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校长们——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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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
1876~1951

张伯苓,天津人,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办人。抗战期间率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共同担任联大常务委员。

2004年12月,天津建卫六百周年。之前两个月,南开学校百年庆典,南开大学亦建校八十五周年。这座城市和这所学校气脉相连,以至于人云:“知中国者必知天津,知天津者必知南开。”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美国过七十大寿,老舍和曹禺合写献词,曰:“天下人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然而,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南开似乎漠视这位老校长的存在。

1949年,曾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职的张伯苓拒绝蒋介石的去台邀清,留在大陆。但由于曾“一脚踏在臭水沟里”,1950年9月,当他回到故乡,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

张伯苓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人,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席位。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研究者司徒允认为:“这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在张伯苓逝世后的追悼会上,其故交黄钰生致悼词称:“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抛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与生命最末两年的心灰意冷不同,同样按照黄钰生所说,张伯苓“四十多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从不灰心,自喻“不倒翁”,谓“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

他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人士之间,惨淡经营私立的南开学校。为了筹款,他向人求见,坐过冷板凳,挨过白眼,却坦然面对:“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当年曾说过:“近几年来,每当我见到张伯苓,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他是在述说在中国创办一所私立大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这些劳动所得曾经无比丰硕。胡适写过一篇《教育家张伯苓》,称赞道:“在他仅只二十二岁时从五个学生的一个私塾办起,到1917年他四十一岁时,他的中学已经有一千个学生。1936年他六十岁,南开学校(包括男中、女中、小学部、大学及研究所)一共有三千学生。”

“民盟”创始人之一罗隆基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一位美国女教员请学生吃茶,突然正颜厉色地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将来都得学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假使中国多有几个张伯苓,中国一定会强的。”

女教员说的是英文,把张伯苓三字念得像外国名字Chamberlain,于是罗隆基就一直以为鼎鼎大名、篮球队能打败“强大”的清华队的南开学校,原来是个外国人Mr,Chamberlain办的,而“外国人办的学校,自然是好的”。后来,他才知道张伯苓先生是个中国人,而南开是中国人办的学校。当然,其间“南开的足球、篮球亦好几次打败清华了”。

曾任教于南开大学的文史名家柳无忌,称张伯苓为“大校长”,因为张伯苓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那魁梧的身体,像泰山般屹立在陈设俭朴的校长办公室内”。而张伯苓的为人与他的事业,则“比他体格更高大”。后来在美国的南开校友聚会,齐唱校歌“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柳无忌以为,同样令人心驰神往的,还有那位“巍巍乎南开大校长”。

译者秦传安 2018-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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