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一甲子(注:原文发布于2009年),回望新中国。英国学者麦克法夸尔说:“1949年是政权的更替,1979年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比毛泽东高。”他的多数论断前有类似的限定:“以西方视角来看。”

  “在我看来,1949年,中国是从战争和分裂的局面中获得解放,同时,她穿上了一件从苏维埃政权照搬过来的‘紧身衣’,被计划的、教条的、类似布匹经纬的东西束缚住了。”

  因为这种束缚,对农民的许诺——给他们土地、让他们不再受剥削——并没兑现。集体化、工分制看起来精确,却是违背人性的。在农村,干完一天活记工分时总有人检举:“他根本没干一整天活,蹲那儿抽了半天烟呢!”麦克法夸尔问,假设“包产到户”政策1950年代就在中国实行,今天的中国又会是怎样一幅图景?

  至于这场解放最大的受益者工人阶级,麦克法夸尔在1972年秋抵达上海时略有感知:“那是一个标准的工人住宅区、一个标准工人家庭——丈夫、妻子、孩子,有厕所,有厨房。谈话进行到一半时,我才意识到,厨房和厕所是几家合用的,而这比这位工人以前住的还要好一些。”

  当时的中国,被一系列运动给困住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直到1979年,邓小平重回中央,松开那件“紧身衣”。

  红卫兵中高中生比大学生多。高中生责任感还没建立,但又想离开家庭、自己谋生……麦克法夸尔认为这是高中生通常有更多暴力倾向的原因。

   “1979年并不是一个事先计划好的开端。当邓小平回到权力中心时,他明白了一件事:1949年,中国本有机会变成强国,但错过了,因为内部的撕裂和斗争,跟帝国主义没什么关系。现在是执政党面对危机:生死存亡。于是他抛开教条,改造制度,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唤起民众巨大的创造力。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是,‘文革’一开始,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靠边站,后来毛再次将邓踢出局,几进几出,但都没有开除邓的党籍。为什么?我想,毛泽东清楚,谁能够真正管理中国。”

  如何描述1979年中国领导人的反思和抉择?麦克法夸尔显示了他运用词汇的能力: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

  

  怎样收拾残局,怎样书写历史

  

  “‘四人帮’这个词产生之前,我们西方学者管那3个人(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上海黑手党’。”麦克法夸尔说。

  1979年,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不得不面对两道难题:怎样收拾残局,怎样书写历史。麦克法夸尔认为,前一道题,中国交出了令全世界难以置信的答卷——中国人以他们的精力和创造力,成就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发展速度,尽管其中也隐含不少问题。

  后一道题,几十年来,似乎一直由海外研究者代为公开讨论、海外学生代为选修课程——虽然巴金在1986年就提出建“文革博物馆”,虽然在最混乱的年代中国也从未缺少思想者和研究者——但大抵失踪或无声了。他在我的采访提纲上一笔一划写出了两个方块字“年一”——这是2007年9月13日静悄悄去世的一位党史专家的名字。王年一教授研究那段历史半生,深受国内、国际同行敬重。麦克教授曾邀请他到哈佛讲学,但因为王教授的军人身份,未能成行。

  一位中国官员曾对麦克法夸尔说,毛泽东时代最大的浪费是知识分子的浪费。

  “他们满腔热情地想把学识和才能用于新中国的建设,比如当过毛泽东、周恩来翻译的冀朝铸。但他们很快面对一个又一个运动。”麦克提到这位还没完成学业就回国的哈佛化学系学长,也提到今天他对中国学生的态度:“我并不鼓励他们全都留在美国,但他们确实没把握回来后会遇到什么。”

  不确定性还表现在一些“不方便”上,譬如对“文革”研究的不鼓励、不公开,譬如译成了两个中文版本但至今没出版的麦氏《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仿佛总有一个声音从高处传来:“时候未到。”

