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自由之魂
在中国，提到胡适，就必然想到自由主义；而提到自由主义，也必然会想到胡适。胡适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中枢人物。
胡适的自由主义的伦理基地是个人主义。其思想基础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奠定。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受教育以及关于知识份子应当保持中立和独立的一贯认识都在推动他走上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特别是他所接受和宣导的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思想直接导致自由主义。
胡适宣导个人主义的代表作是《易卜生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在五四运动以前对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较大的影响。他在文章中宣导的个人主义在当时确定“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提倡自由独立的人格和为我主义的个人主义。他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使之得不到自由发展，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应当成为青年最重要的人生主张。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二是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1]一个自治的社会，一个共和的国家，都应当使个人有自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若不允许个人有自由独立的人格，“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2]胡适在提倡个人主义的同时，反对狭隘的国家主义。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这是胡适对易卜生个人主义思想的彻底性的认识。易卜生曾经表示，国家的观念终将消灭，人类观念终将兴起。胡适以此推断易卜生晚年一定进入“世界主义”的境界。这说明易卜生的人类主义或世界主义思想对胡适是有影响的。
国家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对立物，也是自由主义的对立物。胡适宣扬个人主义也是为了剷除国家主义。个人在铸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以后就会产生同国家的恶势力相抗争的勇气。
胡适希望青少年朋友都能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和斯铎曼医生那样，努力铸造自己的个性和人格，“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3]中国要摆脱愚昧落后的状况，需要的不是国家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欧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独立特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然而中国的统治者总是把国家主义强制灌输给国人，以国家利益为藉口压迫个人自由。如此恶习，一代甚于一代。你要个人的自由，会有人说先要争取国家的自由；你要个人的人权，偏有人讲国家主权比你个人的人权更重要。国家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为压迫自由人权的行为辩护。胡适直接对此种国家主义挑战：“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打着国家的幌子肆意剥夺公民个人的自由，这是国家主义者和一切奴役者的一贯作法。根据他们的逻辑，你若争个人自由，便会危害国家利益，他们所谓国家利益说到底，就是他们依靠专制主义手段欺压人民所获取的既得利益。国家主义所要造就的是完全丧失自由独立的人格的奴才。胡适号召个人要真实的为我，铸成自由独立的人格，这是从根底上破坏国家主义和其它一切集体主义和奴役主义的理论。人在形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后，自然不会满足于现状。自然敢于说老实话，敢于攻击社会国家的腐败情形。
简言之，胡适的自由主义是反国家主义、反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是其本体论核心。这是抓住了自由主义精髓的。
清醒独立坚守不渝
当自由主义、宪政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从欧洲向东亚推进时，会产生怎样一种历史后果？这是人们反复琢磨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们曾谈到，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而于1916年去世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一方面，在实践上，宪政试验陷入困境，老百姓遭受了局部战乱之苦；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权威与控制力的减弱，由于国门开启，西方思潮涌入，致使该时期在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发展，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政治理念大飞跃的时期。
象狂飙降临，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兴起的。
而把胡适推向中国思想界的，首先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如果仔细分析，事实上，有两个“五四”，它们具有不同的内涵。
一个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它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是从1915年到1923年掀起的一场文化启蒙运动。其基本的精神资源是自由主义，其基本口号是“民主与科学”。
另一个是作为救国运动的“五四”，即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爆发的学生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的事件，直到6月3日上海的总罢市为止。其基本精神资源是民族主义，其基本口号是“外抗强权，内惩国贼”。
可以看出，这两个“五四”虽然不是绝对冲突，但根本精神是很不相同的，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五四”的卓越代表。这场运动，第一个攻击目标是中国的文言文，即过去一直沿用的书面文字。它是由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博士发起的。文言文与人们普通的口头语言很不相同，只有极少数的人一辈子下苦功才能学会，而不会的人根本不能进入上层社会，也无法书面表达自己的思想。胡适的文学革命，首先就要大家用白话文来写作，“我手写我口”。古文的专制从此就被推翻了。
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激烈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反对儒家伦理，提倡“科学、民主”，追求个性解放。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陈独秀。应当指出，当时提倡的“民主”，主要是指反对等级，反对专制，宣导平等，主张平民主义，带有民粹主义倾向。而当时提倡的“科学”，则是“真理”的代名词，不容怀疑和批评。
