是他的弟弟刘念春，二是小英子（崔德英）。这已是《今天》文学杂志被迫停刊以后的事了，我们还没有完全撤离七十六号。有一天来了位陌生的陕西人，他说他要找刘念春。他还说他是刚从陕西的一所监狱里刑满释放出来的，与刘青曾关在同一间牢房。这人岁数并不大，也就三十岁左右，是个说话带有陕西腔调的青壮男人。他神神祕祕地说有封信要交给刘念春，当时刘念春不在，我让那个人把信留下他就留下了。等刘念春来时我告诉了他，他拆开看是他哥哥在那边监狱里写的一篇文章，讲述的是他在监狱里的遭遇。刘青好像还嘱托他弟弟把这篇文章让外国记者公开，刘念春跟我讲了，我希望他要谨慎。
之后过了有一段时间，我已把这事淡忘了。看来刘念春还是把刘青写的文章交给了外国人，至于交给了什么人又是在哪家报刊发表的我们不知道也没看到，但肯定是刊登出去了。因为受此事的牵连刘念春也被抓进了监牢。那一年是哪一年我记不准确了，反正是八〇年代初的事。再后来我们又听说刘青也因他写的这篇文章被加了刑期，是这么的他在监狱里关了十年。
关于小英子（崔德英）是怎么牵扯到这件事情里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这事刘念春应该知道。我们只知道她与刘念春前后脚被抓起来的，在拘留所里关了多日。等她放出来后整个人都变了，见人说话都显得紧张，而且也有点儿语无伦次。见她这样我们也不想过问太多。在那段北京城所有民刊被封杀后的日子里，又有那么多参与办民刊的人被抓，怎么形容好呢？真有点儿风声鹤唳的感觉……
再一次步入冬季的北京城似乎比往年更加寒冷，当雪花纷飞，大雪覆盖住房屋和街道时古老的城市犹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显得寂寞孤独。
我仍旧住在东四十四条七十六号的小屋，我无处可去。在《今天》杂志被迫停刊后，几乎是同时，我便收到一封北京造纸一厂的来信，因我还算那里的工人，我打开一看信上盖着工厂的大印，打印出几行字，说我旷工了几百天，所以工厂决定把我除名。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事，一点儿不影响我的心情。影响我情绪的是《今天》编辑部，也就是这间七十六号的小屋一下子便没人来了，往日那种大伙儿聚在一起干活印刷谈笑风声和一起吃面条的场景没了踪影，本来就冰冷的屋里更加冷冷清清。
唯有老鄂是最忠实和靠得住的人了，他有工作单位每天上班但下班后总要来一趟七十六号，他一是看一看有没有读者来信，二是问问我生活有没有什么困难，只要《今天》还存有一点钱，我那份特殊的工资他是照发的。
为了防止《今天》的那点家当会被抄走，主要是那台手摇油印机，老鄂给搬到他母亲家去了，为这台东西让老鄂的母亲好些日子提心吊胆。
令我没想到的事是有一天突然登门进来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她说她工作在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诗刊》社，名叫康志强，我称呼她康阿姨。她询问了我一些情况后便从包里掏出二十元人民币给我，她说这是她丈夫与她的一点儿心意，一定让我收下。她还说她丈夫想邀请我去家里一趟，住址是在东城区的东总布胡同，一定要去，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康阿姨丈夫原来是老作家严文井，我久闻其名，那年代的孩子们或多或少能知道一些，因为严文井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也是一位老革命，曾在抗战时期延安待过。他还当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等，再多的我就不清楚了。
几日之后，我去了东总布胡同严文井的住宅，人家出手相助我要去拜访表达谢意。严文井先生为人随和并还准备了一桌好酒好菜。我们这次见面聊的话题挺多，他对我的人和处境也有了了解。
令我还是没想到的事是在几天后，康阿姨又来到七十六号让我再去东总布胡同，她说严文井有事要见我。我随她去了，进了那座大四合院里。严文井很认真地问我愿不愿意找份工作？我说恐怕没什么单位敢要我，我可是被开除的人。他说先不要管这些，让我今天务必去趟《文艺报》社，他说他与《文艺报》的主编冯牧已经说好了，冯牧先生答应见见我。我心说《文艺报》可是文化部主管的一份理论性报纸，让我去那里干么？很快我就明白了严文井先生的心意，他想通过他跟冯牧的关系安排我进《文艺报》社工作。我当即就告诉严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里不会收留我的，我也不想去干那一行的。但严文井让我无论如何也要去一趟，因为他跟冯牧已约好时间了。
这勾起我又想到另一件事，那是在《今天》文学杂志出版了两三期以后，具体时间没记住，有位姓唐的说是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专门负责写“内参”的，就是写一些不让老百姓看到的消息发在“内部参考消息”报上供上面的领导看。他找到我请吃顿饭并采访了我，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他问我，大意是如果不让你办你们的《今天》杂志了，让你随便挑选一份国家办的文学杂志去当编辑，有工资并且还分配住房，你同意去吗？我当时回答他的话是，我们办《今天》杂志不行吗？宪法上不是写着公民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吗？他说没错。我说既然我们办《今天》杂志并不违法，那我还去别的文学杂志干嘛？我继续办我们的《今天》不就行啦。后来听说这位唐先生还真把我们的情况写在“内部参考消息”上了，原文我没看到。
严文井的好意我明白，我若是拒绝那真是太不给好心人的面子了，何况他为我已求到了冯牧先生。我离开东总布胡同便到了《文艺报》社，地址在我们曾张贴过《今天》杂志第一期的中国文化部的大院儿内。这里的一位年轻的编辑好像知道我要来，他递给了我一张冯牧先生留给我的纸条，冯牧说让我去他的家里去，在离中国美术馆不远靠近王府井大街的一条胡同里，具体地点门牌号码早忘了。我进了一座四合小院见到了冯牧先生，他留我在家吃了顿饭，谈话之中我就能听出像我这种人进《文艺报》根本是不可能事，我能觉出他见我完全是严文井的面子和关系。不过他待我倒是很和气，头一次见面人家在文化界也是个大人物还请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在家吃顿饭。
在八〇年代我曾几次去东总布胡同看望严文井和康阿姨，不论怎样我对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心怀感激。人家与我无亲无故又不图什么，真是两位好心人。多年以后当我从报纸上得知严文井老人病逝要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我便独自赶了过去。我见到了年老体弱的康阿姨，她拉着我的手痛哭，她想不到我会来送严老最后一程。确实是这样，我活到现在到八宝山为逝去的人送行，除了我父亲便只有严文井这位老人了。
再往后我所知道的事情和经历在这本书里已断断续续地讲了不少，写到此时我想也该收笔了。《今天》文学杂志停刊后，我再简单地说一下当时的结局，北岛在不久后到了《新观察》杂志社当编辑，这是下属于中国作家协会一本刊物。他跟我说好每月挣的工资拿出十块钱给我做生活费，他说话算话照办了，给了几个月，后因各种事我俩断了来往，只偶尔在国外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时遇见。但不论到任何时候我们都还是一见如故的老朋友。
在“今天文学研究会”散伙儿后，《今天》的一部分作者在八〇年代先后加入到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会员，这在那时算是最好的出路了，有的人甚至引以为豪。而我又将何去何从？七十六号的小屋也不是我的久居之地，没过些日子我便告别了。被严冬呼啸的寒风追打着的我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北京城的街头，头脑里没有任何想法儿，只觉得自己是在听天由命。
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