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资料附言


1980年《今天》被停刊前数月,东四14条76号破旧的“编辑部”小屋不再如往日般熙来攘往,只剩下芒克在留守,接待不时流窜到这里来察看动静的旧友新朋。北岛依旧骑着自行车四九城的跑去编排下一期的稿子,我则是利用下班后到晚饭前的两、三个小时,来油印一、两版《今天》杂志。这时,我们已经购置了手摇速印机,效率和质量大为提高,只是在装订和发行时才招呼大家来干上几天。我慢条斯理地摇着机器,芒克在一旁帮我添放纸张和整理印好的页面,有客人来时,除去吸烟也不停下手中的活计。盛夏已然过去,秋意渐浓,某日,《四·五论坛》的孙大光风风火火地跑来,坐定,吸烟,沉闷不语。良久,迸出一句:“你们要印到什么时候?”我随口答道:“印到不需要自己印时为止”,恍然间我又回到了两年前还在草原上放羊时那地老天荒的日子。芒克听后傻笑了两声,孙大光却是愕然,怅然,随后辞去。这与《今天》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工作,对于那些政治活动家们,或许只是他们宏大设想中的某一初期阶段。

几十年后,我依然为使用“出版、发行”这样奢侈的字眼而自惭形秽,《今天》如同那些世代渴望得到土地的清贫农夫,他们拼着气力在贫瘠荒地开垦出几块薄田,把用汗水换就的果实拿到市场——在那个时代,甚至连“市场”这个词也是奢侈的,农民们蜷缩在城镇街巷的偏僻角落,用并非是多余的自产换些零钱花。《今天》第一期(创刊号)则是在更为凶险的境况下完成的,我未曾参与,无从描述,仅能凭着生活在“同一块天空”下的心理来揣测。我到《今天》时,“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我们这些后来者再也无缘领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情。

自我成年后十数年来,在政治凶涛云谲波诡的时代,伴随我孤寂的牧羊生涯唯有读书。为了让众多的阅读者不再感到饥渴,头脑中也曾闪过对于出版工作的憧憬;介入《今天》之后,居然可以亲自把同代人的作品印给喜欢她的读者看,于此则别有一番感受。《今天》沙龙主人赵南在他那首著名的诗歌《给你》中,有这样的诗句:

……冬夭,十一月/寒冷把我驱赶到你面前 /你用灰色的墙壁拥抱了我 /并用灰色的眼睛对我说出/——纯洁、友爱、希望 /你低声对我说/——点起一堆篝火吧 /让孩子们不再感到寒冷 /我的心融化了 /不由自主地在墙上 /写下一堆堆红色的火。

时值1979年春季,距《今天》问世不过三、四个月,以我们年届三十的阅历,都太清楚自己“在狭缝中生存”的境地。

某民刊成员油印和刻蜡版场景

《今天》最初使用的是原始的“手刻蜡版、手推油印”方式,一直持续到第二期。但凡是参与过第二期印制的朋友们,哪怕仅仅身临其境,留给他们的印象是终生难忘的。时至今日,《今天》第二期拿在手中,依然能感受到版面的精美与特色,那风格迥异的手刻字体与插图;扉页上,张岚(已故)的摄影作品“秋之魂”,全部使用人工洗印的照片,在书刊出版史上是否有过先例?上千幅照片的洗印工作是由黄锐和张郁萍(《今天》成员,三里屯照相馆职工)完成的;创刊号上的木刻《卷烟的清洁工》以及第四期上的《梦幻曲》,由于作品的制作难度,只能由作者马德升独自一人去完成……我与那些为《今天》刻写蜡版的朋友们从未见过面,仅仅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听北岛讲过其中有陈凯歌的妹妹陈凯燕。但我手中的墨辊成千上万次的碾过他们刻写精美的版面,留下一页页同样精美清晰的印张。有时因操作失当致使蜡版断裂,很快便会送来补刻的新版。刻写蜡板所得的回报是赠阅一本《今天》杂志。

76号那一间半十二、三平米的斗室,两张单人床铺撤去被褥,权当工作台案,第二期4万多8开印张的油印、折页及装订等全部的手工劳动,都是在这里完成的。由芒克来协调,来自各行各业的文学爱好者、大专院校的学生、待业的青年,从年长的返城知青(如我辈)到十几岁的高中毕业生(当年的黑大春),成为这无偿劳作的主力,《今天》编辑部的部分成员和作者们却因其动手能力所限,反倒被芒克斥退在一旁去发挥他们的特长:为正在干活儿的朋友们深入浅出的讲解当代文学的来龙去脉。这狭仄的空间,既是紧张有序的手工作坊,又是高水准的文学知识讲堂。我在里间屋推动墨辊的同时受此聆教,从对当代文学流派一无所知,逐渐的使我以往经典文学的阅读得以衔接和扩展。

