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与基本点
读过去一些文章，引起兴趣，开始找寻相关的西方社科著作，如韦伯，波普尔，罗尔斯，罗素，布坎南，哈耶克，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我开始有了一些明确的思路，对世界有了新的把握方式。
人类社会，到底应该以什么为中心？当然应该以人为中心。从近代的社会发展，从文艺复兴的原始方式可以看出，每当人获得一次身体和思想的解放，就将社会大大地朝前推动一步。正是人毫无功利的对科学知识的追求，才使得科技进步;正是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才走出了中世纪黑暗统治;正是承认了人有致富的权利，西方经济才有了迅速的发展。一心想繁荣而不解放人，那只是妄想。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统治者的思路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结果当然是前进到某一阶段，便碰一次壁，解决不了人的解放这最后的问题，社会动乱。这条路走不通时，暴虐的统治者开始怪罪人民，以强权推行”阶级斗争为中心”，”抓革命，促生产”，以为只要禁锢了人，就可以发展经济，当然其结果是适得其反，走向总崩溃。
在此刻，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算是一种拨乱。但如果不以人为中心，也只能短期缓和局势而已。要想一百年不变，岂不是痴人说梦。相比之下，戈氏的新思维当然要高明得多，那是以人的最终解放为中心的。
要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进步，就得在两个基本方向上努力，一个是人的自由，一个是多元价值观。这时说的个人自由，还不是那种积极进取的自由，而是一般的最普通的自由，消极自由吧。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创作等等，中国在这方面常常是半途而废的。其文化根据，是自古就有的与群体认同的习惯。常常是，一到某个家庭，阶层，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个人纷纷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国家危亡之际，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呢？人民那么贫困，我们还奢谈什么自由思想？最后，国家也许存在下去了，人民也许富了一些，但独裁者也就骑在了人民头上。王实昧的被杀，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梁漱溟的被打闷棒，又是一种新手法。也许，真如同储安平说的那样，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是有无的问题。而这种最基本的自由，是一切现代民主的基础。没有自由，要操纵选举，操纵法律，是轻而易举的事。
第二是多元价值观。这是人类文明在近代获得的共识，而且逐渐被各国所承认。不论东方西方，不管哪个阶层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曾经有过一元化思想，总想把自己的价值强加到所有人的身上。经过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较量，斗争，最终发现，世界是多元的，价值也是多元的，没有一种价值能够统一其它。实现某种价值，必然要损伤一点其它价值：人类正是在这种不断损益中前进的。而一元价值观却自称是最好的方法，包医百病。它要其他人放弃自己的价值而跟随它走，一举成功，走向光辉的未来。结果呢，只是一场鬼话。一元化在文化上就是文化专制主义。只有什么主义才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人人都必须这样写，便是一例。在政治上则是独裁专政，希特勒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是如此，蒋介石也是如此。就连美国也有过一元化思潮抬头时期，如麦卡锡主义和反对智利阿连德政权等。
