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润好:法律背后也要平等——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解决三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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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面前和背后

九月二十九日,西南政法大学的客座教授刘先生,到广东省湛江市作“走好遵纪守法人生路”的法治教育讲座。在刘教授侃侃而谈至口乾舌燥端杯喝茶之际,一位中年干部举手问道:“尊敬的刘教授,您说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没意见,但请问如何解决法律背后的不平等,也就是法律背后的黑暗、腐败问题?”会场一阵哄笑,猝不及防的刘教授一时语塞。主持人连忙站起来说:“大家不要提出偏离主题的问题,要认真听好刘教授的讲课.”讲座这才得以进行下去。

“法律背后不平等”,这“笑话”里饱含着太多的心酸、无奈甚至悲剧。专制独裁的中共一直吹嘘“依法治国”,至今制定了包括“宪法”在内多如牛毛的法律法规,并且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成立有“依法治国(省、市、县)办公室”;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又郑重其事地推进依法治国。但历来有多少法律法规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呢?又有多少法律法规得到公正地贯彻执行呢?

为党立法何时了

中共是一党专制,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是由中共主导制定,并为中共的统治服务。例如,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四年修正版),竟然明目张胆地确立中共的领导地位,并以中共纲领为国家指导方针:“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历届全国人大委员长都强调“要以党的重要指导思想为指导”。二○一三年三月,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工作报告中,公然指出“人大立法是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张德江接任委员长后,在今年三月人大会议的分组讨论时,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宪法的几次修改情况说,“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全国人大都把党的重要主张和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载入宪法,变成国家和人民的意志。”

正是由于共党主导一切,中国大陆的宪法(修正)、法律制度、行政法规、各种条例、规章规定等等,都是按照中共的《党章》精神和当权者的意志制定的。例如一九九九年,中共要打压法轮功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马上秉承江泽民的旨意,于十月三十日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坚决取缔邪教组织,严厉惩治邪教组织的各种犯罪活动。”公然违反《宪法》“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为中共取缔法轮功鸣锣开道,令多少宗教人士遭到政法王罗干、周永康等刽子手惨无人道的迫害。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更是制定了无数对中共统治助桀为虐的法规。

权大于法何时休

为应付世界舆论,中共也装模作样地制定了一些“很好看”的法律法规,但从来就未真正落实过.一九八五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被记者提问“在中国是党大还是法大?”彭真如实回答道:“这个不好说”,惹得全场哄堂大笑,成为流传一时的笑话。中共干部大多土匪出身,为所欲为是他们的本性,根本就没什么民主意识、法律观念。一九八九年,面对广大爱国学生的反官倒、反腐败集会,邓小平和王震一声“杀掉二十万,至少稳定二十年”,不少优秀青年丧命天安门广场。《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被他们扔到九霄云外,中共就是这样依法治国!今天的中共干部继承着前辈的横行霸道本性。六月十日,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宣称“中央政府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八月三十一日再由人大常委通过决定,“对在香港当地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中央人民政府具有任命和不任命的最终决定权。”中共就是这样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香港人民被逼反了,九月二十八日开始,爆发了比七?一游行更加激烈的“占中”运动。

以钱乱法何时了

中共干部贪婪成性,个个嘴里高喊“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人人都在为人民币服务。大小官员无人不贪,违法乱纪.例如,原广东健力宝公司董事长张海,二○○七年被广东省佛山市中级法院以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张大老闆四处撒钱,看守所所长苦思冥想为其立功减刑,派出所长不辞劳苦为其“组织”材料,监狱方面再为其申报发明新型专利,广东高级法院、韶关市中级法院对其宣佈减刑。张大老闆仅呆四年就“刑满”释放,旋即出逃国外。从上到下大小官吏二十四人参与此案,轰动一时.类似这样的以钱乱法的事例可谓“罄竹难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综上所述,习近平反腐倡廉大显身手,但他这是为维护红墙不变色而清除异己和非红色后代官员而已。他有信心、有能力能解决为党立法、权大于法、以钱乱法三大问题吗?中共愿意放弃特权利益吗?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中共甘心接受人民的监督吗?各级官吏舍得放弃自己的财源吗?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2014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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