我印象极深:《今天》成员李鸿桂(东单三条儿童医院护士)和尹蕾(鼓楼中医院护士),带来她们护校的同学(记得有协和医院的胡洁、戴敏)来到76号,或许是刚刚下夜班,还来不及去补足睡眠,那铺满床板的书页,在她们灵巧的双手上如蝴蝶般翻飞,很快便集成一册《今天》,交给旁边力气大的男性,使用普通的订书器,以全身的重量,将书订压入厚厚的册页,然后用裁剪相纸的大号裁刀,同样费力地切齐参差的边缘,再交给她们包装上漂亮的《今天》封面,那书脊用手捋得坚挺平直……来自全国各地慕名而至的造访者,也为此热烈的氛围所感染,不由自主地添加进去,似乎忘却了来此的初衷。那二十来个繁忙的日日夜夜,是《今天》初创最红火的时期。

《今天》的一切劳务都是无偿的,惟独纸张必须购买。第二期4万多张纸摞起来有两、三米高,不可能如某些传言是芒克从他工作的造纸厂“顺”来的,芒克此时为办《今天》已经长期旷工,哪敢再去招惹是非?况且熟知芒克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在小事上反倒谨行慎言,公交车票还在5分、1角的年月(同时也是流行画假月票,“百日蹭车无事故”的年代),他偶尔出行,上车便循章购票,否则如坐针毡。我是在第二期开始发售后才接手《今天》的事务管理,“征订启事”刚刚刊出,订阅款项陆续入账后,我的财务记录上只有200余元(主要还是用于封面)的借款偿还,第二期资金是如何筹集的已无从知晓。《今天》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靠大伙凑钱办事,包括午间那顿简陋的“工作餐”,也是在座的倾其所有,去买些廉价的主食,就着白开水,仅仅充饥而已。如果恰逢北岛到来,他那小钱包内却总能拿出些善款,请大伙到胡同口外的小吃店喝上一碗廉价的豆泡汤,芒克与朋友们挤坐在桌旁等待时,嘲笑着北岛把小钱包凑到眼镜前翻找粮票的“老葛朗台”形象……那些素面朝天的女职工和女学生,她们未曾赶上讲求穿着打扮的消费时代,将自己菲薄的生活费用或实习津贴剩余的那点零嘴钱也都拿出来奉献给了《今天》。那年月,囊中羞涩者可以毫无愧色地享用,如果有钱舍不得拿出则要累及声誉了。

芒克与友人1979年摄于76号墙垛即将倾圮的《今天》编辑部小屋前

在回忆《今天》的旧文中,我曾写过对76号的往事始终难以摆脱某种世俗的愧疚,三十余年来我一直刻意地避开那条破旧的胡同,直到2012年夏,河南大学的李建立先生来京寻访76号旧址,迷失在陌生的京城胡同网中,我才不得不从家中赶去。大杂院内静悄悄的,我将他引领到那间业已翻盖的小屋前,便悄悄退回到街门外等待,生怕再来惊扰邻居们的安宁……

《今天》从第二期开始使用锌版印刷的蓝色封面,这在当时来讲还算是漂亮的封面,曾经给无数读者以清新的感觉,也为《今天》的发行带来些许便利。《今天》印过两批封面,共计一万三千张,我都未曾经手,但赵一凡先生保留下来完整的单据、资料,使我得以在今日较为清晰地描述这段历史。《今天》封面由黄锐设计,原稿曾制成16开锌版,在筹备铅印第三期(诗歌专刊)时,又修改为该期专用的套色封面,送印刷厂制成32开的锌版一套二式,因运作中断而得以保存。《今天》杂志每期使用相同的封面,留白处加盖木质期号印章,由《今天》成员王玉豹临时制作。

根据一凡保存的票据,封面的承印单位是煤炭部所属的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可能该厂不具备制版工艺,锌版是委托附近的地质部印刷厂制作。徐晓用她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的介绍信去 “联系印刷(封面)事宜”,徐晓回忆是“从家里拿了父亲舍不得喝的汾酒和包装精美的巧克力……”据此看来,并没有通过其它特殊的关系,仅仅是由于该厂位于和平里她家附近。这批封面印数5000张,制版和纸张及印费共计157余元,与我接管《今天》财务时,两笔偿还借款的数额是吻合的。这笔费用相当于当时普通职工月工资的3倍有余。

《今天》双月刊每期印数1000册,这批封面只够用到年底,该年夏末,赵一凡与《安徽文学》主编江流先生取得联系,江流先生侠肝义胆,应允为《今天》续印封面,并率先开辟“原上草”专栏,刊登民刊文学作品。八月中旬,封面托运到京(印刷费用由一凡经手)。这8000张封面一直用到停刊,还剩下2000张,保存至今。徐晓在回忆录中惊诧我收存的《今天》文物中竟然囊括了她“珍藏在书柜中的封面锌版”,其实是她记忆有差,我也并无“意念取物”的超能:我收存的是未曾使用过的32开锌版,她保存的那份16开锌版,应该是拿去安徽作续印用了。

