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校长们——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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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1896~1950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民国时期的学界领袖,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

那是一个冬夜,小小书房内,炭盆里生着火,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夫人坐在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台湾大学校长第二天要参加两个会议,不可太寒碜。夫人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夫人说,他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急于想拿到稿费,好做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说罢,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一房间的书,他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作宾先生为自己治一方印,刻上“孟真遗子之书”。

他长叹一声,接着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多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为灰烬。

1950年,傅斯年去世。不多日,“卫生署”一人来傅家,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

傅斯年的至交胡适评价道:“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道他是唯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其实,早在1944年,傅斯年就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
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在大陆,傅斯年一度被当作“反动史学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进而几乎被遗忘。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开始见诸媒体。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还如胡适所言:“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的学问贡献,仅以他开创的“史料学派”就足以名世。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经得起时间考验,实足堪称一代史学大家。同时,他又被称为最杰出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台湾“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其历史上所达到的高度,傅斯年功不可没。

这个人真的是“天生的领袖人物”。1919年5月4日,上午的游行筹备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又是他率领队伍冲进赵家楼。从学生成为教授后,他创办并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二十年间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实绩的研究机构,聚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一代大家。

傅斯年死后葬在台大。行政大楼的对面架设有一口“傅钟”,上下课都会响二十一声,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译者秦传安 2018-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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