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十年前农村往事录
“建设大寨县”给昔阳带来了什么
大寨在昔阳。昔阳学大寨是近水楼台。1967年2月，陈永贵造反夺权，当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陈永贵大权在握之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昔阳红红火火开展起来。
从1967年2月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昔阳农业学大寨运动前后12年，功过是非如何评价？
首先看农田基本建设。学大寨12年，每年冬春都兴起农田基本建设热潮，社社队队有工程。据昔阳县委统计，12年里，全县共完成工程10395项，投工9725万个，动土石1.87亿立方米，造出以河滩平地为主的新耕地65800亩，新增水浇地42000亩。昔阳人民艰苦奋战，流大汗也流了鲜血，全县有310人牺牲，730人受伤致残。
应当说，为了改造老祖宗留下的穷山恶水，改变基本生产条件，流血流汗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但是，这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事业被某些人的政治动机所左右之后，就会出现令人痛心的后果。
昔阳人说，昔阳农田基本建设应该分成两段来作评价。从1967年到1970年的四年间，昔阳的农田水利建设本着“小型为主、队办为主、以土为主、当年受益”的因地制宜的方针，以平整土地，治理沟、坡、滩，建设″大寨田“为主，打坝垫地，并尽力扩大水浇地。截潜流，打井，建灌站，解决人畜吃水困难。这个时期的农田水利工程花钱不多，见效比较快，群众比较满意。……这段时期里，昔阳农田基本建设虽然也有平调，也浮夸，也有形式主义的东西，但不占主导地位。
1970年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是昔阳县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昔阳县以“农业学大寨，三年粮食总产翻了一番，粮食亩产超‘纲要’”的突出成绩，变成了全国第一个大寨式的县。
与此同时，陈永贵在政治舞台上由一位劳动模范，当上中共中央委员，并且身兼省、地、县的要职。他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中提出年年要创“新经验”，在生产建设中也提出年年要有“新套套”。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大寨、昔阳要出产量、出经验、出人才！“
于是，什么″想新的，干大的“，什么″政治工程”、“政治产量”，在昔阳压倒一切，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被抛到九霄云外，农田基本建设中便接二连三地出了问题。
当时全国众所周知的昔阳县“西水东调”就是一项脱离实际，一味求大的形式主义工程。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的长篇报道，同时配发了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
所谓″西水东调“，就是从昔阳县境西边，把向西流入黄河水系的潇河水，通过一系列工程，在昔阳与寿阳交界处，东调向海河水系。这样，可流经昔阳的五个公社，增加74200亩灌溉面积，改善15800亩灌溉面积。据说将潇河的”西水“”东调“入昔阳的想法，有人在六十年代就勘察设计过，但由于工程量相当大，耗资也相当多，谁也不敢轻易拍板。因为这笔钱昔阳县自己肯定掏不起，国家当时也没有这么多钱搞这个不太靠谱的工程。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昔阳县成了全国第一个”大寨县“，各方面对它就都开了绿灯。结果造成花费国家五千余万元投资，工期长达五年，但仍未见到收益的半拉子工程。
《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山西省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五百万个，耗资达几千万元，最近终于下马了。这是农田水利建设工程中的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