江流先生于2001年在孤寂与悲凉中辞世 ,容后另撰专文悼念。

《今天》杂志经邮政系统发往全国各地(除江西、西藏以外,当然还有尚未通邮的台湾,以及虽已通邮但对部分印刷品禁邮的港澳),我在内蒙插队十余年,算是出过远门,深知那年月的交通闭塞和邮路维艰,累计数千份杂志却能悉数准确无误地邮送到读者手中,这也为《今天》创造了良好的信誉。也曾出现过十数次订户邮件丢失,恐怕是“终端的顺手牵羊者”所造成的疏漏,因无从追究,我们一律及时补寄,就算作正常的“损耗”吧。

当时的邮资:信函本市4分外埠8分。杂志却是本市1.5分外埠3分,实际上是“国家出版物”(邮政行业谓之为“印刷品”)在享受着某种形式的补贴,那时候即便是作家的文稿(均为手写,鲜有人去做昂贵的手工打印),也被视同包裹,要按重量和邮寄里程计价。《今天》属于蒙哄过关,放在今日则先被列入“打非”,遑论发行。

编辑部所在地归属北新桥邮局,我第一次去时可谓是战战兢兢。对邮政的门槛早有耳闻,我和妹妹插队一北一南,父亲每年给我寄干菜、调料,给云南的妹妹寄猪油,跑邮局可没少挨呲儿:在家包装好了要拆开检查,重装后又说不结实或尺寸不对,返回家让母亲缝好再送去;好不容易贴上条、盖戳,看着营业员隔着老远往包裹堆上一扔,心头一沉,又担忧刚才弄得不很牢靠,不知能否到得了云之南或蒙之疆。跑一趟邮局,把老人闹得一连几天心绪烦闷。

为求稳妥,我只带一本样书和包装纸,挑选了一位面目和善的中年女营业员,请教如何邮寄杂志。也许是《今天》的封面印制还算精美,不似那些简陋的民刊,加以我的谦恭,她很热心地教给我,亲手将杂志与包装纸一起卷成很紧的圆筒,粘牢,贴邮票。末了儿还叮嘱:“两头不要封口,以备检查。”我几乎是蹦跳着跑回76号,其实我早就通过其他渠道问清了邮政要求的包装式样,我和一个帮手抱着两大捆早已包装好的,像违禁鞭炮一样的筒状邮件又返回邮局,那位大姐笑着站起来:“您这是大宗邮件,您到后面去找张师傅……”

此后近两年,我不时地出入邮局旁侧的那个小门。张师傅是位快要退休的老职工,木讷寡言,每次我带来的邮件已清点好并分为本市和外埠,他过数后给我开收款单据(大宗邮件计数收款,然后加盖“国内邮资总付”邮戳,也省去贴邮票之劳),一年多来相安无事,平静得没有一丝记忆。其间寄往香港的杂志被退回,是北京海关驻邮局办事处根据上级规定照章办事,与邮局无涉。实际上邮局也可能对《今天》的背景一直茫然无知。

在我的订阅记录本上,共有八位香港订户,只有三位收到部分刊物,其他五位的收发记录空白。被退回的订户我均已回函解释。在近年整理资料时,发现有一张一凡的便笺,他为其中三位香港订户,托人带去过六种共18本刊物,但因不是我经办,未作登录,订户姓名也无从查找了。

直到临近停刊前不久的某日,我们收到一封北新桥邮局的“简函”:

今天编辑部:
关于邮寄杂志内有信件请速来局面谈
(请带包封用纸)(下午来办)
×× 总付
北新桥邮局

编辑部不时会随同杂志向订户寄发续订通知和账目结算单,因单据是油印后填写的并有关杂志业务(以区别于信函,当然难免在空白处就订户的问候或问题多写上几句),我最初已向邮局明示并得到默许,这次无疑是出自有关部门的介入和干预。

套住《今天》的绳索开始收紧了。

我如约去邮局,按照张师傅的指导,默默地将部分邮件重新检查包装,只是走个过场,我也未作任何解释。张师傅神色有些异样,我感觉他比初见时更老了。但之后的几次邮件照发,也未作任何检查。时常在记忆中依稀存有张师傅的模样,不知他那次是否受到申斥和惊吓。

我得感谢命运对《今天》的眷顾,要知道如果被归属地邮局“拒寄”,在那年月将会是怎样无尽无休的麻烦。我生性愚钝,办事循规蹈矩,没有十足的把握从不敢乱闯。《今天》停刊前夕,曾有年轻幼稚的读者在来信中与我们相约:愿与《今天》保持任何联系方式,“包括书信夹带法”。由于市局两次派员通知《今天》“停止一切活动”,我们未敢再作任何尝试,戛然中止了《今天》的发行,致使相当数量的刊物滞留在手中。也从此中断了与读者的联系,尽管在此前曾印发通知 ,并与订款用尽的读者做了结算,但大多数读者仍对我们寄予厚望,选择以捐款的形式继续得到《今天》。《今天》公开发行将近两年的时期,正是这些可敬的读者以自己省吃俭用的血汗钱在维系着《今天》的生存。

此后数十年,我始终为订户滞留在我们手中的订阅余款未能如数偿还给他们而深深地愧疚,尽管处境不允许我们继续公开的与读者保持联系,但在其后漫长的岁月中,以私人的名义还是可以做到的,这对《今天》来说是难以原谅的疏漏。多年以后我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回忆录,她那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并曾堕入赌博恶习的丈夫去世后,她拒绝转让曾以丈夫名义经营的书店,于贫困中为他偿还了全部的订购书款。

