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先生死后,我曾写过一篇悼念的文章,古人谓“既念逝者,行自悼也”。乃补写此文。

二十年来,在文化思想上我所遭遇到的最大的麻烦,多半与殷先生有关系。但即使在我们敌对最尖锐的时候,因为他不被威迫利诱的风骨,也使我内心敬重这样一个文化上的敌人。两年以来,我们又化敌为友了,更使我感到这决不是一个寻常的朋友。他得的是必死的绝症。有三点是在他死了以后,使我更感到这是我生命的一大创伤,学术界的真正损失。

第一点,在得到他的死讯时,我曾绕室彷徨地自言自语:“今后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了。”这话当下被我的太太听到,立即责备我:“你怎能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对得起其他的朋友吗?”我太太的责备是对的,并且我决没有减轻其他朋友在我精神上的分量。我的自言自语,只是在语意上没界定清楚。我真正的意思是说:今后再不容易遇见可以剧谈深论的朋友了。我和海光的情形,要便是彼此一想到就涌起一股厌恶的情绪,要便是彼此大谈大笑,谈笑得恣肆猖狂。假定我们精神中也藏有干将莫邪的光芒,只有在我们的对谈中,才真能显现出来,使一般人不可逼视。尽管彼此的话,都有彼此不能完全同意的地方,但彼此生命的躯壳,常常被彼此的谈锋所拨开,因而闪出彼此生命本质的精灵,随着谈锋而互相照射,便自然而然地发出一阵一阵的、可与孙登长啸相比的大笑。这一点,海光只能得之于我,我也只能得之于海光。在他死前约一个月左右,当我劝他把向我所说的话记录出来的时候,他说:“这些话,我只能当着徐先生面前才说得出来。旁人来看我,谈上两三句便疲倦了,没有机缘能引出我这些话。”他这里所说的,我也可以转用。惠施是庄周一生最大的论敌。《庄子》一书中有几篇重要的文章,皆以与惠施的辩论或对惠施的批评收尾。但当惠施死后,庄周却深痛“臣之质亡矣”,我现在才真正体验到庄周的心境。

第二点是他临死前一两年的文化转向,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的性格和思想,是以现代科学的巨力为背景,趋向偏急的一路;他要举着科学的大旗——这在他,乃是逻辑实证论,要摧毁中西正统文化的一切,改造一切。而这也是他能在青年层中得到声誉的重大因素之一。但因为在他的勇气中有追求学问的诚意与毅力,他便自觉地摆脱由声誉而来的枷锁,接受新的观念,酿出新的动向,以深入人生人文的新领域。并公开说出他过去文章中的许多错误。由陈君鼓应所编印的《春蚕吐丝》,只是他挣扎于生死之际所吐露出的一小部分。有人说他虽然提倡自由民主,但他自己却有一些极权主义者的性格,也或许是真的。不过由他这一思想的转变,也必然会影响到他性格上的转变;因为他的思想是转向生命的自身,也是从生命自身深处所转出。当然有人会说,他转变所得到的,站在人类正常的文化大流来看,也极为寻常,也极为有限。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只要想到胡适先生在二十多岁时写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到六十多岁在台湾重印时,不仅不曾改动一个字,并且也不曾对自己少作之作,表示一点不满。当一九五二年自由中国的青年以最大热情,欢迎他的时候,他依然当着大家背诵他三十多年以前的《〈红楼梦〉考证》和杜威的知识论的入门;并把他的老秘书毛子水,当众宣称“这是当代圣人”。李济先生在三十岁左右写了几篇田野报告,到了七十多岁,还以为那点从锄头上出来的东西,就是史学的一切,就是人文学科的一切,凡是他所不了解的学问,都是他所不承认的学问。连考古学上的进步,也闭目不睹,而公开宣布只有地下掘出来的才是“实证的历史”,此外则都是“想象的历史”。其他所谓国学大师,年轻时以玩弄小聪明起家,到了七八十岁,还在玩弄着已经失掉了少年才气的小聪明、小花头、小把戏。由于这些人缺乏对学问探索的真诚,便以浮名虚声为学问;便一生一世,陶醉在浮名虚声之中;于是由他们自身不进步,实际是在退步,而阻碍到整个学术的不进步。从此一角度看,海光在学术文化上的转变,对一个人的自我形成,及对学术风气的突破,实含有伟大的意义。

一个人,当然含有许多弱点,好胜、负气,以及在战斗时对敌人运用若干机巧,海光何能避免。但人格和学问的形成是一样的。学问是在层层突破中向上伸长,人格也是在重重考验中向上完成。问题是要看这个人有没有这种学问与人格挣扎上的历程,我们要从一个人的历程中观取他的大方向。以某人历程中的某一个弱点来概括某人的一生,我认为是不大公平的。