《人民日报》社论由此引发出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发展农业究竟靠什么？社论指出：″多少年来，我们搞农业，一靠运动，二靠‘大干’。现在看得很清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这种蠢事，我们不能再干了。……农业战线上的所谓大干，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些工程里边，……其中确有很大一部分工程，是搞得很不好，甚至根本不该搞的。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其中一例。这种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益很少，甚至根本就是无效劳动、无效投资。如果我们把农业生产的发展寄托在这种‘大干’上，我国的农业是永远没有指望的。“
这篇社论最严厉的文字，是对“西水东调”工程随意性的决策方式和封建家长式统治的批评。社论说：“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官做大了，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听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甚至用个人的喜愿来左右一切。而上上下下，又有一些同志捧着他，护着他。明明他的主张荒谬，却要连声称赞，执行不误。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
《人民日报》社论提出的尊重科学，反对封建家长式瞎指挥的问题，切中时弊，针对性强，这应该是胡耀邦上台后新闻界的“三把火”引起的动向吧。
在昔阳县的农田水利建设中，1970年以后像“西水东调”这样不讲经济效益，借以扩大政治影响的“政治工程”越来越多。下面再举几个事例。
昔阳县和平定县的交界处有个“界牌岭”。县领导感到这个荒坡“有碍观瞻”，决心在这儿搞个人造平原。社员认为投工投资大，效益小，不愿干。领导动员说″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并提出一个口号：″为政治，百年大计；搞经济，眼前利益！”1974年，李家庄公社男女老少齐上阵，拖拉机、汽车、小平车都出动，干了三个月，投资七万元，平了那个荒坡。对外号称造地百亩，实际只有50亩，不算劳力投入，光投资一项，一亩地造价平均1400元。
皋落公社搞农田基本建设时为了美观，还搞了“玉带桥”、“月牙池”、“凉亭”等等。全公社的劳力、车辆大部上阵，干了五年，投工23万个，投资30多万元。结果，由于水源不足，池、渠、渡槽只能观赏。有人偷偷在凉亭上写下一首诗：″生命诚可贵，此物更值钱；一无所用处，浪费好财钱！“
大寨大搞“人造平原”后，全县争先效仿，于是，“人造平原”工程到处出现，在昔阳酿成大害。杜庄公社神堂庙大队1974年倾其家产，买了一台推土机，在村边十多丈深的沟里摆开了人造平原的战场。全队劳力拼命干了一冬春，花了八千元，用工五千个，拆了社员28间房，只修出五亩地。
城关公社李夫峪大队在原有的20亩小块地上造小平原，搞了两次定向爆破，用去炸药53000斤，动用全大队的劳力加上推土机，大干了三个冬春，投工一万多个，投资四万元，结果修出的还是20亩地。社员气愤地说：一炮轰掉了全部家当，没多一分地，这是为了啥？
瓦邱公社1973年在大西垴沟大搞人造平原，80多个劳力大干了五个多月，投工14000多个，用了一万多斤炸药，花费16000多元，只搞出三亩“人造平原”，把集体的家底折腾了个干净，当年分配没兑现，户户欠了款。群众说，真是念了“大寨一本经”，越念越受穷。
更可恶的是所谓″大批促大干“。高压下便不可能讲科学，不少蠢事都是通过”大批“，硬逼着群众去干的。领导高喊″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轻轻松松改变不了面貌”，强迫群众干那些不愿干的工程。如安坪公社搞了个“梁居工程”，在梁庄、居仁村的河滩上造地，群众有意见，劳动不起劲，工程领导说这是对学大寨的感情、态度问题，批斗了六个人，其中一人被批斗后自杀。这种乱批乱斗的强制现象，在昔阳屡屡发生。
昔阳县东部的刀把口公社、王寨公社都处于陡山深沟之中，河湾很小，改河造地没有多少作为。陈永贵便把这两个公社的领导弄来办“学习班”。先问他们对学大寨有什么意见，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有什么意见，然后说他们的保守思想是有意帮阶级敌人的忙，拉昔阳全县的后腿。这一压一批，两个公社的领导急了，回去就蛮干起来，不管能不能造出好地，每个公社都打了一个大山洞，逼河流改道，空出河滩来造地。刀把口在大山凿通了170米长的石洞，河改道了，但腾出来的河道过于窄小，夹在陡峭的山崖之间，根本无土可以用来垫地。为打这个洞，全公社每人平均负债114元。王寨公社更惨，费了很大的劲打一个山洞，因地质情况不明，山体破碎，兴师动众却没法再打下去，只好半途而废。陈永贵亲自抓的县办水峪水库，坝筑在破碎的岩基上，花了很多人工筑好大坝后，水库却根本不能蓄水。
