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先生死后，我曾写过一篇悼念的文章，古人谓“既念逝者，行自悼也”。乃补写此文。
一
二十年来，在文化思想上我所遭遇到的最大的麻烦，多半与殷先生有关系。但即使在我们敌对最尖锐的时候，因为他不被威迫利诱的风骨，也使我内心敬重这样一个文化上的敌人。两年以来，我们又化敌为友了，更使我感到这决不是一个寻常的朋友。他得的是必死的绝症。有三点是在他死了以后，使我更感到这是我生命的一大创伤，学术界的真正损失。
第一点，在得到他的死讯时，我曾绕室彷徨地自言自语：“今后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了。”这话当下被我的太太听到，立即责备我：“你怎能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对得起其他的朋友吗？”我太太的责备是对的，并且我决没有减轻其他朋友在我精神上的分量。我的自言自语，只是在语意上没界定清楚。我真正的意思是说：今后再不容易遇见可以剧谈深论的朋友了。我和海光的情形，要便是彼此一想到就涌起一股厌恶的情绪，要便是彼此大谈大笑，谈笑得恣肆猖狂。假定我们精神中也藏有干将莫邪的光芒，只有在我们的对谈中，才真能显现出来，使一般人不可逼视。尽管彼此的话，都有彼此不能完全同意的地方，但彼此生命的躯壳，常常被彼此的谈锋所拨开，因而闪出彼此生命本质的精灵，随着谈锋而互相照射，便自然而然地发出一阵一阵的、可与孙登长啸相比的大笑。这一点，海光只能得之于我，我也只能得之于海光。在他死前约一个月左右，当我劝他把向我所说的话记录出来的时候，他说：“这些话，我只能当着徐先生面前才说得出来。旁人来看我，谈上两三句便疲倦了，没有机缘能引出我这些话。”他这里所说的，我也可以转用。惠施是庄周一生最大的论敌。《庄子》一书中有几篇重要的文章，皆以与惠施的辩论或对惠施的批评收尾。但当惠施死后，庄周却深痛“臣之质亡矣”，我现在才真正体验到庄周的心境。
第二点是他临死前一两年的文化转向，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的性格和思想，是以现代科学的巨力为背景，趋向偏急的一路；他要举着科学的大旗——这在他，乃是逻辑实证论，要摧毁中西正统文化的一切，改造一切。而这也是他能在青年层中得到声誉的重大因素之一。但因为在他的勇气中有追求学问的诚意与毅力，他便自觉地摆脱由声誉而来的枷锁，接受新的观念，酿出新的动向，以深入人生人文的新领域。并公开说出他过去文章中的许多错误。由陈君鼓应所编印的《春蚕吐丝》，只是他挣扎于生死之际所吐露出的一小部分。有人说他虽然提倡自由民主，但他自己却有一些极权主义者的性格，也或许是真的。不过由他这一思想的转变，也必然会影响到他性格上的转变；因为他的思想是转向生命的自身，也是从生命自身深处所转出。当然有人会说，他转变所得到的，站在人类正常的文化大流来看，也极为寻常，也极为有限。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只要想到胡适先生在二十多岁时写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到六十多岁在台湾重印时，不仅不曾改动一个字，并且也不曾对自己少作之作，表示一点不满。当一九五二年自由中国的青年以最大热情，欢迎他的时候，他依然当着大家背诵他三十多年以前的《〈红楼梦〉考证》和杜威的知识论的入门；并把他的老秘书毛子水，当众宣称“这是当代圣人”。李济先生在三十岁左右写了几篇田野报告，到了七十多岁，还以为那点从锄头上出来的东西，就是史学的一切，就是人文学科的一切，凡是他所不了解的学问，都是他所不承认的学问。连考古学上的进步，也闭目不睹，而公开宣布只有地下掘出来的才是“实证的历史”，此外则都是“想象的历史”。其他所谓国学大师，年轻时以玩弄小聪明起家，到了七八十岁，还在玩弄着已经失掉了少年才气的小聪明、小花头、小把戏。由于这些人缺乏对学问探索的真诚，便以浮名虚声为学问；便一生一世，陶醉在浮名虚声之中；于是由他们自身不进步，实际是在退步，而阻碍到整个学术的不进步。从此一角度看，海光在学术文化上的转变，对一个人的自我形成，及对学术风气的突破，实含有伟大的意义。