略感宽慰的是,1988年我才从周郿英那里得知: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读书的《今天》成员王捷,一直负责将各期《今天》杂志送至数十位北大同学的寝室,停刊后他用自己的钱为45位订户偿还了共计70余元的欠款。

由于有了成功地印刷封面的“前科”,也可能是受到《北京之春》出版了一期铅印刊物的刺激,徐晓又持同一张介绍信去印刷厂联系第三期(诗歌专刊)的铅印事宜,从现存的介绍信原件上可以看出月份1被涂改为3的明显痕迹。

前期工作进行得很顺利,32开的封面套色锌版和10余幅插图的锌版制作完工并给出小样,但正文排版即将完毕时,受到有关部门的干预被中止并拆版。此刻我已介入《今天》的管理工作,是我去所属的银行分理处缴纳30余元的制版费用,然后去印刷厂取回未用的锌版,厂方的人员很和蔼也很无奈。早期《今天》唯一的一次铅印机会就此告终。

一周后(1979年4月1日下午),徐晓借用北京师范大学教二楼204室,《今天》编辑部在此举办了“读者·作者·编者”首次见面会;时任北师大中文系《初航》主编的徐晓,竟贸然将《今天》第三期的打字蜡版混入由该校印刷厂承印的《初航》之中,座谈会后将《今天》第三期的印张带回76号自行装订。

无论纸张成色还是油印质量,第三期自然都是最好的。

面对10余件未能用上的插图锌版意犹未尽,也许是对第三期的不劳而获受之有愧,《今天》成员及志愿者们又为第三期投入了一项手工印制插图的巨大工作。试想:将(挑选出的)10件锌版蘸匀刷在印台上的油墨,像盖图章一样均匀用力,分别印在1000册杂志的不同页面上,这上万次的工作量也是极为繁重的。

第三期扉页的线条画《冷对》的作者是阿城,北师大印刷厂的师傅们出于敬意给加了黑框。其实从题目上看并非单纯的悼念之意,《今天》的早期读者崔青慨先生当年就更为贴切地指出:该作品体现了“共产党人铁与冰的性格”。

该期封底和正文内的插图作者均为艾未未,当时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系,为《今天》杂志及《今天》丛书创作了大量插图。

第三期出版一周后,1979年4月8日《今天》编辑部在玉渊潭八一湖畔松林空地举办了首届诗歌朗诵会,将《今天》初创时期的活动推向高潮。

第三期整齐划一但更趋近于官方色彩的铅字打印蜡版页面,使得《今天》彻底摈弃了手工刻写蜡版的“草根”风格。尽管蜡版打字不像印刷厂那样受到严格的管制,但这种蜡版的手工油印却需要掌握相当难度的技巧,我的油印技术仅仅是手刻蜡版的水平。1979年5月,我因生计所迫,去工厂上班,结束了近半年的待业生涯,也无法尽全力于《今天》。

由于官方对民刊的存留尚停滞在不明朗阶段,这段时间通过朋友关系半公开地使用过几处机关单位文印室的手摇速印机,我记得与黄锐去过北京变压器厂印了第四期的诗歌部分;这一阶段对《今天》帮助最大的,是在清河技校任体育教员的读者钟峰先生,他为我们提供了很宽裕的时间,第四、五期的大部分印张都是在他那里完成的,我平日要上班,其他成员轮流去印,因操作失当,致使速印机损坏,怕给钟峰先生带来麻烦,就不好再去了。钟峰是位很热情的青年,我们还保存着他的来信及投稿。北岛与我还去过海淀区八一小学印了第六期连载的《波动》部分,用的是只有学校才使用的蓝色油墨。一位中年女语文教师,坐在桌旁阅读墨迹未干的印张,忘情地赞赏着作品的“俄罗斯语言风格”。我不知道北岛是如何瞒过对《今天》背景一无所知的女教师,也许出于歉疚,他的面色微微有些潮红……

第六期是《今天》最困难的时期,无奈何只好退回到76号继续手工油印,这绵软的打字蜡版让我们一筹莫展。徐晓也曾借到北师大的手推油印机并请来师傅指导,但此项技术的难度非同一般,终至《今天》停刊,也未能有人入门。在页面中,留下无数处难以辨识的字句。

油印技能的困厄使得《今天》的出版工作举步维艰,于是竟然异想天开地寻求购置手摇速印机,那可是与铅字打字机同属国家严格控购的设备。整个购置速印机的过程都是在低调秘密的状态下进行,我未曾参与,其中的细节全然不知,也不便打听。我们太清楚此举的任何闪失,对《今天》的打击都将是致命的。购置手摇速印机是《今天》办刊史上的一件大事,为购置速印机投入约280元资金(含差旅费用),这笔源于读者订阅款的资金相当于当年普通职工半年多的收入。起初是《今天》的朋友吕小林(后来与芒克的妻妹联姻)一位很神秘的残障朋友李苏苏应承代购,但没有成功。货款的支取和收回是我经手的,我们不敢在人员芜杂的76号交接,我和北岛、芒克三人约定他到外边,至今仍对76号胡同西口那昏暗的路灯和李苏苏拄着双拐的消瘦身影记忆犹新。