新文化运动在文学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是鲁迅。他使用天才的白话文创作的小说等精神产品，对中国专制与宗法传统进行了深入骨髓的空前尖锐的抨击，他从过去“仁义道德”的书本中，读出了满篇的“吃人”二字，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民族主义之翼
“五四”的另一方面，即民族主义方面，实际上更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进程。中国近代的激烈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学生运动传统的发煌。
1919年5月4日，巴黎和会的凡尔赛和约竟然把山东原来德国的租界移交给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竟受到如此不公正和屈辱的待遇。消息传到北京，北大及其他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立刻集合在天安门游行示威，要求取消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租界，拒绝和约签字。他们火烧赵家楼，拳打驻日本公使，北京政府逮捕30多名学生，全北京学生立即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于是发展到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杭州、广州、九江和山东、安徽等地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商人罢市并抵制日货。在全国强大压力下，6月6日至10日，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去负有责任的官员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的职务，并于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一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它是由知识份子所发动和领导的。这些人正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受新学校教育或留学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读书人，他们极大地强化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
同时，如前所述，当时，在邻居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权，列宁把该意识形态改写为非西方的殖民地国家反抗西方宗主国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很快传入中国，在当时中国很多先进知识份子看来，它既是西方传来的最新“科学”，又是本民族反对西方列强的武器，所以非常投合他们的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心理需求，支配了相当一批中国知识者。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声音以后受到了一系列的挑战……
五四当时及以后，在学术界，文化界，思想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争论，胡适都参与其中，甚至差不多经常都是主角。譬如，关于整理国故，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关于人权问题的论争，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等。五四时期，影响中国文化的思想家和学者，作为领袖人物，人们一般容易提到三位：胡适、陈独秀和鲁迅。论及所受外来影响，鲁迅和陈独秀主要受日本的影响，胡适受美国影响。有人常说，在中国，受日本影响的思想家更深刻，而受英美影响的思想家比较浅，比较明白。但是这一印象有其盲点。我自己更看重思想的内涵、倾向及生命力。
民主还是独裁？
中国五四运动之后至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是中国社会相对稳定时期。在这段时期内，虽然有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某种束缚，然而这一束缚只是威权主义，并非极权主义统治，因而存在相对的思想言论学术自由。这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逐步深化，人才辈出的时期。
1930年代初，在中国知识界内部，曾发生过一场关于国家政治方向的大辩论：民主与独裁的辩论。
由于苏联这样的共产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更主要是由于义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一股世界性的思潮在蔓延，那就是：对自由主义对宪政民主制度的怀疑和否定的潮流。从1933年开始，中国报刊大量介绍德国，希特勒，墨索里尼，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史达林和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圣经”的《德国国社党党纲》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是在这时候被译成中文广泛传播的。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被称为“民主与专制”的论争，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发起的。争论的双方基本上都是曾在国外留学过的学者。一方是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等人，一方是胡适等人。
早在1932年6月，著名学者傅斯年在该刊发表了《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得出“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的结论。稍后，丁文江、翁文灏分别发表文章，都是强调强权政治的。翁文灏呼吁说：“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1933年5 月，蒋廷黻发表《知识阶级与政治》，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蒋廷黻还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以欧洲历史为例，论证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得先经过一段新的专制，把国家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