自由和多元化，是思想的出发点，而终极关怀，是人的生存和价值。也许着过程很长很艰难，但是只要一步一步走下去，半途不要被一些新伪装的东西迷惑，总会有所得的。
从历史的意义来说，一个知识分子，永远都处于对社会不满的状况中，永远只能做现实条件下朝前推动的工作。”我尽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人类共同的追求。过程就是意义。
碰你一碰
思想有了依托，踏实多了。理解了某种必然性，也沉静多了。1990年的春天，当局一个劲地叫唤要安定团结，要稳定。而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加紧控制。各种公共传播媒介，吓得连自由，人权和多元化都不敢提了，一提仿佛就会引起示威游行一般。
女作家 B 告诉我，她有一篇描写农贸市场的小说，其中提到剐黄鳝，用了”杀戳”两个字，<现代作家>编辑叫她删去，以免让人以为在影射什么。
当局一方面喊安定，一方面又搞学雷锋之类活动。满街挂起红幅，理发，修收音机，修电视机，擦自行车等，搞得交通堵塞。院子里大娘们互相传告，门口有个电刨刀，快把菜板拿去支援他们学雷锋，每个菜板要节约刨光费二三元呢，大娘们把几年前就不用的菜板翻出来，出门去捡便宜。
学雷锋呀，评先进呀，唱革命歌曲呀，搞得鸡犬不宁。我曾经两次因事去西城区法院，都遇上”大唱革命歌曲”而停止办公。当局可以说把毛泽东当年想过的用过的而且见了效的方法都重使了一遍，效果微弱甚至无效。一切方法都无法救活奄奄一息的国民经济，也无法激动人心了。
中国进入了停滞时期。
江泽民是一个毫无进取心的领袖。江的讲话全部四平八稳，大实话：要科学种田，要努力增加生产，等等。依我看，江却使经济停滞，如同苏联勃列日涅夫的执政时期，一切都不死不活，人的意气也消磨干净了。
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不是小人物所能做的。但是，正是要千千万万的小人物，开始表达自己的愿望，才能使得大人物有胆量改变决策。从个人意义上说，自由要争取，不需要任何人恩赐。
对貌似强大的当局，就要去碰一碰。动手写小说，写了三个短篇。<非正常观众>说的是一个重视自己权利的人，去电影院，结果发现自己的权利处处受到侵犯。申述无门，反被别人视为非正常观众。<保安瘦子>说的是一个瘦子丈夫，为了一家(妻子和儿子)的安全，想了若干可笑的保险措施，但遇到一个疯子之后，因为可能的意外情况太多，他也束手无策了。<舞台>写大街上一堵墙塌后，东家和西家便成了全城居民观看的舞台。市政当局趁机进行舆论导向，结果可笑之至。
三篇小说写了，心中郁积的东西宣泄了一部分，情绪也好得多了。这三篇小说当时无法发表。编辑部要求拿些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作品，我的小说太烫手，于是压在箱底。
总还得让思想亮出来。有了!在文艺沙龙的活动中，遇到金牛区文化馆组织创作的朋友，他邀请我们去与文学爱好者讲一讲。
这是好机会。我们就要碰一碰，看当局的思想控制要怎么搞。四月中旬吧，一个星期天，我，林文询，段德天，P，W，都去了。我平时是不怎么讲话的，那天我好好地准备了一番，谈一元化与多元化。居然不停嘴地讲了二十分钟。文化馆长也在座，另有一位剧团下到区委宣传部挂职的副部长。一切都很顺利。林文询也大批了一通文学界的权贵们，主要谈胡风之事，揪住林默涵不放。
