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资料附言

1979年春接手《今天》事务一个月后,芒克带我去赵一凡家移交资料。记得是在4月8日“诗歌朗诵会”之后,徐晓从北师大学生会借用的扩音器损坏,他们说一凡无所不能,我顺便带去请他修理。大宅门内一所安静的小院落,有位穿着不甚整洁、目光有些呆滞的老妪,蹲在庭前树下,后来小英(《今天》成员崔德英)告诉我,她是在数蚂蚁。我俩经过时,她略微扭过头,我感觉扫过一道犀利的目光。落座后一凡瞥了一眼敞口提包内的扩音器,我就势说明情况。一凡咯咯地笑个不停,没有看就用手推开了,以后我才明白,那意思是“别听他们把我吹得那么神”。

门外那位老妪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背后,手里拿着笔和几页用棉线订在一起的纸张:“同志啊,你叫什么名字呀,请你写在这里”。芒克这才向我介绍,“这是一凡的老母亲”,然后他俩就在一旁笑着看热闹。我不禁唏嘘,一凡四年前曾受牵涉,被捕入狱两年。年迈的父母还要担忧已经四十多岁的儿子交友不慎。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惊魂甫定。对于社会上新的躁动,已然从广播中听到“不要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新的不幸”,在那个时代,这种恐吓性的话语,甚至可以理解为温情的规劝,潜台词则是“殷鉴未远,勿谓言之不预”。

我仅此一次在他家的正房(实际上是弟弟小凡先生的居室)见到一凡,此后,直至《今天》停刊,我每周一、两次都是直接绕向正房后的小屋,将处理完款项事务的《今天》读者来信、稿件以及新印的期刊,给一凡送去,全部《今天》资料,就是这样积聚而成。在我之前,这项工作是由与一凡同院的一位也叫小英的女孩子(邹爱红)来76号取送的,她那外表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沉稳和淡定,很多年之后才听说是源于家庭的遭际。

朝内小街前拐棒胡同11号,是我去76号(《今天》编辑部)和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一凡那间著名的小屋,在众多友人的回忆文章中描述得不厌其详。我最深刻的印象,则是那张伏在桌前,微笑着向你侃侃而谈的面庞,一次次地让我想起中学时代曾读过的科幻小说《陶维尔教授的头颅》。我初识一凡后不久去送交资料,恰巧遇到一位经常去我所在工厂修车的朝内菜市场司机师傅从院内走出,我简单地与他打个招呼:“来这儿找个朋友”。“谁啊?”,“赵一凡”。“啊?你怎么和他认识?”,他瞪大眼睛把我拉到一边:“……从他家抄走的东西,整整两卡车呀!”

如果进前院后不绕向房后那间小屋,而是一直走到尽头,就到了北岛在他回忆七十年代往事的《断章》中,谈到的那间“属于一凡自己的小屋”,可能记忆有差,我的印象是穿过长长的走廊,而不是他所写的 “长夹道”,依稀记得一凡挎着手工缝制的旧布袋,拄着双拐缓缓挪向小屋去校对稿件,见我到来,倚着走廊的立柱,说上几句……年代久远,如此清晰的记忆,连我自己都怀疑它是否真实。

那是在《今天》停刊前夕,一凡体质有所恢复,他也在尽力回归往日的生活节奏。但没过多久,他在去往小屋的途中跌倒,摔断了那条相对而言的好腿。

后院这间正房东厢的耳房,可能是一凡更早期的朋友们经常光顾之所,也是父亲所担忧的“他单独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和良莠不齐的人来往过多,难保不受牵连……”。由于没有堆放大宗的资料,显得有些空旷,地上立着那台令北岛谈之色变“代表当时最先进复制技术的苏制翻拍机”。一凡用它制作过数以百(千?)计的文稿和书籍的微缩胶片,试图以一己之力,营造承载文化和记忆的诺亚方舟。

北岛当年的忧虑似乎是多余的,或许办案人员无视于这些挟裹在政治大案中的文学活动;迄今为止,我还未听说有谁因一凡入狱而受到牵涉。在归还的搜查记录清单上,开列出大量的衣锡群、北岛、芒克等早期地下诗人带有明显政治指向的诗歌,但仅在部分题目后标注着“赵一凡、赵一凡手稿或笔迹”等字样(现存清单原件中的红色字迹,则是他出狱后所作的标注,其中有些作者他也记不准了,便在名字后打个问号),无疑是一凡把这一切都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1979年仲夏一个炎热的下午,去送新印出的《今天》第四期,我曾见过一面的北京图书馆(现首图)那位女馆员正与一凡闷闷对坐,她每月定期来取走一凡自费购买后捐给北图的民刊。一凡说她所在分馆的党支部书记严厉地批评她擅自做主收集民刊,责令“立即撤架销毁”。

当时的我们,对诸如此类的“官方机构”十分的不感兴趣,但一凡为给《今天》疏通言路,一厢情愿地尝试利用各种关系,对于他所开列的“赠阅”名单,我也曾向北岛提议,从降低期刊成本而大幅削减,最终除了每期五册的存档外,所有的对外赠阅与交换份额便寥寥无几了。