胡适接连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和《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主张民主宪政。蒋廷黻写了回应文章，坚称“民主宪政不可行”，“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吴景超发表《革命与建国》作为声援，突出强调领袖的重要性。胡适发表《政治统一的途径》，反对蒋廷黻和吴景超的“武力统一论”，再次强调国会制度。政治学家钱端升在1933年间还在赞美魏玛民主，此时却转了一个大弯，表示拥护“集权政府”，认为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义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他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说：“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丁文江接连撰文，认为民主制度“缓不济急”，需要高效的集权政府以取代之，还进一步指出：“惟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一时间，”新式独裁“论在中国知识界得到热烈的回应。
胡适撰文《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再度强调民主，他说：“我可以断断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丁文江等认为当时日本一天一天向中国压迫，中国国势危急，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因而需要一段时期的独裁。而胡适等人则认为，仍然应当坚持实自由民主的政治，这种制度才可能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他认为：“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应当公平地说，当时双方都是在理性地讨论，丁文江等学者，并不是要向国民党献策鼓励蒋介石走希特勒的道路。他们最终也希望中国走上民主道路，只是认为中国当时若要抵抗日本侵略的话，必须有一个权威的中心力量把全国统一起来。就是说，在国家危亡时，救亡第一，民主只能暂时舍弃了。这场论辩虽然未分胜负，但仍然是有意义的，它不仅在学术思想水准上平分秋色，而且树立了一个在知识界理性讨论政治的典范。
本来，国民政府里不少留学海外的菁英，现代独立国家的一些基本特征都具备了。在社会上，继续着民国初年的一些文明发展，汽车、电影、剧院、书报杂志、现代学校、自主的海关税务等等都出现了。虽然言论比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控制得更紧，但大体上民间媒体还是存在的。虽然国民党在这段时期已经显露出保守腐败和专制的陋习，并打压社会变革，但在大都市以及外交军事等方面也一步步在走向现代化，以至那之后一段时期被称作有限而短暂的十年繁荣时期，一个历史的机会。
在这样的情势下，胡适本是想完全作一个学人。他从海外归国之后，曾有一句话：从今二十年内不谈政治。他的想法是现在有些东西还没有弄清楚，需要研究清楚后再说话。但是后来却身不由己的卷入了很多的中国的政治社会事件中去了。那恐怕在当时中国国情下是很难避免的。列强在中国的横行，特别是三十年代日本逼着中国没有办法冷静下来，中国就走上一条靠发动群众来进行抗日的风潮。而共产党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争取跟日本人打战，抗日也确实是一个正大光明的题目，胡适当然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他希望中国先一步一步建设自己，最后再站起来抗击。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在抗战激昂时代，没人会听的进去的。他变得非常孤立。他的老朋友像丁文江，像蒋廷黻都主张新式独裁，但他认为独裁不是办法。独裁只能饮鸩止渴，会使中国现代化往回倒退。这就是当时一场著名的论战。民主与独裁之争。其实蒋廷黻跟丁文江这些人也是受了现代教育，他们也是推崇自由民主的，但是他们觉得中国当时必须要独裁才能应付危局。
这场争论，使自由主义在中国从抽象理论式的学理进入了具体政治过程的论争中，开始呈现出某种实践性的品格。
历史表明，在这场争论中，胡适是想得更深远一些。
反极权的中流砥柱
对抗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者面对的当时国内政治态势是，孙中山与原来的合作者广东军人陈炯明产生了政见分歧：孙中山主张建立单一制国家，而陈炯明则主张中国实行联邦制‘强调各省的自治权。于是，孙中山设想的借助南方军人力量以统一中国的战略遭致失败。国民党势单力薄，在这一情势下，孙决定向才诞生不久的苏联求援。因为苏联当时宣称废除俄国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列宁当时的“世界革命论”又有很强的反帝国主义色彩，相当符合落后国家民族主义者的口味。于是，孙先生从1922年起，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合作，凭借苏联的人才、金钱和枪炮，重组国民党。他请苏联的鲍罗廷担任顾问，鲍罗廷帮助国民党开办政治学校，起草党章，并按苏联的模式发展了很多地方性的基层组织。孙先生还派遣蒋介石去苏联考察了三个月，在蒋1924年归国后任命他为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校长，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由于与第三国际合作的背景，年轻的中共干部周恩来出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孙中山的转向，使国民党染上了列宁主义的色彩。
当年的这一转向，对国民党是致命的。
在这之前，共产国际就已经派了荷兰人马林来中国，在他的指导下，1921年7月于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会。经由办刊物、开书店、翻译、办研究会、组织工会，以阶级斗争为宗旨，成了一个“行动的意识形态”的、以夺权为目标的、集权的、秘密的列宁主义政党。
从此，中国本来就较为微弱的自由主义，遭遇到了一个新的思想与政治对手——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
前面提到的中国在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实际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国际大背景有关。一战之后，人们普遍对当时的西方的主流政治秩序产生了怀疑和绝望的情绪。因此，在俄国共产党用暴力夺取政权后不久，1922年，义大利的墨索里尼创立了法西斯党。作为右翼政党，他们与左翼的共产党都认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民主制度已经过时了。左右两翼的思想家都认为，自从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世界是以“自由”为旗帜的时代，而自从1914年第一次大战以来，世界已经变为以“组织”为旗帜了。当时，一些德国的国家至上的思想家说：“作为一种新的理想，‘组织’必定战胜‘自由’。在其他国家仍在个人主义制度下生活着的同时，我们已经获得了组织的制度。”因此，左右两翼都非常崇拜高度的组织化和集中化，认为这是解决当时自由主义制度的困难和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特别是，在1929年，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萧条，更加深了人们关于自由主义已经不能应付现代世界的印象。
在这样种种背景下，法西斯主义应运而起。
就其意识型态与政治目标而论，法西斯运动代表了近代欧洲所曾经历的最强劲和型态上最激进的民族主义。其目标是创造一种新式的民族主义极权国家。
法西斯主义的独特性尤其表现于该运动之风格和组织方面。它主要强调集会、象征、和政治表演之美学造型，特别是倚赖浪漫和神秘的面向。所有的法西斯运动都尝试达成群众动员，政治关系和风格之军事化，以及由群众组成党军（mass party militia）之目标。和某些其他种类的激进分子不同，法西斯主义者热衷于暴力，而且极为强调阳刚原则和男性支配。至于领导问题，法西斯运动则展现一种趋于权威主义、卡里斯玛式、个人独裁的风格[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说法，即领袖原则【fuhrerprinzip】].