第三点是他临死的情形。他知道胃癌复发是绝症,但直到最后,他不放弃求生的希望,这是没有什么的。我从他的学生口中,早已知道他在服用中药;但因为他过去曾强烈地反对过中药,所以在我面前一直对吃中药的事加以掩饰;等到他太太当我面前露出来了,他才说“现在是中西并进”。这只表示他的特殊的个性,也没有什么。但他在非常痛苦的情形之下,始终能忍住不哼不叫;并且一息尚存,尚专心致志地思索学问上的问题,这便是了不起的事。《论语》记曾子临死时从容平静地告诉他的学生“启予手,启予足,而今而后,吾知免夫”的一段话,我以前不能了解他的意义。现在才体悟到这是曾子的整个生命,完全沉浸于“孝”的理念中的流露。从这种地方,也可见到海光对学问的热情、诚意。

民国三十三年,我以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的名义,调到参谋总长办公室里办公,家住在重庆南岸的黄桷垭。曾充广州兵工厂长(这在北伐前是一重要位置)的夏声先生,此时也是军委会的高级参谋,也是住在黄桷垭。我与夏先生是邻县,有一次我去看这位夏先生(后来夏先生成了海光的岳父),遇见穿一身又旧又脏的军服,身材瘦削,见人很矜持的一位青年;夏先生介绍:“我的同乡殷海光先生。从西南联大去参加青年军,现在刚到重庆来。”我便和这位青年攀谈起来,发现他的语言简炼有力,反共的意志很坚强;而且和我谈到法国大革命的若干情形,我感到他有相当的学养,劝他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他便拿出一篇文章给我,约定以后再见面。我回家看了他的文章,挺拔振踔,很合我的脾胃,以后便常常来往。他此时大概在独立出版社有一个编辑名义,待遇微薄。他当时的兴趣,完全在对共党的理论斗争方面,比我激烈得多,根本没有谈到自由民主等问题。我和他开玩笑,“你的样子和说话神情,倒有点像希特勒”,他当时并不拒绝我这种说法。民国三十四年春,海光曾因我的推荐会见了当时的最高当局。后来我问及会见的情形怎样,他只冷漠地说“没有什么”。最高当局以后看到我时,也没有再提到海光,我便知道这是机缘不契,彼此都没有深刻印象。

三十五年春,我复员到南京,海光在南京和后来办《人生》杂志的王道先生住在一起,似乎没有什么工作。后来我和上海商务印书馆合作,办一纯学术性的月刊,名为“学原”。编辑委员多半是留德的几位先生,把调门提得很高,我和海光都没有资格在上面发表文章,但我常以“稿费”的名义送些零用钱给他。因我的关系,他又认识了牟宗三、唐君毅两位先生。与唐先生大概没什么往来,与牟先生往来得相当密切。当时金陵大学文学院长倪青原先生,也是《学原》的编辑委员;海光学逻辑实证论的业师洪谦先生,民国三十六年由英返国,经过南京赴武汉大学讲学,海光当然曾和洪先生见面。《学原》曾请洪先生吃饭,倪青原先生当然在座。我的推测,洪先生可能向倪青原推荐过海光,但促成海光到金陵大学教书的则是牟宗三先生。

我竭力向有关的人士为海光揄扬,终于他能进《中央日报》当主笔。当时国民党的组织松懈,我也不知道海光是否系党员。有一天,海光到我家来,说他决定正式加入国民党。我当时觉得他原来既不是党员,能不加入便不必加入,我告诉他:“站在我的立场,当然希望你加入到党里面。但以你才情的犀利,若保持一点距离,或者可以相安下去。一旦加入到里面,结果会很糟的。他当时对政治的兴趣很高,我曾力劝他应先在学术上有了成就后,再参加政治。放下学术去弄政治,可能会两面都落空。我的这些意思,他当时都不能接受。