碰它一下，看看会有什么动作，好像没有什么。后来才听说，金牛区那边，通知与我们联系的人，不要再邀请这批人去搞活动了。再探究一下原因呢，有两种说法：一是当天有位在场的市报编辑，向宣传部汇报了情况，说我们在搞自由化;二是金牛区发现我们说话很烫，害怕惹事。总之，对方知道我们是在挑战了。他们也许会出手吧？
结果没有下文。是的，我们碰了壁，但没有受伤，还把壁碰了个小洞。
高尔泰
1990年春，也许是桃花将开未放之际吧，H 给我打来个电话，说是高尔泰先生放出来了，我如果愿意去看高先生，他可以联系。我立即告知，马上去看高先生。
高尔泰先生我见过两次，都未能深谈。一来是机会不合适，二来是语言障碍。我觉得高尔泰先生这种人，注定就是到世上来承受苦难的。作为一个青年画家，刚刚进入创造力旺盛时期，便受沉重打击，划为右派分子，在盐碱滩上，重体力劳动，饥寒交迫，差点丧命。后来小有转机，罚往莫高窟临摹壁画，整整十年。精神和审美无限丰富，人格和身体遭受践踏。改正之后，调入兰州大学搞美学，又因提出人道主义而与权利人物相龃龉，被校方冷落。后调来四川师范大学，实际上只是要他一块招牌，各种待遇依然极差，他与妻的工资加起来不足养家，女儿又患有精神分裂症。在权利强求学术屈从的时候，高先生本可保持一种高贵的沉默，他却没有。他继续写文章，与中央的理论霸主进行争论。高先生文笔犀利，思想穿透力极强。他不但与那些扼杀人性的理论家对垒，而且不时地对友人开刀，挖出潜意识里的奴性与惰性。张贤亮与从维熙都有所领教。高先生的性格和作为都使他成为一个孤独者。
“六·四”之前，高先生调往南京大学的手续办好了，”六·四”之后，刚到南京大学报到，四川有关方面便去了人，把他抓回来，还把搬去的行李也运回来，原先的房子分给了别人，高先生搬入一间更为破旧的楼上。
据H估计，高先生此刻依然处于监视之中。高先生被关押半年多，虽然放了，但还是说他犯有反革命煽动罪。我想也是会在有关部门严密监视之下的。正因为如此，我要去看望先生，表示自己的敬佩，并代表川西小说促进会表示慰问。这事既不能张扬，也无须躲躲藏藏。我带了一本自己前年出版的小说<旋转的红月亮>，写上题词和日期，表明我的立场。
高先生的家搬入一座旧楼，屋里的东西散乱，也没有几样家具，一副刚刚到达的情景。唯有一张大书案，占了很多位置。宣纸乱堆一气。废画稿堆在屋角。想象先生常常画上几笔，心情烦躁，掷笔掀纸，叹息声声。
这时期的高先生，尚未从被关押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满头长长的花白头发，是一种青壮年时期营养不良的痕迹，蓬乱枯燥;脸色青中透黄，神情颓颓。我不知道自己是他出狱后来看望他的第几人，相信是最初的一批。高尔泰的江苏口音我依旧听不太懂，好在我说的他能听懂。我说我们都很关心他，希望他保重。高先生喃喃地表示感谢。
在高先生的画中，才能一窥他此时的心境。我浏览了一下画稿，十几张中只有两种形象，一是钟馗，一是雄鸡。钟馗须张目眦，怒向鬼蜮;雄鸡引颈长鸣，召唤曙光。先生的寄托全在这尺幅之间了。
我向先生索画，先生欣然应约，答应以后叫H带来。我因另有他事，需在午前赶回城里，便匆匆告辞。先生送我到下楼，送我出宿舍区，到路径上，我一再请他回转，才告别分手。
不久后，先生果然托H带来一纸钟馗图。并题诗曰：十日春寒不出门，杏花消息雨中闻，空斎独坐闲无事，画个擒妖捉鬼人。隔不久，先生又托H带来一幅钟馗，说是前张手生，画得不满意，这张稍好些。其情拳拳。裱成中堂，每见瞠目须张的形象，便想起先生特立独行的风骨。
我写此文时(1992年11月)，先生已失踪五个月。而且在高先生与夫人离开成都之后，谁也不知他们的音信，上个月有得知他女儿自杀身亡。国内无信息，国外也不见透露，令朋友学生们悬念不已，难道先生的苦难没有尽头吗？
作协众生
作家协会真是个奇怪的玩意儿。它的上面是共产党的宣传部门，而它的下面则是散布各处的作家。作家们又各有职业，与作家协会是松散的联系。执政党养一批官员，专门控制作为自由职业的作家，一来让他们听从意识形态的指挥，二来给他们一条登圣殿之路。而圣殿的钥匙，则控制在党的宣传部门手中。