  “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出版于1824年,距离法国革命爆发35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于1856年,距离法国革命67年,”同济大学陈家琪教授说:“也许最恰当的时候真的还没到,但这并不仅仅是时间问题。今天回顾‘文革’,除了搞清楚某些事件、人物的来龙去脉,绝大多数认真思考这段历史的人,关心的还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清理,是为了寻求另一种解释,不但能认识‘文革’,而且能认识20世纪、认识整部党史,认识这60年来的理论变迁——再没有比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推向极端更登峰造极的了。”

  无论麦克法夸尔们,还是陈家琪们,都似有各自深切的不满足。当我向他经年的研究表达敬意时,在房间里随时准备开始写作的麦克法夸尔谦虚谨慎地说:“我只是写了点东西,我只是一个局外的观察者。”(此节由6月25日麦克法夸尔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解放》及接受本刊专访整理而成,未经麦克教授本人审订)

  

  2年后还是“不方便”出版

  

  人物周刊:为什么您认为“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和一些红卫兵的回忆录仅仅触及了事情的皮毛?

  麦克法夸尔(以下简称麦克):很显然,在“文革”期间,红卫兵们缺乏从整体上理解、把握大革命的能力,他们很困惑为什么红卫兵在1968年后就被解散了。但是我认为,这些回忆录和“伤痕文学”对于中国人理解那些带有“文革”基因的年轻人在大革命期间的想法非常重要。

  人物周刊: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您在获得“文革”材料的渠道、难易程度上有没有显著的变化?

  麦克:要看是什么样的材料。我相信很多中国或西方学者都与亲历者有过交谈。我自己曾在多年前见过王力先生(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他被释放之后。

  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还有很多其他西方图书馆,都收藏有红卫兵报纸。不敢说全部,但至少大多数大学的大型图书馆里都藏有“文革”小报。此外来自部队的一些材料、小史(little histories)或私人日记,各种资料都能在跳蚤市场上找到。跟我合写《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沈迈克教授(Michael Schoenhals,瑞典隆德大学教授)就用这种方法找到很多资料。

  显然,仅仅阅读资料是不够的,它们可能是真实的、不真实的、半真半假的。你不能只是依赖这些资料。即使今天我们可以去亲历者所在的城市,比如说武汉,我们也有可能永远找不到事情的真相。学者只是尽己所能。

  人物周刊:事实上1972年秋您才第一次到中国。在此之前,您如何有把握通过西方学者的论文、著述来接近真实的中国?

  麦克:1972年的访问对我了解当时的状况非常有帮助。我先去北京,后到上海,大约两周时间,或者10天。正好碰上王洪文在北京的一次亮相,是在一个很有排场的大学庆祝会上。但是此行对“文革”了解很少,因为我没有办法跟其他人对话,被官员们很小心地招待着,被带到指定的地方,可能和某位来交涉的领导谈话……总之你知道自己将获得一个被中国人“塑造”过的故事。

  人物周刊:您最初写《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时,计划只写一卷,后来是什么让您决心扩展到3卷?

  麦克:资料太多了。如果当时知道写这3卷要花多少时间,或许我就写一卷了。

  人物周刊:您发现1966年之前的事对“文革”非常重要?

  麦克:所以我用了3卷篇幅来写“文革”的起源。不知道此前10年所发生的事,是不可能理解“文革”的。

  人物周刊:第3卷为什么没出中文版?有时间表吗?

  麦克:不,在中国大陆有过两个译本,筹备是在1997年,但至今没出版,因为“不方便”(据说麦克法夸尔教授不会说中文,但他清清楚楚说出了这3个字,想必印象深刻)。时间表得由出版社决定,一个是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个是河北人民出版社。我很遗憾,对于译者来说也很遗憾。

  人物周刊:有学者认为,真正由领导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九大”召开后就结束了;之后六七年,是无序和失控。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麦克:是毛主席认为它该结束了。混乱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处境,他决定要结束它,他想要重塑人民、重建制度。所以,毛发动的“文革”在1969年结束了。但是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十年文革”,在当今中国就是这么界定的,因为“文革”的影响在“九大”以后继续存在。

  

  个人身上的暴力需要解释

  

  人物周刊:回顾5年下院议员的从政经历,您是否也像别人那样感叹:政治是肮脏的!