然而一凡自己想做的事他是要坚持到底的。逐渐地我发觉他以“为朋友代购”名义的数额日渐增多,一次次5本10本地让人给他买去。一凡办事低调,我又忙于琐事,也未深究,直至他去世后,我去他家索取《今天》资料时,竟然翻捡出十余套精选的《今天》杂志。是时,八年前停刊的《今天》,在高校及社会上的声誉如日中天,当年的期刊已是一册难求,就连《今天》同人手中也是寥寥无几。而这些宝贵的刊物,大部分是一凡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校对)所得购买的。此外,又不知有多少个人或单位部门,曾经“无偿的”得到过一凡寄来“赠阅”或“交换”的刊物。想起当年我曾责备过一凡“索要期刊过多,不能侵占订户的份额”,一凡就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陪着笑脸,央求我再多卖给他几本。在资料堆旁,我的哀伤不能自已,泪水混着汗水潸然垂落。

三十余年后,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以“《今天》文学杂志暨中国当代诗歌特藏”收藏全部《今天》资料,于2013年末,正式举办“《今天》文学杂志档案捐赠仪式暨1978至1981年间大陆高校自办文学刊物展”,其中“高校刊物”部分蔚为壮观。这一部分的珍贵收藏,完全是一凡借助《今天》当年的影响,以一己之力刻意完成的。只有一凡的远见卓识,才得以展现那个时代全国高校文学的创作风采。

1979-1981全国高校自办文学校刊及部分文学民刊

一凡以他不事张扬的性格为《今天》做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今天》停刊后,北岛去各地云游,听到外省市读者朋友们对《今天》工作的交口称赞,他一直把这些归功于我。实际上我只是在处理完繁琐的款项事务之余,顺带回复几句。只有一凡,他那颗童真的心,他那圣徒般的信仰归宿,终于在《今天》找到了寄托。

谁又能承想:一凡曾经把他在共青团工作的传统风格融入了《今天》。在最初的几个月中,一凡已将读者来信整理出三本,每本都用那种力透纸背的原始复写方式誊写数册,交给《今天》的成员和作者们去传阅,用以激励我们的工作热情。在百余封信件上留下了一凡圈点的笔迹:为读者来信做编辑和校对,这在世界办刊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一凡自三岁起,因受外伤,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先后两度长达十五年睡卧石膏床养疴,其间只受过三个月的正规小学教育。一凡靠阅读大量书籍,以顽强的毅力自学成才。6岁便已阅读《西游记》,10岁以前将家中书籍甚至包括《鲁迅全集》这样的大部头著作读遍,为了矫正自学中不可避免的误读,竟下决心通读了一本字典。一凡被亲友们誉为神童。他13岁时编著的儿童文学书籍《新少年故事》,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一凡保存着这一时期与出版社往来的文稿、信件及稿酬单据。

我在一凡的遗物中,找到一份他在文革后期写给街道办事处的求职简历,还有一份他父亲在一凡被捕后写给单位领导的检查。内中详尽地叙述了一凡幼年致残的缘由,以及少年时期刻苦读书自学成材的经历。尤其是一凡的父亲, 在一凡以重罪被捕的惶恐之刻,竟然将爱子之心舐犊之情的拳拳至意跃然纸上,在那一严酷时期众多荒谬的悔过文稿中堪称独步。如果没有这两份文稿,有关一凡青少年时期传奇般的经历,很可能就如同我们那一时代众多的史实,也将流为传说。

一凡成年以后,长期为《文字改革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等部门从事校对工作,参与过《红楼梦》、《聊斋志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修订本第一册)等书的校对工作,因其业务精湛,在某些书籍中担任最终校次。但一凡始终是个编外人员,尽管他的父亲在文字改革委员会中任职高层,却未曾给他谋得职业转正。文革期间,年近四十岁的一凡竟被街道工宣队划归到受管制的五类分子之列去参加“宽严大会”。他的“求职简历”应该是这一时期所作,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一凡极为罕见地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也幸而为我们留下了唯一的一份自述简历。

严格地论起来,1935年出生的一凡与我们不能算是同代人。一凡的父母,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同为浙江义乌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长期从事地下党派活动。一凡自己在伤残初愈的少年时期,也曾跟着父母随军北上,历经艰苦的军旅生活,后在大连参加小学建校劳动时受伤致残,再度卧床九年。一凡在自谋生路的校对工作之余,一直担任地区街道的少先队和共青团的组织工作,所以在那篇《断章》中,一凡踌躇满志地对北岛说:“你知道,我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里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后来在一凡经商时,他们不知从哪弄来一辆破旧的上海牌卧车,让我找个工友帮助修理,我去取工具回来,看见先我而到的工友,正与一凡聊得火热,原来他在这里遇到了小学时代的少先队辅导员。

我与一凡相识甚晚,到他病逝不足十年,但在频繁的接触中,却从未听他讲述过自己的故事。包括一凡入狱两年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也不像我所见过的那些社会活动家们,把这当作如同“黄埔N期”的显赫标识,交谈起来两眼放出异样的光彩。我从他遗留的寥寥数篇文稿中,所勾勒出的一凡是个甚至可以称之为时代楷模的典型形象;我在同一时期结识的曾致力于《今天》初创后来成为《星星画会》主力的马德升,在原工作单位曾被树立为“先进人物”;毋须讳言,今生今世我所有值得结交的朋友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在这同一教育体制下长成的,诚如北岛在他的作品中所言“我们的生活都是从这淡蓝色的封皮后面开始的”……