作协的官员最好由作家来当，但作家本身的气质似乎又不宜于当官。培养嘛!否则就由二流三流作家中党性强的来当。作协的主席副主席就变成带头羊，挥鞭的实际上是作协的党组。
四川作协党组一直没有书记。两个副书记各有一派人马，各有一根通上面的线。这就使得执政党十分心烦。1989年初，调来L，任作协书记。
L 也算是个作家，游记散文之类的也出过几本。L 在大学与林文询是同窗好友，都是文学爱好者。后来转入仕途。1982年我们偕同一批全国作家游览小三峡大三峡时， L 便是向导兼事务，一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优秀的小公务员形象。其实他那时已是科长职务，在地区文化部门说话能管事了。
上任之前， L 到林家叙旧，我也作陪。L 雄心勃勃，今非昔比，口气间已经不把作协原官员当多大一回事。根据他言谈中透露，我估计他要把作协抓在手中，不会有多大问题，这里和全中国一样，权与术是大小王牌。
L 运气不好，也可说， L 运气好。他上任没到一个月，便遇上了学生的民主运动。我猜想他当时大概也和众多官员一样，不知道该押哪一宝。正在动摇不定时，李鹏硬起来了， L 便暂时按兵不动。后来一看大局已定，立刻跳出来搞清查。原来的两个副书记，一个退休，一个沾了动乱的边， L 便趁机建立自己的天下。
作协原来的实权班子， T 及其手下，应该说是比较听话的带头羊。只因一时听不清楚上面的声音，偶然失足，就被新来的”暴发户”扭住不放，当然不甘心，决定要抗争。
一方面自作检查，痛心反省，争取快点解脱，重新受到青睐;一方面搜集材料，反攻 L 那张铁青的面孔。
最好就是找出 L 的漏洞。原来 L 也指示过XX要支持学生。虽然只有一两句话，但也够他喝一壶了。此事当然密报上去，看谁跑得脱。上面却看大方向，不愿打击面太大，此次便未能奏效。
接着，另一件事发生了。诗人徐康一首交给<现代作家>的诗，据说有支持或歌颂自由化嫌疑，编辑部转交党组，党组将此编入材料。风声透露出来，徐康便以资料手稿证明此诗写在更早时期。此事又作为材料向宣传部告状，说 L 罗织材料，打击异己，拉帮结派，云云。宣传部也知道这里不是省油的灯，连忙派工作组进入省作协。
L 感到未能独揽大权，心情烦躁。。T 忙于向上面表示亲热，以图东山再起。其他人各显神通。老左派叫嚷要把一贯反党的流沙河批痛，算老账。离休下台的准备重新出山。中层干部，半作家半官员者，纷纷与川西小说促进会划清界限，或痛说受了蒙蔽，或表态与党永远一条心。有个家伙居然说他签名的那封公开信，不是我们登载和广播的那封内容。言外之意是我们在他们签完名之后篡改了。作协的外调人员提起此事，我立即反驳，因为签名的原件还在我手中。从此没有人说二话了。
1990年春天，重庆的<红岩>来成都组稿，借作协会议室座谈。平时这种会只来几个有关的作者，哪知那天来了很多前官员，只要是未能得宠的都到了，满满的坐了一屋，原来谁也耐不得寂寞。当然，现在当权的没有来， L， 周克芹等，不见踪影。另外，超然者如流沙河也不来。
那天会议室，我挤在角落处，与一男子挨着。那是我首次遇见Y。他尚不得志，此刻沉默一边，作云龙雾豹状，一年后将风云际会于作协这个奇怪的玩意儿之巅。
诗人 S 在走廊上向我诉苦。贺星寒，你叫我签那个名，把我害苦了。我至今没有解脱!我说，你要等别人来解脱你吗？好，我现在就宣布你已经解脱了。
S 苦笑，摇头。
自我张扬
贺星寒手稿
在作协哪些自以为是正统者的眼中，促进会只不过是一批闹着玩的作家而已。现在，促进会既游行，且示威，居然还敢向党中央施加压力。不管同情的或憎恨的，都料定促进会是短命的了。谁叫你们去摸老虎屁股？
成立促进会，也是四川作协无可奈何的事。1985年我们筹备好后，本人带着申请，要作协党组副书记唐大同写批文。他说，这就算了吧。我说，不能口头一句话呀。要不我们就去挂靠别的单位了。徐康说，贺兄，你不要急嘛!