激进的右翼团体可能具有部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目标；同样的，革命的左翼运动也显出某些法西斯主义在风格上和组织上的特征。法西斯主义以激进姿态拒绝文化和经济的保守主义、拒绝右派的社会菁英主义，拒绝国际主义。其历史独特性在于：具备所有[而不仅是部分]这些共同特征的重要政治运动只存在于1919 至1945年间的欧洲。
法西斯主义者宣称其代表全国的所有阶级，特别是广大的群众。比较而言，法西斯运动的支持者最大部分乃是来自下层中产阶级。因为下层中产阶级世1920年代至1930年代间欧洲社会最大的阶层之一，所以同样的说法也可用于其他各种政治团体。
只有墨索里尼[1922─1943]和希特勒[1933─1945]的法西斯运动建立了属于它们自己的独立政权，而且只有在后者的例子中该运动的领袖才获得完全控制国家的权力。
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虽然因为政治利益冲突而互相敌对，但他们双方的行为方式是非常相象的，例如，绝不宽容异端。实行一元化，反对多元化，实施言论管制，反对出版自由；实施极权统治，反对民主政治。坚决奉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原则。崇拜暴力；崇拜组织；实行管制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宣扬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只不过，法西斯主义推崇的是国家民族至上的集体主义，而共产主义推崇的是阶级利益和政党利益至上的集体主义。在所有以上这些方面，二者是双胞胎——维妙维肖、异曲同工！而双方都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
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并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实现了基本的全国统一。于是，中国获得了自辛亥革命后第二次建设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历史机会。但这个历史机会，面临着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双重挑战。
反极权的政治自由主义
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承前启后的核心人物，他早期关注的重点，如前所述，主要是自由主义的本体哲学，即它的伦理基地：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及其方法论——实验主义、怀疑主义、重估价值——等等。简言之，其中心是强调个性独立、实验精神和负责任的态度。在他的后半生，则主要关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其中心倾斜到了政治自由的问题。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系统发挥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1941年胡适在美国发表《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英文演讲，提出民主与极权的两大本质区别：渐进的与革命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与以整体为本位的。1948年9月他又发表了题为《自由主义》的文章，很明显，此时，他思考的焦点已经转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上来了。他说：“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中国式的）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这就是政治自由。他感慨的是在近代历史上，“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列举了各种近代民主制度的创设均与东方人无缘，指出“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1）代议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为正式起始。（2）成文宪，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近代的是美国宪法（一七八七）。（3）无记名投票（政府预备选举票，票上印各党候选人的姓名，选民秘密填记）是一八五六年South Australia（澳洲南部）最早采用的。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
胡适指明：“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他提到“容忍”时，特别指出“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这就与鲁迅先生的“决不宽恕一人”形成了显著的对比。
二十世纪对自由主义最重大的挑战，一是共产主义，一是法西斯主义。而共产主义的挑战比法西斯主义更为持久，更为深广。
共产主义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欧洲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思潮中的极端思潮，而其中马克思主义是影响最大的派别。表面上，马克思主义似乎是民主自由的进一步发展，即从政治平等发展到经济平等。它的核心是要消灭私有财产，消灭阶级，最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世界大同，即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马克思用了一套黑格尔哲学的方式来表述他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类社会必然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五个阶段的辩证发展。最后的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天国的降临，当然，马克思就成了先知，而无产阶级则是上帝的选民了。虽然，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极有鼓动力量；虽然，马克思主义宣称他把社会主义科学化了，但深入冷静地考察，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它都不过是一个独断的信仰体系，一个现代的乌托邦而已。
