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十年前农村往事录

“建设大寨县”给昔阳带来了什么

大寨在昔阳。昔阳学大寨是近水楼台。1967年2月,陈永贵造反夺权,当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陈永贵大权在握之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昔阳红红火火开展起来。

从1967年2月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昔阳农业学大寨运动前后12年,功过是非如何评价?

首先看农田基本建设。学大寨12年,每年冬春都兴起农田基本建设热潮,社社队队有工程。据昔阳县委统计,12年里,全县共完成工程10395项,投工9725万个,动土石1.87亿立方米,造出以河滩平地为主的新耕地65800亩,新增水浇地42000亩。昔阳人民艰苦奋战,流大汗也流了鲜血,全县有310人牺牲,730人受伤致残。

应当说,为了改造老祖宗留下的穷山恶水,改变基本生产条件,流血流汗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但是,这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事业被某些人的政治动机所左右之后,就会出现令人痛心的后果。

昔阳人说,昔阳农田基本建设应该分成两段来作评价。从1967年到1970年的四年间,昔阳的农田水利建设本着“小型为主、队办为主、以土为主、当年受益”的因地制宜的方针,以平整土地,治理沟、坡、滩,建设″大寨田“为主,打坝垫地,并尽力扩大水浇地。截潜流,打井,建灌站,解决人畜吃水困难。这个时期的农田水利工程花钱不多,见效比较快,群众比较满意。……这段时期里,昔阳农田基本建设虽然也有平调,也浮夸,也有形式主义的东西,但不占主导地位。

1970年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是昔阳县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昔阳县以“农业学大寨,三年粮食总产翻了一番,粮食亩产超‘纲要’”的突出成绩,变成了全国第一个大寨式的县。

与此同时,陈永贵在政治舞台上由一位劳动模范,当上中共中央委员,并且身兼省、地、县的要职。他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中提出年年要创“新经验”,在生产建设中也提出年年要有“新套套”。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大寨、昔阳要出产量、出经验、出人才!“

于是,什么″想新的,干大的“,什么″政治工程”、“政治产量”,在昔阳压倒一切,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被抛到九霄云外,农田基本建设中便接二连三地出了问题。

当时全国众所周知的昔阳县“西水东调”就是一项脱离实际,一味求大的形式主义工程。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的长篇报道,同时配发了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

所谓″西水东调“,就是从昔阳县境西边,把向西流入黄河水系的潇河水,通过一系列工程,在昔阳与寿阳交界处,东调向海河水系。这样,可流经昔阳的五个公社,增加74200亩灌溉面积,改善15800亩灌溉面积。据说将潇河的”西水“”东调“入昔阳的想法,有人在六十年代就勘察设计过,但由于工程量相当大,耗资也相当多,谁也不敢轻易拍板。因为这笔钱昔阳县自己肯定掏不起,国家当时也没有这么多钱搞这个不太靠谱的工程。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昔阳县成了全国第一个”大寨县“,各方面对它就都开了绿灯。结果造成花费国家五千余万元投资,工期长达五年,但仍未见到收益的半拉子工程。

《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山西省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五百万个,耗资达几千万元,最近终于下马了。这是农田水利建设工程中的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

《人民日报》社论由此引发出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发展农业究竟靠什么?社论指出:″多少年来,我们搞农业,一靠运动,二靠‘大干’。现在看得很清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这种蠢事,我们不能再干了。……农业战线上的所谓大干,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些工程里边,……其中确有很大一部分工程,是搞得很不好,甚至根本不该搞的。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其中一例。这种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益很少,甚至根本就是无效劳动、无效投资。如果我们把农业生产的发展寄托在这种‘大干’上,我国的农业是永远没有指望的。“

这篇社论最严厉的文字,是对“西水东调”工程随意性的决策方式和封建家长式统治的批评。社论说:“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官做大了,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听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甚至用个人的喜愿来左右一切。而上上下下,又有一些同志捧着他,护着他。明明他的主张荒谬,却要连声称赞,执行不误。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