促进会说钱没钱，说权没权，坚持的就是个自由，民主，自办，清茶一杯，居然很混了几年。一旦成立，就并非要听作协的话，作协有时也感到头痛。后来，他们就再也没有批过其他挂靠协会了。话虽然这么说，实际上也要批一些，如厅长局长部长之流，离休了，要搞个散文杂文协会之类的来自吹自擂，他们还是哼哼哈哈，办得满快的。
如果拿了共产党的钱，吃了共产党的饭，川西小说创作促进会大概也要忙着搞清查了吧。我们当然不理它的茬。上面也没有谁来清理过我们。不过，国务院已经颁发了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好心人偏心人一律认为我们早晚要”下课”。
我们不在乎上课下课，反正现在活蹦乱跳，精神得很。尤其是现在，中心成员特别齐心地要张扬自己的组织。我们倒要看看，政府的有效指挥范围有多大。
我们通过在金牛区文化馆的讲话活动，发现当局的宣传势力，实际上只能占线而不能占面，漏洞空档很大。说话已经不够味了，要来点文字的东西。正好中心成员周钰樵和段德天主持着<成都工人报>的副刊版，我们便想在上面做文章。
正当我们在朝这方面想时，<改革时报>副刊部找上家门来了。也全靠作家沙龙的舞会，使成都很多年青记者与我们混熟。刘记者要求川西小说促进会与副刊部合办小说专版。这是双方有利的事：他们要提高知名度，我们也要提高知名度，张扬促进会。
一拍即合。在”六·四”之前，我们还没有办成过象样的事，居然现在办成了。5月22日出了第一期，促进会大名赫然出现。原来，丢掉官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再下去就更顺利了。<成都工人报>副刊部也与促进会合办了一个专版。<改革时报>和<成都工人报>接着又出了专版。在这几期活动中，我们结识了很多朋友，沟通了很多想法。
另一方面，通过办这几个版，我们还发现了一些人才。其中最突出的是段德天。从前，知道他写过小说。后来，他搞报告文学，在<中国潮>征文中，一举获奖。现在发现，他有着坚定的民主热情，崇尚理性。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最能够定下心来干踏踏实实的事。这在我们这一批搞写作的人当中，简直是凤毛麟角。6月14日<成都工人报>那一版小说，他编排细心，一意要搞出特色，最终出来是整齐的书版，十分醒目美观。
当时正是上面主旋律高调撕破喉咙之时，我们的小说文章即一律低调，或嘲笑社会官场阴暗面，或借回忆讽刺极左，或用象征鞭笞恶势力。光明尾巴没有了，没有又怎么样？照样出来，照样受欢迎，有人还看出了一些门道。也没有任何人来找麻烦。
试了一试，也没有啥可怕的。当局不可能完全控制意识形态，连组织活动也不能完全控制了。因为十年的开放，使中国出现了多元的格局，这种格局是无法一下子打破的，除非动手的人也准备受点脑震荡。
既然这样，我们就要自己张扬自己了。川西小说创作促进会值得花费时间精力去宣传，因为它特立独行，不听官方号令，而且在民主进程中担负过应有的责任。
五周年纪念(一)
既然准备自我张扬，要找点缘由也不费事。眼前就有一个，正好川西小说促进会成立了五周年，可以搞一次庆祝活动。
在我的意识里，主张干脚踏实地的事，如作品讨论会，作家沙龙，等等。搞合办小说版或者纪念活动之类，我认为是花架子，没有多大兴趣。但是林文询，段德天，江沙等都很热心。大家热心，当然不是坏事，顺其自然，我们也搞。
首先面临的是促进会成立的日期问题。五年前，是春天开始筹备的，有几个日期可供选择。第一个是在人民公园紫薇阁集会，算是民间成立了，且合影留念。记得那天武汉的方方也在场，大家一起谈的很好。第二个是向作协打报告，作协下了批文，算是官方认可的日期。第三个是在草堂寺选举会长副会长，据说也算成立日期。第四个是在<青年作家>编辑部小院召开成立大会，是正式成立日期，成都几张报纸及上海<文学报>也登了消息的。
这几个日期，前前后后相继有两三个月。前面的日期已经过去，不好再用。自然选后面的日期。后面的日期也不太清楚，最后决定选在六月。最好六月四日!有人提议。这日子当然好，但是当局到此日子肯定如惊弓之鸟或认绳为蛇，最好成绩还是避开。
选在六月二十日。
地点在哪里？还是决定先与作协打交道。以为他们可能又会推脱，谁知居然一口答应下来，并且说还供应茶水。奇怪!并不奇怪，因为上面搞了一年的清查，发现知识分子，作家都没有跟他们采取合作的态度。他们准备来笼络人心了。政策未变，但说点空话，做点空事，倒是这帮人的拿手好戏。
定在作协，好。段德天又提出搞个纪念册。钱呢？请友好刊物赞助嘛。试一试，居然有很顺利。<青城文荟>，<青年作家>，<成都工人报>，<劳动导报>，汇通城市银行等十余个单位都给予支持，虽然数目微不足道，但加起来出本小册子是绰绰有余了。
事情一有希望，大家就沉浸在一种创作的热情之中。我因为每天都在家，很自然就成了联络人。那一个月期间，每日从中午，大都就开始来人，主要是林文询，段德天和江沙，谈感想，谈构思，谈新想法。谁要向谁交代事情，都留下话让我去传达。我有时被搞得精疲力尽，因为他们常常是错开来的每个人都认为只占了我一两小时，车轮战下来，我有些受不了。但没有办法，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尤其是纪念册，我虽然把主编任务交给林文询，但林的指示，依然要我传达。段搞具体事务，请示诸种，也要我问林文询。早知如此，我一手抓了还省得麻烦。
有时，这种麻烦还很必须。一来是防止独断专行，二来是可以集思广益，三来是通过这种共同事务，对人才有更深的了解，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依据。
纪念册征求的题词也搞好了。艾芜那里是我去的。艾老很认真，听了我讲的情况之后，用软笔先打了个草稿，然后才抄在我带去的本子上。看到老人颤颤兢兢的手，我心中有股说不出的味道。老人呵，你知道吗，我们只不过借你的大名张扬自己呵!