一个人，当然含有许多弱点，好胜、负气，以及在战斗时对敌人运用若干机巧，海光何能避免。但人格和学问的形成是一样的。学问是在层层突破中向上伸长，人格也是在重重考验中向上完成。问题是要看这个人有没有这种学问与人格挣扎上的历程，我们要从一个人的历程中观取他的大方向。以某人历程中的某一个弱点来概括某人的一生，我认为是不大公平的。
第三点是他临死的情形。他知道胃癌复发是绝症，但直到最后，他不放弃求生的希望，这是没有什么的。我从他的学生口中，早已知道他在服用中药；但因为他过去曾强烈地反对过中药，所以在我面前一直对吃中药的事加以掩饰；等到他太太当我面前露出来了，他才说“现在是中西并进”。这只表示他的特殊的个性，也没有什么。但他在非常痛苦的情形之下，始终能忍住不哼不叫；并且一息尚存，尚专心致志地思索学问上的问题，这便是了不起的事。《论语》记曾子临死时从容平静地告诉他的学生“启予手，启予足，而今而后，吾知免夫”的一段话，我以前不能了解他的意义。现在才体悟到这是曾子的整个生命，完全沉浸于“孝”的理念中的流露。从这种地方，也可见到海光对学问的热情、诚意。
二
民国三十三年，我以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的名义，调到参谋总长办公室里办公，家住在重庆南岸的黄桷垭。曾充广州兵工厂长（这在北伐前是一重要位置）的夏声先生，此时也是军委会的高级参谋，也是住在黄桷垭。我与夏先生是邻县，有一次我去看这位夏先生（后来夏先生成了海光的岳父），遇见穿一身又旧又脏的军服，身材瘦削，见人很矜持的一位青年；夏先生介绍：“我的同乡殷海光先生。从西南联大去参加青年军，现在刚到重庆来。”我便和这位青年攀谈起来，发现他的语言简炼有力，反共的意志很坚强；而且和我谈到法国大革命的若干情形，我感到他有相当的学养，劝他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他便拿出一篇文章给我，约定以后再见面。我回家看了他的文章，挺拔振踔，很合我的脾胃，以后便常常来往。他此时大概在独立出版社有一个编辑名义，待遇微薄。他当时的兴趣，完全在对共党的理论斗争方面，比我激烈得多，根本没有谈到自由民主等问题。我和他开玩笑，“你的样子和说话神情，倒有点像希特勒”，他当时并不拒绝我这种说法。民国三十四年春，海光曾因我的推荐会见了当时的最高当局。后来我问及会见的情形怎样，他只冷漠地说“没有什么”。最高当局以后看到我时，也没有再提到海光，我便知道这是机缘不契，彼此都没有深刻印象。
三
三十五年春，我复员到南京，海光在南京和后来办《人生》杂志的王道先生住在一起，似乎没有什么工作。后来我和上海商务印书馆合作，办一纯学术性的月刊，名为“学原”。编辑委员多半是留德的几位先生，把调门提得很高，我和海光都没有资格在上面发表文章，但我常以“稿费”的名义送些零用钱给他。因我的关系，他又认识了牟宗三、唐君毅两位先生。与唐先生大概没什么往来，与牟先生往来得相当密切。当时金陵大学文学院长倪青原先生，也是《学原》的编辑委员；海光学逻辑实证论的业师洪谦先生，民国三十六年由英返国，经过南京赴武汉大学讲学，海光当然曾和洪先生见面。《学原》曾请洪先生吃饭，倪青原先生当然在座。我的推测，洪先生可能向倪青原推荐过海光，但促成海光到金陵大学教书的则是牟宗三先生。
我竭力向有关的人士为海光揄扬，终于他能进《中央日报》当主笔。当时国民党的组织松懈，我也不知道海光是否系党员。有一天，海光到我家来，说他决定正式加入国民党。我当时觉得他原来既不是党员，能不加入便不必加入，我告诉他：“站在我的立场，当然希望你加入到党里面。但以你才情的犀利，若保持一点距离，或者可以相安下去。一旦加入到里面，结果会很糟的。他当时对政治的兴趣很高，我曾力劝他应先在学术上有了成就后，再参加政治。放下学术去弄政治，可能会两面都落空。我的这些意思，他当时都不能接受。
四