并非热衷于异端思想的一凡,却因公安部主抓的政治大案而入狱,涉案之人与他并无过深交往,即便是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文革时代,结案时也仅以“知情未举……教育释放”,两年后文革结束时彻底平反。我曾就此与他同案的徐晓讨论,她却反问我:“你说呢?”看来她也从没搞清楚过。可是这两年牢狱之灾带给一凡的则是巨大的身心摧残,我听芒克讲,一凡入狱前以残疾之身拄单拐可以骑自行车远行(我想他在文革时期收藏的部分资料,就是亲自往返于海淀院校完成的),扔掉拐杖能徒手爬上景山……出狱后则一直瘫痪在家,再次摔伤后就只能靠双拐勉强挪动。牢狱于一凡,是他赖以维系生命之理想的幻灭与坍塌,再现了“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儿女”。

在一凡遗物中有一份写于1981年未署名的信件底稿,内中有这样一段:

“在你以前或是以后,我都不止一次地被人称为心目中的‘上帝’。但今后我再也不愿当任何人的上帝了。因为任何上帝到头来总不免像亚瑟的上帝一样遭到一锤子的下场。还是像我的名字一样,当一个凡人吧。不过,望你相信,我今后不会辜负一个‘人’的称号……”

也许,一凡疲倦了,自幼年起头顶上那“神童”的光环,更有可能的则是牢狱之灾带给他信仰的破灭。一凡也真是“言必信,行必果”,直到有一天,我差点向他发起火来。那天我刚坐下,还没摊开资料,一位老太太风风火火的进来,将一把零钱杵在一凡面前,然后慢条斯理的报账:“××个油饼,××碗豆浆……”我惊讶了。老太太走后,一凡用他那一贯的火上房也不着急的慢腾腾的语调向我解释:他让闲散的老太太,利用院内的走廊办了个简易托儿所,并兼管代购全院的早点,由他来记账管理。我愕然了:一凡你怎能这样虚掷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生命?

《今天》停刊后,一凡当然仍旧有他永远做不完的事。他开始深感(除政治因素外)资金匮乏对一个文学刊物的困厄 ,那一阶段,他多次向我念叨过“以商养文”的思路。他首先盯上了文改会的文印设备(一台手摇速印机),我想,这可能是通过他父亲的关系,我还听说一凡后来经商时,父亲曾特意叮嘱过:家乡的亲人们太苦了,让一凡有机会多多帮助他们。我确实看到,除了他家的保姆外,公司里来了几个他的子侄辈。义乌这一历史名邑,历朝历代为国家贡献出无数名公巨卿,却祖祖辈辈贫困至今。如今的义乌成为举世闻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不知一凡去世后回归故乡的那些亲属,日后是否有所作为,如果他们事业有成的话,一凡的公司,从时间上来讲,也可堪称其滥觞之地。

一凡承揽了文改会内部的油印任务,又通过他的私人关系找些外单位的油印零散活计。工作人员只有一名高中毕业的待业学生(文士杰,后来秉承一凡的风格,把一个子虚乌有的“加州牛肉面大王”品牌,做得风生水起,但他也承担起对曾经的女友,《今天》成员崔德英患精神病症后终身的扶养义务),还有他家的小保姆凤英(一凡去世后以干女儿名义刻在墓碑上)也抽空来帮忙。他请我作技术指导,同时兼管财务(当然都是义务的),我深感给《今天》管账时的简陋和无知,为此还专门自学了一些财会业务知识,建立的账本完全是按照正规的财会条例。

那一段的惨淡经营,回想起来真是啼笑皆非。一凡向文改会申请了300元借款作为启动资金,然后每月给工作人员(小文和他自己)按时发薪,但他私下里却让我把他自己那份“工资”又返回到菲薄的“营业”收入中以维持运转。

我不忍有拂一凡天真的憧憬,但对他的“经济活动”也实在是不看好,文改会主管行政的贾处长也时时向我抱怨一凡的想入非非,大概是看我的头脑还算清醒。不承想这一年多看似荒谬的经营活动,对于一凡却是一次热身。在接踵而来的经济大潮中,一凡得风气之先,率先成立了民营的“北京三月服务公司”。

一凡的公司名义上是以残疾人为主体(记得挂靠单位是东城残协)的免税单位,汇集了被抛散在社会底层饱受贫困和歧视的无业群体,内中也不乏一些打着残疾人旗号,借此发小财的精明人士。一位相交多年的残疾朋友后来愤愤地对我说:“……扔下双拐他都能跑”。我还真是见过此君,听到某一紧要信息后,竟下意识地从沙发上起身就能走到门口,却又赶紧返回拄上双拐,不好意思地回头笑笑。

这个国家经济腾飞的初始,竟是比我多年前看过的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中描述的“资本主义初期阶段”还要匪夷所思。那时国民经济的物资牢牢掌控在各级部门手中,所谓“双轨制”尚遥遥无期,传说中的钢材(如角钢、盘条等)又轮不上一凡这类小公司去分一杯羹。然而这为数众多的群体,却将他们的智慧发挥到极致,比如:他们将自己的货源定位在某种物资的包装物——麻袋。试想,哪种物资不需要包装?集装箱那时闻所未闻,纸箱尚不堪用,而麻袋不属于统购物资,没听说倒卖麻袋犯罪的。麻袋利润虽小(据说只有几分钱),但需求量成千上万,也很可观,于是,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一场倒卖麻袋的经济热潮。那些天,我在一凡那里听到和看到的都是有关麻袋的交易,但从未看见过一个麻袋成交,倒是听说不少人预付了定金,却在某个传说的环节上功亏一篑,闹个血本无归。