  麦克:(笑)政治并不理所当然地肮脏,它本不应该肮脏,但这是个强盗的游戏。显然,中国发生的事给我上了一课,在我自己从政期间,它们都在我脑袋里存着。

  人物周刊:您怎样看待毛主席这个人?

  麦克:很显然,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早上(6月25日)我在电视上看到,毛主席的肖像以邮票的形式大量发行。共和国成立已经60年,距离毛主席去世也已经30多年了,他的画像一直在天安门城楼上。

  所以,在“文革”之后,党宣布毛主席犯了错误,这是很重要的,与此同时也说,毛仍然是伟大的领袖。我想,当时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很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的名誉受损害并不妙。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毛的个人魅力、号召力和思想已被推为革命的根基,否定毛就是否定革命。邓小平处于非常艰难的位置。我认为他很有勇气,行事方式也富有智慧。

  人物周刊:我在您的书中读到一些类似心理分析的章节,展示毛泽东复杂的内心,譬如庐山会议时。

  麦克:我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也没有跟他共同生活、战斗过,想说清一个人的个性、内心总是很难的。毛主席的个性很复杂。他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他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很活跃。据说毛临终说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1949年的革命,二是文化大革命。他希望中国变得强大、人民变得富裕,这便是1949年革命的目的。他又希望中国变得强势,成为世界的革命中心——不仅仅从苏联照搬模式,不然他的作用体现在哪里?

  人物周刊:从根源上讲,您认为他的问题出在理想主义或者说雄心上?

  麦克:每个政治家、领袖,都有雄心,他当然也有。首先是成为一个领袖的雄心,其次是领导人民获得胜利的雄心。我认为,在1950年代中期他就已经很清楚,如果中国变得像苏联一样,他就不能团结领导整个国家。而他有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愿意以更多的斗争达到目的。而他的兴趣和天分也不在管理国家和发展经济上面,他是胸怀军事战略的人。要说管理国家,陈云、周恩来、邓小平更有才能;要说管理党,刘少奇比他强。

  人物周刊:您评点过德国和日本对历史的态度,在您看来,中国表现如何?

  麦克:德国已经做到完全面对它在1930到1950年代的那段历史,很肯定的是日本还没有。当然一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是不同的,可能有些日本人做到了,但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认为他们对亚洲、对中国的战争是不正当的。日本人肯定没有德国人反思得彻底。

  至于中国,我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没有开放。在学术机构中,对于“文革”的研究是不鼓励的,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很多中国学者的著作、回忆录以英文在西方而不是中国出版。关于“文革”主要的争议在于,它不是毛一个人推动的。我认为即使承认毛发动了“文革”并鼓动人民扩大事态,还是无法解释民众中间发生的大规模暴力。人们为什么会那么做?农村革命斗争、知识分子改造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人民永远都在斗,并且可能在准备更多的斗。但是毛主席并没指示单个的中国人去做什么,个人身上的暴力需要一个解释。

  我读过一个生活在芝加哥的中国女人的回忆录,她是当年的红卫兵……红卫兵中高中生比大学生多。相比我你离高中年代更近,想想看:高中是一个人在意识上走向成人的年龄段,责任感还没建立,但又想离开家庭、自己谋生……我想这是高中生通常有更多暴力倾向的原因。

  

  不理解“文革”就无法理解改革

  

  人物周刊:今天在中国,许多年轻人不知道“文革”是什么,或者觉得上山下乡是浪漫的事。

  麦克:1960年代的红卫兵、知识青年身上确实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我认为,上山下乡对于年轻人的确有教育作用,有助于他们了解农村,是个好主意。很多红卫兵回忆录描写了看到农村现实情况时的恐惧与惊讶。我读到过一个红卫兵的回忆,一位年轻的女士,在“文革”期间入伍,读高中期间在农村短期地待过,而她很恨这件事。农民也不喜欢他们,他们不会做农活……但我要说的是,这是教养城市年轻人的方法,让即将成为专业人士的人,比如医生,了解大部分中国人怎样生活。

  人物周刊:有人会问,记住那段历史真的对21世纪的人有好处吗?