后来《今天》的一位读者(听说是文革中受到整肃的关锋的儿子),帮助联系到他在山东德州师专读书的远郊夏津县农机厂生产的一台展销会参展机。由于没有多余的人手可以数日外出,只好让芒克一个人去德州提取(在那尚未发放身分证的年代,只好冒用《今天》成员周郿英的单位介绍信)。记得我和北岛去北京站为芒克送行时,他俩在站台上那很洋气的拥抱;还有我在76号兴奋而又焦急地等待着刘念春、芒克的女友毛毛和《探索》的路林去车站接芒克提取速印机归来。

《今天》从此摆脱了棘手的打字蜡版的手工油印,确保了杂志的出版及印刷质量,《今天》因此受益匪浅。数十年来,对那位帮助购买速印机不知名的朋友一直铭记于心,后来在整理数以千计的读者来信时,才发现了与此有关的信件,内中为芒克详尽地安排了此次购机的行程,是山东德州师范专科的一位学生,署名(?)建军(因其姓氏书写用草书,初识为“窦”,落款时间有误,应该是1980年元月),信还是写给我的,也许是我曾接待过的无数读者中的一位,但我确实不记得有人与我商谈过购置速印机这等重大的事项。

当年与《今天》有过联系的无数青年学子,如今早已星散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无从找寻,事隔三十余年,无意中,我才想起当年也在德州师专任教的《今天》作者吴三元先生,他那首题为《船》的诗歌曾在《今天》杂志第五期发表,署名吴铭,文革期间与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孙康(方含)的《在路上》同属“地下诗歌”被广为传抄。吴三元先生文革前就读北大,有才子之誉,网上曾有这样的文字描述:

“七十年代初,吴三元被贬山东,不以为然,复贬德州,仍有傲色,随被逐武城县,后又到武城某镇教小学,乃大惭,可谓时运不济。

吴初到武城,曾有提着水桶,满村找自来水之举,书生本色,被引为笑谈。

“八十年代末,吴三元终被山东大学中文系慧眼识材,调至济南。后闻曾任职山东某报社……

1979年三元先生来京,一凡曾嘱托我为他办两件事:一是让北岛或芒克去找叶三午(也是《今天》诗歌作者),请他爷爷叶圣陶老先生给德州师专的校刊题字;二是联系到三元过去的女友申丽灵(此时是《今天》创办人陆焕兴之妻)。但我与三元先生却从未见过面,一凡给我看他表示谢意的来信。

同样与三元先生未曾谋面的《今天》老友陶家楷,生前曾多次向我们后来的朋友罗亚旗(在二十年前曾举荐徐晓进入他所就职的《光明日报》出版社工作,开始了她的编辑生涯)推崇三元的诗歌,亚旗外出路过济南,与三元先生结为忘年交。于是我转托他代为叩询,并在电邮中附上了(窦)建军来信的扫描件。三元先生很快地从济南给我打来电话,他首先指出:姓氏“窦”是“关”的繁体“關”字草书之误辨,闗建军曾是他的学生,确是 “关锋之子”。

一字之差使得沉寂三十余年的史实终于浮出水面。但三元先生坦承他对购速印机之事一无所知,而对当年同闗建军和芒克三人坐着小马扎,以方木凳权当酒桌的畅饮则记忆犹新。

相信关建军先生也会时常唤起这温馨的回忆,请接受《今天》对你深深的敬意。

《今天》自第二期起向全国范围征求订户,仰赖读者的预付款,进入有序的稳定时期,加以当时略为宽松的外界环境,故有条件转托给誊印社将发行量极少的创刊号重印。尽管工本价昂贵,但因《今天》作者不计稿酬和成员劳务的无偿奉献,还是能做到收支相抵的。后又将《今天》丛书(芒克的诗集《心事》和北岛的《陌生的海滩》)交付誊印社,此后形势渐紧,虽然暂时未受到停刊威胁,但再也不敢动用读者宝贵的订阅资金去冒险了。

誊印社这一行业在当年名义上是面向民间,承接业务为蜡版的手工刻写和打字,以及手工油印、装订。而“民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实际上不存在此项需求,其业务对象则转向缺乏置办文印设备条件的中小单位和学校。誊印社在行政上隶属街道办事处,在业务上归属公安局特种行业科(简称特行科,包括旅馆、刻公章、开锁等其他行业)管辖,要按规定将各自使用的打字机字盘样张送交备案,据说铅字铸造时所形成的固有缺陷,有助于公安部门对“反动印刷品”的追查破案。该行业的从业人员是以计价工资雇用街道无业人员和只能在家中从事刻版打字的残障人士。