一凡的公司总算是走出了麻袋的怪圈儿,他又开始向我描述一笔收录机的生意。那年月的学习英语热以及港台歌曲的风靡,紧俏的录音机还停留在日本进口的“砖头机”时期,北京无线电某厂引进了一批机芯组装成收录机,我见过那个机型,可以堪称那个时代的家庭音响。一凡告诉我,只要能弄到资金,该厂业务员就答应供货,利润极为可观,几批货周转过来,就能打个翻身仗。我有感于他们公司捉襟见肘的资金状况,也相信了一凡天衣无缝的描述,竟一反自己处世的常态,从某单位朋友那里挪借了3000元,约定让他使用三个月。

岂知资金到账后,根本就没见到一台收录机,这笔资金马上被他下属的经营者们提取得干干净净。两个月过去了,一凡也沮丧得很,他用高额的利息应付我,可我担心的是本金的归还。那一阶段,是我到一凡家最频繁的时期,最后几乎是隔一天去一次,一凡也曾尝试着给我划过款,结果因空头支票还被银行罚了一百多元。想起来真是后怕,这笔款项一旦缺失足以让我的朋友身败名裂!我与一凡尴尬对坐,没有言语,只是苦笑,就像被双双困在无望的孤岛。最后,一凡不知动用了何等的心血,从他的不可控的茫茫商海中捞取到资金如期归还。我极度疲乏,终止了断断续续地参与一凡的 “商业”活动。

在如此虚幻的闹剧中,一凡却很投入,很忙,他很兴奋,说是找到了《上海的早晨》(小说)里资本家在商业场上弄潮的那种感觉。与过去的朋友渐行渐远,我也仅仅是出于习惯每个月顺路去看望他一次,但不再介入他公司的事务。

一凡搬进了新家,后拐棒新1楼,最靠近文改会后门的那个单元101号。一凡的父亲出门行走数十步便可到单位上班,脑力却大不如前,不久离休居家。有时外出散步,离家不足百米便找不到归途,为此又雇了一位保姆专职看护。某日我去看望一凡,见一半大小子抱头鼠窜,身后飞来碎砖破瓦,再往后看竟是赵老先生所掷。恍然间时空倒错,仿佛回到老前辈投笔从戎的战乱时期。气急败坏的保姆紧跟着赶来拉他回家,一路上他还在愤愤不平的向我讲述他“替天行道”的缘由。

父母患病先后长期住院治疗,家里名正言顺地成了一凡公司的办公室,各色人等攘来熙往,传呼机与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我去他家的次数更少了,一凡面色疲惫,总是有着处理不完的事务,坐上半天也难得和他说上几句话。北岛在一凡去世后,从国外给我的来信中也抱怨过这一状况。

一凡未曾从公司那里得到半点好处,他的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无偿地给予了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残障人员、他那些贫穷的乡亲们以及社会上有求于他而并不相干的人,为数众多的人利用他公司的名义,使用他公司的账号,淘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今天》的成员刘念春和崔德英在失学、失业陷于贫困之际,也是一凡首先接纳了他们。

1988年夏初,一凡向我展示了他公司新购置的“四通一体化电脑打字机”,居然可以在录入文档校对后准确无误地打印出蜡版,这与速印机配套油印刊物简直是易如反掌。望着一凡依旧疲惫的面庞,我很欣慰:一凡始终没有忘却他所钟爱的文学事业。数日后传来一凡因过度疲劳住院调理的消息,我和朋友们都觉得他早该换个环境去休养一段时间了,我准备待他将养数日后再去看望。孰料不到一周,他却在简陋的中医院病房悄然辞世。

一凡去世后,他公司的账号空空如也,竟承担不起他的丧葬费用。最终,还是那些曾靠他公司发些小财的商人们良心发现慷慨集资,为他在八宝山公墓大礼堂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大概是这里首次开放给一个平民的葬礼。

我们在京的朋友们以《今天》同人及生前友好的名义在他的灵前安放一个小小的花篮。

北岛在一凡墓地的哀思(1989年春)

有关一凡的家世,长期以来一直沿袭“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说法。可能是缘于赵老先生任职秘书长的文字改革委员会麋集了叶籁士、叶圣陶等一大批饱学鸿儒,他的满头银发梳向脑后,一身藏蓝色中山装纤尘不染,那份儒雅与谦恭也很难让人联想起曾与敌特周旋、转战南北的革命者。

在义乌政府网站上详尽地介绍了赵平生老先生出生于义乌仓里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通过义乌城里一个姨娘的关系在绣湖书院就读三年,毕业时得全县高小统考第一名,1920年以全县统考第一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七师范(金华)读书;在“五四”运动后,参加了择师运动和反对学校当局贪污运动,受停学(后改为试读)处分。1924年上学期,自动离校后考入浙江省立一中高中师范科(杭州)读书。1926年到绍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一凡的母亲孟荷珠(孟俊)女士网上只提到她是“全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我曾见过她早年书写的字体娟秀的楷书,或许是位大家闺秀。