然而，当年，它却以它那种充满激情的要消除社会不公的道德力量感染了很多人，也以它那种庞大的黑格尔式的理论体系征服了不少知识份子，满足了他们的道德上和智力上的要求，因此它发展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成了挑战现行代议制民主体制和自由主义秩序的主要意识形态。
但讽刺的是，共产主义革命并没有在马克思念念有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德国出现，而是在不发达的落后的俄国发生的。
1917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了俄国的国力，削弱了沙皇政府。于是，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商人、军人、贵族都想推翻它。但是，这个政府却垮在奉命解散大罢工的卫戍部队的一次哗变中。那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外地，他闻讯后，急于想赶回首都彼得堡，但半路遭铁路工人阻拦，于是，只好在3月15日宣布退位。这时，政权就转移到国家杜马（国会）中著名的政治家所组成的临时政府手中了。
但是，当时，还有另一个力量中心，即，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他们中的激进领袖宣称信仰马克思主义。它领导着全国各地的苏维埃。开初，两个“权力中心”的不稳定并不明显，并且苏维埃中的温和派如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还在5月参加了临时政府，连布尔什维克起先也给予政府以有限的支持。
然而，1917年4月，当列宁从德国回到彼得堡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说，整个欧洲都面临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推翻临时政府，把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于是，他们以停止（世界大战的）战争，要求和平、土地和面包为口号，动员了许多工人和士兵。这样，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发动叛乱，炮打冬宫，武装攻击临时政府，逮捕了政府官员，以苏维埃的名义夺取了政权。
那时，他们的政权很不稳定。当战争中的敌国—德国要求俄国以割让领土为条件换取和平时，大多数人不愿投降。当时，列宁为了巩固政权，与德国签订了割让土地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又秘密杀死了沙皇一家人。稳住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权。
从此，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并且，世界历史上也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依照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权，由共产党行使绝对的权力，构成了对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历史性挑战，即，宪政民主制度诞生以来最大最严重的挑战。
苏联的这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试验曾经被认为代表了人类未来，当时吸引了许多知识份子，胡适本人也曾去苏联考察过。胡适的一些朋友包括研究国际法的专家周绠生先生，对苏联这个样板都抱有热切的希望。但胡适并不如此，他特意撰写了《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方向》、《关于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致周绠生先生的一封信》两文来阐述自己对苏联的不同看法，对苏联的非民主制度提出批评。他预测到“战后的苏联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余英时先生指出：胡适“在1947年的中国公开宣称以苏联为首的集团是历史上‘一个小小的逆流’，更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举动，如果没有绝对的自信是不可能说这句话的。但是1989年东欧国家的全面崩溃、苏联的遽速变革……竟证实了他在42年前的观察，胡适似乎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了。”这表现了胡适的远见及其信念穿透历史的卓越力量。
胡适的人权理论与实践
胡适所以能清醒透彻地看穿苏俄集团的反自由特质，他所主要依凭的，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人权。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曾经有过一次关于人权的激烈论战。这次论战，是由胡适于1929年发表于《新月》杂志上《人权与约法》一文引起的。随后他又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通过这些著作与活动，顺理成章地，胡适成为论战中捍卫人权的中心人物。