三十八年逃到台湾,我决心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以便能在文化思想上用点力量,这是我办《民主评论》的基本用心。民主评论社成立之初,在台北市长安西路顶有一栋狭小的日式房子,作为台湾分社,并成为几个朋友经常托足聊天之所。牟宗三先生当时便住在里面。海光是《民主评论》的基本写作人,当然来往得更密;下象棋的棋声和喧笑之声,终日不绝。我始终认为海光应在学术界中立足,所以在三十八年春天,我到广州乡下黄良庸先生家里去探望熊十力先生时,请熊先生向沈刚伯先生写封推荐海光进台大教书的信,并由我拿着信去看沈刚伯先生;此事虽没有结果,但与海光以后进台大,也可能有点线索。到台湾后,大家对政治的看法,似乎不约而同地有一个新趋向,即是认定只有民主政治,才可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我个人来说,在民国二十九年以前,我的思想,受马、恩的影响比较大,到了二十九年以后,我虽然放弃了马、恩的一套,但对民主政治并无了解,并无信心。到了三十八年,我才由“中的政治路线”摸到民主政治上面,成为我后半生政治思想的立足点。海光当时偏重于以“经验论的自由主义”(此系我临时造出的名词)反极权主义。他很讨厌“理性”、“道德”、“历史文化”这一套东西。因此,他对《民主评论》 不满的情绪,一天增加一天。我住家在台中,每来台北一次,便找他谈一次;开始由他发一顿气氛上的牢骚,我再向他作一番解释,他的不平之气再慢慢平下去,再为《民主评论》写文章。当时老友傅光海先生也寄居在民主评论分社里面,他有次向我说:“看你很用力将就殷海光。但我看,你们的友谊很难维持长久。”当时比《民主评论》稍稍后一点出现的刊物有《自由中国》,发行人是胡适先生,实际负责的是雷儆寰先生。他们一开始便声势浩大,海光渐渐地走向《自由中国》方面去,与《民主评论》一天一天地疏远。在友谊上,他和张佛泉、徐道邻诸位先生成为密友。我们虽渐少往还,但他对我始终是很好的。并常常向着人说“台湾有两个人死不得,一个是张佛泉,一个是徐复观”。他看到我的《文化与政治》、《为生民立命》这类短文章时,曾特别鼓励他的学生阅读,并要他的学生来看我。

我们正式没有来往,是为了他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了一篇大骂牟宗三先生的文章。我的观察,他对牟先生的敌视,不纯是为了学术上的派别;而是在与牟先生来往之间,牟先生于不知不觉之中,把他当学生看待。有一次,他向牟先生提出问题,牟先生曾给他一封信,劝他在学问上应当转向等等,引起他很大的反感。后来有位朋友特别告诉我“殷海光得了重病,不死掉,也会影响到他的脑神经”。当时我们的友谊虽已中断,但并不希望他死掉,所以立即寄了一笔钱给他,劝他好好诊病。不久我到台北,特到他在松江路的住所去看他,见面又谈得很愉快。他的病情并不严重,而且快要恢复了;送我送得很远;我极力劝他在养病时可以看点中国书,他问;“看什么呢?”我劝他读《孟子》。他在这次谈话中,批评到胡秋原先生,说:“他谈什么哲学。”我劝他说:“秋原读书很博,你对他不应轻下断语。”他不很以为然。由《文星》所揭开的“文化骂战”,根子也可以说埋伏得相当久。

我们正式的决裂,是由他在《自由中国》写了一篇攻击唐君毅、牟宗三两位先生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把可以用到的恶毒词汇差不多都用出来了;我看后非常生气,也就在《民主评论》上狠狠地还敬了一篇。在这以前或以后,张佛泉先生也有一篇口气较和缓而内容无大出入的文章,我也写了一篇文章答复。

后来《文星》的“文化骂战”开始了,战火逐渐蔓延到我的身上;有篇攻击我的专文,内容非常幼稚,我以为作者“黄富三”是《文星》编者的假名,便答复了一篇;假定事先知道黄富三是台大的学生,我就不会答复。当时我认为这只是由胡适先生说了“东方文化没有灵性”的话所引起的“崇胡”与“反胡”之间的战火,海光对胡适先生,并没有多少敬意,最低限度,他在我面前是这样表示的。所以这场战火,我根本没有想到海光身上去。并且在我答复黄富三的文章还没有印出时,胡适先生死了,我便赶到台北,找《文星》的负责人,一方面给他们一篇悼念胡适先生的文章,一方面要把我答复黄富三的文章抽回来不发表。当时我和胡秋原、郑学稼两先生,都希望因胡先生之死,把战火熄掉,但《文星》的人们坚持要干下去。烧到最高度时,有人告诉我,在后面指挥的是海光,于是这个战火由此直接烧到海光身上。海光以为我在后面支持攻击他的人,这是他上了旁人的当;我当时只支持对直接迫害到身上来所做的防卫工作,并不会想到海光身上去。人与人之间的界线,虽然有时很难划定,但我始终有自己的界线,不过在当时我不能表白出来。当然,这并不说明我们彼此之间,没有敌视的心理。