大会战中人力物力的平调也伤害了群众和一些社队的积极性。有些社队每年出工出物为别人干，不能给自己造福；不少社队是出钱出力不少，受益不多，相反还有受害的。
由于陈永贵等领导人强调搞工程要算政治账，搞了不少平调。同时，又为了给外人参观，多把工程放在大路边，致使昔阳农田基建中出现了″五支援“：小村支援大村，穷村支援富村，山沟支援平川，后进支援先进，周围支援中心（指公社所在地）。那些年，昔阳县一些参观点上的先进队受益多，变化大，但为数很多的公路线以外的小村、山庄、穷队的负担是很重的，对他们的平调也很厉害。许多社队由于劳动力年年被抽调，大量的山坡地长期失修，水土流失很严重。
大寨变成政治挂帅的典型后，马上成为众多学习参观者的“朝圣地”，但在文革前，最多一年也不过来几万人。文革开始后逐渐达到高潮。1967年，来大寨参观的人共有370多万，平均每天一万多人。这对于一个只有五百人的小山村来说，实在是个奇迹。
当时的情况是，参观者一来到大寨村，就处于一种高度的组织状态中。他们要有组织地统一行动，决不容许单独行动。他们常常是被要求排成长队，在一名手持半导体扩音喇叭的讲解员带领下，一路小跑般地沿着一条事先确定了的路线参观虎头山、狼窝掌、团结沟、″乐人树“等″景点”，剩下来的时间就是自己去学习体会了。
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来大寨，对大寨村乃至昔阳县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造成巨大的经济成本。1979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说：“去年10月，我参加了统一组织的赴昔阳、大寨参观团。这次参观是第二批，共800人。第一批是上半年，也是800人。参观的时间，不计路途往返，都在六天左右，现在就此算一笔经济账。……全年两次参观，少说也得20多万元。
“前往大寨参观的人来自全国各地，络绎不绝。这次我们在昔阳就遇到福建、宁夏等地和部队等不少单位。我国还有不少先进典型，如果每年都要组织人前往参观，一年不知要花多少万元。
“此外，为了组织人参观，需要动用多少交通工具，多少住房，多少服务人员？如果将这些交通工具、住房、服务人员用于建设事业或旅游业，又将增加多少收入？这一进一出的账，不能不算。”
这位读者进一步指出：“就我所知，仅（甘肃）张掖地区这几年到大寨参观的人，农村中几乎遍及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有的还去过几次。效果如何呢？不能说没有，但属于游逛性质者有之；参观回来后汇报一下，交差了事者有之；有的只学大寨的具体做法而把经验学歪了，收自留地就是突出一例。这样的参观劳民伤财，要不得！”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各级领导总是再三强调学大寨“不走样”，实际上等于动员人们都去大寨参观“取经”，使大寨成了当时中国最红火的“旅游景点”。效果如何，正像上文读者来信指出真是“劳民伤财”，状如抽疯，徒增笑料。
作为学大寨第一县的昔阳县学的结果又如何呢？接着上文看下文：
连续12年“大干”的结果，在农业结构上，比例严重失调，造成了只搞粗粮（玉米高粱为主）的畸形发展的农业结构。只抓粮食，忽视林业。全县十几年不仅没有造下多少林，为了造地种粮，沟、坡、河滩和路边的林木几乎被砍光了，山区大片老祖宗留下的林子也被砍掉很多。昔阳有大片的山地可以发展养羊，但羊的数量却从1965年的124000多头下降到1978年的62000多头。
1978年，全县棉花种植为零，油料作物面积只有2435亩，麻类只有301亩。都较以前大大减少。
由于不计成本地一味抓粮食生产，全县许多社队增产不增收，群众的吃食单调，有的地方吃不上菜，吃油也很少。有些社员说：“我们队里的会议室里排满了大大小小的锦旗和奖状，社员却穷得丁当响。”不少社队是“黄豆不开秤，小豆不用问，一天三顿玉米饼”。
昔阳县另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是搞浮夸，虚报粮食产量。
1980年7月7日，《人民日报》发出震动全国的报道，据山西省统计材料，昔阳县从1973年到1977年五年间虚报粮食产量37262万多斤，比实际产量夸大了24%.《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昔阳“创造了这个从没想过的大骗局”。
1973年，昔阳县连续第二年大旱。为了给“大寨县”装脸面，从夏天就开足马力宣传昔阳是″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接着是”没见过的大增产“。秋收之前，陈永贵回到昔阳，谈起粮食产量，陈永贵说：”南斯拉夫每人平均产粮1500斤，全国都在学南斯拉夫经验。中国其他地方达不到南斯拉夫的水平，我们昔阳能达到。“他决定把昔阳当年的粮食产量追加到3.3亿斤，平均全县每人生产粮食1500斤，一举”赶上“了南斯拉夫。这一年多报了六千万斤，比当年实际产量多22%.