三十八年逃到台湾，我决心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以便能在文化思想上用点力量，这是我办《民主评论》的基本用心。民主评论社成立之初，在台北市长安西路顶有一栋狭小的日式房子，作为台湾分社，并成为几个朋友经常托足聊天之所。牟宗三先生当时便住在里面。海光是《民主评论》的基本写作人，当然来往得更密；下象棋的棋声和喧笑之声，终日不绝。我始终认为海光应在学术界中立足，所以在三十八年春天，我到广州乡下黄良庸先生家里去探望熊十力先生时，请熊先生向沈刚伯先生写封推荐海光进台大教书的信，并由我拿着信去看沈刚伯先生；此事虽没有结果，但与海光以后进台大，也可能有点线索。到台湾后，大家对政治的看法，似乎不约而同地有一个新趋向，即是认定只有民主政治，才可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我个人来说，在民国二十九年以前，我的思想，受马、恩的影响比较大，到了二十九年以后，我虽然放弃了马、恩的一套，但对民主政治并无了解，并无信心。到了三十八年，我才由“中的政治路线”摸到民主政治上面，成为我后半生政治思想的立足点。海光当时偏重于以“经验论的自由主义”（此系我临时造出的名词）反极权主义。他很讨厌“理性”、“道德”、“历史文化”这一套东西。因此，他对《民主评论》 不满的情绪，一天增加一天。我住家在台中，每来台北一次，便找他谈一次；开始由他发一顿气氛上的牢骚，我再向他作一番解释，他的不平之气再慢慢平下去，再为《民主评论》写文章。当时老友傅光海先生也寄居在民主评论分社里面，他有次向我说：“看你很用力将就殷海光。但我看，你们的友谊很难维持长久。”当时比《民主评论》稍稍后一点出现的刊物有《自由中国》，发行人是胡适先生，实际负责的是雷儆寰先生。他们一开始便声势浩大，海光渐渐地走向《自由中国》方面去，与《民主评论》一天一天地疏远。在友谊上，他和张佛泉、徐道邻诸位先生成为密友。我们虽渐少往还，但他对我始终是很好的。并常常向着人说“台湾有两个人死不得，一个是张佛泉，一个是徐复观”。他看到我的《文化与政治》、《为生民立命》这类短文章时，曾特别鼓励他的学生阅读，并要他的学生来看我。
五
我们正式没有来往，是为了他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了一篇大骂牟宗三先生的文章。我的观察，他对牟先生的敌视，不纯是为了学术上的派别；而是在与牟先生来往之间，牟先生于不知不觉之中，把他当学生看待。有一次，他向牟先生提出问题，牟先生曾给他一封信，劝他在学问上应当转向等等，引起他很大的反感。后来有位朋友特别告诉我“殷海光得了重病，不死掉，也会影响到他的脑神经”。当时我们的友谊虽已中断，但并不希望他死掉，所以立即寄了一笔钱给他，劝他好好诊病。不久我到台北，特到他在松江路的住所去看他，见面又谈得很愉快。他的病情并不严重，而且快要恢复了；送我送得很远；我极力劝他在养病时可以看点中国书，他问；“看什么呢？”我劝他读《孟子》。他在这次谈话中，批评到胡秋原先生，说：“他谈什么哲学。”我劝他说：“秋原读书很博，你对他不应轻下断语。”他不很以为然。由《文星》所揭开的“文化骂战”，根子也可以说埋伏得相当久。
我们正式的决裂，是由他在《自由中国》写了一篇攻击唐君毅、牟宗三两位先生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把可以用到的恶毒词汇差不多都用出来了；我看后非常生气，也就在《民主评论》上狠狠地还敬了一篇。在这以前或以后，张佛泉先生也有一篇口气较和缓而内容无大出入的文章，我也写了一篇文章答复。
六
后来《文星》的“文化骂战”开始了，战火逐渐蔓延到我的身上；有篇攻击我的专文，内容非常幼稚，我以为作者“黄富三”是《文星》编者的假名，便答复了一篇；假定事先知道黄富三是台大的学生，我就不会答复。当时我认为这只是由胡适先生说了“东方文化没有灵性”的话所引起的“崇胡”与“反胡”之间的战火，海光对胡适先生，并没有多少敬意，最低限度，他在我面前是这样表示的。所以这场战火，我根本没有想到海光身上去。并且在我答复黄富三的文章还没有印出时，胡适先生死了，我便赶到台北，找《文星》的负责人，一方面给他们一篇悼念胡适先生的文章，一方面要把我答复黄富三的文章抽回来不发表。当时我和胡秋原、郑学稼两先生，都希望因胡先生之死，把战火熄掉，但《文星》的人们坚持要干下去。烧到最高度时，有人告诉我，在后面指挥的是海光，于是这个战火由此直接烧到海光身上。海光以为我在后面支持攻击他的人，这是他上了旁人的当；我当时只支持对直接迫害到身上来所做的防卫工作，并不会想到海光身上去。人与人之间的界线，虽然有时很难划定，但我始终有自己的界线，不过在当时我不能表白出来。当然，这并不说明我们彼此之间，没有敌视的心理。