一凡的父母在他去世两年后相继辞世。

一凡家庭中唯一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他的弟弟。孟小凡(从母姓)先生文革前即执教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据义乌政府网站介绍:“孟小凡是著名的超导电子学专家。曾任北大物理系超导器件科研组负责人,参与国家超导量子电压基准的建立和国家科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超导量子干涉器’的研制。曾于1983年和1985年2次获得国家科委科技成果奖……现移居美国,任柏克莱加大学电机工程系微电子实验室资深工程师及低温工程部主任,并被聘为硅谷多家高科技公司顾问”。八十年代初,家用电器还在电风扇和黑白电视徘徊时期,一凡家中已用上他弟弟手工制作的以液化气为能源的冰箱。

我还保存有一份一凡写的文革期间“他和弟弟小凡因参与社会活动”被街道派出所传唤的备忘录。这并不奇怪,后来被誉为“国学泰斗”的季羡林先生,当年也曾领导过“井冈山战斗队”与红极一时的聂元梓对垒。一凡收集的文革资料,很可能还有他弟弟小凡先生的一份功劳。

2010年清明,我们去祭扫一凡墓地,一纸续租通知提醒我们:一凡过世已逾二十载。一凡下葬的太子峪陵园绝非风水宝地,这座号称“规模最大,安葬骨灰数量最多”的公墓,地处京郊永定河故道、京广铁路沿线与占空高压线交汇的荒沙丘地带,在其官网上也仅仅列举几位不甚知名的作家、演员和播音员入葬于此。我和徐晓去为一凡办理逾期20年的续租手续,因缺少有效的墓地证件(在他早已失去联系的干女儿凤英手中),特意从他家乡义乌政府网站上下载了有关他父母的“显赫”身世并打印给办公人员看,以图网开一面,孰料他们略微翻看,便微笑着退了回来,那笑容似有深意:你当我们是少先队员呀,来这里给我们讲革命故事?

一凡的追悼会后,我叮嘱徐晓与他家保姆联系,以期尽快去取回曾经我手保存在一凡那里的《今天》资料。我把工厂的本职工作完成后,偷偷溜出,去他家翻检。我未曾见到一凡数以吨计的珍贵收藏,那些成箱成捆的资料,可能已经到了它们的去处,剩余的由劣等纸张构成的资料堆,像沙丘一般从阳台流向室内。显然是徐晓的预先叮嘱起了作用,虽同样使用劣等纸张,但印制还算精美却不带有官方出版印记的民刊,鹤立鸡群般地兀现其中。

从我最后见到的这些资料中(也许连其百分之一都不到),仅仅翻捡出一套插图本的《红楼梦》,尚未开封。一凡参与过该书校对,这应该是给他的赠书。为了能够在一凡即将消逝的资料旁多逗留些时间,我讨好般地拿给保姆,看她们喜爱的模样,应该不会去当废品卖掉。此刻,我在她们眼中,已是个友善的拾荒同类。

一凡嗜书如命,但家中书架只见码满资料,他的藏书却悉数在朋友们手中辗转流传。我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一份藏书单,只记录了1974年之前的,其中有内部出版物的黄、灰、白皮书类,其书目之齐全,闻所未闻。

我用了两个下午的时间翻检,分两次用自行车驮运回家。就像八年前《今天》停刊后,我和老周(郿英)分别把《今天》的剩余物资(速印机、封面、纸张等)运回家中,第二天见面时,不约而同的谈起各自那不识字的母亲,用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布单,把它包得严严实实,我俩曾哂笑过她们这种掩耳盗铃式的遮盖。这次母亲依然如故,只是面色更为沉重。

有关一凡巨大收藏的结局,长年以来被归咎为“他家的保姆全部当废纸卖掉,送到废品站,化为纸浆”,但保姆是他家从贫穷的家乡请来佣工的农民,不会懂得历史与文化;更何况一凡去世前父母神智不清长期住院,弟弟小凡早已移居国外,家中无主事之人,保姆处理完剩余物品,公租房即将被收回,她们也要返回家乡自谋生路。作为一凡的友人们,难道不应该反思此时此刻的无所作为吗?固然,我至今也无从设想我们中间谁能有条件承继这数以吨计的有形物资,但必须承认:我们对一凡的珍贵收藏缺乏足够的注重,在以后的很多年,我们都在刻意地回避这个问题。包括我自己从中取回有关《今天》的资料,也仅仅是囿于自身的责任所在。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一凡以一生心血凝聚而成的珍贵的巨大收藏。

一凡和我经手过的这些信函、文稿、单据——与我保存的收发记录对照,居然完整无缺,真是奇迹!——分门别类存放在旧的包装纸袋和纸夹中,滞留在八年前《今天》停刊时的“待处理”状态,就像一架正常运转的机器戛然中止,又随时在待命启动。一凡的辞世,这才令我醒悟,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已被埋入历史。

其后又很多年,我都一直保留着资料的原初状态。如果说一凡作为那巨大收藏的所有者,他尚且在期盼有人来接手做下一步的整理工作,这“……整理出东西来,是另一种工作”不仅仅依靠热情和毅力,它是一项必须具备某种学识的专业工作,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我因某种机缘介入《今天》的事务,我仅仅是这些资料的经手人。