这中间有一个可纪念的插曲。傅伟勋先生与钟淑儿女士结婚,我也到台北市中国大饭店参加他们的婚宴,吃的是西餐;恰巧把我和海光的座位,摆在长条桌的正对面;海光突然看到我,硬着颈子点点头,我勉强笑了一笑。坐下后两人没有话讲,都感到很尴尬。我想打破这种窘局,首先问他:“你的小姐长得很好吧?”因为我的经验,脾气再怪的人,没有不爱自己的小孩的;像这样的家常话问了几句以后,他恢复了过去相处时的表情。他突然问:“××学派成天讲考据,到底他们的考据怎么样?”我说:“一般而论,他们的考据,和×××的逻辑差不多。”他听了我的答复,不觉大笑起来;因为他过去提到×××的逻辑,大概总是以“胡说八道”四字来概括的。他又问:“为什么?”我告诉他“考据根据的是资料。但资料依然要分析,要综合;而分析综合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推理的过程。他们反对思想,所以把这套基本能力,从他们的头脑中取消了”。他于是又大笑一阵。这一顿饭,直大说大笑下来,忘记了此外还有百多位贵客。散席时他要我写的《中国人性论史》,返台中后寄一部给他,他也寄了一部著作给我;我曾给他一封长信,认为他所根据的自然科学的材料与方法,不能解答人的问题,并把我所看过的卡勒尔、卡西勒,和一位由生物学讲人文主义的赫胥黎,及美国一位提倡“世界文艺复兴”的生物学家(忘记了姓名)的几部有关著作告诉他,希望他把观点矫正一下。他没有回信。

本来自此次婚宴以后,我们两人是早可恢复以前的情感的。可惜和我站在一条文化防卫战线的几位朋友,因讼事的困扰,而不断把火烧到海光身上。我心里并不以为然,但口里不能说出。自称为海光的一位学生,又不断向法院告了我五六状,我倒从来未怀疑过这是出于海光的指使;否则当一九六七年我由港返台时,我的讼事尚未结束,便不会去看他。但这种火爆的环境,迫使我们两人继续着断交状态。

当一九六七年六月底和七月中,我和海光很快地见了两次面以后,他在文化上的态度已经转变,对现实政治,已闭口不谈;并承认由《文星》所发动的文化骂战,使剩下本己无多的知识分子,两败俱伤;并使知识分子对政治社会可能从言论上稍稍尽点责任的,也被迫作完全的抛弃。“这一次真是最大的愚蠢。”海光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尤其是台湾的司法审判,受政治的影响很大。持久的骂战,已经把大家的精力和对社会的影响力都抵消了;再打起官司来,对政治的影响力,便自然而然地有点像过去江南人对付五通神了。我曾经向胡秋原、徐高阮各位先生谈到海光的情形和意见,他两位都同意立即“休兵”,希望能在文化上合作。谁知香港有一本刊物上面,发表了一篇捧殷骂胡的文章,本来发表已经好几个月了,不知由谁人辗转交到胡先生手上,里面对胡先生的说法,有不公平的地方,于是将熄的火,又重新燃烧起来,而我也只有说声“天乎人乎”了。在这段期间,海光当然不能了解到底我对他是怎么一回事。等到他癌症复发,我去看他,告诉其中的委曲,他也便坦然了。

我和海光,虽然我是浠水,他是黄冈,但相距不过十里左右。中间隔着一条巴水。我们两人,有若干相同的地方。首先是两人出身穷苦,幼年少年时代,受到许多欺压,这便形成了精神分析学所指出的潜意识中的反抗性,脾气都有些怪而且坏。与我家也相距约十公里,与海光家相距约三公里的熊十力先生的性格,也可以作此解释。但我的家世是乡下的寒儒,而他的家世却是乡下的牧师,这可能与他的骨灰放在一间教堂里面,并曾由一位什么牧师,借他的骨灰向人说了一大顿不相干的话和谎话有关系。我在东海大学呆到第五年时,就发现某些人的传道实在就是说谎。所以海光死后的安排,是滑稽而可悲的。

其次,我和海光,都是不很信邪的人。对于任何刺眼的东西,有兴趣的话,便会把眼睛睁得大大地正视一番。对于有趣的学问,说闯就闯。任何学术权威,都要看看他的成色,秤秤他的分量。可惜我中年失学,而海光死得太早。就我们的性格,在中国任何空间,都是不容易生存的,除非民主政体真正实现以后。我能活到今天,海光能以癌症而死,都是由侥幸而来的大幸。海光抱着此一大幸,好好地“与造物者为人”,逍遥在另一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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