《人民日报》社论提出的尊重科学,反对封建家长式瞎指挥的问题,切中时弊,针对性强,这应该是胡耀邦上台后新闻界的“三把火”引起的动向吧。

在昔阳县的农田水利建设中,1970年以后像“西水东调”这样不讲经济效益,借以扩大政治影响的“政治工程”越来越多。下面再举几个事例。

昔阳县和平定县的交界处有个“界牌岭”。县领导感到这个荒坡“有碍观瞻”,决心在这儿搞个人造平原。社员认为投工投资大,效益小,不愿干。领导动员说″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并提出一个口号:″为政治,百年大计;搞经济,眼前利益!”1974年,李家庄公社男女老少齐上阵,拖拉机、汽车、小平车都出动,干了三个月,投资七万元,平了那个荒坡。对外号称造地百亩,实际只有50亩,不算劳力投入,光投资一项,一亩地造价平均1400元。

皋落公社搞农田基本建设时为了美观,还搞了“玉带桥”、“月牙池”、“凉亭”等等。全公社的劳力、车辆大部上阵,干了五年,投工23万个,投资30多万元。结果,由于水源不足,池、渠、渡槽只能观赏。有人偷偷在凉亭上写下一首诗:″生命诚可贵,此物更值钱;一无所用处,浪费好财钱!“

大寨大搞“人造平原”后,全县争先效仿,于是,“人造平原”工程到处出现,在昔阳酿成大害。杜庄公社神堂庙大队1974年倾其家产,买了一台推土机,在村边十多丈深的沟里摆开了人造平原的战场。全队劳力拼命干了一冬春,花了八千元,用工五千个,拆了社员28间房,只修出五亩地。

城关公社李夫峪大队在原有的20亩小块地上造小平原,搞了两次定向爆破,用去炸药53000斤,动用全大队的劳力加上推土机,大干了三个冬春,投工一万多个,投资四万元,结果修出的还是20亩地。社员气愤地说:一炮轰掉了全部家当,没多一分地,这是为了啥?

瓦邱公社1973年在大西垴沟大搞人造平原,80多个劳力大干了五个多月,投工14000多个,用了一万多斤炸药,花费16000多元,只搞出三亩“人造平原”,把集体的家底折腾了个干净,当年分配没兑现,户户欠了款。群众说,真是念了“大寨一本经”,越念越受穷。

更可恶的是所谓″大批促大干“。高压下便不可能讲科学,不少蠢事都是通过”大批“,硬逼着群众去干的。领导高喊″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轻轻松松改变不了面貌”,强迫群众干那些不愿干的工程。如安坪公社搞了个“梁居工程”,在梁庄、居仁村的河滩上造地,群众有意见,劳动不起劲,工程领导说这是对学大寨的感情、态度问题,批斗了六个人,其中一人被批斗后自杀。这种乱批乱斗的强制现象,在昔阳屡屡发生。

昔阳县东部的刀把口公社、王寨公社都处于陡山深沟之中,河湾很小,改河造地没有多少作为。陈永贵便把这两个公社的领导弄来办“学习班”。先问他们对学大寨有什么意见,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有什么意见,然后说他们的保守思想是有意帮阶级敌人的忙,拉昔阳全县的后腿。这一压一批,两个公社的领导急了,回去就蛮干起来,不管能不能造出好地,每个公社都打了一个大山洞,逼河流改道,空出河滩来造地。刀把口在大山凿通了170米长的石洞,河改道了,但腾出来的河道过于窄小,夹在陡峭的山崖之间,根本无土可以用来垫地。为打这个洞,全公社每人平均负债114元。王寨公社更惨,费了很大的劲打一个山洞,因地质情况不明,山体破碎,兴师动众却没法再打下去,只好半途而废。陈永贵亲自抓的县办水峪水库,坝筑在破碎的岩基上,花了很多人工筑好大坝后,水库却根本不能蓄水。