光阴荏苒,这些当年因经济窘迫而使用的劣等纸张渐渐泛黄变脆,不堪抚弄,兵燹水厄也历来为纸媒文物之天敌。但深知此物将要伴随我的终生,于是在内为存放煞费苦心,在外不惹事不折腾,对上门“造访”的公安干警毕恭毕敬,在单位连“组级干部”也不敢得罪,唯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哪敢有我在草原插队牧羊时“天老二,我老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与我何有哉”之豪情。

母亲数十年来隐忍在心,在她病重时悄悄地央求我:“把这些东西还给一凡吧”……

直到……直至我也到了一凡去世的那个年龄,我不再存有任何希冀和指望,就像当年第一次拿起胶辊帮助油印《今天》,我越俎代庖地做起了资料的初步整理工作。如果说《今天》已被埋入历史,我就算是个苟活其中的殉葬者,在暗无天日的墓穴中,自得其乐地按照我自己理解的方式,将这些我所熟稔于心的“殉葬品”分门别类,“不知今夕是何年”……

我得感谢日新月异发展着的电脑技术,它使得我梦想成真:将资料录入或扫描后存入硬盘,它的原件便可视为可有可无的“躯壳”。尽管如此,依然与这些相伴多年的旧物难以割舍,我抚平它们的每一道折痕,用那种只有在农贸市场上才能买到的旧式信笺尺寸的薄膜封套,一一封装后分类入册。若干年后《今天》资料移送馆藏时,黄潘明珠老师马上叮嘱她的工作人员:“不要打乱现有的次序”。

最初我的设想是:把资料数据利用盗版光碟的途径刻成光盘,让资料存留在更多的朋友们和研究者手中,那年月还没有见到大容量的存储设备以及可以快捷地传输大宗资料的互联网。但我始终未曾动过移交给图书馆的念头,数十年前在一凡的斗室中听到那句“撤架销毁”的粗暴指令,完全颠覆了我自识字始对图书殿堂的敬仰;无独有偶,报载巴金捐赠给国图的7000册珍贵藏书,竟有400册流失到旧书摊,此刻巴金尚未辞世!国图曾承认对巴金的藏书不作专项收藏,只按分类“插架”,以致……

诚然,国图“汗牛充栋”,“巨擘”巴金尚且如此,小小《今天》又怎敢希冀立锥之地?

也有几位朋友谈到移交给欧美名牌大学的图书馆,肯定会得到良好的收存,我相信。但我又感觉那是“天上宫阙”,此刻,我与这些旧物,已到了难以割舍的境地。况且,这些动议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2008年初冬,《今天》30周年庆典在香港举办,东道主香港中文大学,一应事宜由中大图书馆操办。期间,有位我一直以为是位馆员的女士,跑前跑后,事无巨细,包括安置座位号这种琐事都很认真,渐渐地,在我头脑中叠现出30年前在一凡的小屋见到的那位敬业的北图女馆员,心中萌动了把资料放在香港的念头。我找北岛商议,这才知道她是中大图书馆的副馆长黄潘明珠女士。

此后近三年的时间,黄潘明珠老师与北岛倾力操作,直至她从中大图书馆长位置上退休,又转聘在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担任馆长高级助理,终于成就了《今天》资料在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的特藏。

此刻我方知晓,黄潘明珠老师在任中大图书馆长时期,曾促成“规模最大、收藏最丰富的”香港现代文学特藏室。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被 “正史”所忽略而濒临流失的这两部分珍贵史料,经黄潘明珠女士的悉心呵护得以存世,其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北岛拜托挚友广州木刻文化公司董事长陈志实先生,亲自来我家将十数箱《今天》资料押运到机场,安全抵港存至北岛家中,等待我随后赴港交接。资料运走后的翌日深夜,我家自来水表突然爆裂,地面漫水寸许,令我心悸不已,又暗自庆幸。

2011年秋,在香港城大图书馆的小会议室,举行了只有十数人参加极为低调的捐赠仪式,黄潘明珠老师与我约定不去惊动媒体;尚有三分之一的《今天》资料滞留在我家中,包括全部的读者来信来稿,这部分资料在我将其全部整理扫描后,才显现出它的意义。我不想被打扰,还有大量的后续工作等待着我去做。

景祥祜馆长设晚宴款待,黄潘明珠老师显得格外的轻松,她携夫君黄宏发老先生赴宴;初识(30周年时似曾见过?)香港资深出版人林道群先生,他自《今天》海外复刊最困苦时期始,直至《今天》第100期,其后二十年间,默默无闻地奉献出自己的业余时间,独自一人承担起《今天》的全部“杂役”。其间困苦比较我所经历那不足两年人才济济的“火红的年代”,真是惭愧得很。那天还有一位教授作陪,由于席间酒喝得太过,竟不记得名姓了。

景馆长甚为谦逊地表示:“我们这个‘庙’太小了”。

黄宏发老先生曾任前立法局主席,他若有所思地颔首言道:“这就对了……放在这里就对了”。

我说“我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嫁得太远”。

黄老先生也不禁喟然长叹。

那个晚宴,在座各位都感觉到成功后的那种放松,以至在不知不觉中渐次喝光了所有的白酒。入夜,我们步履蹒跚的离开图书馆灯光幽暗的大厅,黄潘明珠老师甚至风趣地比着看谁走得直,北岛惊异得睁大眼睛,他移居港岛后居住有年,还从未见识过这等阵仗。