这场讨论的参与者对人权的概念、性质、范畴以及人权与法治、人权与宪政等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这场人权讨论肇因于对国民党政权违反人权行为的抗争，但其意义远远超出这一具体的维权活动，实际上演变成为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人权启蒙运动。此前，对于“人权”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中系统了解甚少，即使知道一些也比较浮泛，国民普遍缺乏人权观念。通过这场讨论，胡适、梁实秋、特别是罗隆基，以通俗的文章与演讲将人权观念推向社会，对于增强国人的人权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遂成为人权意识的代表。不幸的是，此后的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淹没了这一重大课题。直至1949年中国人的人权遭到全面褫夺若干年后的1980年代，人们才从尘封多年的历史档案中窥见到当年的人权先驱们的卓越努力及其成就。
胡适的人权思想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曰伸张人权；二曰主张法治。正如其《人权与约法》一文标题所表明，以法治保人权可以说是胡适人权思想的全部主张。人权与法治，这是中国在走向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屡次被失落的主题，也可以说它仍将是21世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胡适的文章一下子就抓住百年主题，这是胡适对中国问题长期思索的结晶。
中国传统中缺乏权利意识，因此，无论满清皇朝还是民国肇始，在社会上，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异端”或不同于多数人的“少数”，是谈不到任何权利的。以皇权至高无上为理由或以多数人的专政为藉口，凡是被认定为镇压物件的“逆贼”、“反革命分子”、“敌人”、“反动分子”等，其人权公然可以被肆意践踏。不给反对派以人权，这在中国社会似乎已是天经地义之事。这种野蛮意识长期流行通畅无阻，正是中国社会践踏人权的真正深层原因。在20 世纪的诸多中国思想家中，首先是胡适犀利地指出了这一点。在该问题上，胡适的主张同当时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是完全不同的。
他的基本主张是，无论一个人的身份如何、政治主张如何、宗教信仰如何，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共党嫌疑’，无论是守法公民还是在押囚犯，只要是人，就应享有基本人权，不容褫夺。就应享有人的尊严，不容侮辱。而当时的国民党和后来的共产党，虽然双方激烈对抗攻击，但却享有共同的特点：否定有普遍的人权概念，肆意践踏对方的基本人权。只要是敌对者、失败者，就必然丧失人权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制。只要是发表异端见解的书报，就是‘反动刊物’，统统禁止。当然，共产党更是变本加厉，连人权这一概念都成为禁忌，在中共统治下，一般人，甚至中共的自己人，都朝不保夕，时时生活在恐惧之中，遑论敌对分子和思想异端者了。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中国人彻彻底底被剥夺了人权的时代。
当年，由于胡适成为人权保障的中流砥柱，导致广大反响。他对于孙中山学说中的独裁主义成份，胡适最早产生疑问。胡适以勇敢挑战的姿态指出：“我们要问，宪法与训政有什么不能相容之点，……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11]胡适批评孙中山晚年“对于一般民众参政的能力，很有点怀疑。”[12]实际上孙中山晚年不仅怀疑民众的参政能力，而且以民权之名否定人权，以集体主义否定个人主义，从思想深处转向独裁主义。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人权观念稀缺的国度，晚清才引入这一观念，还远没有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生根。孙中山提出了“民权”这个概念，并将民权主义作为他的三民主义之一。但他说的民权与人权并不是同一回事。他在《三民主义》讲演中明确指出，“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他进一步解释：“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孙中山全集第九卷，254—255页）他心目中的民权，并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自由与尊严，这与法国大革命时代《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确立的“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与《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这些基本准则，有着很大的距离。孙中山只是从政权的角度提出民权，并不具备真正的人权意识。在宪政法治外空谈民权，离个人人权而言民权。这种所谓民权主义同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加上国民党政府利用孙中山学说公然推行“上帝可以否定，但孙中山不许批评”的文化专制主义，致使胡适不得不对孙中山的学说本身提出挑战。
除了对国民党政策和孙中山学说不满外，直接引起胡适大声疾呼人权和法治的导火线是当时发生的几件事情。
一是所谓“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1929年3月26日上海各报登出消息，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和宣传部部长陈德征提出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该提案提醒人们警惕“反革命”活动，并将“一切反对三民主义的人”视为“反革命分子”。为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法院不必拘泥证据。“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它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陈德征的这一提案为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大开方便之门。只要党说谁是反革命分子，谁就是反革命分子。法院对于此类案子，不须审问，只凭党组织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的这一提案激怒了胡适。他看到提案后忍不住给当时任司法院长的王宠惠写信，问他对此提案有何感想。在这封公开信里，胡适对国民党破坏法律程式和根本否认法治的现象提出了抗义。他责问道：“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在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胡适将此信稿送国闻通讯社发表。但几天后得知信稿已被检查新闻的官员扣去，未能刊出。这就更加激怒了胡适。他愤怒地表示：“这封信是我亲自负责署名的，不知道一个公民为什么不可以负责发表对于国家问题的讨论”。