本拟打个广告，宣传作家沙龙。我忽然想到，何不写一篇百字小说来广而告之：
某作家涉嫌一桩凶杀案。作案时间为星期三夜11点。作家独自孤灯伏案写作，没有不在现场证明。开庭时，作家汗流如注，足可浸洇一叠中篇稿纸。
忽闻法医纠正判断，作案时间前推一小时。作家顿时脸放红光，以拳击席，奔至庭中，广而告之：我有证人了!起码四十人!男女皆备。每周三，7点30分至10点30分。东城根下街银杏园楼上。作家沙龙。喝茶跳舞。哈哈!
五周年纪念(二)
纪念促进会成立五周年，主要是张扬异端的气势，将一元化的文化布局戳一个窟窿。纪念册的宗旨当然也是这样。但是目的既然明确，人们就有闲情追求审美了，任何东西，除了效益之外，人总有超越倾向。林文询写出了赋体的致谢辞，段德天设计了册页线框的版式，点缀着”川西。小说”很有图案美，他还颇有耐心地将各种促进会的史料影印拼接，制版陈列，为增加色彩和艺术性，段还请青年篆刻艺术家陈桂生刻了一枚闲章，异型的，阳文篆体”川西小说会愉快创作法”，人工操作，一人一本，红印在扉页上。
其他，如流沙河，高缨，高尔泰的题词也印好了。小册子出来，颇为光鲜。
又一次没想到的，是6月20日在作协会议室开会那天，来的人会有那么多，可以说说除了作协搞清查的那一帮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来了。加上我们外围的文学爱好者，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说，作协开会我们可以不去，而你们开会我们一定要来。我的理解是，并非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什么秘密武器或靠山，只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独立立场而已。既然当局要在那里搞清一色，自然人家就会站到有独立意识的团体旁边。可以想象的，这是特殊时期的状况。但是深刻的教育也在此，任何一个人和团体，存在的价值就在于自己的独立性。一旦你要与谁认同，你也就化解得成了影子，最好的状态也就是狐假虎威。
特别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周克芹也出席了我们的纪念会。照我们一贯的作法，对作协党组的L 及他，我们都邀请了，但不在乎来不来。L 因事出差。周克芹来了，而且很主动地谈了话。此时的他，是党组副书记，且是清查小组负责人之一。当然，他因为与北京五个作家联名发表过公开信，自然也要作检查。他即检查即解脱，即时领导清查。既是作家，又要搞政治，而且这政治，大多是出于一种组织上的责任感而干的，克芹心情未必很舒畅。受压的一方，自称在院里或楼道遇见他，均已不打招呼，暗中已称他为”老左”。克芹肯定知道这些，他自然闷在心里，对谁也不说。
那天克芹随便谈了较长时间。他说，他今天来，只代表个人，作为一个同行，一个小说家而来。他不代表党组。接着，他叙述了与促进会之间的友谊。他说他很重视这批朋友的意见，他的小说，大多要被<小说选刊>转载，而<绿肥红瘦>没有被转载，他心中有些不落实。后来促进会的朋友说，大家反而更喜欢这篇，他的心也放下来了。他又说，刚才谭楷(<科学文艺>副主编)叫大家参加科幻作品征文，以前谭楷也动员过我，在电话里教了我很长时间，当时也觉得满可以了。谁知过了两天，又搞忘了写法。看来，5000美元的奖金与我无缘，说着说着便沉默了。
散会时，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就是胃上不舒服，有胃炎，连茶都不敢喝了。林文询劝他多休息，少管些事。听说你现在天天到编辑部去坐班了，是不是？文询问。克芹苦着脸答道，有什么办法，身不由己……