此后,我愈发感受到黄老先生的睿智,在《今天》资料入藏仅两年时间,城大图书馆已将首批资料全部编目和扫描完毕,邀请我再次赴港参加隆重举行的“《今天》文学杂志档案捐赠典礼”以及作为成果展的“1978至1981年大陆高校自办文学刊物展”,我随身带去以信件和稿件为主的第二批《今天》资料,我心中渴望已久雪藏数十年的《今天》资料,开始融入庞大的信息网络。

我乘京九列车即将到京,遥望着远处高压线下绵亘的沙丘,那里是一凡的埋骨之地。我的心境愈发沉闷,尽管他业已消失的庞大收藏中仅存于世的《今天》资料,已安藏在这条铁路的尽头——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但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却是一凡那我从未见过的失魂落魄的形象。

追记于2014年末,一凡辞世26年后

附录

一凡从未与我谈论或者展示过他的珍贵收藏。以一凡的工作能力及效率而言,兴许那些积箱垒摞浩繁的资料,在他收存的过程中,早已分门别类编录规整,不宜再次拆包展示,只在默默地等待有缘人拿去做学问。在至近的朋友中,我也未曾听说过有谁详知一凡的收藏。

三十多年后,在我将《今天》资料移交给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的前几天,无意中从网上读到,海外一位与一凡只有一面之交的范炳刚先生,当年竟然从一凡那里听到有关自己全部收藏的详尽讲述,足以弥补这段历史空白,首先,他对一凡小屋的描述是那样体察入微:

北京赵一凡

……正是“他家厨房兼饭厅的小屋”。进门不过一步就是案桌,再跨一步就是屋子的后墙。紧挤着案桌,是赵一凡的床。而那床,仅窄窄一条木板,上面还堆了书报杂志,余下的地方,似乎仅够赵一凡坐在床(板)沿儿。

赵一凡生得不凡:大头,大前额,双目炯炯,似有用不完的脑力。

大学期间,地下手抄本,曾经是我们梦寐以求难得一见的东西,我迫不及待地跟他谈起。地下刊物,地下文学,从作者,到文章,到手抄本,到刊物,什么都在他的脑子里。问他我感兴趣的小细节,他多半记得。他谈起来,任意挥洒,跌宕跳跃,全不按章法。你立刻就会感到他那不同一般的思维表达方式,完全不是学院里常见的套路。而且,很快你就会认识到他那超越一般的深思自成的功力。我当时已自以为很读了一些文学的,却忽然间觉得,在他给出的语境逻辑中,那些关于文学的坐标象限都是旋转的,原来很清楚的东西,一下变得模糊不清起来。

我说,这些地下的东西应该好好保存,将来的当代文学史,是不能没有它们的等等。

赵一凡眼睛更亮了。印象中,他是左右环顾了一下的,然后说,这些刊物他都有。说着指了指床上堆着的书报资料。我当时一定是颇显惊异了。他认真地看着我,沉沉地说:“你们学文学的,想到文学史很自然;在你们这些人之外,可就不一样了。有多少人会把文学史当作头等的大题目,会从文学史的角度提问题,想问题?原本就还有更大的题目嘛。这么样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而且也永远不会再有了的一个时代。把这个时代的东西,搜集起来,整理出来,留给历史,留给后人,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到的吗?”

我这才注意到了他不是仅仅在说文学。

“我是留心了这些文学的东西,搜集了这么多。但是,这些还只是在说小题目。这些不过只是一小部分。我真正搜集起来的,可远不仅仅是这些。”

已说到了这里的赵一凡,眉宇间勃发出一股英气:“文化大革命的东西,从下发的中央文件,到红卫兵的传单,文件,大字报,红卫兵小报,战报,从一开始出来,到高潮时期,直到后来,我这里全都有。”他的手指了一下床侧,很认真地朝屋后指了指,“全北京,可能全国,恐怕我这儿的,也是最全的了。”

那是第一次相谈,赵一凡便一直谈到了他隐秘的私藏,足可见他之为人的“太好”。

扫一眼那床侧、床下,我看到了一捆捆的资料,一个个包紧了做了标记的大纸袋。我知道,我看到的那些,只是他所说的收集的冰山一角。

他还特别提到:文化大革命的东西,不光北京的,还有外地的,几个大城市的,他都有。

这得花多少时间精力啊?

“是啊,我做不来别的;这么多年,真正做了的,就这么一件事。我觉得,我是做了一件大事。”

“将来,一旦有人下决心来整理这段历史,我会全部拿给他。”

我说:“这件事,关系到史,关系到我们祖国、我们民族,说它多重要都不为过。你该集中精力来搞。”

“我自己不行”。他立刻说,自己身体不行。“搜集资料是一种工作,是第一步;整理出东西来,是另一种工作,是第二步。我很高兴自己做了这第一步,而且可以说,做得还好,能做的我都做到了。我愿意尽快看到有人开始想下一步。”

——赵一凡说。我至今记得他说这番话时那深重的神情。

“首先是得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决心。还得有一定的时间。还得静得下心来,熬得住……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很多精力和时间。”

他问我我上课需要多少时间。我告诉他说,我当时将要开的那门课,每周一次,每次两节,不需要我多少时间。

“在高校很好,能有充裕的时间来自我支配,这很难得、很难得。”