一是安徽大学学长被禁案。该学长只因语言顶撞了蒋介石，便被拘禁多天。其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而不能去法院控告任国民党政府主席的蒋介石。
二是唐山商人杨润普被军队拷打案。杨被当地驻军拘去拷打，遍体鳞伤，商会代表集体求情也无效。此事还是在国民党政府公布人权保障令后十一天后发生的。这两件事表明，上至国民政府主席下至地方驻军军管，随意侵害人权，何尝受到法律制裁。
面对国民党政府无法无天肆意践踏人权的做法，胡适满腔悲愤地痛吁：“人权在哪里？法治在哪里？”通过对上述国民党政府侵害人权事件的揭露和分析，胡适指出人权的保障与实行法治是分不开的。
因此胡适本人亦遭到迫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曾以颠覆罪要求正式逮捕胡适。但由于胡适享有很高的社会威望，遂而免遭逮捕。然而其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因此被罢免，《新月》杂志也遭查禁。有鉴于此，他成了中国人权的象征性人物，更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核心人物。
胡适与台湾民主化
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是产生了实际政治后果的，这就是台湾的民主化。
右翼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转化。其中，台湾是一个典型范例。其中，胡适及一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国民政府在内战失败，1949年退守台湾之后，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法，实施了相当严厉的威权主义统治。在政治上，审查新闻媒体，严禁反对党出现，时松时紧地镇压异议人士。因此时常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与压力。
虽然国民党控制新闻与出版，但是，它与左翼极权仍有两点重要的不同：首先，它的法律保障私有财产，这就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基础；政府并通过出口导向政策和留学政策，使其经济体系和社会日益国际化。第二，从迁台之日起，台湾即存在选举。虽然从1950至1969年这20年间，台湾选举只到省议员和县市长层次，中央选举是冻结的，因而不会影响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但这种选举具有合法地集结反对派政治力量作用，同时具有整合中央与地方菁英的功能。
台湾的反对派力量很早就开始了民主奋斗，他们有两条基本的成长线索：办刊与参选。一条侧重理念，另一条侧重实践。一条走菁英化路线，以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为主；另一条则是走草根路线，以有志实际从政者为主。
在刊物方面，早在台湾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初期，一份自由主义色彩鲜明的杂志《自由中国》杂志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号就创刊了。雷震先生为主编。当时，胡适虽然人在美国，但他是该刊的发行人和精神领袖。于是。在五十年代，以《自由中国》为核心，集合了一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胡适一直和《自由中国》同仁保持着密切联系，常常对他的编辑方针提出建议，并且在杂志遭到困难的时候，利用自己的影响与上层关系，设法为之缓颊。该刊抨击时政，力倡言论自由，从五七年开始杂志就推出15篇系列社论，总题是中国的问题，以“反对党问题”作为总结，并作为中国问题的枢纽。《自由中国》鲜明地提出，反对党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就是胡适挑出来的。
胡适自美国返台以后，在《自由中国》的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说，主张知识份子出来组织一个不以取得政权为目标的在野党。随后《自由中国》马上发表了“积极开展新党运动”的社论。雷震并宣布在1960年9月底成立“中国民主党”。9月4日，雷震被捕，被判处十年徒刑。“中国民主党”流产，杂志夭折。这就是著名的“自由中国事件”。虽然如此，自由的火种已经深深植根于台湾知识界，这是胡适对中国的民主包括台湾的民主的转化的重大贡献。胡适去世之后，台湾的反对党运动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历程，终于在1986年反对党正式合法化。这实际上是胡适开启的道路的延续和发展，这一历史流程与胡适早年的精神启蒙是割不断的。
当年，中国共产党有意把胡适丑化成似乎像蒋介石的奴才。事实上，他跟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实质性的，对蒋介石的批评是非常严峻的，而且是当众批评。一九五八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蒋介石前来恭贺他。他却一再说总统错了，当时气得蒋介石脸都变色了。他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学人，从来没有向政治权威低过头。譬如，《自由中国》主编雷震于一九六0年八月宣布要在九月底之前成立中国民主党，九月四日雷震就被逮捕，并被判处十年徒刑。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立即在九月四日当天，向行政院长陈诚发出电文，指责“国府此举甚不明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贻笑世界”。这些事实都说明胡适是做了事的，而不是像一些传言所说的那样害怕了退缩了。