与《今天》毗邻的北新桥誊印社,尽管也看好我们稳定的发行量(我们打的是“师范大学”的旗号),但因其“特行”色彩,也只能维持一种不即不离的业务关系。我们对他们的工作人员很尊重,并且帮助他们消纳了一大批因采购失误的不合格纸张(我们人手多,略加挑选还可使用),当然是廉价的。

《今天》购置速印机后,全部的正文都交给誊印社雇佣的打字员去做,轻易不再去麻烦那些在单位文印室工作的朋友们。铅字只有4毫米见方,看到那些残障人士蜷缩在光线不足的斗室内劳作,尽管《今天》资金紧缺,为长久计我也从不忍心与他们讨价还价,尽可能“假公济私”地多付些钱。渐渐地,我便避开誊印社直接与他们交易,其中有些人成为我的至交。

据某部门文印室资深打字员回忆:“经过严格训练,每人时速均达到3500字左右,差错率低于千分之一”。每秒一个字的速度,当然无法比拟今日的电脑录入。但其操作过程则是:在1秒钟内,手脚并用地纵横移动滑轨上(数)千余字的沉重字盘,用字锤手柄拾取所需铅字,击打到滚筒上的蜡版,待铅字复位后再去挑选下一个字(铅字的位置全凭大脑记忆)……我一位友人的继母来自江南农家,粗识文字,在抚养数个子女的同时,兼职中央某大部的打字工作以补贴家用,她的打字速度与质量在部里却是名列前茅。这当然出自女性那特有的聪慧,有时我想:我们祖先创造的象形文字(那些铅字是反刻在字模上并且在字盘内倒置),但在她们那没有受过文化“污染”的洁净头脑中,如同自家放养的鹅鸭那样烂熟于心。

只能从网页上找到的老式中文打字机照片

誊印社这一松散落后的劳动组织如今日渐凋零,其从业人员与“社会保障”无缘,大多进入“低保”行列。如今遍布街市的电脑打字复印门市部取代了这一行业,手工打字机、油印机等设备也难觅其踪,甚或变身为收藏品。早在1989年初,香港“汉雅轩”画廊主人张颂仁先生(他与大陆的栗宪庭先生后来成为中国先锋艺术推手的教父级人物),为《星星画会》策划制作的十周年纪念册,其封底即选用《今天》当年为“星星画展”用打字蜡版印制的请柬,张先生对这种铅铸的字体偏爱有加——据说它最初的字模是由匠人们逐个手刻的,绝无早期电脑字体的“拼凑感”;而在港台,使用铸造铅字的印刷技术已为电脑植字的胶片制版所替代。为《今天》筹资义卖《星星》画作时,他与我约定:让我帮他用重金聘请打字员,下次来京要打印一批文稿收藏。其后形势骤变,我再见到他已是二十年后在香港的《今天》30周年聚会。

《星星十年》纪念册封底

《今天》杂志是双月刊16开本,每期约50——70页,售价三至五角,第二期使用片页纸(只能单面油印)80多页,装订方式为“筒子页”(类似线装书),售价六角。《今天》丛书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达到110页,售价8角。同时代的杂志如《红旗》售价2角,发行量最大的科普杂志《无线电》售价1角7分。当然它们都包含着国家财政补贴的隐性成分在内,无从与之比较。

从第三期起,开始用8开“新闻纸”(报刊用纸)双面油印。当年供给民间用纸(如前所述,以中小单位为主)除信笺或个别专用纸张外,基本纸型均为8开,随之手动油印和速印设备以及打字机的最大规格也定为8开。8开印张双面油印后对折成16开本的4页,折页侧作为书脊装订,加粘封面后既整齐又坚挺。这种成书方式在打字蜡版上,页码的排列顺序为每4页一组:4、1、2、3;8、5、6、7;……如果你拿几页纸分别对折,在书脊(假想)的另一侧标注页码,再打开后就会明白了。

《今天》杂志为了降低成本,页面规格定为29行,每行31字,这已经是16开版面的最大容量了。为此,《今天》的诗歌作者江河(于友泽)曾专门向我询问在页面上每行诗句容纳的最多字数,他是擅长写史诗的,我清楚地记得:我俩一本正经地计算完毕,都忍不住地笑起来。作者预先和编者沟通到如此地步,大概也可算是当时《今天》的特色吧!甚至一凡还曾经按照《今天》的版面设计了专用稿纸,让崔德英刻写制版后,用油印时产生的废页背面印制给作者们使用,但终因作者的用纸习惯以及供给数量太少而未能沿用下来。

手工打字再有经验的打字员也无从精准地预置版面,每版近2000字发生的个别差错只能用涂改液修改一次,页面布局一旦成型便无法变更,所以在《今天》停刊后印行的三本诗集(还有十周年时印的诗集《里程》),由于有了充裕的时间,都采用了将正文严格地按照版面的规格重新抄写和排版,再交给打字员去依样打字,终于达到了我们最理想的手工油印版本。对于以文字为载体的书刊,我更为崇尚简约质朴的本色风格,遥远的记忆中青砖灰瓦的北京琉璃厂书肆,蓝衫布履的文人雅士彳亍其中……