昔阳县委原副书记李喜慎说，昔阳县每年的粮食产量都是由陈永贵定的。他在昔阳，由他当面定；他不在昔阳，县委打电话向他汇报，再由他决定。1974年，虚报了2762万多斤。1975年，昔阳县粮食总产量25702万斤，比1974年增长21%.如果实事求是，完全可以挽回以前虚报产量的错误。但是，陈永贵为了炫耀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的巨大“成绩”，继续虚报产量。当时，主持县委工作的副书记王金籽在县委传达陈永贵的意见时说：“我与老陈商量了，今年粮食亩产必须过‘长江’（800斤），全县总产量定为30400万斤。”结果，这一年又虚报产量4362万多斤，占当年总产量的17%.
1976年秋收时，李喜慎打电话请示陈永贵如何确定这年的粮食产量。李喜慎说：″今年有灾，全县粮食总产量与去年比，只能平产，或者略有增产。“陈永贵说：”刚刚粉碎‘四人帮’，应该有个政治产量，全县定个三亿一二千万斤吧。“李喜慎知道前几年产量连续虚报有亏空，心里发慌，就说：”报这么多，太高了！“陈永贵连声斥责：”右倾，右倾！“就这样，这一年又虚报了5157万斤，占当年总产量的20%.
一次又一次的虚报产量，昔阳县得到的是“第一个大寨县”的荣誉。而弄出的这些亏空谁来补？只有昔阳的老百姓用自己的肚子来承受了。
1980年7月9日，《山西日报》发表《抓典型上的严重教训》署名文章。文章联系对待大寨、昔阳这两个典型存在的问题，指出先进典型不是神。大寨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被神化，一方面是它本身的许多做法适应了“四人帮”极左路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上上下下有不少人竭力地吹捧它，按照不同的政治气候，采用虚构、夸张、拔高等手段，打扮它、塑造它。文章指出，给典型以大量的钱和物，使典型在客观条件上远远脱离了一般的水平，走向特殊化，完全失去了典型的意义。文章说，靠权力、靠压力、靠棍棒来推广典型的做法是错误的。在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大批大斗的形势下，致使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在“学大寨、赶昔阳”的运动中遭了殃，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198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报道一位政协委员的意见一一“大寨的教训要吸取”。这位政协委员说：″我去过好几个县，有人对我说，大寨是用国家的钱培养起来的，我们学不了。大寨造小平原，化工部给炸药；昔阳县招待所是省里投资建的，但收入归大寨；大寨运输力缺乏，山西省军区派车无偿运输。这样还说不花国家一分钱，是弄虚做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昔阳、大寨一些人公开顶着干，流毒很深。山西人少，土地多，为什么粮食过不了关？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把大寨拔高，是他们自己给这面旗子上抺了黑。一个典型无止境地拔高，就脱离群众，就没有营养，就有可能走向反面。“
毛泽东树立起来的“大寨红花”在他死后四年终于凋落了。不知按照毛泽东的“香花毒草”论，大寨是“香花”还是“毒草”？
（未完待续）
荀路20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