大会战中人力物力的平调也伤害了群众和一些社队的积极性。有些社队每年出工出物为别人干,不能给自己造福;不少社队是出钱出力不少,受益不多,相反还有受害的。

由于陈永贵等领导人强调搞工程要算政治账,搞了不少平调。同时,又为了给外人参观,多把工程放在大路边,致使昔阳农田基建中出现了″五支援“:小村支援大村,穷村支援富村,山沟支援平川,后进支援先进,周围支援中心(指公社所在地)。那些年,昔阳县一些参观点上的先进队受益多,变化大,但为数很多的公路线以外的小村、山庄、穷队的负担是很重的,对他们的平调也很厉害。许多社队由于劳动力年年被抽调,大量的山坡地长期失修,水土流失很严重。

大寨变成政治挂帅的典型后,马上成为众多学习参观者的“朝圣地”,但在文革前,最多一年也不过来几万人。文革开始后逐渐达到高潮。1967年,来大寨参观的人共有370多万,平均每天一万多人。这对于一个只有五百人的小山村来说,实在是个奇迹。

当时的情况是,参观者一来到大寨村,就处于一种高度的组织状态中。他们要有组织地统一行动,决不容许单独行动。他们常常是被要求排成长队,在一名手持半导体扩音喇叭的讲解员带领下,一路小跑般地沿着一条事先确定了的路线参观虎头山、狼窝掌、团结沟、″乐人树“等″景点”,剩下来的时间就是自己去学习体会了。

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来大寨,对大寨村乃至昔阳县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造成巨大的经济成本。1979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说:“去年10月,我参加了统一组织的赴昔阳、大寨参观团。这次参观是第二批,共800人。第一批是上半年,也是800人。参观的时间,不计路途往返,都在六天左右,现在就此算一笔经济账。……全年两次参观,少说也得20多万元。

“前往大寨参观的人来自全国各地,络绎不绝。这次我们在昔阳就遇到福建、宁夏等地和部队等不少单位。我国还有不少先进典型,如果每年都要组织人前往参观,一年不知要花多少万元。

“此外,为了组织人参观,需要动用多少交通工具,多少住房,多少服务人员?如果将这些交通工具、住房、服务人员用于建设事业或旅游业,又将增加多少收入?这一进一出的账,不能不算。”

这位读者进一步指出:“就我所知,仅(甘肃)张掖地区这几年到大寨参观的人,农村中几乎遍及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有的还去过几次。效果如何呢?不能说没有,但属于游逛性质者有之;参观回来后汇报一下,交差了事者有之;有的只学大寨的具体做法而把经验学歪了,收自留地就是突出一例。这样的参观劳民伤财,要不得!”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各级领导总是再三强调学大寨“不走样”,实际上等于动员人们都去大寨参观“取经”,使大寨成了当时中国最红火的“旅游景点”。效果如何,正像上文读者来信指出真是“劳民伤财”,状如抽疯,徒增笑料。

作为学大寨第一县的昔阳县学的结果又如何呢?接着上文看下文:

连续12年“大干”的结果,在农业结构上,比例严重失调,造成了只搞粗粮(玉米高粱为主)的畸形发展的农业结构。只抓粮食,忽视林业。全县十几年不仅没有造下多少林,为了造地种粮,沟、坡、河滩和路边的林木几乎被砍光了,山区大片老祖宗留下的林子也被砍掉很多。昔阳有大片的山地可以发展养羊,但羊的数量却从1965年的124000多头下降到1978年的62000多头。

1978年,全县棉花种植为零,油料作物面积只有2435亩,麻类只有301亩。都较以前大大减少。

由于不计成本地一味抓粮食生产,全县许多社队增产不增收,群众的吃食单调,有的地方吃不上菜,吃油也很少。有些社员说:“我们队里的会议室里排满了大大小小的锦旗和奖状,社员却穷得丁当响。”不少社队是“黄豆不开秤,小豆不用问,一天三顿玉米饼”。