一凡后来办公司时购置了一台“四通MS-2401电脑打字机”,那简直是蜡版打字的极致,它可以录入后在小屏幕上设计和修正,最后再打印出满意的蜡版,这样的设备再搭配上速印机那简直是如虎添翼!往事不堪回首,历史留给《今天》的机遇仅仅两年……后来一凡把这台设备下拨给他公司下属的誊印社,在他去世后很长的时期内,那些伤残人士还在使用着。在《今天》停刊后,我所经手的数本诗集也都交给他们去做,但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凡的好朋友,经常地帮助一些文字怪异的诗人们印些东西……仅此而已,我也不想让《今天》的特殊背景去惊扰他们。

芒克从山东德州购回的手摇速印机为《今天》立下了汗马功劳,读者可以感觉到杂志的油印质量有明显的提高。当然,由于不是正规厂的产品,尽管以我机务维修的能力,尽可能地将其调校到最佳状态,但滚筒固有的缺陷仍使个别处字迹模糊,尤其是每版起首的第一列字迹变形,这却是由于为降低成本,版面过于“丰满”所致。

从第七、八、九最后三期,加上同期出版的《今天》丛书两种(诗集《从这里开始》和中篇小说《波动》),还有停刊后印发的三册《今天》文学资料,速印机完成的工作量已超过《今天》出版物的半数。

1980年8月20日至9月7日,《今天》协助《星星画会》在美术馆举办第二届“星星美展”,为其印制了12800份美展的文字资料,耗用纸张32000张(8令纸),仅用了4版蜡纸,每版印数最高时达到4500份,已远远超过手工油印的限度。资料每份售价5分,这两张半8开纸高于当时北京晚报的2分售价。印制美展资料是在开馆后观众流量骤增,给馆方带来可观的票款收益,经商议后得到默许的临时动议,也算是为义务参展人员挣得些许补贴。所得收入共计696.10元(多出了50余元应该是热情的观众主动放弃的找零)。扣除纸张、油墨及简陋的午餐补贴,盈余325.90元。展览结束后,为酬劳所有参展人员,在莫斯科餐厅招待数十位参展人员聚餐。当时物价低廉,仅花费120余元,这高档次的餐厅大概是唯一的一次,将小巧的西餐桌拼成长长的两列……

北岛在美术馆展厅出售说明书时码放找零硬币

美展资料一项,为《今天》额外进账200余元,可以算是赚回了一台速印机。遗憾的是,《今天》资料中竟未能保存一份完整的美展文字资料,只剩下一张当时为记录每版印数,侥幸留存的残页。

为记录每版印数,侥幸留存的残页

美展结束后的第四天,市局派员口头通知《今天》停刊。

《今天》正常的出版活动就此中止(实际是终止),此后继续在76号印制的两本《今天》文学资料(采用掩耳盗铃式的“内部发行”方式)篇幅尚不及期刊的一半,因考虑到无法公开发行,印数也从1000缩减到600。本文开头所描述的76号萧索情景正是这一时期。时局渐紧,为《今天》的物资、设备及成员的人身安危计,入冬时节,编辑部决定撤离76号,我和周郿英将速印机和剩余的刊物、纸张、封面等分别存放到自己家中,芒克也为“避险”,去她母亲工作过的复兴医院传达室做临时工。最后一本《今天》文学资料是在我家印的,因工作量不大,只有北岛和芒克参与。间隔三个月,年终时,市局再次派员约见76号主人刘念春,通知《今天》停止一切活动。

《今天》抓住这不足两年的历史机遇,如期出版了9本期刊以及最后的3本资料,其间将优秀作品集中以《丛书》形式突击性地出版了4种(当时《今天》的一些老朋友对这种破釜沉舟式的举动极为不解)。然而对于“沉寂了十年之久”的作者群体,《今天》显露给社会的仅仅是冰山浮在海面的部分,同样是重量级的诗人根子(岳重)、多多、马佳(迟至四十年后,我刚刚在网上知晓他最近才自费出版了两本诗文集)尚未拿出自己的作品;更何况还有“被埋葬的”诗人群体,如果那可诅咒的时代万劫不复,如果历史假以时日,他们一定会重新拾起笔来。以北岛、芒克等《今天》同人锲而不舍的坚韧,呈现给人们的将是一个更为辉煌的《今天》。

直至八十年代后期,《今天》陷入长久的孤寂和落寞。因《今天》停刊而感受到巨大落差的首先是芒克,他致志于《今天》,为此抛弃公职疏离了家庭,他与女友毛毛(顾仁权)的结婚申请迟迟得不到准许,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明白:当你自行或者被强制脱离开社会为你既定的坐标,等待你的只有监狱和死亡!民政部门一次次拒绝芒克的结婚申请,除去有关部门的“关照”,也许还可以理解为“善意的恻隐之心”。我个人所感受到的不过是一种莫名的解脱,就像我在草原上牧羊,在那同样是不计酬劳的年代,每到一个结算年度时,人们清点我畜群的增减数目,给予我心理上的满足,及至承接下一年度畜群之前,那种短暂的放松。两年前我随同知青返城大潮回到北京,临行前,草原的朋友帮我补办了丢失的档案,他让我在自己绘制的表格上填写必须的内容,却恶作剧地放入一份谁也看不懂的蒙文鉴定,再用废弃的水泥纸袋糊个档案袋——我的前半生就像今日电脑时代一只重新格式化了的硬盘。尽管回京后还不到两年,就又被我弄得“劣迹斑斑”,但比起芒克,我已经有着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年初时,我成了家。

