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我被突然免职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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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的措施。

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过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过相同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职和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要不然,你现在也能当上一个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质生活条件要比你现在强多了。”在某些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有些人为了往上爬,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到处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买官。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重术轻权。我国自古就流传着:“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当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为要职的安排,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放弃,可能使我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实,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过很多的放弃,如放弃了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对此,有人就说:“刘道玉太傻,不该去响应什么‘反修’的号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门作研究’,他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奋精神,或许也评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会名利双收。”但是,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大舞台,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的,也有的是阴差阳错促成的。我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要你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人,那么你就问心无愧。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追求也好或是放弃也好,我都无怨无悔。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很欣赏这一句话,也很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的做人行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因此,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有过许多敌人”,更不可能“有一个私敌”。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着极“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对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顺眼,把我当作“敌人”,总是欲除之而后快。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是对我的报复。其中的一个人,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把刘道玉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是这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并说如果没有路费,可以到他那里去报销。本来,这个教师是我的学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还没有提升为讲师,他感到受压。于是,他写信给我,希望调回母校,报效母校。我觉得那所学校的做法太过分了,出于保护学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无对口工作)一起调入了武大。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决了他的讲师职称,我还亲自为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但是,他并不满足,紧接着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这样,他反目成仇,并立即投靠了那个搞“左”倾的人,充当了反刘的急先锋。

但是,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齿。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于是要求调走,再次改换门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离校前居然来向我告别,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我接待了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道德文章,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但是作为你的老师,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至于听不听由你。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赠送给你三句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接着我解释说,这三句话是我的信条,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要争取胜利而避免失败,但是对胜利与失败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那种靠整人起家,踏着别人身子而爬到高位的胜利,是“胜”而可耻;而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打击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败,虽败犹荣。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亲与疏也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之上,不能因为得到了某人的好处就亲近他,或者反过来就憎恨他,如果这样,那岂不是把人降为普通动物一样了吗?

类似的情况,在我的经历中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势时,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对此,一些好心的人问我:“你对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过?”人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从个人总结识别人的教训来看是应当的,但后悔却是不必要的。我的信条是:宁可人负我,而我决不负于人。我还认为,爱是奉献,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因此,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觉自愿的,是无怨无悔的。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学生田安邀请我到通山县九宫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在那里写书,于是我同意了。说实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长、校长和高教司司长的15年间,没有过一个寒暑假,没有游览过名山大川,甚至连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到庐山夏游,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职以后,我真正品尝到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所发出的“无官一身轻”感叹的滋味!

一天,我携带一箱图书和文献资料只身上山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胜地过暑假,一切费用完全自理。那时,旅游条件比较差,道路还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得很厉害,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午后1 时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宫山的天池,在一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来。

8月5日,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九宫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现使我惊愕不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她说:“几天前,学校党办打电话找你,说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诉他们你出差去了,没有写信回来,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刘道玉已经免职了,还找他干什么,没有什么好谈的。可是,昨天他们又来电话说是李铁映要找你谈话,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们商量一下,看去还是不去?”

我突然被免去校长已6个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领导人给我做工作,为什么现在要找我去谈话呢?我们分析意图有二:一是对我免职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因而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出来约我谈话,目的可能是安抚,变被动为主动。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的工作,因为我被免职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风声。我们认为,我被免职与李铁映同志无关,因此无论从组织原则抑或从礼貌上说,我还是应当去。于是,我和高伟乘火车于8月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见面,当我得知其中有实际上的一把手参加时,我提出不愿与他见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参加,因为免我的职就是他一手包办的,而且是借机发泄对我进行改革的不满。关系弄得很僵,一个想参加,另一方不要他参加,相持不下。怎么办呢?最后,朱开轩副主任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明那位负责人是诚恳的,是专程从北戴河赶回来见我的,希望我消除误会,有话当面说清就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再坚持,还算是顾全大局的了。

谈话的场面十分尴尬,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沉静片刻之后,还是那位一把手先开了口,他说:“道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其实,我们对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定的,对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话说:“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你对武大的改革成见太深,你不是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也出了优秀的人才嘛!’这怎么能说你对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免除了我的职务呢?校长可以不当,是非必须澄清。还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可是,会后你派人搜集我发言的录音带,其用意何在?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这篇发言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发表了,还用得着你去搜集吗?这是违法行为,粗暴地践踏了学术研究政策。”

那位负责人辩解说:“我不是对着你的。听说武大有个教授在会上发言时很激动,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我以为这一个教授是对我有意见,因此想找到录音带听听,以便检查自己的工作。”

“不,绝对是冲着我来的,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实均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中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决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

谈话当然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下午,人事司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了北戴河,住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按照约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铁映同志的会见。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隐藏在参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穿过了戒备森严的层层守卫,最后来到了接待大厅。谈话是在我与李铁映同志之间进行的,他的秘书和人事司的负责人均没有参加。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他首先打开话题说:“这一次请你来是个人间谈谈心,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希望你谈谈教育改革的建议,对国家教委工作的意见。同时,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交换一下看法。”

既然已经出了题目,我就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讲了以下的意见:首先,我介绍了武汉大学8年以来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总的说来,我们思想解放,改革步子迈得比较大,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这个重点,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使教学质量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的欢迎。此外,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因而,武汉大学被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其次,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1985年通过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上没有落实,教育经费不仅没有增加,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至于旧的教育观念、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

再次,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个教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所谓正常换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的任命本无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那也没有到期,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对此,我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长我可以不当,但我要求说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关于工作安排问题。我说,既然已经免职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时,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迟早是要废除的。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再说,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也有吃腻的时候。我现在腻厌了,太累了,我需要休息,尝试另一类的生活。

李铁映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中间基本上没有打断我的讲话。待我讲完以后,他针对我的讲话,一一作了表态。他说:

“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你富有改革精神,事业心强,工作作风踏实,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至于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因此我说不清当中有什么问题。不过,既然已经调了就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是非将来自有公论,现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继续在改革中发挥作用,工作实践将说明一切。

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选择,来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国外大使馆当参赞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到北京来,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工作,建议你来抓这项工作。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回去考虑后再作决定也可以。”

时针已指向12点了,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似乎应该结束了。于是,我说:“铁映同志工作很忙,感谢你拨冗接见。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联系。”

实际上,这些都是客套话。我所说的“认真考虑”,只不过是礼貌性地、婉转地回绝了他的建议;他说的“再联系”,也是客套话,以后我们彼此再也没有联系了。

本文转自刘道玉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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