这中间有一个可纪念的插曲。傅伟勋先生与钟淑儿女士结婚，我也到台北市中国大饭店参加他们的婚宴，吃的是西餐；恰巧把我和海光的座位，摆在长条桌的正对面；海光突然看到我，硬着颈子点点头，我勉强笑了一笑。坐下后两人没有话讲，都感到很尴尬。我想打破这种窘局，首先问他：“你的小姐长得很好吧？”因为我的经验，脾气再怪的人，没有不爱自己的小孩的；像这样的家常话问了几句以后，他恢复了过去相处时的表情。他突然问：“××学派成天讲考据，到底他们的考据怎么样？”我说：“一般而论，他们的考据，和×××的逻辑差不多。”他听了我的答复，不觉大笑起来；因为他过去提到×××的逻辑，大概总是以“胡说八道”四字来概括的。他又问：“为什么？”我告诉他“考据根据的是资料。但资料依然要分析，要综合；而分析综合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推理的过程。他们反对思想，所以把这套基本能力，从他们的头脑中取消了”。他于是又大笑一阵。这一顿饭，直大说大笑下来，忘记了此外还有百多位贵客。散席时他要我写的《中国人性论史》，返台中后寄一部给他，他也寄了一部著作给我；我曾给他一封长信，认为他所根据的自然科学的材料与方法，不能解答人的问题，并把我所看过的卡勒尔、卡西勒，和一位由生物学讲人文主义的赫胥黎，及美国一位提倡“世界文艺复兴”的生物学家（忘记了姓名）的几部有关著作告诉他，希望他把观点矫正一下。他没有回信。
本来自此次婚宴以后，我们两人是早可恢复以前的情感的。可惜和我站在一条文化防卫战线的几位朋友，因讼事的困扰，而不断把火烧到海光身上。我心里并不以为然，但口里不能说出。自称为海光的一位学生，又不断向法院告了我五六状，我倒从来未怀疑过这是出于海光的指使；否则当一九六七年我由港返台时，我的讼事尚未结束，便不会去看他。但这种火爆的环境，迫使我们两人继续着断交状态。
当一九六七年六月底和七月中，我和海光很快地见了两次面以后，他在文化上的态度已经转变，对现实政治，已闭口不谈；并承认由《文星》所发动的文化骂战，使剩下本己无多的知识分子，两败俱伤；并使知识分子对政治社会可能从言论上稍稍尽点责任的，也被迫作完全的抛弃。“这一次真是最大的愚蠢。”海光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尤其是台湾的司法审判，受政治的影响很大。持久的骂战，已经把大家的精力和对社会的影响力都抵消了；再打起官司来，对政治的影响力，便自然而然地有点像过去江南人对付五通神了。我曾经向胡秋原、徐高阮各位先生谈到海光的情形和意见，他两位都同意立即“休兵”，希望能在文化上合作。谁知香港有一本刊物上面，发表了一篇捧殷骂胡的文章，本来发表已经好几个月了，不知由谁人辗转交到胡先生手上，里面对胡先生的说法，有不公平的地方，于是将熄的火，又重新燃烧起来，而我也只有说声“天乎人乎”了。在这段期间，海光当然不能了解到底我对他是怎么一回事。等到他癌症复发，我去看他，告诉其中的委曲，他也便坦然了。
七
我和海光，虽然我是浠水，他是黄冈，但相距不过十里左右。中间隔着一条巴水。我们两人，有若干相同的地方。首先是两人出身穷苦，幼年少年时代，受到许多欺压，这便形成了精神分析学所指出的潜意识中的反抗性，脾气都有些怪而且坏。与我家也相距约十公里，与海光家相距约三公里的熊十力先生的性格，也可以作此解释。但我的家世是乡下的寒儒，而他的家世却是乡下的牧师，这可能与他的骨灰放在一间教堂里面，并曾由一位什么牧师，借他的骨灰向人说了一大顿不相干的话和谎话有关系。我在东海大学呆到第五年时，就发现某些人的传道实在就是说谎。所以海光死后的安排，是滑稽而可悲的。
其次，我和海光，都是不很信邪的人。对于任何刺眼的东西，有兴趣的话，便会把眼睛睁得大大地正视一番。对于有趣的学问，说闯就闯。任何学术权威，都要看看他的成色，秤秤他的分量。可惜我中年失学，而海光死得太早。就我们的性格，在中国任何空间，都是不容易生存的，除非民主政体真正实现以后。我能活到今天，海光能以癌症而死，都是由侥幸而来的大幸。海光抱着此一大幸，好好地“与造物者为人”，逍遥在另一世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