毕竟血浓于水,芒克后来在劲松有了住处,与他不常回家的弟弟合住一套两居室。社会体制也在逐渐松动,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遁迹于无形,提醒他的征兆则是悄悄地颁给他拖延了两年之久的结婚证明。然而,这一切都无法化解《今天》的离去留给他的哀伤。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诗集《旧梦》,对《今天》那无处不在的深切思念浸透着他的全部诗行。

为了弥补失去《今天》之后的虚空,我们私下里先后印制了芒克的《旧梦》、《阳光中的向日葵》和北岛的《峭壁上的窗户》这三本诗集。后来,我把它们称为《今天》丛书的未发行部分。此刻,我们都有了充裕的时间和相对稳定的家庭环境。尽管如此,为了避免意外的损失,为了不给家庭带来忧虑和不安,一直未敢动用《今天》的速印机。随着意识形态的“解冻”,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出版自由”尚遥遥无期,但众多非正规的小印刷厂所,出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开始满足“民间”的需求。当然,对于《今天》则另当别论,我们也不去触那霉头。至少,继续去以往轻车熟路的誊印社做些零活还是可行的。

芒克的《旧梦》使用了马德升为他创作的木刻封面和插图,由马德升、严力和芒克精心制作数日完成;《阳光中的向日葵》插图是马德升秘不示人的“水印”作品——每本诗集中的每一幅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北岛的《峭壁上的窗户》则因他时间仓促无暇旁顾只使用了空白封面且无插图,诗集封底的“今天编辑部藏书章”(星星画会王克平的篆刻)是后来加盖的。

我记得每种的印数缩减到300本(每种),而带有插图的不足100本。这几本诗集使用的是读者订阅款的部分剩余。

十一

1988年7月9日,赵一凡先生辞世。在他的遗物中除《今天》资料外,尚有十余套保存完好的《今天》杂志,而当初我按约定每期只给他送去五本作为存档。日前,一位朋友转告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有一套完整的《今天》,售价8800元,我上网查找,却只是七年前为创刊30周年印制的仿真本。

我与尚在国外的北岛和芒克商议,以全套《今天》杂志作为奖品,设立《今天》诗歌奖,并筹备年底的《今天》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北岛寄来400元捐款(回国后又追加了250元)用于经费,开始筹印首届获奖诗人多多的诗集《里程》,《今天》的诗人田晓青曾在这一时期跨入“商海”,《里程》的封面就是在他的“快速印刷所”印制的,正文则由一凡生前筹建的誊印社完成。我根据一凡遗留的《今天》资料,编纂了《今天》创刊十周年纪念册,内容包括《今天》大事记、《今天》出版总目录,以及“读者来信”精选。封面用的是一直保存在我家的老《今天》封面,我再次也是最后一次使用了《今天》的速印机,和王捷在我家里印制。

纪念册的正文是请当年《今天》的读者陈月女士(她此刻是黑大春那一青年诗人群体刑天(唐伯志)的妻子)打印的,她使用的那台“卡西欧CW-700电脑打印一体机”深深地吸引了我,它可以将文稿打印在“热敏蜡版”上用速印机油印。当年的电脑正值“286、386”的初创时期,一整套主机和显示器再加上打印机要数万元。1989年2月3日,《星星》画会成员为酬谢《今天》当年的助展情谊,在瑞典驻华文化参赞秦必达女士的外交公寓中举办了画作义卖活动,为《今天》筹资万余元。我和北岛商议后用3800元购置了CW-700,由于主机只能暂存5500字且无硬盘,随后又添置了软盘驱动器(售价高达2900元)和一只可暂存4000字容量只有8K的插卡。无论如何,可以满足我整理和存储《今天》资料的需求了。商家曾为此机配置了与PC机通讯的插卡,售价近2000元,等到我有此需求时,PC机已跨入“奔腾”时代了。

赵一凡先生撒手人寰,将他心血集成的《今天》资料抛闪于我,这才真切地感受到我所历经的一切已被埋入历史,我渐渐地踏下心来,力所不逮地做起资料整理工作。

那台速印机放在家中已逾十载,始终是母亲的一块心病。它被母亲用旧布包裹在我书桌的里侧,每当打扫卫生拖把碰触,或者我伏案工作时足尖不留意便引发那机箱的轰鸣声,我都能感觉到母亲的心头在颤抖。

进入90年代,《今天》海外复刊,国内再生的希望已在我的心中死灭。母亲也日渐沉疴,我终于狠狠心,将速印机提下楼去,从收废品的小贩手中接过几张脏兮兮的钞票便匆匆返回。等到我倚在窗边侧目观望时,它在小贩的榔头下已经变成几堆碎块。

2015年6月

今天
2015-11-05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