哪知道这竟成了克芹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及讲话。一个月后便住院并得知患有癌症，且很快去世。
五周年的纪念活动搞得很成功。戴善奎替我们在<四川日报>一版上发了一篇报道，结果还是被宣传部门所利用，说促进会繁荣文艺很有成绩。另一方面，如作协办公室的，则愤愤不平，说促进会哪有那么多成绩，那些都是我们干的。
他们就没有想到，因为他们早已是喂养乖了的，无须经常哄着。而我们是游离在外的，当然随时有人来拉拢，招安。
我们只是置之一笑。
克芹之死
纪念会开过不到一月，就听说克芹去省医院治胃炎。治了一阵，效果不理想，转入疗养院，以便休息。结果发现是肝有问题。8月初，他的亲家袁永庆来告诉我，克芹很可能得的是肝癌，目前正在考虑治疗方案。袁说，一旦手术之后，病情稳定了，希望大家想办法，做做他的工作，请气功大师给他发功。因为他平常很不相信这些，所以要进行动员。袁又说，目前作协希望，朋友们不要去打扰他。我们决定先写封慰问信。克芹对我们这批朋友还是很在乎的。
慰问信是写了，刚交给家属，就听说克芹病情转重。8月4日，徐圣铭找了一辆车，带我与林文询去天回镇陆军总医院。那天烈日当空，窗外阳光强烈刺目，而克芹已经昏迷，屋里阴暗。望了望他黑青的脸色，无言而退。据守护的家属说，克芹一直说胡话，尽是什么开会，请假，参加党员的重新登记之类。又听说，作协方面一边不要我们去打扰他，一边自己搞些沽名钓誉的事。就在那天上午，党组负责人还到克芹病床旁来照相。
克芹是个内心矛盾极深的人。1958年，他和我同样，在一次”向党交心”之类的运动中，被开除团籍。回乡后长期务农。他作为一个农民和一个作家，对人民生活的苦难有敏锐的感觉;但作为一个长期受正统思想和政治教育的人，有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他的感情和理性希望冲破牢笼，而他的党性和组织性又使他封闭自己。如果说在六七十年代，他这样做是无可选择的的形势所迫的话，在八十年代可选择的时期，他就是有意地让自己处于两难的煎熬之中了。也许，八十年代是他灵魂更受折磨的时期。1982年前后的婚姻危机，1986年前后的反思危机，以及1989年民主危机，每次他都是以牺牲自己的个性为代价，获得当局的称赞。而内心深处的痛苦思索迫使他走向孤独，而且自知也是一种可怜的孤独。如果说1988年以前，他还能以小说释放自己的郁闷的话，1988年以后，他连这种能力也没有了。一本<饥饿的土地>写了四年，依旧不能成篇。每天在家里，吃饭时独自捧着一个碗，对着黑白电视机吞咽，与家人没有闲谈解闷的话可说了。
郁积伤肝，正是传统医学的断言。
灵堂设在作协三楼会议室，也就是一个月前我们开纪念会时，他讲话的地方。作协里受清查的人中有几位告诉我，克芹这两年跟着L跑，不得人心，小说促进会大可不必为他过分。我们有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独立思路不受任何派别集团的指挥。那天我们买了几十米白布，做了两幅长联，从三楼窗外直拖到院内地下。
山月不知心里事君何遽去
许茂和他女儿们谁不长悲
开追悼会那天，我们看见这对长联又被搬到了殡仪馆。电视新闻中也播出了这一镜头。
此事之后，是 H大出风头。大家忽然回忆起，在五月份编辑部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H 悄悄告诉 Q，说看周克芹那脸青气黑的样子，肯定活不过今年。Q 当场就笑着告诉周克芹了。周克芹阴沉着脸不开腔。很多人都听见此说，认为 H 太刻薄而 Q 太无理。谁知三个月后 H 的话便兑了现， H 的话真神了!