昔阳县另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是搞浮夸,虚报粮食产量。

1980年7月7日,《人民日报》发出震动全国的报道,据山西省统计材料,昔阳县从1973年到1977年五年间虚报粮食产量37262万多斤,比实际产量夸大了24%.《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昔阳“创造了这个从没想过的大骗局”。

1973年,昔阳县连续第二年大旱。为了给“大寨县”装脸面,从夏天就开足马力宣传昔阳是″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接着是”没见过的大增产“。秋收之前,陈永贵回到昔阳,谈起粮食产量,陈永贵说:”南斯拉夫每人平均产粮1500斤,全国都在学南斯拉夫经验。中国其他地方达不到南斯拉夫的水平,我们昔阳能达到。“他决定把昔阳当年的粮食产量追加到3.3亿斤,平均全县每人生产粮食1500斤,一举”赶上“了南斯拉夫。这一年多报了六千万斤,比当年实际产量多22%.

昔阳县委原副书记李喜慎说,昔阳县每年的粮食产量都是由陈永贵定的。他在昔阳,由他当面定;他不在昔阳,县委打电话向他汇报,再由他决定。1974年,虚报了2762万多斤。1975年,昔阳县粮食总产量25702万斤,比1974年增长21%.如果实事求是,完全可以挽回以前虚报产量的错误。但是,陈永贵为了炫耀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的巨大“成绩”,继续虚报产量。当时,主持县委工作的副书记王金籽在县委传达陈永贵的意见时说:“我与老陈商量了,今年粮食亩产必须过‘长江’(800斤),全县总产量定为30400万斤。”结果,这一年又虚报产量4362万多斤,占当年总产量的17%.

1976年秋收时,李喜慎打电话请示陈永贵如何确定这年的粮食产量。李喜慎说:″今年有灾,全县粮食总产量与去年比,只能平产,或者略有增产。“陈永贵说:”刚刚粉碎‘四人帮’,应该有个政治产量,全县定个三亿一二千万斤吧。“李喜慎知道前几年产量连续虚报有亏空,心里发慌,就说:”报这么多,太高了!“陈永贵连声斥责:”右倾,右倾!“就这样,这一年又虚报了5157万斤,占当年总产量的20%.

一次又一次的虚报产量,昔阳县得到的是“第一个大寨县”的荣誉。而弄出的这些亏空谁来补?只有昔阳的老百姓用自己的肚子来承受了。

1980年7月9日,《山西日报》发表《抓典型上的严重教训》署名文章。文章联系对待大寨、昔阳这两个典型存在的问题,指出先进典型不是神。大寨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被神化,一方面是它本身的许多做法适应了“四人帮”极左路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上上下下有不少人竭力地吹捧它,按照不同的政治气候,采用虚构、夸张、拔高等手段,打扮它、塑造它。文章指出,给典型以大量的钱和物,使典型在客观条件上远远脱离了一般的水平,走向特殊化,完全失去了典型的意义。文章说,靠权力、靠压力、靠棍棒来推广典型的做法是错误的。在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大批大斗的形势下,致使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在“学大寨、赶昔阳”的运动中遭了殃,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198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报道一位政协委员的意见一一“大寨的教训要吸取”。这位政协委员说:″我去过好几个县,有人对我说,大寨是用国家的钱培养起来的,我们学不了。大寨造小平原,化工部给炸药;昔阳县招待所是省里投资建的,但收入归大寨;大寨运输力缺乏,山西省军区派车无偿运输。这样还说不花国家一分钱,是弄虚做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昔阳、大寨一些人公开顶着干,流毒很深。山西人少,土地多,为什么粮食过不了关?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把大寨拔高,是他们自己给这面旗子上抺了黑。一个典型无止境地拔高,就脱离群众,就没有营养,就有可能走向反面。“

毛泽东树立起来的“大寨红花”在他死后四年终于凋落了。不知按照毛泽东的“香花毒草”论,大寨是“香花”还是“毒草”?

(未完待续)

荀路2019.1.3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