  麦克:也许会有人说,这真是一段痛苦的历史,让我们忘记它吧。但是洞悉过去才能面对未来。德国人今天变得更加自在平静是因为他们正视过去,而日本至今仍然受到中国、韩国的质疑。对于“文革”,应该正视它而不是留下10年的历史空白。更为重要的是,不理解“文革”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

  人物周刊:该怎样理解“‘文革’是改革的基础”或者“‘文革’导向改革”这类说法?

  麦克:可以用一个三角结构来解释(注:麦氏著名的“三角模型”分析框架)。三角形的最上方是政治领袖,一边是政府指令(政府机构),另一边是民族自尊(意识形态)——正像美国梦之于美国,自由、平等、博爱之于法国,这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三角形的底边是军队、警察,它们支撑着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现在很脆弱,因为原有的思想基础不存在了。“文革”的后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紧身衣”从束缚到松开,党的领导人开始观察邻居东亚各国的崛起,也开始放眼看世界。中国人正在探索、寻求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正在做什么。但是思想基础,他们还没有找到。

  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此渴望资本主义的力量?没有“文革”,就不能理解这些。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会怎样?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将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正如所有政府那样,并不是所有人民都能被纳入其中。中国在这30年里有令人称奇的成就,但政府太依赖于经济成就了。中国人当然需要钱,就像西方人也需要钱,但他们一定希望同时获得精神支柱。

  

  “文革史”应成为常规课程

  

  人物周刊:从1988年哈佛开设“文革”这门课至今,有多少学生选修过这门课?我查到的数据:当年是700多人,1997年是370人。

  麦克:是的,刚开始每年都有几百人,第一年其实有800人选修,但我没那么多助教,最多只能教700人。第二年600人……后来一直下降,我想是在1989年之后下降的。我并不是每年都授课,我有20位助教参与这门课程。

  今年这个课大概有150个学生。去年一半以上的学生是中国人,直接从中国来的或者父母来自中国。近3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修这门课。很多次,课程结束的时候,中国学生走过来感谢我,因为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从没有告诉过他们这些,而现在他们有所了解。不过,放样板戏资料片时,许多学生提前退场了。

  我认为,让年轻人对“文革”有更多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成为常规课程。

  人物周刊:在您的视野里,近年有什么相关的好书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

  麦克:你是说中文著作?在我看来最好的中文“文革”著作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

  人物周刊:在您眼中,中国30年来比较大的变化是什么?

  麦克:最明显的变化应该是着装了,那时人们都得穿蓝卡其布的衣裳,像你今天这么穿是不行的,在质地上也没有更多选择。

  那时每个人穿的都是一样的,现在中国人的外表改变了很多。另外就是购物变得很不一样,今天在中国几乎能买到任何东西,从西方拷贝、仿制……中国的确比以前繁荣了。

  当然,我们为你们取得的繁荣鼓掌,为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试图将繁荣扩大到内陆贫困地区的努力鼓掌。但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民还没有完全自由地决定政治上的未来,不是说要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前几年清华和哈佛合作开展一个官员培训项目,清华大学校报的一位学生记者采访我,他说感谢美国帮助中国培训官员,但是这样一来,中国变成美国怎么办?我说,只有中国人能改变中国,你们东边的邻居(日本)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可它一点都不像美国。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它自身的基础,中国应该去找到自己的方式。上海民众在与政府交涉磁悬浮建设方案这件事上,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式。

  我认为,对今天的中国人,真正的解放是人们比以往更能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人们可以做农民,也可以做商人。

  人物周刊:这30年,您觉得中国人在前进路上丢失过什么吗?

  麦克:(意外地)你是说丢了什么吗?(沉吟)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失去了向更开放的方向发展的机会。

  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 Farquhar)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曾任哈佛政府系主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英国议员,国际学术界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知名学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主编、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创办人。

来源: 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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