据说，现在 H 又说话了，作协最近还要死两个人。谁呢？据说以某点向某处划的对角线上，即有此二人的床位。于是，作协宿舍区内，日日都有人在那里议论。死谁呢？最后由推背图爱好者传出话来，自然是跳得最凶的两位。
巫术也在为政治服务。
调整
这一段时间，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着一个新的词语，这就是：调整。
当然，调整这个词，只流行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这部分人，在”六·四”之前，曾经满怀热情，想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少部分更期望解决民主问题。这部分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十分幼稚可笑。任何人都得正视现实。从理智，感情到心态，都要加以调整，寻找新的价值基点。
调整是很正常的。但如何调整，可能就大相径庭了。普遍的调整便是疏离。你厉害，我惹不起你，我就不惹你，难道还不行吗？另外有少数，知道强权还有很长的生命力，最好还是归顺它。人生的意义不就是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些吗？识时务者为英雄。调整思想，步伐，感情，转弯子，现实一些吧!
这两种选择都不为我所取。疏离强权，我们认为可以理解，而且是正常的做法。归顺强权，我们认为那是软骨头。不过，在大中国几千年的道统教育，几十年的驯服工具论之后，有那么些归顺者也不奇怪。只要不是反攻倒算的帮凶，也无须为他们费脑筋。
我也要调整。首先要认清中国特色，要认清各种偶然与必然因素，使中国走到了这尴尬的一步。政治现代化和人的解放是我们不变的目标。而此刻的中国，激进的改革方式，街头政治，既不可能也不可取。至于理想的模式是什么？我心中尚无数。但我要做我所能做的，要坚决捍卫我们最起码的自由与权利。
每一个不管政策如何变化都只顾私利的人，实际上正在捍卫自己的经济权利;每一个不管当局如何导向都只在乎自己欢乐的人，实际上正在捍卫自己的生活权利。他们毕竟是在捍卫自己的独立性，虽然是很渺小的一点。我完全有可能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让大家看看，只要我们捍卫，就能具有这种权利，而不必等待上面来恩赐。恩赐的随时又可能收回去。这是我调整之后的想法。
具体的方式是由于一次活动的启发。周克芹去世后，我们决定召开一次周克芹作品讨论会，会议依旧选择在作协会议室。但是，形式我想应该有所突破。
当年，因为共产党中央搞了个椭圆形会议桌，下面的各单位，纷纷以此为准仿效制作了这种会议桌。作协也搞了这么一个东西。圆桌会议，其意义就在于发言者的平等地位。中国虽然搞了圆桌，但实质未变，依旧有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分，有讲话者与听讲者之分，有发号者与听令者之分，有出思想者与表态者之分。实际上换汤不换药。
我们在这个圆桌上，要真正实现言论自由，平等讨论，没有谁是权威，尽管发表不同意见，省略相似之点。我们要搞一次真正体现言论自由的座谈会，虽然范围很小，也是一种追求。
那天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十多人围坐在圆桌旁，尽量提出不同看法。我们探讨了周克芹受到重负而早逝的原因，周克芹小说的长处与不足。发言尽量简短，时间长了，大家便加以制止。毕竟有了争论，虽然没有展开，这与以前那种不断重复的座谈会有意义多了。
从前的座谈会，尽管有时也有不同看法，但常常回避对方，不正面反驳。另一种情况，当然很少，便是争执起来，脸红筋涨，比声音高，打断别人的话等，闹得很不愉快。最后常常是主持人站出来，号召团结。
这种尊重对方看法，但坚持进行反驳的讨论，饶有兴味。其实那天我们谈得还是比较拘谨的，但就这样，到了时间大家都还不想走，兴犹未尽似的。
由此，我有了一个想法。言论自由要自己争取，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讲坛。
作家沙龙的清茶与舞曲已经过时了，我们要发言，要说话，这就是新的调整。
（待续）
（CND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征文启事）
CND
2019年02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