话到这儿,他便不再说。

我久久不能接他的话。我当时确是毫无准备面对他这样的话题。

事后说起我也就知道了,甚至红丹,也没想到赵一凡会有这样的话题,而且会一直说到那么深里去。

我当时甚至都没有接近到自问有没有那能力的一步。我只是觉得,突然面对着一个阴冷的滚烫的轰响的变幻莫测的庞大无比的东西,一个要像原子弹一样炸开的让世界震动的包:一包文化大革命。

唯一的收藏

见过赵一凡后,我特别和红丹谈那收藏。红丹也说,他那堆东西,怕是天下唯一的一份。赵一凡搜集东西,她知道;但搜集了多大范围,搜集了多少,她并不知道。至于赵一凡和我说过的,关于他那一大收藏的想法,红丹竟是第一次从我这里听说。这使我对赵一凡那番话,更加深以为重。

“……这事太大了……你要是答应他,就得准备好舍弃一切。”——红丹的话。

“学位、职位,这些就不用说了,你得准备好舍弃一切。一切,你懂吗?——你的亲人,你的社会关系,甚至,你至今为止所知道的社会,你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世界,你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一切的存在……怎么能跟你说得清楚呢?别告诉我说你懂,你没有经历,你不可能懂。……怎么跟你说你也不会真懂。……总之,首先你得准备好去坐牢,而且,你得准备好‘把牢底坐穿’——我就先把这个话告诉你,这里绝对不会有另一种可能。”

只是提醒我吗?红丹曾经希望我给以一个拍案而起的回答吗?

“我要听听你说,我该去做,还是不去做。”

“我不知道。” 她用了最轻的话音,随着话音低了头。那时我已懂得,当她这么说话的时候,那是她“最后的回答”。

夜里,静下来,怎么可能睡得着?

“这事太大了”……我深知它的大,我甚至想到了很大的词:“使命”、“崇高”…… 那时我刚刚步入大学,想的原是一堆的看书、讲课、做学问,和这突然面对的,实在是天上地下。从那样的一堆天真里,转过眼睛来突然面对这样的大,对那时的我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如今再来说,无论如何,那时首先缺了的,还是一份勇气。

没能拍案而起,但我也没放下,怎么可能放下?!

后来我竟再也没去过赵一凡家。

那以后,不知多少次,即使后来来了美国,每一想起赵一凡那一大收藏,总默默祈愿,会有一位德能兼备的人,接续了赵一凡的浩大工程……

想不到,那份唯一的一大收藏,用徐晓的话说,竟终是给“断送了”。

——就在我们这代人手上。

一代人中,幸有赵一凡这样的奇士,在那样的条件与环境中,竟成就了那样的搜集;而这一代人中,竟没人能接续这搜集与保藏,终使这份收藏在同代化为乌有,这,只有古汉语的那个词了:呜呼!

凡知道赵一凡有此收藏的,均有一分责任。这么说过分吗?

凡知道赵一凡关于他那一大收藏的意愿的,更有一份重责。这么说过分吗?

(以上文字摘自范炳刚先生的新浪博克)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505312265_0_1.html
范炳刚讯址:
[email protected]

范先生文中最后那两句话在重重地敲打着我。

我曾多次试图与范先生联系,却杳无音讯。他是经郑红丹介绍去的一凡那里,我从一凡的遗物中捡出郑云燕、郑红丹兄妹七十年代与一凡的通信,我已将扫描后的原件与《今天》资料一并送馆保存。

附件:

本文涉及的《今天》资料请查阅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特藏,《今天》文学杂志资料档案PDF文档编号如下的文件(部分文件曾散见于《今天》网站上的“今天资料”栏目内):

赵一凡资料之一
79105576_full 搜查记录首页
79105583_full 搜查物品登记清单
79105590_full 已复制较[重]要的材料原件(目录)
79105606_full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从赵一凡家搜查的诗(目录)
79105613_full 对赵一凡同志的复查结论

赵一凡资料之二
79105934_full 赵平生先生致文改会党支部的检查(草稿)
79108485_full 草稿,附件:赵一凡幼年患病的诊断书
79105941_full 赵平生先生致文改会党支部的检查(抄送稿)
79105958_full 我的简历(赵一凡39岁求职时撰写)
79105965_full 简历 (草稿)
79105972_full 我和弟弟孟小凡昨天去朝阳门派出所的经过(交文改会联委会)
79105989_full 赵一凡致工宣队的信

赵一凡资料之三
79106177_full [赵一凡复信]
79106207_full 赵一凡部分藏书目录
79106221_full 赵一凡自学俄语的笔记

赵一凡资料之四
79106238_full 稿费通知单
79106245_full 出版合同续约通知
79106252_full 少年儿童出版社編輯部致鹿麋的退稿信
79106269_full 《女革命者丹孃》译稿
79106276_full 催稿信
79106283_full 《苏联民间谜语》
79106290_full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79106306_full 《简化汉字字谜》
79106313_full 《关于译名的读音问题》
79106320_full 《关于译名的读音问题》
79106337_full 赵一凡自学初等数学(代数和平面几何)的笔记

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
《今天》文学杂志资料档案网址:
http://www.cityu.edu.hk/lib/digitalcollections/jintian/index.htm

今天
2015-5-14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