上述严厉的政治气氛持续了十年左右，由于1971年之后台湾的国际处境风雨飘摇，第二波独立于官方的刊物如《文星》、《大学杂志》、《台湾政论》、《八十年代》、《美丽岛》等又陆续出现。它们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改革。这导致蒋经国提出本土化改革，即所谓“向内的合法化”运动。
在选举方面，前已说过，它具有合法地集合政治力量作用。相对于控制严厉的非选举时期，选举期间成为比较宽松的“民主假期”。由于不能成立反对党，当选的非国民党人士就被称为“党外”，而通过选举过程集结的“党外”，实际上变成一个准政党。
1978年，增额中央民代改选，“党外”开始正式组织化，以巡回助选团到台湾各地大串联，并发表12条共同政见：要求开放党禁、报禁、解严、国会全面改选、省市长民选、司法独立、军队中立等。并获得台湾逐步兴起的中产阶级的支持。
1979年5月《美丽岛》杂志社成立，其组织方式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名称的政党。这导致国民党政府镇压，《美丽岛》杂志社的重要成员全部被审入狱。政权的合法化进程倒退。
但是，“党外”并未因此消失。80年底，“党外”入狱者的家属参加选举，高票当选。国际支持日隆。震撼当局。1981年地方选举，“党外”中央民意代表在县市推荐人选出战，获得极出色的成绩。从此，“党外”以准政党式的室内集会以及议会改革为主线了。
在这种情势下，当局意识到，镇压除了能暂时免除了对自己垄断权力的威胁外，并不能消灭反对运动，徒然增加社会与政权的两极对立，丧失统治合法性，受到国际孤立。即是说，镇压手段的代价已经比宽容要大得多，于是他们开始考虑调整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了。其核心，就是统治集团如何把反对力量吸纳入政治体制内的问题。
有鉴于此，历史之轮开始向这个方向滚动，以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抵达其“应许之地”——宪政民主的美丽岛。
回溯上述，不难看出，台湾之所以能够走民主化的今日，跟胡适为代表的这样一群知识份子的风格有相当的关系。他们是伟大的先驱者。而在海峡对岸的大陆，一直到八十年代，胡适都是一个遥远的模糊的妖魔化的存在，大陆民众甚至学界对之都都很隔膜。
但是，历史毕竟是不可能永久遮蔽的。
胡适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影响，是把一种久经考验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才能。从长远的影响来看，从正确性看，从与人性的黏结程度看，胡适在历史上，就对中国思想的影响而言，要超越陈独秀与鲁迅。若论及胡鲁二位，这里特别想指出，胡适是比较有建设性的，其思想相当健康。而鲁迅，基本上只有否定性，只是挖中国社会的黑暗面。而鲁迅在晚年思想逐渐左倾化，这一点实际上和中国后来的政治社会的悲剧发展有一定的关系。鲁迅诚然比较深刻，他对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极其痛恨，但是由于过于偏激，且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以后，恐怕对中国的知识界的影响，就不完全是正面的，有时候，甚至是负面的，这使他在晚年一度走入歧途。鲁迅在近代中国的否定性思潮中，占有很高的位置。但这种否定思潮后来流于一种虚无主义了。胡适给中国指出的路，像民主与科学，自由主义，是经得起考验的，这方面他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若仅有破坏而无建设来平衡，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一片废墟。简单说，鲁迅的思想很难作为一个建设社会的主流思想，或者说作为一个建设法治社会的主体思想。而胡适的思想则可以说和整个世界的文明潮流融合。比如胡适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关于人权，关于法治，关于民主，关于自由，他一生都坚守不渝。
胡适的基本形像，如果从人品学品两个方面说，他基本上是现代自由主义、理性精神、平实见解和宽容胸襟的代表。这样一种基本象征，对中国，不管是学术文化界包括对政治社会生活恐怕都是相当重要的。自由主义跟其它意识形态根本不一样的，在于它基本上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一套严格的形上学的理念，而且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确立的宪政体系，是对其他任何意识形态都开放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具有对意识形态的超越性。这个在中国现代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在中国提倡自由主义，是努力要让它变成一个普遍的态度，就是说个人的自由应该受到保障，但我也不被允许侵犯别人的自由，整个社会用法治来保障这种自由，杜绝人权侵犯。而这正是胡适当年身体力行的。所以，有关胡适思想与人格的研究，不单是为胡适进行个人申冤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攸关中国的未来。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是中国知识界来说，胡适先生的命运，他在中国的地位，必须有一个拨乱反正式的澄明。简言之，当代中国国民人格建设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就就是胡适精神的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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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Monday，February 25，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